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最近在读冯客三部曲以及他的《独裁者养成之路》，馮客所打造的凡人視角，則提供了最直觀也最觸動心弦的整體圖像。三部曲最出色的，就是還原這30年間一般人在政治風暴不斷衝擊下的生活樣貌。被扭曲的人性，在作者引導舖陳下「神入」書中每一頁，讀來身歷其境，膽顫心驚。
摧毀常識、強制服從、碾碎尊嚴！毛主席統治下的凡人浩劫史──讀「馮客三部曲」
作者:翁稷安
我們往往不自覺的以為歷史是不斷往前進步的，線性歷史觀是人性某種天真的投射，希望自己身處在最好的時代，擁有值得期待的明日。然而，現實世界多半容不下天真，歷史發展多半還是應了那句「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的老話，許多錯誤輪迴上演，帶來悲劇。
中國近代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1961-）於2010年出版了《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隔年很快有中文譯本，該書及後續出版的《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在當時史學界掀起不小波瀾。學界的專業論辯，在此不加詳述，無論評價為何，皆承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直充滿著禁忌，大量資料未曾公開，限制了研究的開展，但在檔案法頒布後，數千份中央及地方的檔案一度對外開放，馮客於是發揮史家基本功，大量使用各級檔案館資料，拼湊出不同於過往官方或上層知識分子的庶民觀點。
馮客1961年出生荷蘭，於瑞士日內瓦大學完成大學教育，短暫居住中國後，前往倫敦，1990年取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並於該校任教。2006年，他前往香港大學擔任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迄今。他早年的研究受到當時史學界「新文化史」浪潮影響，議題多元，從幾本專書題名：《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不完善的概念：中國的醫學知識、生育缺陷和優生學》、《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麻醉文化：中國毒品史》，便可看出他關注的廣泛，不畏挑戰學界新興領域的企圖心。細觀這些書籍，可覓得一貫穿的主旨關懷：
國家權力如何以不同方式形塑人們的日常生活，哪怕是最個人的私領域。
《毛澤東的大饑荒》、《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可視為此關懷的延伸，並聚焦於毛澤東統治下的百姓生活。此三部曲有二大特色：一是書寫格局與規模擴大，再也沒有比高舉意識型態、對人民公私領域進行「大改造」的過程，更能彰顯國家權力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毀滅；另一方面，可看到馮客寫作筆法的進化，此前其論著多屬「專論」，而這三部曲展現高明的敘述技巧，不但秉持專業規範，還打造出更貼近一般讀者閱讀的「通史」。
他以1945年國共內戰為起點，止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離世，依時序分三個階段描述毛主政下的中國：
《解放的悲劇》（1945-1957）聚焦中共建權之後，經由一波波「改造」，創造「共產黨主義新人」的極端過程。而「解放」的美好承諾，在50年代末逐漸走向幻滅。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敘述毛推動的「大躍進」運動讓中國變成人間煉獄。書中推估死亡人數至少4500萬人，並直指此為人禍，不管筆法和立論都替全系列奠立基調。（本書在台絕版已久，此時重譯上市，實為珍貴。譯者蕭葉譯筆優美流暢，在許多專用名詞和細節推敲上花費心力，使整體編譯品質大幅提升。）
《文化大革命》（1962-1976）則承繼一貫的民間視角，詳述十年文革的風風雨雨，除了再現文革的殘暴和醜陋，由下而上的觀察，也勾勒出某種訴諸於陽奉陰違的社會堅韌。
在台灣，相關專業書籍不難獲得，如陳永發院士對中共歷史完整剖析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研究文革的經典《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楊繼繩關於大飢荒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或香港中文大學的《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乃至諸多個人回憶錄，如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等，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閱。
馮客所打造的凡人視角，則提供了最直觀也最觸動心弦的整體圖像。三部曲最出色的，就是還原這30年間一般人在政治風暴不斷衝擊下的生活樣貌。被扭曲的人性，在作者引導舖陳下「神入」書中每一頁，讀來身歷其境，膽顫心驚。
譬如《解放的悲劇》裡，人們在提交共犯的「業績」壓力下，捕風捉影尋找鬥爭對象，將嫌疑人的頭塞進馬桶、埋在雪中、跪在燙灰上，屈打成招。或者，這一切政治整肅、思想改造最具代表的象徵──設置集中營，進行肉體酷刑、「自我批評」和「教育大會」等精神侵犯與尊嚴剝奪，如親歷者所言：「思想改造就是對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的自我清算。」許多人被逼得選擇自殺。
在《毛澤東的大饑荒》也看到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產能數字，無視成本、代價和良知，例如，北京一家染料廠一年內售出120噸有害色素用於食品添加劑；或一批7800萬瓶過期盤尼西林流入市場，完全不受管控，因為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廢品，甲的廢品就是乙的糧食。」高層天馬行空狂想，下層官僚粉飾太平，結果導致大饑荒，人民不惜吃土吃石頭，甚至吃屍體。
《文化大革命》裡的歷史場景，對台灣讀者較不陌生，但讀到在蘭州武裝的造反派，光天化日之下，用自製標槍刺傷、刺死他人，街道滿布屍體；或者下鄉的學生，在江西和雲南每 6人就有一人得到慢性病，從肝癌到心臟病都有，發配到北方的則因缺碘而甲狀腺腫大，年輕女性被性侵更時有所聞。這些紀錄令人難以置信──不只是史實的殘酷，更是獨裁所能造成的瘋狂程度。
這三部曲當然是針對特定時空背景而寫成，然而某些段落所體現的邏輯，在數十年後的今日看來卻莫名熟悉，也處處可見史家真切的當代關懷，呼應著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的史識。
這或許是膽顫心驚之餘，應進一步思考的。如同馮克在新著《獨裁者養成之路》揭示的： 20世紀的獨裁者們雖然崛起背景各異，仍有一普遍性，即對「個人崇拜」和「恐怖政治」的仰賴。三部曲中那些不可思議的情節，可視為兩者在20世紀後半中國的作用及後果。《獨裁者養成之路》裡這段話，亦解釋了三部曲中的瘋狂行徑：
「個人崇拜的目的，並不是要讓人相信或被說服，而是要製造混亂、摧毀常識、強制服從，讓每個人變得孤立並碾碎他們的尊嚴。人們必須自我審查，並且反過來監視他人，譴責那些對領袖獻殷勤不夠真誠的人。」
也許，進步從來不是必然，但進步並非全然絕望的空想，唯有經由情感不斷的重返過去，以理性不停的思索現在，才能擁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未來。《毛澤東的大饑荒》、《解放的悲劇》、《文化大革命》正提供了這樣的閱讀經驗，是每個關注當下的人都不應錯過的史著。
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
作者： 馮客
原文作者： Frank Dikötter
譯者： 蕭葉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1/07/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500元
★★★馮客經典作品全新中文譯本★★★
★英國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得獎作品★
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權威鉅著，了解20世紀中國史必讀之書
一場奪去至少4500萬人性命的大饑荒，是天災還是人禍？
一部傑出的歷史調查，揭示了世界歷史上最惡劣的罪行之一
「這本書比你讀過的任何一本書都要可怕，那些毫無人性的人，特別是被意識形態主宰的人，令每一頁都不忍卒睹……震懾人心……馮客為歷史做出了貢獻，也為中國人——等他們有朝一日能夠讀到這本書時——做出了貢獻。」——《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中國近代史上最瘋狂、黑暗、悲慘的一頁
二十世紀最大人禍真相的解密與重構
1958至1962年，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毛澤東將全國推向大躍進的狂潮，企圖以這種方式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這場試驗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馮客用精彩的文筆和豐富的細節，為我們呈現了一段被人們廣為猜測卻從未得知全貌的歷史。他查閱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檔案——不只中央檔案，還有各省省級檔案館，與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所藏資料，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祕密的民意調查與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這些檔案長久以來一直對外界保密，只有少數最受黨信任的歷史學者才能查閱，但在檔案法頒布之後，數千份中央及地方的檔案一度對外開放，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方法。也是透過這些檔案，馮客得以拼湊出那段中國官方亟欲遺忘、不欲人知的過往。
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立刻引起國際間的重視與討論，更贏得英國最具代表性的非小說類書獎——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後改稱巴美列．捷福獎 Baillie Gifford Prize）。評審團給予此書高度讚譽，有位評審稱「本書不僅在當下顯得重要，隨著中國在世界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更為人所重視，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變得更為重要。」另一位評審則稱，馮客之作完全改變了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認識。過去西方世界談論二十世紀獨裁政權帶來的災難，多半聚焦希特勒與史達林，《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則讓許多西方讀者警覺，當代中國也曾發生過這麼一段悲劇般的歷史。
當年的毛澤東想透過大躍進把中國提升為超級大國，並藉此向世人證明共產主義的力量，但終究痴人說夢，事與願違。然而在馮客之前，從未有人如此明確地證明這一點。大躍進運動最終發展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殺戮之一」——至少四、五千萬人因過度勞累、飢餓或遭毒打而死；不僅如此，它還造成人類歷史上對建築物最大規模的崩毀、對自然環境帶來災難性的破壞。馮客透過龐雜檔案研究及內部人士採訪，以生動的敘述，把決策層的內幕與百姓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為死者和弱者發聲，這種寫法在同類題材的研究中絕無僅有，深刻挖掘出最貼近史實的闃黑面貌，令人怵目驚心、更令人掩卷嘆息。
