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2
《蘋果》終章帶來的，是主流報章的論述廣度向中間溫和取態的猛然收窄，政治異見被拒諸公共輿論之外。
2021年6月23日，壹傳媒有限公司董事會宣布，《蘋果日報》的印刷版不遲於2021年6月26日（星期六）最後一期結束，電子版也不遲於同日晚11點59分停用。但隨後《蘋果日報》最新消息指，決定今日午夜後即時停止運作，明日（24日）將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網站也將於當日午夜後停止更新。
在國安法正式落地之前，《蘋果》於2020年6月出版25周年特刊《不是最終章》。特刊雖流露《蘋果》內部對前景、對存續的憂慮，但仍以堅持、希望為特刊基調。打壓接踵而來。去年8月10日，《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至今還柙，不准保釋。同日，大批警察進入《蘋果》所在的壹傳媒大樓搜捕。今年6月17日，《蘋果》再被搜捕，包括總編輯羅偉光在內的5名高層被指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集團三間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產被凍結，新聞材料被警方檢取。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稱被捕新聞工作者為「罪犯」，社會需要區分這次「刑事串謀」與「正常新聞工作」，與「罪犯」劃清界線。今日，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筆名為「李平」的《蘋果日報》社論主筆。
政府的說法企圖將《蘋果》塑造成新聞界的害群之馬，實質卻是騎劫了對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定義權。26年來，《蘋果》的新聞操作縱有爭議，亦屬新聞自由範圍之內，應由社會自行辯論修正。政府只因新聞工作者的本業——出版文章、針砭時弊、提出倡議——便對其羅織罪名，更嘗試把他們從正常新聞工作中切割，是混淆視聽，也掩飾了公權力整治新聞界的意圖。《蘋果》員工在連串政治打壓下，仍堅守崗位，出版至最後一刻，著實捍衛了《蘋果》的新聞理念和專業。
《蘋果》的終結意味著什麼？回顧《蘋果》自1995年創辦至今，它是香港首份全彩報紙，也是現存惟一一份會高調作出政治異議的報紙。《蘋果》曾引起同業爭相仿效的「蘋果化」現象，早期靠著娛樂情色的內容實現商業奇跡，現在則以不畏強權的姿態爭取到市民認同，成為香港公信力排名第三的報章。《蘋果》終章帶來的，是主流報章的論述廣度向中間溫和取態的猛然收窄，政治異見被拒諸公共輿論之外。
創刊：在$5一份黑白報紙的年代，$2一份的全彩《蘋果》
創刊當日，《蘋果》銷量達到20萬份，在短期內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僅次於《東方日報》。高峰期，《蘋果》日銷量接近50萬份⋯⋯決定這一場豪賭的，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1995年6月20日，《蘋果》創刊，旋即取得商業成功，徹底改變香港的報業生態。當時香港報章仍以黑白印刷，報界共識每份報章定價5元。《蘋果》不單打破市場共識，以2元發售，採用全彩色印刷，排版使用大量圖片，在報紙檔上另樹一幟。全彩印刷需要龐大的資本，以支撐美術及印刷機器的費用，而《蘋果》售價卻低於市場價格，意味著這是一場不惜成本的豪賭，旨在搶奪讀者。結果，創刊當日，《蘋果》銷量達到20萬份，在短期內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僅次於《東方日報》。高峰期，《蘋果》日銷量接近50萬份。
