【杜耀明評論】施政危害國安官員無罪 立法拉闊官民權力差距

若如特區當局所說，2019年反修例運動是一場動亂，嚴重損害社會秩序，甚至危害國家安全，所以需要一套加辣的《國安法》，嚴刑峻法應對局面。那些直接及間接引發這場群眾運動的官員和機構，更是責無旁貸，需要承擔危害國安的法律責任。何以眼下國安立法未見討論？

更具體說，前特首林鄭月娥面對二百萬人上街反對，堅持不撤回「送中條例」，直至社會抗爭運動的規模擴大，暴力程度升級，才於三個月之後，宣布撤回修例建議，但繼續拒絕成立調查委員會，追究官民衝突的原因和責任，結果令政府失去民意支持，長期站在多數人的對立面，社會亦沒法復常。

又如警方，當年六月十二日開始，以槍彈鎮壓包圍立法會的和平示威群眾，導致多人受傷，更把示威行動定性為暴動，引起市民強烈不滿，警民關係自此破裂。根據一項學術研究的調查發現，多數人投身反修例運動，以至越走越前，又或者和平示威者對群眾運動的暴力程度升級深表同情，都出於不滿警暴行為，同時討厭當局拒不調查警暴，也沒有盡力修補社會撕裂。

民無信不立。施政違背民心，加上警暴歷歷在目，明顯令市民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導致反修例運動持續而且升級，社會動盪不安。因此維護國家安全，不能單單針對民間，也需要有力約制官方的失當行為，確保施政以民為本，沒理由放過那些冥頑不靈，故意挑釁民眾情緒，嚴重撕裂社會的官方決策和行動。

不過，官方的國安法諮詢文件卻嚴寬無度，一方面寬宏大量，對於官員施政錯誤導致政府面對真正或潛在的重大衝擊不加懲罰，甚至毫無戒備，另一方面則擴闊國家安全觀念，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達到二十個，可說無所不包，任何事都可納入國家安全的規管。同時，國安立法的的範圍也遠遠超過《基本法》所規定的七類活動，而增加國家權力的目的，不僅是要克服真實的國安問題，還足可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

可圈可點之處在於「可能出現」四個字。所謂可能出現，意思是不一定會出現，代表《國安法》的任務除了打擊真正導致國安風險的行為（官方造成的不計），還包括未必會帶來風險的行動。換言之，《國安法》是授權官方超大權力，不必計較針對的對象及行動是否一定或者有頗大機會引起國安風險，只要認定有可能出問題，即使機會不大，都可以一概趕盡殺絕。因此，政府取締的範圍不止於帶有暴力的反政府行動，也包括那些不暴力但被視為有意圖煽動仇恨政府的行動，否則任其發展下去，有可能（雖然不一定）演變成暴力對抗，所以政府需要先發制人。

同樣，行動源於思想和言論，當局也不會放過言論。國安立法首先要取締指為有意煽動仇恨政府的言論，即使不涉及鼓吹暴力的言論，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絕對不能手軟，以免言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變成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然後再演變成顛覆國家的活動。但怎樣可以由言論變成暴亂，兩者有何直接及即時的因果關係，便不見諮詢文件論述了。

如此國家安全觀念，除了嚴厲對待民間，寬厚對待官員，更建基於一套香港人非常陌生的價值觀。首先是官員原來覺得自己沒有施政失誤，2019年衝擊香港的群眾運動與他們無關，因為一切問題源自「反中亂港」的香港壞分子，加上外國勢力推波助瀾，官員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其次是執政者強行立法加上警暴沒問題，反而由兩者引起的強烈民間反抗，以至批評政府和發洩不滿的聲音，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因此通過國安立法，嚴刑峻法，擴張以言入罪的範圍，便可以解決指出問題的人，所謂施政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最後是政府處事大可亮劍多於爭取民意，以鎮壓反對力量和異見聲音，多於以事實、論據和價值觀贏取多數香港人的支持，顯示無意把施政建基於民意認同之上。從諮詢文件看到，一個無視施政失敗可引起社會危機的特區政府，雖然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握有更大權力，但還感到特區的問題出於權力太少不是太多，市民的自由是太多不是太少，他日在新國安法的庇蔭下，官民權力強弱懸殊的差距進一步拉濶，下一步香港往何處去，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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