《毛澤東的大饑荒》是想要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必讀之作。本次推出的新譯本，全面改正了原譯本的錯誤與疏漏，也讓馮客的經典作品以更為貼近原作的模樣，忠實呈現於中文世界的讀者面前。幾十年過去了，但往事並未如煙，當年那段時代的黑暗、政治的瘋狂，以及許許多多消逝在歷史中的無辜生命，都將因馮客的書寫而被世人所記憶。
強力推薦
余敏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李志德〈鏡文學副總編輯、資深媒體工作者〉
汪浩〈作家、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陳耀煌〈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黃克武〈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員〉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國際讚譽
一部傑出的歷史調查，揭示了世界歷史上最惡劣的罪行之一。
本書揭示了（大饑荒）的恐怖程度，對於任何想了解二十世紀歷史的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必讀的佳作。——《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勇氣和才華兼備。
這本書的成就無與倫比，它向世人證明毛澤東導致了那場大饑荒……正因為有本書這樣如此傑出的研究，數百萬逝者的後人才得以了解發生在他們先輩身上的悲劇。
馮客重構了中國大躍進運動導致的悲劇，證明毛澤東是歷史上最大的惡魔之一……馮客的筆調冷靜節制，他讓書中的人物為自己發聲。
馮客這項出色的研究，告訴我們大饑荒如何將1950年代的大躍進和1960年代席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透過他的研究，中國人民終於知道了那些歷史罪人的名字，儘管對大多數人來說，如今追究他們的責任已經為時過晚了。——《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本書是對歷史上規模最大、最致命的一次饑荒所做的最具權威性、最全面的研究。——張戎，《鴻》、《毛澤東》、《慈禧》暢銷傳記作家
引人入勝……透過對檔案的細緻分析，馮客的研究證明毛澤東政權造成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人為的饑荒」。——《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
一項勇敢的研究……揭示了災難的全部含義。——《經濟學人》（Economist）
《毛澤東的大饑荒》用前所未有的細節揭示了一個可怕的故事。——《獨立報》（Independent）
講述了一個令人痛心的故事。——《星期日標準報》（Evening Standard）
一流的研究。
人們會記住，身為統治者的毛澤東發動和主導了人類歷史上破壞性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毛在中國歷史上的形象從此明確無疑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馮客的這本書幫助人們認清了毛的真面目。——《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這本書讓毛聲譽掃地，淪為希特勒和史達林一類的惡魔……對於毛的種種恐怖罪行，本書做了最好、最新的呈現。無論是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還是想了解真實中國的一般讀者，都會從馮客的研究中獲益。遲早有一天，中國人也會稱讚他。——《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一個國家透過全民動員，企圖迅速實現工業和農業的現代化，以創造一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最終卻因官員的腐敗和無能而失敗，並導致四千五百萬人喪生。本書用生動的細節和求真的勇氣講述了這個故事。——《泰晤士報》（The Times）
馮客流暢的敘事使這本書讀來令人著迷。——《都市日報》（Metro）
本書是一本傑作。馮客教授做了細緻的研究，通過鑽研中文檔案，他揭示了許多驚人的細節，同時提出了深刻的洞見。這本書讓人們對大饑荒有了許多新的認識，但最重要的是提醒我們，二十世紀的歷史需要加以重新審視。——賈斯柏．貝克（Jasper Backer），《旁觀者》（Spectator）
馮客用冷峻的筆墨，對毛的個性和心理進行了深刻描繪，證明毛確實是一個性情殘酷卻又懦弱卑怯、冷酷無情而又報復心極強的人……描寫得非常坦率。——《紐約客》（New Yorker）
本書基於最新的研究，用高超的敘事技巧，講述了一場造成四千五百萬人死亡的人為的大饑荒。作者對毛的宮廷政治描述得引人入勝，刻畫了從獨裁者及其黨羽到普通村夫的眾多人物。——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史達林：紅沙皇宮》（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作者
本書基於新近開放的檔案資料，對中國的大躍進運動秉筆直書……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毛骨悚然。中國歷史上如此黑暗的一頁，亟待人們更進一步的研究。——《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本書呈現了大量關於苦難的敘述，其中既有統計資料，也有殘酷的事例，還有對災難負有責任的領導人的自我辯解。——《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書比你讀過的任何一本書都要可怕，那些毫無人性的人，特別是被意識形態主宰的人，令每一頁都不忍卒睹……震懾人心……馮客為歷史做出了貢獻，也為中國人——等他們有朝一日能夠讀到這本書時——做出了貢獻。——《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一本傑作，定義了學術的新標竿。——《台北時報》（Taipei Times）
令人震驚。——邁克爾．博利格（Michael Burleigh），《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
聞所未聞，令人痛心。——《倫敦旗幟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
一本傑作，其內容不僅是關於中國的現代史，更告訴我們在一個專制的國家裡，領導人的一個簡單想法，在大肆宣傳之下，可以給國家招致怎樣的災禍——在這本書中，災禍的程度已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作者簡介
馮客 Frank Dikö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其撰述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像是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近作有《獨裁者養成之路》。目前定居香港。www.frankdikotter.com
譯者簡介
蕭葉
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表及出版相關中英文論文、書評與譯著若干。
前言
大事記
第一部 追逐烏托邦
1. 兩個對手
2. 競爭開始
3. 清洗隊伍
4. 衝鋒號
5. 放衛星
6. 炮擊金門
7. 人民公社
8. 大煉鋼鐵
第二部通向死亡
9. 危險信號
10. 大採購
11. 被勝利沖昏頭腦
12. 真相的終結
13. 壓制異議
14. 中蘇分裂
15. 資本主義的糧食
16. 尋找出路
第三部破壞
17. 農業
18. 工業
19. 貿易
20. 住房
21. 自然
第四部活命
22. 饑荒中的盛宴
23. 形形色色的交易
24. 偷偷摸摸
25.「敬愛的毛主席」
26. 搶劫和造反
27. 逃荒
第五部弱勢群體
28. 兒童
29. 婦女
30. 老人
第六部死亡的方式
31. 事故
32. 疾病
33. 集中營
34. 暴力
35. 恐怖之地
36. 人相食
37. 算總帳
結語
致謝
資料來源
參考書目
注釋
前言（節錄）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試圖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毛認為，只要充分利用中國的物力和人力，就可以帶領這個國家全速前進，超越其競爭對手。他決定拋棄單純強調工業生產的蘇聯模式，轉而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動員無數農民參與運動，推動農業和工業的雙重轉型，從而一舉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使工農業產量同時大幅增加，迅速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了建成這樣的烏托邦，所有資源都必須實行集體化，第一步就是把農民集中到一起，組成規模龐大的人民公社。結果，無數農民被剝奪了工作、住房、土地和財產，食物也少得可憐，而且只能由公共食堂根據每個人勞動能力的大小進行分配，迫使大家不得不服從黨的指令。與此同時，近半數的農民還得沒日沒夜地幹活，參與修建各類水利工程。許多人為此背井離鄉，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休息。最終，毛的這場「大躍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
近代人類歷史上，如波爾布特、希特勒和史達林等獨裁者都曾製造過類似的人為災難。但「大躍進」的獨特之處在於，人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真實情況至今仍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中共的檔案長期不予公開，只有少數受黨絕對信任的歷史學家才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不過，中國最近新頒布了一部檔案法，向歷史學家開放了大批檔案，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時代的方法。本書的研究，就是基於筆者在數年內從幾十個中共檔案館所查閱的一千多件檔案材料。筆者曾到訪過北京的外交部檔案館，也去過河北、山東、甘肅、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和廣東的省級檔案館，還有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縣級檔案館雖然規模較小，但收藏的資料同樣寶貴。本書運用的檔案資料內容豐富，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記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對人口大規模死亡負有責任的地方領導人的認罪書、大躍進後期各地工作小組對饑荒情況的調查報告、關於農民抵抗集體化的情況彙報、祕密的民意調查、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 這些為數眾多、種類豐富的資料改變了我們對大躍進的認知。例如，關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目前研究者只能依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如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統計）進行推測，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一千五百萬至三千二百萬。