決定這一場豪賭的，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據《蘋果》第一任副社長曾淵滄憶述，黎智英當年投放七億元創辦《蘋果》，如果一年內沒成績，便會果斷放棄。與當時文人辦報的風氣不同，黎智英早年從商，創辦成衣集團佐丹奴，1990年創辦壹傳媒集團及《壹週刊》，開始專注傳媒事業。黎智英的商人觸覺，以及他視《蘋果》為一盤生意的市場主導思維，促使《蘋果》作出大量有別於同業行規，甚至是挑戰媒體底線的嘗試。除了在營銷上割價銷售，觸發報章減價戰，《蘋果》的市場導向亦體現在編採內容上。
《蘋果》揉合精英報章的政治、文藝內容及小報的娛樂、馬經、波經，用傳播學者李金銓的講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體」⋯⋯本地及台灣學者均以「蘋果化」形容當時《蘋果》為兩地報界帶來的特殊影響。
草創階段，《蘋果》奉行以讀者喜好決定新聞內容的方針，尤以突發新聞及娛樂版招徠讀者。在報導手法上，《蘋果》依賴讀者爆料，取得獨家題材；又引入「狗仔隊」，曝光藝人私生活，以明星的艷史軼聞吸引讀者。在選材用字上，《蘋果》內容有大量煽情、轟動元素，性別意識尤其受人非議，即使在報導嚴肅新聞時，亦往往配上誇張的標題，通俗的書寫。《蘋果》的做法遊走於社會道德及傳媒倫理的灰色地帶，以另類、可議的姿態進入公眾的視野。備受爭議的同時，《蘋果》暢銷，亦引來同業仿效。
站穩陣腳後，《蘋果》的內容變得更多元化，包羅萬象。一方面，《蘋果》新聞娛樂化，報導腥色奇情故事，甚至有「豪情版」及「夜生活版」，提供召妓指南（按：豪情及夜生活兩版於2012年停刊）。另一方面，《蘋果》生產監察權貴的調查報導，如1999年調查時任稅務局局長黃河生利益衝突、2000年調查民建聯程介南受賄行私；又刊載董橋、梁文道等文人知識份子的文章。《蘋果》揉合精英報章的政治、文藝內容及小報的娛樂、馬經、波經，用傳播學者李金銓的講法，是「各式矛盾的混合體」。《蘋果》似乎什麼都有，不同階層的市民都可找到喜歡的內容，這為《蘋果》建立了廣大的讀者基礎。
《蘋果》商業上的成功為香港報界帶來激烈的競爭，當時不少報章、週刊改革新聞編採、排版，都帶有《蘋果》的影子。2001年，《蘋果》開拓台灣市場，亦牽動《聯合報》、《自由時報》等傳統報章改革。本地及台灣學者均以「蘋果化」形容當時《蘋果》為兩地報界帶來的特殊影響。這是《蘋果》早期的故事。
政治的《蘋果》：民主、反共、公眾知情權
《蘋果》是一盤成功的生意，是「市場導向」報章的案例，但黎智英辦報，意圖並不止於此。
黎智英在思想上自我定義為右派，青年時期受海耶克（哈耶克）的自由經濟學說啟蒙，政治立場堅定反共，近年來以個人身份積極參與香港民主運動，支持香港民主化。在1995年創辦《蘋果》時，黎智英已希望打造一份不畏強權、支持民主、屬於香港的報章。
殖民管治末期，香港社會對「九七回歸」人心惶惶，要求民主化的聲音日漸殷切。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改革選舉制度，增加民選成份，公民社會發展亦越來越蓬勃。其時香港民主運動方興未艾，《蘋果》以鮮明的支持民主的立場創辦，成為了民主派在公共輿論的重要陣地。
這卻使《蘋果》在香港報業成為異數。據政治學者馬嶽的分析，回歸前，中國政府已積極籠絡香港傳媒，期望淡化傳媒對中共和回歸的批判態度。八十年代，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向不少傳媒大亨拋橄欖枝，拉籠大眾媒體老闆及高層進入中國的政治吸納機制。相關統戰工作雖因八九民運而起波瀾，但中央政府對傳媒的收編、整治一直持續至今，並且行之有效。
《蘋果》的政治批判性對香港新聞界、公眾知情權、以及香港民主運動都有重要意義。
與政治收編並行的，是傳媒承受經濟壓力，在態度及內容上不得不向中國靠攏。主權移交前後，隨著香港經濟與中國日漸交織，中資企業在香港影響力增加，香港商界整體亦需依賴中國市場。為免刺激中國政府，商界在投放廣告時會避免對中國「不友好」的傳媒。這變相令依賴廣告收入的傳媒，在政治上須要趨向謹慎、保守。
