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泰斗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剛剛離世，他著作等身，主攻清史，寫過不少研究紮實行文如小說一樣引人入勝的作品。他其中一項影響深遠的史學貢獻，便是將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史的起點，從中國與西方一直認為的1850年代，推前到明末的1500年代。
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史觀裡，鴉片戰爭前中國封閉專制停滯不前，鴉片戰爭開展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百年國恥，推動中國歷代革命人士建立現代國家，由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
這一中國民族主義史觀，其實與二戰後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衝擊回應」史觀相呼應。根據這個史觀，鴉片戰爭前中國歷史發展無動力。後來伊懋可（Mark Elvin）加以補充，提出中國自南宋的經濟技術大躍進之後社會經濟進入「高度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喪失進步的動能。在中國失去內部與外部的刺激和動能後，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停滯了六百多年，到了西方帝國主義東來，才打破中國的停滯平衡，為中國的變革和進步注入新動力。
1970年代起，美國不少中國史學者開始挑戰這種觀點，指出中國在明清時代，並非毫無變化動能。費正清的門生包括孔飛力（Philip Kuhn）和柯文（Paul Cohen）先後提出中國社會自明清時代和之後的發展的動力來自內部，而非單純的來自外部帝國主義侵略。他們強調明清開始的人口壓力大爆炸，可以解釋清帝國的崩潰、晚清的起義動盪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明清史家，則從美洲白銀流入造成的廣泛商業化，論述明清時代的經濟發展。
這些研究，專門而艱深，有關發現與意念的流通離不開專業史學界。後來史景遷完成《追尋近代中國》一書，用淺白有趣的文字，將近代中國始於1500年代而非1850年代的觀點，介紹給普羅讀者。該本後來成為很多中國近代史課程教科書的鉅作，超越以往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將明清史當作近代史展開前的傳統背景之處理方式，而將晚明視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
他淺白地解釋，把晚明而非晚清視作近代中國源頭的原因，是糾纏二十世紀中國包括晚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和中共的眾多問題，例如人口龐大但天然資源匱乏、財政緊張的官僚系統要控制日益巨大和商業化的複雜人口，都始自晚明開始的人口大爆炸與社會經濟商業化。而這兩個趨勢，都是拜歐洲殖民美洲後，大量美洲白銀和能在邊緣土地栽種的美洲作物(如玉米和番薯)通過歐洲商人傳入中國所賜。
我在這裡提過，歐亞大陸東西方在十三、十四世紀黑死病之後分途，歐洲在缺乏大一統帝國控制下，由城邦網絡主導的經濟拼發出資本主義活力。中國則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恢復以原子化小農為基礎的中央專制集權帝國。與之相適應的，是明朝皇帝將強調知識與道德定於一尊的保守程朱理學鞏固為意識形態正統。
明末白銀流入帶來南方沿海繁榮，閩浙地區的鄭氏海商發展成鄭成功的海洋商業帝國，江南地區出現活潑的獨立學社，強調個性自主顛覆國家教條的王陽明心學，更開始挑戰程朱理學的地位。後來滿洲入關，清代帝皇恢復小農為本的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和保守程朱理學。這一商業活力、政治自由與呆滯小農、集權專制之間的週期，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
史景遷為大眾提供的這一宏大歷史框架，乃是能夠幫助我們用更長視野思考中共困局與中國前景的強力參考坐標。
——RFA 孔誥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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