然而，當時由公安部門匯總的數字以及在大躍進的最後幾個月由各地黨委編寫的祕密報告卻表明，這些推測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情況。本書的研究表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人們常用「饑荒」或「大饑荒」來描述那四五年的情況，但這些詞並不能反映在那場極端的集體化運動中人們死亡的各種方式，而且還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人口的死亡是由於基層政府對中央的經濟政策執行不力而無意造成的後果——這種說法事實上流傳甚廣。許多人並未將「大躍進」與大規模的殺戮聯繫在一起，而是將其與柬埔寨和蘇聯的大饑荒相提並論。經此比較，中國的問題反而顯得不那麼嚴重了。然而，本書有新的證據表明，強迫、恐懼和有組織的暴力才是「大躍進」得以實施的基礎。由於共產黨有嚴格的報告制度，我們得以從這些黨內部的報告中發現，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大約有百分之六至八的受害者（總數至少達到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折磨至死或被草率處死的，還有許多受害者因被故意剝奪口糧而餓死。此外，更多的人因為年老、體弱或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結果無法掙得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資。事實證明，無數受害者是出於種種原因被選擇性地殺害的：有的人因為有錢被殺害，有的人因為勞動偷懶被殺害，有的人因為敢於直言被殺害，有些則僅僅因為公共食堂的打飯師傅看他們不順眼而被殺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另外，還有不計其數者因為得不到基本的醫療和照顧而間接地死於饑荒——事實上，迫於完成上級任務的壓力，地方幹部只重視產量的統計數字，根本無視活生生的個體生命。
「大躍進」本是為了追求物質的富足，結果卻導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殺戮之一，而且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工業和運輸業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因為將鋼鐵視為社會進步的一項關鍵指標，各地紛紛把鍋碗瓢盆和金屬製品扔進小高爐裡煉鋼。農村大規模修建豬圈，計畫向每家每戶供應豬肉，結果卻是大批牲畜死於疾病和饑餓，或被屠宰後出口，根本未分到老百姓的碗裡。對原料的集中分配和對產量的盲目追求，反而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每個人都想抄捷徑，一味追求提高產量，結果卻生產出大量次品，堆積在鐵道兩旁。腐敗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醬油，大到水壩，產品的品質普遍堪憂。運輸系統負荷過重，幾近癱瘓，總值過億的產品積壓在餐廳、宿舍甚至馬路上，任其腐爛生鏽卻無人問津。農民們天天吃草嚥土，田裡的莊稼卻無人收割。還有比這個更低效、更浪費的經濟體制嗎？
本書還展示了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努力如何導致人類歷史上對私人財產最大規模的剝奪——其規模甚至超過了二戰中任何一次大轟炸造成的破壞。為了給更美好的未來讓路，或者僅僅為了懲罰房屋的主人，百分之四十的私人住宅被夷為平地。大片土地被徵用來興建化肥廠、公共食堂，或者修建道路、重新安置村民。大自然也在劫難逃。到底有多少森林在「大躍進」中被毀，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如此長期而密集地對自然環境的侵害，導致有些省分的林木損失過半。河流和水道也因此遭殃。全國各地動員了數億農民，耗費無數人力物力興修水壩和運河，結果許多地方未受其益，反受其害，出現山體滑坡、河道淤積、土地鹽鹼化、甚至洪水氾濫。
由此可見，本書的重點並非局限於饑荒本身。基於大量驚人的細節，本書描繪了一個幾近崩潰的社會經濟體系，而毛澤東曾對這一體系寄予厚望。當災難發生時，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一尊地位，毛對持批評意見者予以無情的打擊。而當饑荒結束時，黨內出現了強烈反對毛的聲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毛不得不發動文革，將整個國家攪得天翻地覆。因此可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關鍵事件就是「大躍進」。任何人想要理解共產中國的歷史，首先必須將「大躍進」視為毛時代最為核心的事件來看待。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當現代世界掙扎於自由和控制之間時，「大躍進」的悲劇提醒人們，期待以國家計畫來解決社會失範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34 暴力
中共政權建立於恐怖和暴力之上。恐怖必須專橫而無情，這樣才有震懾的效果，不必殺掉許多人，但必須讓每個人害怕，也就是俗話說的「殺雞儆猴」。在北京附近的通州，那些強迫村民下跪的幹部稱這種做法叫「罰一儆百」。
然而，「大躍進」期間，農村出現的情況與上述性質完全不同：暴力不再是透過懲罰少數人來恐嚇大多數人的策略，而是成為一種常規的控制工具，其針對的目標可以是遊手好閒者，也可以是阻撓或抗議政府政策的人，更不用說絕大多數有偷竊行為的普通農民了。事實上，「大躍進」摧毀了農民勞動的所有動力：土地歸國家所有；種出的糧食也必須上交國家，而且價格通常比成本還低；私人的牲畜、勞動工具和日常用品也歸集體共有，甚至連房子也被沒收。與此同時，地方幹部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了完成和超額達到各類生產指標，他們不得不無情地榨乾農民的勞力。
在「大躍進」初期，政府的宣傳造勢或許有助於運動的開展，但農民們不得不每天參加各種會議，普遍出現睡眠不足的問題。李婆婆在談到四川的情況時回憶說：每天都要開會，到處是大喇叭。集體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開會，有時一個會議要持續好幾天。但這些會議絕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論壇，一般民眾根本沒有發言的機會，他們只能坐在下面，聽幹部一連幾個小時聲嘶力竭地說教、恐嚇和威脅。會議常常開到很晚才結束，半夜時分大家又被叫醒下田幹活。到了農忙季節，許多人每天的睡眠時間不足三、四個小時。
農民們累死累活，只換來一次次烏托邦式的許諾。久而久之，沒有人再相信空洞的宣傳了，當局唯有以暴力相威脅，才能迫使這支疲憊不堪的勞動大軍繼續服從其指揮。然而，無論飢餓、痛苦還是死亡，似乎都無法激發農民的幹勁，幹部們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訴諸暴力，對農民的強迫力度不斷加強，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棍子是首選的武器。它價格便宜，用途廣泛，一棒下去就能給落後分子深刻的教訓，即使偶有頑固反抗者，也經不起一連串的敲打，有人還被幹部吊起來打，直打到渾身青紫，有人則被迫跪在破碎的貝殼上挨打。陳武雄因為拒絕到離家較遠的水利工地上勞動，被迫跪在地上，雙手捧著一根粗重的木頭舉過頭頂，一名叫陳龍祥的幹部則不斷用棍子抽打他的身體。得了水腫病的人被棍子一打，就有液體從毛孔裡滲出。欽縣那彭公社的盧景福就是這樣被一群人打得「水都流出來了」，公社黨委書記任忠光盛怒之下，又打了他二十分鐘。
黨員幹部經常帶頭打人。當地黨委在調查清遠縣某公社時報告說，公社第一書記鄧中興為了完成徵糧的指標，親自動手打了二百多個農民，其中十四人被打死。在湖南花明樓水庫幹活的劉生茂病得不能上工，結果被大隊書記打得腦漿四濺，而且人死了之後，大隊書記仍遏止不住怒火，繼續毆打其屍體。湖南某公社黨委書記歐德生獨自一人打了一百五十個農民，其中四人被打死。他對新黨員說：「要入黨就要會打人。」被派往道縣的調查組則報告，當地到處都是「刑場」，農民經常被打，有個小組長打死十三人，後來又有九人死於重傷。在南海縣，生產隊長梁彥龍每天懷揣三把槍，穿著皮大衣在村子裡耀武揚威。在河北，一名叫李獻春的小組長每天給自己注射嗎啡，然後穿著鮮紅的褲子在村子裡晃來晃去，看誰不順眼就任意打罵。
共產黨的幹部聲稱要為人民服務，但從無數的檔案和報告來看，全國約有一半的幹部經常毆打老百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冬，在湖南黃材水庫工作的一萬六千名農民工中，有四千人遭受過幹部踢打，其中四百人因此死亡。在廣東羅定的一個公社，半數以上的幹部喜歡打人，被棍棒打死的農民有近百人之多。另據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一九六○年河南信陽死了一百多萬人，其中大部分是餓死，但約有六萬七千人是被民兵毆打致死。
棍子是幹部們最常用的工具，但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其他手段來懲罰不服管教的農民。為了強迫飢腸轆轆的農民繼續上工，幹部們想出了各種殘忍的辦法，其暴力程度超出常人的想像。例如，他們經常把懲罰的對象扔進池塘，有時捆著手腳，有時則剝去衣服。廣東羅定有個十歲的男孩，因為偷了幾稈麥子，竟被幹部綁起來扔進沼澤，沒過幾天這個男孩就死了。
還有許多人被幹部剝光衣服，扔在寒冷的戶外。朱玉發偷了一公斤豆子，結果被罰了一百二十元。幹部還沒收了他的衣服、被子和蓆子，並把他的衣服扒光，拉到鬥爭大會上挨鬥。在廣東的一個公社，數千人在冬天被迫從事繁重的勞動，偷懶者則會被剝光衣服。在另一處水庫工地上，雖然氣溫降到了零下，但為了趕工期，幹部仍驅使四百多名農民日夜不停地工作，卻不給他們禦寒的棉衣，孕婦也得不到任何照顧，甚至有幹部認為，天氣越冷，工人幹活才越賣力。在湖南瀏陽，三百名男男女女被迫在雪地裡赤裸著上身勞動，結果有七分之一的人因此送命。
到了夏天，幹部則會罰農民在太陽下曝晒，而且必須同時雙臂平伸，或者跪在石頭或碎玻璃上。從南方的四川到北方的遼寧，這類懲罰非常普遍。還有幹部用滾燙的東西燙傷農民，或者用燒熱的針戳傷肚臍。在嶺背公社的一個水庫工地上，抱怨辛苦的工人會遭到民兵炙燙。在河北，有人被燒紅的鐵塊烙上印記。在四川，有少數人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還有人被幹部用沸水澆傷，不過由於缺乏燃料，更常見的是往人身上潑尿液和糞便。一位八十歲的老婦人告發小組長偷米，結果被幹部潑了一身尿。在汕頭附近的龍歸公社，跟不上工作進度的人則被推到糞堆裡，還被迫喝尿，有些人雙手也被燒傷。在另一個地方，幹部把稀釋後的排泄物灌進一個農民的嘴裡。一個叫黃炳銀的農民因為飢餓偷了一隻雞，結果被村長抓住，被迫吞下牛糞。劉得勝因為偷了一個番薯被淋了一身尿，隨後幹部把他和妻兒一起推進糞堆。他緊閉嘴唇，幹部就用鉗子把他的嘴撬開。三週後，劉德勝死了。
對身體的殘害極其普遍，有人頭髮被拔光，有人耳朵和鼻子被割掉。在廣東，陳狄因為偷糧，被一名叫陳秋的民兵綁起來割掉一隻耳朵。王自友因為挖了一顆馬鈴薯，結果被割掉一隻耳朵，雙腿被鐵絲綁住，背上壓了一塊十公斤的石頭，還被鐵塊烙上印記—這起案件事後被上報到中央。在湖南省沅陵縣，幹部不僅毆打農民，還用燒紅的鐵塊燙他們的腳，往鼻子裡塞辣椒，甚至把耳朵釘在牆上。在湖南瀏陽，幹部用鐵絲捆綁農民。在四川簡陽，有小偷的耳朵被鐵絲穿透，上面掛著寫有「慣偷」字樣的牌子。還有人的指甲縫裡被插進縫衣針。在廣東的一些地方，幹部用給牛注射用的針頭往人體裡打鹽水。
有時夫妻之間被迫互相毆打，甚至有人因此被打死。二○○六年筆者曾採訪了一位老人，他回憶當年村裡有一位老婦人，因為從樹林裡撿了一些木頭，結果被幹部綁在廟裡，而他和其他年輕人則被迫對她進行毆打。講到這裡，他開始默默地啜泣。