而《蘋果》一直保持支持民主、批判中共的取態，既因為黎智英本人貫徹的立場，也因為《蘋果》早年的商業成功和讀者基礎，足以支撐報章存續。在香港報章的政治光譜中，《蘋果》單獨立在親民主、立場批判的一端，維持了主流報章上的論述廣度，保留了香港報章中政治批判的聲音。
《蘋果》的政治批判性對香港新聞界、公眾知情權、以及香港民主運動都有重要意義。在香港新聞界，雖然上述政治經濟結構對傳媒取態造成影響，但在《港區國安法》落地以前，有形的打壓是罕見的。權力對新聞自由的影響，往往透過傳媒自我審查而實現。本地學者在分析傳媒自我審查現象時，多指出前線新聞工作者對自我審查現象有敏感度，亦會作出抵抗，而《蘋果》對香港新聞界抵抗自我審查有重要角色。
但作為市場上最敢言的報章，《蘋果》的存在試探著權力對政治批評的包容底線，為同業拉闊了政治批評的空間。
《蘋果》在編採和社論上有自身的考量，例如避免直接評論國家領導人、談論台獨等敏感議題等，但作為市場上最敢言的報章，《蘋果》的存在試探著權力對政治批評的包容底線，為同業拉闊了政治批評的空間。同樣道理，一些由《蘋果》率先報導的政治社會議題，容讓其他報章以跟進的方式報導，減輕了其他新聞工作者報導敏感議題時承受的政治壓力。
另一方面，對公眾知情權來說，《蘋果》多年來的調查報導揭發不少關係公眾利益的社會議題。近年重要的例子是2018年的沙中綫工程問題，《蘋果》調查發現工程出現偷工減料情況，揭發港鐵在監督、驗收工程機制上有所紕漏。報導引起多間媒體跟進報導，後續的輿論壓力促使了政府進行獨立調查。調查報導對公眾知情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蘋果》以外，《明報》、有線電視《新聞刺針》及港台《鏗鏘集》等，都是本地社會重要的調查報導平台。惟在國安法施行的當下，《新聞刺針》在有線高層變動後全組被裁，《鏗鏘集》則多次被港台抽起。雖然部份調查報導資源及人才流向網媒，但《蘋果》作為主流傳媒，其調查報導的影響力亦相對更大，是本地公眾知情權的重要公器。
除了《蘋果》以外，《明報》、有線電視《新聞刺針》及港台《鏗鏘集》等，都是本地社會重要的調查報導平台。惟在國安法施行的當下，《新聞刺針》在有線高層變動後全組被裁，《鏗鏘集》則多次被港台抽起。
在狹義的傳媒功能之外，《蘋果》旗幟鮮明地支持民主，也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輿論陣地，甚至發揮動員功能。每年六四，《蘋果》以頭版刊登維園悼念八九民運集會的燭光照片，承載並延續了香港社會對六四的集體回憶。到了七一遊行當日，《蘋果》頭版往往配上大字標題「維園見」，則是對民主派支持者的動員呼籲。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蘋果》均直接將自身支持運動的立場用作新聞標題。
若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看，這種將大眾傳媒與政治運動連結的作法，可被詬病，但這就是《蘋果》的新聞理念——結合民主訴求及新聞價值，以支持香港民主化進程。
2013年起，《蘋果》躍升的公信力
上圖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進行的「市民對傳媒公信力」追蹤調查，記錄了自回歸到2019年香港市民對不同傳媒機構公信力的評分。公信力是傳媒的無形資產，也是銷量以外，衡量傳媒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公信力越高，反映市民更願意相信該傳媒能反映現實，提供可信的資訊。
這圖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2009年以後，幾乎全部報章公信力評分均向下跌，整個報業的公信力開始滑落。其次，2013年以後，《蘋果》是惟一一份公信力上升的報章，而且一枝獨秀，由尾三攀升至第三，在2019年的公信力僅低於《南華早報》及《明報》。
