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访问台湾淡水香港教会的王少勇牧师，他说最令他对现实世界和信仰反思的电影是《沉默》。从一些“新香港”形格势禁下，一些朋友过去一年的改变，不期然令我想起王牧师谈及的启发，以及《沉默》的两个深度角色：踏绘神父，与吉次郎。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主角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在幕府时代的日本传教，结果在禁教令下先后被捕。本来他们信仰坚定，坚拒进行“踏绘”仪式叛教，情愿殉道，但当目睹其他教徒就算已经“踏绘”也要被杀、除非自己愿意叛教的道德两难下，最终为了拯救人质而妥协屈服。
神父叛教后，自己也成为日本幕府政权的人质、大外宣工具，负责防止有天主教/广义基督宗教的“煽动思想”传入日本，而每有教徒被“检举”时的审判，他们也要在场。他们需要不断说信上帝在日本没有土壤，不适合在日本生存，并劝喻教徒迷途知返，“说好幕府故事”。
王牧师认为这些表面上叛教的神父，只是形式上、肉体上的叛教，但实质上、灵魂上依然忠于自己的信仰。根据小说，老神父临终前再皈依天主教，以示自己的叛教只是为了拯救教徒，最终在刑求下成为殉道者；年轻神父死后，也被妻子偷偷带上十字架陪葬。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他们虽然拯救了几个酷刑下的人质教徒，但此后一生都要协助扑灭自己的信仰，不得不参与“要么叛教、要么死亡”的暴政，
乃至成为其一部份，倒不如自己与教徒一起成为殉道者，来得更有感召。电影交代了不少日本教徒视死如归，真心相信死后去天堂的信仰，所以殉道时心境平和，反而没有神父的心灵挣扎。神父的踏绘，究竟因为保护人质、自己贪生怕死，还是自己暗地里对信仰其实也开始产生质疑，或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作崇？这里有众多不同演绎。
更有层次的角色是“吉次郎”。
他是一个面目猥琐的醉酒汉，电影中不断出卖教士、不断叛教，他的家人也是殉道者，自己却偷生叛教活下来。然而在不断踏绘的同时，他又不断寻求神父
忏悔；出卖人的同时，却又发自内心的要保护人、关怀人，两者之间貌似完全冲突，却都是来自同一个人。神父心中看不起他，只是因为“职业需要”，而一次又一次接受他的忏悔。想不到，最后却是这位吉次郎暗中保留十字架作为护身符被发现，在神父也变节的大时代，成了殉道人。
一次又一次要自保，自然反映了吉次郎一次又一次的软弱；但神父一次又一次的接受他的忏悔，却逐渐令吉次郎真的感受到“信仰”，而不是一般同期日本信徒那样，只是当耶稣为本土化的偶像崇拜。最终，似乎吉次郎反而找到了自己，比神父更能令幕府明白到信仰不能打压的硬道理。假如任何踏绘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之后无论多么后悔，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不能回头，那岂不是反而会令极权得偿所愿？
然而又用另一个角度看，假如每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都可以“无限复活”，怎知道最终这些人都会变成吉次郎，而不是单纯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十个忏悔者、而获得第二机会的人当中，只有两、三个最终珍惜这机会，其他都是机会主义者，又是否应该依然提供这“更生之路”？
近日夜阑人静之时，都在想起一些人，他们既是身边的朋友，也是公众已经熟悉的名字。想起《沉默》的故事，没有想通，只有沉默。
吉次郎・投名状・赎罪券
谈及《沉默》的深度角色吉次郎，不是单纯为了让“新香港”中人对号入座。
无论在哲学/精神层面，还是在现实/战略层面，如何回应“吉次郎们”，都是非常困难。正如《沉默》作者远藤周作承认，入面每个角色、自然包括吉次郎在内，都可以是自己，因为都反映了人性复杂的深层结构。
在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就像昔日旧香港，吉次郎是不会出现的。唯有在社会伦理规范被外力强烈扭曲之时，人性才会不断受到考验。不少经典文学作品，例如葡萄牙文豪萨拉马哥的《盲流感》，都是探讨类似扭曲状态显露的人性。
问题是当人的软弱一面在强权各种压力下原形毕露了，一旦社会回复常态，或他一旦可以回复自由，还有没有二次机会？而未有机会原形毕露的，是因为足够坚定，还是根本连被压迫的价值也不存在？
这个问题有两极答案。
答案一是没有，没有二次机会。因为“吉次郎们”已交出“投名状”，不再可信。就像《沉默》的吉次郎，多次为了自保出卖神父，“笃灰”，再拿取奖金，假如神父再接纳他在身旁，等于放一个计时炸弹在自己身边，非常不智，对自己其他身边人也不公平，感觉很傻逼。
然而为什么会有“投名状”的出现？昔日绿林中人为了杜绝新来投靠的人叛变、告密，逼他们必须亲自杀人，成为共犯。由于没有了退路，只能一条心走到底，而不少恐怖组织、邪教，当然还有共产党，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控制从众。
更残酷、更病态的甚至强逼新参加者要杀死最亲的人，例如一些童兵贩毒集团，才能逼他们“去到最尽”。假如投名状不能破，这类暗黑组织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暗黑势力早就统治地球。
所以关键从来不是不能破，而是怎样破，对怎样的人可以破。
《港区国安法》后的“新香港”，投名状已经变成制度，简单如公务员、然后是任何接受政府资助机构的员工集体宣誓，就是最好例子。怎样看待这投名状？台湾目前的取态是从严，宣了誓的人申请移民，很可能会被批有“国安疑虑”；英国目前则未有有关态度，就算是警察移民，只要有BNO，依然中门大开。然而愿意即时放弃高薪厚职的毕竟是少数，我们都认识大量宣了誓的朋友身不由己，故事说多久也说不完。那究竟怎样才算公平？
另一极的答案是无限复活，典型例子是中世纪天主教的赎罪券。理论上，当时只要付钱，就可以从教皇和代理人那里买“券”，去赦免自己的“罪”，死后依然可以上天堂，甚至可以为死去的亲友“代购”，到最后自然成为教会敛财的工具。无论最初教会有多么良善的“初心”，只要赎罪券变得不稀罕，不但不会令世人对罪产生恐惧，反而会有恃无恐，社会风气也会变得非常犬儒。如果再有管代表牧师一类“神职人员”，因为其他原因，坚持为陈同佳一类杀人犯“赎罪”，这类行为的公信力，更会一落千丈。
理性会知道，理论上，如果在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对最合适的人，伸出援手，给予原谅，破解他的投名状，让他重新开始，也可以让社会明白极权的操作并非无懈可击，理应对大局、小局、为公、为私，都是利多于弊。
但没有人有全知视角，如果在不合适的时机，对不合适的人再给予信任，而最终又有反效果，传递的讯息就完全相反，而且也会连累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
为减低再变节的风险，起码需要一个配套，即所谓“反投名状”；但说得容易，操作上就充满困难，否则台湾早就可以要求申请移民的宣誓者“反宣誓”。
说了那么多，不是纯粹有感而发：这样的案例，在大时代，不时都会出现在大家身旁，信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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