有時候，幹部會下令把要懲罰的對象拉出去假裝處決或活埋，有些人則真的遭到活埋，這樣的事在湖南很多。許多人被單獨關在地窖裡，一開始會瘋狂地叫喊和拍門，最後精疲力竭地在沉默中死去。這種情況極為普遍。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視察鳳嶺時，對這個問題尤其關注。
痛苦往往與羞辱相伴。到處有人被遊街示眾，有的戴著高帽子，有的胸前掛著牌子，有的則赤身裸體。有人臉上被塗了黑墨水，有人的頭髮被剃成「陰陽頭」，口頭的叱罵更是家常便飯。十年後紅衛兵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這些行為的翻版。
死人也會受到懲罰。許多人被打死後屍體就扔在路邊，任其腐爛。依照民間的說法，這些未經安葬的死者將永遠成為孤魂野鬼。有些人下葬後也要受到汙辱，如廣東的龍歸公社，一九五九年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屍體被草草地埋在路邊，旁邊插著牌子，上面寫著「懶漢」。在湖南石門，毛炳香一家全部餓死後，生產隊長堅決不許下葬，結果一個星期後，屍體的眼睛都被老鼠啃掉了。當地的村民後來對調查人員說：「現在人不如狗，死了都沒有人埋。」
有些人與當地幹部發生衝突後死去，而收屍的家人也會受到牽連。一位七十歲的老婦人為飢餓所迫而上吊自殺，正在田裡幹活的女兒得知消息後，扔下手頭的工作慌慌張張趕回家，哪知幹部認為她違反了勞動紀律，追上去一拳打在她的頭上，待她倒地後，又對其上半身一頓猛踢，致其終身殘疾。老婦人的屍體擺在家中無人過問，幾天後開始腐爛，可是幹部竟指著老婦人的屍體對她女兒說：「你們守著把她吃掉。」對死者最大的褻瀆是把屍體剁碎後當作肥料。因為自己的孩子偷了幾顆蠶豆，鄧大明竟被民兵活活打死。不僅如此，他所在公社的黨委書記亶倪明竟然下令，把鄧大明的屍體割成塊、漚成肥料澆到南瓜田裡。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45–1957
作者： 馮客
原文作者： Frank Dikötter
譯者： 蕭葉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20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50元
歷史傳記暢銷作家張戎：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質疑各項政策的黨員……
他們才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但他們的故事幾乎被歷史淹沒
以人民視角書寫中國革命史的最新觀點！揭開毛澤東宣傳假面，還原中共建國真相！
人民發聲的歷史，是正史難以承載的生命重量。來自中國檔案館的大量證據，揭開黃金時代的恐怖真相！
中國共產黨將1949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解放後，廣大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共產黨政權建立不到十年，已經無人敢反對毛主席。
首當其衝的是地主，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土地改革，其實是黨和窮人之間的血腥交易、一場精心策劃的殺戮，導致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接著是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目地是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甚至設定了殺人指標。為達成殺人指標，幹部們往往只是隨機挑選殺害對象，最後有將近兩百萬人遇害。然後是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多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談話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當代中國史學家、《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作者馮客擷取近年才得以公開的檔案資料。他所蒐集的數百份來自中國各檔案館、從未解密的檔案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輔以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勾勒出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那些早期的親歷者所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透過這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故事，讀者獲致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穿透中共宣傳的表相，接櫫毛澤東政權下最慘烈的時代悲劇。
得獎記錄
《周日泰晤士報》年度歷史好書、入圍歐威爾獎
《觀察家報》、《華爾街日報》、《科克斯評論》、《出版人週刊》、《紐約書評》、《時代雜誌》、《衛報》、《金融時報》……推薦！
國際知名學者專家、媒體一致推薦
對毛澤東殘暴王朝極具吸引力、精彩的描繪，奠基於最新的研究，而書寫則帶有巨大的敘事感染力──非常吸引人。──蒙提費歐里，著名歷史學家
對世上巨大罪行之一進行歷史調查的傑作。──《新政治家》
一本精彩絕倫的書，任何對近代中國史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它，任何關心專制的國家領導人如何藉由傳播一個簡單的想法而導致一場國家災難的人，也都應該讀它，不過這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想像力。──《觀察家報》
馮客《解放的悲劇》迫使毛澤東的信徒面對現實，並且有所成長。馮客先生以《毛澤東的大饑荒》以及《解放的悲劇》作為三部曲之首二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我在北京擔任外交官，並親眼目睹文化大革命，因此我非常期待馮客先生在第三部的分析。──喬治‧瓦登，《華爾街日報》
如同在前一部作品中所做的，馮客涉入醜陋的現實之中……（並且）統整其嚴肅之研究，以呈現毛澤東如何持續地灌輸人民不當思想，只為了殘酷地役使人民。在毛澤東信條的「華麗表面」之下，作者巧妙地揭露暴力與苦難。──《科克斯評論》
馮客出版於二○一○年的《毛澤東的大饑荒》贏得二○一一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 for Non-Fiction），而其前傳一樣精彩並且緊扣人心……是對這段殘酷歷史的重要研究。──《出版人週刊》
關於中國共產革命的精彩報導。這場革命讓數億人民遭受暴力、面對脅迫，也無法等到承諾兌現的一日。中國政府嚴禁討論這段歷史，但對任何想了解當前北京政權的人來說，這本書能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知識。──安‧艾普邦姆，《古拉格的歷史》作者
一黨獨大的國家控制過去一如他們控制群眾，他們通常會禁絕一切與歷史有關的討論。本世紀知識分子最大的挑戰便是從歷史層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評價──即使它仍然存在。馮客利用本書讓目前頗受質疑的中國政權起源成為清晰易讀的文本。──提姆‧史奈德，《染血之國：希特勒與史達林掌控下的歐洲》作者
馮客的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不只是恐怖的數據……他非常清楚地說明這個革命後的國家的運作方式、革命後產生多龐大的暴力、人民為何彼此殺戮，以及暴行的目的。──《紐約書評》
《解放的悲劇》細緻地寫出當代中國歷史中最關鍵的十二年……是一份對於一個國家如何扭曲樂觀主義，並且緩慢地陷入錯亂的沉著研究……這本書必讀。──《時代雜誌》
創新之作……馮客揭露中國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的大饑荒，而且在這本毫不隱瞞的前傳中，他以嚴肅的研究精神，不輕易放過對中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七年間的革命的批評……對這本書的最低評價就是主流的學術研究都必須參考本書，尤其是與本書研究年代相同的《劍橋中國史》第十四卷必須重寫。──《周日泰晤士報》
對該社會之形成的出色且有力報導……馮客以具有人道關懷且清晰的文筆描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代價，讀過的人皆無法認同獨裁政權。本書雖然令人驚懼，但是揭露此革命核心中的黑暗性，對所有想要理解世界上最重要革命之一的人來說，本書為必讀作品。──《衛報》
本書是檔案研究的重要作品……馮客高明地在全書中穿插人民的聲音，讓本書擁有強烈的人性向度。──《金融時報》
作為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馮客拿起大槌來顛覆的，也許是當代中國歷史最後的過時信仰……以清晰的新思維分析舊檔案，所浮現出來的就是毛澤東政策的災難性。──《旁觀者雜誌》
讀完馮客這本令人震驚的書之後，你必能認識共產主義領導權之殘忍。這個政權將土地收為國有，加上其現代化政策，迫使中國農村居民面對巨大的傷痛與損失。在這場夢魘中，連痲瘋病院也不再安全。──《周日泰晤士報》，年度歷史好書
作者簡介
馮客（Frank Dikö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曾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自1992年以來出版過多部關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著作：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Exotic Commodities :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China before Mao: The Age of Openness。2011年以《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榮獲塞繆爾‧約翰遜獎；《解放的悲劇：新中國革命史1945-4957》亦入圍了2014年歐威爾獎。
譯者簡介
蕭葉
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表及出版相關中英文論文、書評與譯著若干。
前言
大事記
第一部分 征服（1945-1949）
第一章 圍城
第二章 戰爭
第二部分 接管（1949-1952）
第三章 解放
第四章 暴風雨
第五章 大整肅
第六章 竹幕
第七章 戰事再起
第三部分 嚴密控制（1952-1956）
第八章 政治整肅
第九章 思想改造
第十章 通往農奴之路
第十一章 高潮
第十二章 集中營
第四部分 反彈（1956-1957）
第十三章 幕後
第十四章 毒草
注釋
參考文獻
前言（節錄）
中國共產黨將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本已傷亡慘重，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又造成大批士兵和數十萬平民喪生。為了從蔣介石和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共產黨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用饑荒迫使人們屈服。例如：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包圍長春城即長達五個月之久。當時指揮共產黨軍隊的是林彪，他下令要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長春城外，每五十公尺就設有一個解放軍的崗哨，以阻止饑民出城逃荒，這令城內的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為了活命，人們不得不吃草根、昆蟲和樹皮，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在日夜不停的槍炮聲中，至少有十六萬人在圍城期間死於饑餓與疾病。
