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Matters
《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9月26日發布，習慣於法治的許多香港人，大都認為這就是1997年後會依足實行的「小憲法」。中共也這麼說。條文中特別受注意的，是在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說明中所確立的政制：「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從常識去理解，這就意味行政機關間接向香港廣大市民負責，市民藉選出的立法會議員監督政府施政。
另一令香港人感到安心的條文是表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將繼續有效。」
這兩條一是制度的保證，二是國際人權公約的保證。相信「法定統治」的香港人因此對九七後較有信心。也有人提出中共過去有過不知多少對人民的承諾最後都自我背棄，但也有人說中共對國際承諾的遵守記錄尚好，但這次是中共對內政策的國際承諾，尚待考驗。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共實際主管整個談判和「回歸」事務的魯平，來港統戰，也邀約了我們這些批共文化人晚飯。他不像許家屯般平易近人，有點官架子，他說，聯合聲明附件一提出的中國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所有條文都是中方提出來的。我隨即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這一條也是中方提出來的嗎？他遲疑片刻說，當然也不是那麼具體啦！這樣說就是迴避問題了。我想他當時以為我知道談判的內幕，實際上我什麼都不知道，只是看這種民主制度的設計，從絕對權力的本質就覺得不可能是中共提出來的而已。
從近年英國解密文件中看到，原來英國當時堅持行政長官要由選舉產生，中共拒不接受，談判陷入僵局，最後妥協為英方接受「行政長官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交換條件是中方接受行政機關對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負責。而兩個公約又指明選舉必須是「普及而平等」，以為這就可以在制度上對九七後香港的人權作保障。
從中英談判開始，到聯合聲明簽署，在主權換治權被中共斷然拒絕之後，中英雙方就在民主保障與行政主導一切的問題上爭拗，而焦點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句話。其後，中國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開會，委員查良鏞（金庸）會後在他辦的《明報》寫了名為「參草漫談」的連載文章，大意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是法治和自由，「民主」他很喜歡，但會帶來很多紛爭，香港一直有自由和法治而無民主，也搞得這麼好，所以九七後，保持自由和法治就好，民主實在不需要。
我相信這是他在北京體會到的中共意向。我那時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即以「參參草談」來回應，表示我不像他那樣喜歡「民主」，但自由和法治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自由法治的保障來自它現在的宗主國——行民主制度的英國，若宗主國換了專權政治和人治的中國，再美麗的自由法治的承諾都沒有保證。金庸沒有回應，卻突然邀我為《明報》寫專欄。我婉拒了。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我去新加坡旅行。有一晚同幾位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的學者吃飯，其中有兩位台灣來的學者，他們表示，如果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就不該反對中國收回香港，洗雪國恥。來自香港的哲學所學者翟志成回應說：「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人民自由、安居樂業勝過香港，香港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很難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罪咎，相反中國領導人應該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接受共產政權的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責他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段話不僅使在座的空泛民族主義的學者無言以對，而且也使我一直牢記到今日。我後來在多篇評論文章中借用他的邏輯，比如：如果過去二十年中國切實按照《基本法》去做，確實如《基本法》22條所言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那麼香港不會有什麼人起而抗爭；如果香港人的抗爭越來越洶湧，那不是香港人的罪咎，而是中國掌權者的罪咎；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千多年前的古訓，人人會講，但為權為錢為色，現代許多人早把這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於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少權貴紛紛做了變色龍，每天用堂皇大道理殺人。日前提及曾經為英國做說客的某大員即此中表表者。
1981年金庸獲鄧小平接見後，政治立場即大改變。
（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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