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向北京進軍，其間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其他城市也大都和平解放，因為沒有人願意再經歷一次像長春那樣漫長的圍城，有些地方的群眾慶幸戰爭即將結束，甚至自發組織起來歡迎共產黨。人們懷著惶恐、期待和聽天由命的複雜心情，終於迎來了解放。
解放之後，共產黨在農村發動了土地改革。政府將土地分給農民，條件是他們必須推翻過去的鄉村領袖。這一過程充斥著暴力，是一場由多數人參與、針對少數人發動的精心策劃的殺戮。上級給工作組分配了指標，由他們選擇鬥爭對象，組織大規模的群眾大會，煽動仇恨情緒，鼓動大家對所謂的「地主」肆意辱罵和毆打，不僅剝奪其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透過這種方式，黨和窮人之間完成了
一項血腥的交易，導致近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事實上，很多所謂的「地主」不過是生活條件比別人稍微好了一點而已。劉少奇從河北報告說，當地有地主遭到捆綁和肢解，有些被槍斃或掐死，有些甚至被活埋，還有兒童被當作「小地主」遭到殺害。
解放後不到一年，就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將殺人的指標設定為千分之一，但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數是這一指標的兩到三倍，而且殺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甚至有年僅六歲的小學生也被當作間諜死於酷刑。有時候，為了完成殺人的指標，幹部們只是隨機挑選槍斃的對象。至一九五一年底，有近兩百萬人遇害。他們有些是在公審大會上被槍斃的，有些則是在偏僻的地方（如樹林、山谷或河邊等）或單獨或成群地遭到殺害，此外，更多的人則死於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裡。
用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描述法國大革命的話來說：革命就是暴力。但暴力不是常態，只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才能顯示其威力。與暴力相比，在革命中運用得更廣泛的則是恐懼和恫嚇。新政權試圖將所有人都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從機關、工廠到學校，人人都必須讀書看報，接受「再教育」，記住各種正確的答案、思想和口號。建國後幾年，暴力有所減緩，但思想改造卻從未放鬆，人們被迫反覆檢討錯誤的觀念，壓制住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苗頭，絕對服從社會主義的規範。大家不得不參加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和學習班，並接受嚴密的監視。為了證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誠，許多人不得不一遍遍寫悔過書，揭發朋友，或者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辯護，寫好後還得接受群眾的質問。有一名受害者稱之為「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
當然，新政權的建立並不僅僅靠的是暴力和恐嚇，共產黨還對中國人民許下了各種美好的承諾，但又一次次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像當年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樣，毛也向不同的群體許下了不同的承諾，以爭取各界民眾的支持。他向農民許諾給予他們土地，向少數民族許諾民族獨立，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向商人許諾保護私有財產，向工人許諾提高生活條件。中國共產黨還打出新民主主義的大旗，承諾除了極少數最頑固的敵人外，它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在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就連各民主黨派也被結合進了新政權──前提是大家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所有這些承諾，一個都沒兌現。毛是一個大戰略家，他主張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結果，反對者被他一個個消滅，許多人被毛利用卻毫無知覺，而一旦敵人被消滅之後，他們自己可能就成了毛的下一個目標。例如：一九五一年對地主進行了血腥鎮壓之後，新政權開始清算前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剛解放時，共產黨曾要求他們留任，如今新政權再也不需要這些人了，結果有一百多萬人遭到撤職和逮捕。
一九五二年，共產黨開始向商人發動進攻，企業家們被迫參加群眾大會，接受職工的當面批判──不管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工人對他們似乎充滿了仇恨。僅上海一地，兩個月內就有六百多名企業家、商人和小店主自殺，受到衝擊的人更是數不勝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帶不復存在，原有的法律和司法機構全部廢除，政府模仿蘇聯建立了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剝奪了人們的言論自由，獨立的法庭被人民法院取代，自治的商會被政府控制的中華工商業聯合會取代。一九五六年，不管是小商店還是大企業，所有私營企業全被政府沒收，雖然說起來叫「贖買」，其實既沒有「贖」也沒有「買」。
在農村，雖然集體化遭到強烈抵制並造成了巨大災難，但到了一九五六年，農民最終還是失去了自己的工具、土地和牲畜，同時也失去了遷徙的自由，被迫將所有糧食賣給國家，價格則由政府決定。農民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得不唯幹部的命令是從。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已承認，與解放前相比，農民的口糧減少了三分之一，致使農村中幾乎人人都在忍饑挨餓。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將矛頭轉向知識分子，把五十萬人關進了集中營。在此之前，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一個個都成了黨要消滅的敵人，如今這一運動又被推向新的高潮。結果，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到十年，已經沒有人敢反對毛主席了。
然而，雖然所有承諾都未兌現，共產黨還是不斷在壯大。在新黨員中，許多人是理想主義者，也有機會主義者，還有些則是流氓。這些人大都對黨無限忠誠，甚至充滿了幻想，就算被黨的機器吞噬也在所不惜。那些在一九五七年遭到整肅的黨內知識分子，許多自願前往北大荒參加勞動。那裡有許多犯人，被迫在沼澤遍布、蚊蟲肆虐的環境裡開荒，可是這些右派知識分子卻將勞動視作自我救贖的機會，希望由此獲得新生，重新為黨工作。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十多年後，瓦倫丁．朱（Valentin Chu）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書：《共產中國的內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他在書中問道：「共產黨在中國做過什麼好事嗎？」他的回答是：如果不看全貌只看局部，可能有些個別的事情是好的，比如建了些有用的堤壩，有些托兒所將小孩照顧得很好，有些監獄對犯人予以人道的對待，農村中消滅文盲的努力也頗見成效，但是縱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整個歷史，這些個案並不能證明共產黨兌現了當初許諾給人民的平等、公正和自由。
本書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都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宣傳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被虛假的宣傳報導所迷惑，對這個政權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將解放後的年代稱為「黃金時代」或「蜜月期」，以此來與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做對比，而更多的人則堅信中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特別是當俄國的史達林、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日成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一個個名譽掃地後，中國革命就顯得更加偉大了。可是，本書卻表明，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
書中使用的大量證據都來自中國的檔案館，許多資料在過去幾年中才予以公開。在我蒐集的數百份從未解密的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其他資料還包括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那些早期的見證者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總的來說，這些資料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透過宣傳的表象，來講述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解放的悲劇》是《人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年代上它描述了《毛澤東的大饑荒》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本書記述的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饑荒。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部也將隨後出版，其內容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關於這三本書所使用的檔案證據，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大饑荒》的資料來源，可供讀者參考。
二○○六年初夏的長春，工人們在挖掘下水管道時，竟然從土裡挖出了大量人骨。骸骨多達數千具，緊緊地排在一起，埋在地下一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些已經因發霉而變黑。工人們繼續往下挖，結果發現了更多層的屍骨，就像柴火一樣堆在一起。發掘現場圍滿了震驚的群眾，有人認為這些人死於二次大戰日本侵略者之手，只有一個老人心裡清楚，這些其實都是國共內戰中的死難者。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軍包圍長春城長達五個月之久，駐守城內的國民黨軍隊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解放軍最終取得了勝利，但這次圍城至少造成十六萬平民餓死。解放之後，共產黨軍隊將許多屍體集中掩埋，既沒有墓碑，也沒有名牌，甚至連簡單的標記都沒有。此後的數十年裡，官方一直宣傳中國是和平解放的，那些死於國共權力之爭的平民便慢慢被歷史遺忘了。
長春位於東北平原的中部，在一八九八年修築鐵路之前，只是一個小鎮。後來，由於日本人管理的南滿鐵路和俄國人經營的中東鐵路在此匯合，它開始迅速地發展起來。一九三二年，長春成為滿洲國的首都，日本人將它建設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開闢了寬敞的大道，種植了樹木，興建了各種公共設施，米黃色的帝國辦公大廈高大雄偉，建在開闊的公園旁邊，而日本的顧問和與日本政府合作的滿族人則住在一棟棟漂亮的別墅裡。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軍隊占領了這座城市，拆毀了無數的建築與機器，並將這些戰利品用火車全部運回了蘇聯，各種工業設備遭到拆卸，許多漂亮的房子被夷為平地。蘇聯人在滿洲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直到國民黨軍隊占領長春才開始撤離。兩個月後，內戰爆發了，滿洲再次成為戰場。戰爭伊始，共產黨軍隊占有先機，他們從北方南下，截斷了連接長春與滿洲南部的鐵路。
一九四八年四月，共產黨軍隊逼近長春，指揮這支軍隊的正是林彪。林彪看上去又瘦又憔悴，他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是一名傑出的戰略家，指揮作戰的才能得到大家的公認。但他是個無情的人，當他得知防守長春城的國民黨軍官鄭洞國不願投降時，便下令包圍長春城，直到守軍投降為止。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他下達命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長春城內的平民超過五十萬人，許多人都是逃避戰亂的難民，他們原打算逃亡北京，但由於鐵路被阻斷，所以困在了長春城內。圍城開始後，國民黨軍隊立即實行了宵禁，所有人從晚上八點到淩晨五點都不得外出，全體壯年男子都必須參與挖戰壕，所有人一律不得出城，拒絕接受搜查者可以當場擊斃。最初的幾個星期裡，大家對形勢仍感到樂觀，因為國民政府向城內空投了許多緊急物資，當地的一些頭面人物也成立了長春動員委員會，出售糖果和香菸，安撫傷患，並設立了茶攤，為老百姓提供服務。
但形勢很快便開始惡化，長春變成了一座孤島。二十萬解放軍士兵在城外挖掘戰壕，切斷了供應給城內的地下水，並動用數十門高射機槍和重炮日夜不停地開火，集中火力炮轟政府機構。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城四周修築了許多碉堡，與解放軍形成對峙。兩軍之間則是大片的無人地帶，很快便被土匪所占據。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蔣介石電令長春守軍，取消了禁止城內居民出城的禁令。其實，就算沒有敵人的炮火，國民黨的飛機也無法空投足夠的物資滿足全城居民的需求，更何況在共產黨的防空炮火下，飛機不得不爬升到三千公尺的高度，因此許多物資都落在了國民黨控制區外。為了避免出現饑荒，國民黨軍隊開始鼓勵群眾往城外逃，但一旦出城就不准返回，因為城裡已經無糧可吃。每一個出城的難民都要經過嚴格的搜查，所有金屬物件（如鐵鍋、茶壺、金銀器具等）一律不准帶出城，甚至連鹽也不行。出城後，難民們要經過一個無人地帶，這裡光線昏暗，而且有土匪出沒，攔路搶劫過往行人。這些土匪大都是逃兵，他們騎著馬挎著槍，有的還使用暗語。有一些聰明的難民出城時想方設法在身上藏了些珠寶、手錶或自來水筆，但是只要被土匪發現任何值錢的東西，哪怕是縫在衣服裡的一只耳環或手鐲，就有可能被當場槍斃。有時候，土匪還會把難民的衣服扒光，但還是有少數人成功保住了最值錢的財物，他們將這些東西放在麻袋的最下面，上面則堆滿了破衣爛衫，甚至滿是尿漬的嬰兒衣物，希望用難聞的味道逃過土匪的搜查。
與躲避土匪的搶劫相比，能通過解放軍封鎖線的人則少之又少。林彪下令挖了深達四公尺的戰壕，並拉起鐵絲網，而且每隔五十公尺就設一個崗哨，找不到漏洞可鑽。他向毛澤東報告說：「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不分晝夜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在描述那些渴望通過解放軍封鎖線的難民時，林彪說：
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我們也只是遵從上級命令」。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種傾向，即士兵打罵捆綁以至開槍射擊難民，引起部分死亡（尚無死傷數字）。
當時圍城的士兵裡，有一個人叫王俊如，他十五歲時被共產黨拉去參加民兵，在圍城期間，他和其他士兵一起奉命將饑民們趕了回去。半個世紀後，他回憶說：「上級告訴我們，這些人都是敵人，他們必須死。」
到了六月底，在國共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聚集了三萬多人，解放軍不放他們通過，國民黨軍隊也不准其回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兩個月後，滯留在這片死亡地帶的平民超過十五萬人，他們只能靠吃草和樹葉維生，最終大都活活餓死，在烈日的灼晒下，遍地屍體一個個肚皮鼓脹。有一名倖存者回憶說，空氣裡到處彌漫著一股屍臭。
城裡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空投物資給軍隊，每天還需要三百三十噸的糧食供應給平民，但四、五架飛機每天最多只能輸送八十四噸糧食，而且通常少於這個數量。為了保衛長春，所有物資都已被軍隊徵用。八月，蔣介石甚至下令嚴禁私人交易，並威脅說違者一律槍斃。很快地，國民黨士兵開始持槍搶奪老百姓的食物。所有的軍馬、狗、貓和鳥都被殺光，普通人只能吃發霉的高粱和玉米，再往後只有吃樹皮，還有人吃蟲子和皮帶。甚至有少數人吃人肉，在黑市裡，人肉一磅賣到一點二美元。
自殺者無以計數，有些家庭甚至舉家自殺來逃避苦難。道路兩旁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張英華的哥哥、姊姊和大多數鄰居都死於那場饑荒，她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我們就躺在床上等死，連爬的力氣都沒有。」另一名倖存者宋占林回憶說，她曾路過一間小房子，門開了一條縫，「我進去一看，只見屋裡躺著十幾具屍體，床上、地上都是。床上的屍體中，有一個人枕著枕頭，有一個姑娘抱著一個嬰兒，他們看上去就像睡著了一樣，牆上的鐘還在不停地走著。」
到了秋天，氣溫開始下降，活著的人都拚命地想辦法取暖。為了尋找燃料，他們拆掉地板和屋頂，有時拆毀整棟房子，樹全被砍光，就連招牌也被劈了當柴燒，馬路上的柏油也被扒掉了。整座城市就這樣，從郊區直到市中心，一點一點地遭到毀壞，最終全市有百分之四十的房子化成了灰燼。解放軍的密集轟炸更令這一幕雪上加霜，老百姓只能搭起臨時的窩棚棲身，周圍一片廢墟，到處是腐爛的屍體，而國民黨的高官們則躲在中央銀行堅固的大樓裡。
在圍城期間，不斷有國民黨士兵逃跑。與難民的遭遇不同，這些逃兵得到解放軍的優待，並獲得充足的食物。共產黨的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話，鼓動國民黨士兵逃跑：「你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嗎？你是被繩子綁著抓去的……到我們這邊來吧！長春現在已經無路可逃……」夏天過後，國民黨軍隊的口糧減少到每天只有三百克大米和麵粉，逃兵的人數開始迅速飆升。
圍城持續了一百五十天。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蔣介石終於命令鄭洞國往南邊的瀋陽撤退。蔣問鄭：「如果長春陷落，你認為北平會安全嗎？」鄭歎了一口氣說：「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鄭洞國當時指揮著兩支軍隊，一支是六十軍，士兵大都來自雲南；另一支是新七軍，主要是由受過美國訓練的老兵組成，他們曾遠征緬甸前線，戰鬥力很強。新七軍奉命突圍，但未能成功。六十軍拒絕出城，因為士兵太過虛弱，根本無法行軍至瀋陽。結果，六十軍將槍頭轉向新七軍，向林彪投降，交出了長春城。
共產黨的歷史書聲稱，解放軍在東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長春的陷落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解放軍的圍困之下，大約有十六萬平民餓死。一名解放軍的部隊作家張正隆在其書中寫道：「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作者： 馮客
原文作者： Frank Dikötter
譯者： 向淑容, 堯嘉寧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12/30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80元
這段歷史的焦點是人民！
文革爆發50週年，從人民視角重探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歷史
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經典力作──《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
2016年《金融時報》最佳歷史類選書
檢視中國社會底層如何經歷了一場文革魔幻之旅
更重要的是，埋葬了毛澤東主義。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王榮芬
在共黨幹部、政府官僚、解放軍和紅衛兵的鬥獸場之外，還有一段真正屬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文革史。普遍中國人民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面對毛澤東一人由上而下發起的報復清算運動？如何自保、甚至從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當革命猛力搖撼建國以來形成的種種基層集體組織和權力結構時，計畫經濟體系也意外地隨之崩潰，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結果。
馮客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就是要描述這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何發生？如何演變？留下了什麼樣的創傷和遺產？本書是從中國基層人民角度，揭露1962至1976年間，他們所經驗過的文化大革命真相。這種從人民歷史角度出發的書寫，有異於過去的一般研究。本書資料來自數百份檔案庫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數在這本書是首度被使用，包含紅衛兵受害者的詳細狀況、政治肅清的數據、針對農村情況所做的調查、工廠和作坊的問卷報告、警方的黑市報告，甚至還有村民寫的投訴信，關於文革的回憶錄，自費出版的「自印書」（由基層黨員、甚至普通民眾執筆撰寫，提供了官方記載中看不到的視角）、訪談紀錄等。本書嘗試將「大歷史的敘述」與曾經身處這場人倫悲劇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連結在一起。從處在政權頂端的領導人物，直到偏僻地區的窮困村民，大家都面臨過極度艱難的考驗，而他們當時做出的不同選擇，顛覆了世人的印象──世人通常認為毛澤東時期最後十年裡的幾億中國人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事實上，他們所做的種種抉擇加總起來，最終將國家推向了一個與毛澤東設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們沒有打擊殘存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推翻了計畫經濟，使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
馮客在《文化大革命》書裡提出，史達林過世之後，毛澤東相信自己應該已經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最高領導人，這是他所追求的歷史定位。為了證明這一點，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結果引來一場慘痛的失敗，許多同志和老戰友都認為毛澤東必須負起最大責任。
毛澤東為此憤恨難平，經過幾年思考之後，他再度出手，於1966年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源於毛澤東個人積怨憤怒的政治運動，他號召年輕人挺身為他戰鬥，肅清沒有人知道何時開始潛伏在黨內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階級敵人」，而且讓紅衛兵的矛頭指向他想要報復的政敵。
但是他的政敵們並非束手無策，他們早已學得了分化、轉移的手段，讓紅衛兵們分裂成許多派系，為了爭執「誰才是人民公敵」而內鬥不休。毛澤東當然不能就此罷手，於是呼籲全體中國人都必須投身文革，將運動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見的程度，鋪天蓋地而來，混亂程度幾近內戰。
1968年，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出面接管了這片大混亂，國家的權力卻同時由黨組織轉移到軍方手中。隨著林彪聲勢日益上升，毛澤東的猜忌心也日益增長，最終導致了林彪叛逃身亡事件。
文化大革命使黨組織和軍隊都受到了創傷，飽經苦難因而堅韌的基層人民卻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應對方式，從集體組織的桎梏中掙脫出來，一點一滴地將計畫經濟埋入土中，為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扇大門。
國際媒體一致推薦
卓越的研究，敏銳地剖析了那個喧鬧而難以捉摸的時代，馮客承續了他出色的前作，為我們述說了一段恐怖而難以置信的苦難故事。──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如果這本書在中國流行，將會動搖中共政權的基礎……它絕對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對於那些吞下了糖衣毒藥，聲稱當前繁榮的中國值得信任的人而言，馮客教授提供了解毒劑。──《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馮客對於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優秀的研究，是一本可以流暢閱讀的新書，讓我們完全看清毛澤東最後一次實驗，是一場估計錯誤、耗費無數人類成本的悲劇。──《衛報》（The Guardian）
那個時代的狂熱撕毀了友誼和親情，更不用說它也毀了中共本身。馮客的新作強而有力地傳達了這個論點。──《泰晤士报》（The Times）
馮客教授掌握了細節，言簡意賅地織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當代中國掛毯……這本光彩奪目的新書讓我們毫無懷疑，毛澤東幾乎毀滅了中國，而中國最新的獨裁者習近平繼承了毛所遺留下來的偏執狂熱。──《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作者簡介
馮客（Frank Dikotter）
1961年出生於荷蘭，曾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自1992年以來出版過多部關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著作：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Exotic Commodities :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China before Mao : The Age of Openness。2011年以《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榮獲塞繆爾‧約翰遜獎；《解放的悲劇：新中國革命史1945-4957》亦入圍了2014年歐威爾獎。
譯者簡介
向淑容
曾任新聞編譯與《國家地理》雜誌資深編輯，關注文史、社會、保育等議題，支持婚姻平權及性別解放。譯有《鋼鐵人3電影小說》、《雷神索爾2電影小說》、《法拉利：一則稱霸F1賽道的義大利傳奇》、《練習8分鐘就靜心》、《國家地理：動物大車拚》等書。
堯嘉寧
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現職為英／日文翻譯，譯有網野善彥《重新解讀日本史》、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本田善彥《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凱斯・桑思汀《剪裁歧見：訂做民主社會的共識》、亞當．班福拉多《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等書。
序
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大事年表
第一部分 大躍進之後（1962-1966）
第一章 兩個獨裁者
第二章 以階級鬥爭為綱
第三章 文化前線的戰爭
第四章 四人集團
第二部分 紅色年代（1966-1968）
第五章 大字報之戰
第六章 血紅的八月
第七章 打碎舊世界
第八章 毛崇拜
第九章 大串連
第十章 造反派與保皇派
第十一章 軍隊出動
第十二章 武裝競賽
第十三章 滅火
第三部 黑色年代（1968-1971）
第十四章 全面肅清
第十五章 上山下鄉
第十六章 預備開戰
第十七章 學大寨
第十八章 大肅清捲土重來
第十九章 繼任人之死
第四部 灰色年代（1971-1976）
第二十章 修復河山
第二十一章 寧靜革命
第二十二章 第二社會
第二十三章 情勢逆轉
第二十四章 其後
序（節錄）
1963年8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一批非洲游擊戰士，地點在中南海核心區裡的國際會議廳，是一處鑲有木質壁板的氣派場館。在那群年輕的訪客中，有一名來自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當時為英屬殖民地，現在是辛巴威共和國）的魁梧男子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經殞落了，曾經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卻賣武器給他們的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他說：「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紅星，是否會殞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毛澤東陷入沉思，抽了幾口菸。「我明白你的憂慮，」他回答道：「問題在於蘇聯已經改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方法，讓中國不會變得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
三年後，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煽動性的社論，呼籲讀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強力要求各地人民告發那些意圖「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產黨最高階領導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後也曝了光，他們被控圖謀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長，他被指控意圖明目張膽地把首都變成修正主義的大本營。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滲入黨、政、軍單位，想要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動，起而清算所有企圖將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人，中國就此展開一場新革命。
認清誰才是敵人！叛徒已經潛伏在無產階級的專政隊伍裡了！
劉少奇全力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說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我們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他想要證明自己是堅定不移的革命分子，也有資格擔任毛主席的接班人，行事作風甚至比毛澤東本人還要偏左。到了1963年底，劉少奇把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派到農村去領導一個工作組，矢言「把權力從階級敵人手上奪回來」。她的調查結論是所有幹部，「不論大小」都有問題，一個都不能信任。
毛主席開始疏遠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展現出愈來愈強的威信，毛對此深感懷疑。11月底，毛澤東引誘他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過了幾週，他開始談論「走資派領導」。在12月26日那天，毛澤東為了慶祝自己的71歲生日，把一群黨內領導召到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他們。席間他指責中央有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劉少奇派出了自己的妻子去調查基層，並要求其他人追隨她的領導，加入全國各地的大型工作組。毛澤東不喜歡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他中意的是由下而上，讓人民將調查焦點聚集在帶領那些工作組的領導身上。1965年1月，毛澤東修改了運動的綱領，其中一個要點就是「糾正黨內位居要職的走資派」。就在一年多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把這段文字奉為圭臬，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終成了文革的前奏曲。
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和他率領的五人小組前去尋求毛澤東的指引，五人小組的成員康生在匯報時指責《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彭真堅持將整起事件視為一場學術辯論。毛澤東裝作不知情，不理會這場衝突。毛澤東給了彭真一種安全的錯覺。陷阱在一個月後爆開，毛澤東指責這位北京市長「搞獨立王國」，北京市委包庇壞分子且反革命，應該解散。周恩來順應自己的政治本能，全力支持毛主席。在一場黨內大老的最高會議上，周恩來與鄧小平使出了致命的一擊，譴責他們昔日的同志「違反毛澤東思想」以及「反毛主席」。毛澤東堅持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四人都屬於一個「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一直在謀劃一場邪惡的流血政變。
唯有毛主席路線才是正確路線，但是看不清主席要帶大家上哪兒去
如果大權在握的首都領導人都能垮台，其他人也許很快就會步其後塵。黨員開始在研習毛主席話語的大會上互相審視。少數人開始相信唯一安全的決定就是不相信任何人，只信任毛主席本人：「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麼人都要攻。」
毛澤東採取行動，解散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是毛澤東的親信。這個小組很快就會主導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進程，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機構，所有最高決策都出自這裡。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他在大饑荒時為主子辯護，宣稱數百萬人的死亡是「我們向前邁進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其他成員包括江青、康生、姚文元和張春橋。1966年6月1日國際兒童節那天，文化革命小組投下了第一顆震撼彈。《人民日報》裡一篇由陳伯達撰寫的煽動性社論號召讀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啟動了文化大革命。此刻的中國深陷在一場針對反革命陰謀的激進運動中，參與運動的人認為到處都存在著這樣的陰謀。
然而，讀者在推擠爭看圍觀大字報之際，也納悶著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1956年，共產黨號召所有人暢所欲言，卻在一年後指責那些開口批判的人。一名任職於外文局的圍觀者自問：「這次寫這些大字報的人，是不是紀律嚴明、獻身革命的黨員？還是自私自利、找麻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些犬儒的人提出，那些人只是黨派出來的代表，慫恿大眾做出冒險的大膽舉動，引誘他們自投羅網。領導階層也同樣不知所措。毛澤東說：「政治給其他人去忙。」接著離開了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只能自行籌謀，決定沿用黨一直以來固定的慣例行事，也就是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仍然飛到了杭州，徵求毛主席的首肯。毛澤東依然含糊其辭，不肯把話說死。劉和鄧離開後，毛對他的醫生說道：「運動裡的問題讓他們自己解決。」然後，主席便冷眼旁觀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中。
工作組鼓勵學生批鬥「牛鬼蛇神」。受到工作組鼓勵的學生首先猛烈抨擊那些過去羞辱過他們的教職員。很快地，教師開始互相做出嚴厲指控以求自保，引發了大字報戰爭。毆打事件很快就出現了。畢竟這是階級鬥爭，而和敵人的鬥爭是至死方休的。隨著激進的學生彼此慫恿、競相表現出對革命的熱情，暴力傷人的情況也愈見惡化。但是，每個地方的學校和大學中，工作組都把大部分的砲火轉向被視為「黑五類」的師生，把他們拿來當代罪羔羊，或者犧牲幾個地方幹部以保護重要官員。至於毛澤東心心念念的那些「黨內走資派高層」、那些「潛伏在我們身邊」的敵人，此時並沒有受到什麼攻擊。
1966年7月16日那天，毛澤東泳渡長江，用這個舉動向全國人民宣示他要出面了。他派出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去暗中打擊工作組。江青返回北京途中於南京暫留，警告當地領導階層說，支持工作組和支持毛主席是不一樣的。7月24日，毛澤東身穿白色睡衣，在住處接見數名黨內領導，責備他們「害怕群眾」以及「鎮壓學生」，並要求解散工作組。各地的工作組皆在道歉後撤出。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萬人集會上被迫公開自我批評，為他們於毛主席不在時組織工作組一事負起責任，毛澤東坐在舞台簾幕後方凝神靜聽。劉少奇承認自己還不清楚要如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吧。」
8月初，毛澤東將事件定調，指控劉少奇趁他不在北京時搞「專政」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但是，仍然有很多黨內元老沒有熱烈力挺毛澤東，使他更加憤怒，指責他們有些人就是「牛鬼蛇神」。中央委員會祕密投票，選出十一名大權在握的新成員，林彪取代了劉少奇，成為第二把交椅暨接班人。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1966年8月8日，電台廣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也指出大學生、專校生、中學生和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毛澤東直接面向學生，把這些年輕人視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們天真無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鬥。最重要的是，他們渴望冒險與行動。8月1日，他發了一張私人便簽給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紅衛兵，表達支持之意：「造反有理！」紅衛兵自視為毛澤東忠心的戰士，然而並非每個人都能加入紅衛兵。其中有許多人認為，只有家世最純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衛兵，他們是資深革命分子的子女，只有他們才具備領導文化大革命所必要的階級背景。紅衛兵一聽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戰鬥口號，就開始攻擊老師和校長。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大學告訴群眾：「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一陣暴力的浪潮吞噬了北京。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死，教務主任上吊自殺。在另一所位於北京師範大學附近的中學，校長被命令站在烈日下，紅衛兵拿沸水往他身上澆。還有一所附屬於北京師範學院的中學出現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師被推倒在地上毆打，並被人拉著雙腳拖行過學校大門、拖下樓梯，頭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數小時的折磨後死去，接下來，其他被抓起來批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則被迫輪流毆打她的屍體。在小學裡，學生的年紀都不超過十三歲，卻有老師被迫吃下指甲和糞便，也有些老師被剃頭並被逼互相掌摑。
最嚴重的殺人行為發生在北京市郊。大興縣地方幹部下令消滅所有地主和其他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孫。幾個人民公社謹慎協調，發動了一夜大屠殺。黨的激進分子與地方民兵聯手將受害者關起來逐一殺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鐮刀戳刺而死，或者被電線勒死。有幾個人是被電死的。孩童被倒吊起來鞭打。一個八歲女孩和她的祖母則遭到活埋。一共超過三百人被殺。屍體多數被丟進廢棄的水井和亂葬崗。其中一處的屍臭味強到令人無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屍體挖出來，改丟進水塘裡。一名人民解放軍軍官致電北京，通報大興的屠殺事件，立刻便有一份報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組，但沒有人出面制止屠殺。一週前，公安部長謝富治已經指示過一批警官要支持紅衛兵，如果他們一怒之下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全國大串聯，紅衛兵與疾病的免費旅行
真正讓各地紅衛兵放手大幹的，是一場企圖打碎舊世界一切殘渣餘孽的運動。8月18日，林彪站在講台上的毛主席身旁，號召年輕的聽眾走出去：「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天後北京的紅衛兵就貼出大字報，大膽向舊世界宣戰：「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8月23至26日，紅衛兵的暴力狂潮在全國爆發，任何與舊世界有絲毫關係的事物都無法倖免。暴力的餘波久久不散，長達數月。
8月31日，毛澤東要求紅衛兵把他們的革命經驗運用到中國的其他地方。9月5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紅衛兵「出行」。毛澤東要他的年輕戰士們將革命之火傳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的行動分成兩個相反方向進行，北京和天津的紅衛兵前往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挑起暴力衝突，並且包圍各地藏匿「走資派」的黨委會。另一方面，各省的革命青年則來到北京學習革命的方法。毛澤東親自檢閱了數百萬名紅衛兵，每一場大集會結束後，都會有成為激進派的學生成批離開北京，準備將革命帶回家鄉。
不過，隨著上車的代表愈來愈多，狹窄的空間很快就被用光了。他們占據了每一寸可用的空間，坐在其他人腿上、椅背上，以及分隔座位的小桌子上。食物很快便耗盡了，但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每個人都只吃了自己需要的最少份量。廁所擠滿了人，也沒有人會在火車靠站時下車去方便，因為他們深怕會上不了車。男孩子還好，他們會在火車前進時脫下褲子往窗外尿，但是女孩子就慘了。一股難聞的氣味瀰漫開來，尿液、汗水、嘔吐物和糞便的味道全混在一起。部分車廂被尿液弄得滿地溼透，逼得紅衛兵不得不用刀子在地板上挖出一個洞來。火車儼然變成了流動監獄。
北京每一處可用的空間都被硬擠出來接待紅衛兵，他們成批地被送進大學、中小學、旅館，甚至政府單位辦公室中臨時權充的宿舍。凌耿和他的朋友們被分派到清華大學，睡在八樓的一間大教室裡。那裡的惡臭令人無法忍受，許多紅衛兵連續幾週都沒有換過衣服，也沒有洗過澡。那些裝有棉胎的被單由一個接一個代表團輪流使用，幾乎沒有洗過，而走廊盡頭的廁所都滿溢了，污水淹沒了磁磚地板。在隆冬時節，一名造反派工人從上海來到握有大權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室，結果看到地板上滿是垃圾和因嚴寒而凍結的排泄物，令他大吃一驚。他不禁疑惑：「怎麼回事？這裡到底是地獄，還是革命的聖地？」
紅衛兵免費旅行，微生物、病毒和細菌也跟著他們到處走。在北京被感染的學生搭火車把腦膜炎帶到鐵路網沿線的大城市，在這些地方演變成流行病。後來學生以步行方式宣揚革命，於是腦膜炎便從城市傳播到了鄉村。1967年2月，治療腦膜炎用的磺胺嘧啶實在過於短缺，政府不得不向西歐和亞洲的藥廠求助。然而這麼做為時已晚，到了情況獲得控制的時候，已有超過十六萬人死亡。
毛主席應該怎麼賣？文革中的哲學難題
林彪號召慷慨激昂的年輕學生打倒「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時，也同時要求樹立完全屬於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到底是什麼構成了「舊文化」？已經很難說明；但「新文化」應如何界定，卻更加含混不清。很快地，每個人都明白了，唯一被接納為無產階級文化的，就是對毛澤東的崇拜。
牆上只要有空位，就一定會被人仔細地寫上毛澤東語錄，或者向他致敬的標語。一些最受歡迎的標語包括「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和「毛主席萬歲！」公車、貨車、汽車和廂型車的車身都漆有毛澤東語錄。火車頭前方掛有裱框起來的毛澤東肖像。就連腳踏車前面也都貼有一張上頭寫了語錄的紅色小卡。貨車載著紅衛兵在街道上穿梭，他們到哪裡都帶著紅寶書，拿著它朝彼此揮手，彷彿它是一本屬於革命分子的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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