這個追蹤調查沒有包含其他變量，難以明確分析是什麼因素導致上述變化。但若單從轉變發生的時間點來看，我們已可以有一些初步解讀。首先，在2009年開始的報章公信力下跌趨勢，很可能反映了香港社會開始進入過去十年社會政治動盪的徵兆。九七回歸後，香港平穩過渡，在千禧後的十年間，除了零三七一、反國教運動，社會幾乎沒有發生重大政治事件。二千年代也是中港關係相對良好的時期，中國政府落實CEPA，中港經濟緊密扣連，同時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持續上升，在零八年到達頂點，之後開始下滑。
進入2010年代，一國兩制下的政治社會矛盾開始浮現，香港社會先後經歷反國教運動（2012年）、雨傘運動（2014年）及反修例運動（2019年）等重大政治事件。此外，中港文化衝突、兩地市民摩擦加劇，香港社會本身也進入政治兩極化、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競爭消長的時期。政治兩極化下，傳媒報導及取態自然受到影響，各報章難以維持客觀中立的姿態，說服一種政治立場的同時，往往得失另一群讀者，整體公信力由是下降。在政治動盪時期，社會共識出現裂縫，當公共本身已搖搖欲墜，傳媒難以維持廣大讀者心中的公信力，情況並不罕見。
政治兩極化下，傳媒報導及取態自然受到影響，各報章難以維持客觀中立的姿態，說服一種政治立場的同時，往往得失另一群讀者，整體公信力由是下降。
但是，為什麼《蘋果》在2013年以後，公信力反而持續上升？2013年後的兩次調查分別於2016年，即後雨傘時期，及2019年8月，反修例運動期間進行。作為政治立場鮮明的報章，《蘋果》在政治動盪時期反而收獲市民肯定，反映了市民越來越認同《蘋果》作為惟一會高調刊登政治異議的報章在香港社會的價值。由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近年市民普遍感到新聞自由轉差，傳媒被政府操控及自我審查的情況加劇。同時，市民對政治前景、法治、自由的各項評分指標亦一併下跌，反映市民普遍感到香港社會狀況惡化。在這背景下，《蘋果》一貫敢言、拒絕自我審查的報格，使它成為市民認為相對公正可信的信息來源。
值得指出的是，若以絕對標準而言，《蘋果》的公信力並不高，2019年的評分甚至低於回歸時期。但是，政治動盪時期的公信力評分不能與昔日相對承平的時代直接相比。更重要的是，報章公信力是相對的，在各份報章公信力皆下跌之際，《蘋果》卻逆轉行業跌勢，這已足夠顯示市民的認同和選擇。
這份認同和選擇所蘊含的，已遠超對一間報館的支持。踏入2020年代，香港社會正站在歷史分水嶺，政權明目張膽地改寫香港社會依賴的法則與規範，立法會、公民參政權、遊行權、民間結社、傳媒、教育⋯⋯層層制度被鬆動重構，昔日香港公民社會的根基，自由的空間，急遽崩塌瓦解，而香港社會猶有負隅頑抗的努力。廣大市民選擇認同《蘋果》——並非無視《蘋果》的各種問題——既是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空間，也是一種政治表態。
情況有如《蘋果》兩度被搜，翌日市民便以賺買《蘋果》作為政治反抗的行動。在去年8月10日及今年6月17日，《蘋果》兩度被警方國安處搜查，高層被捕。翌日，《蘋果》均印刷逾50萬份報紙，有市民從凌晨起排隊，有人購買多份讓他人取閱，社區及網絡充滿「哪家便利店可以買到《蘋果》？」的情報交流。購買報紙成為富有象徵意義的政治行動——不知道《蘋果》還能印刷多久，甚至不知道買報紙會不會犯法，但只要能買，都會去買。
香港市民以集體行動抗議政權打壓《蘋果》，也展示了對《蘋果》，作為僅存的異議報章的珍重。
市場困境難紓，政治加碼
實際上，時至今日，全球報業均面對網絡轉型的難題，《蘋果》亦早陷入經營困難，收入從1999年的21億元跌至2019年的13億元。實體報章的商品性質殆盡，《蘋果》在2008年開始積極轉型，發展網絡，推出「蘋果動新聞」，又於2019年推出會員訂閱制，至今累積超過60萬付費會員，但近年《蘋果》未能達到收支平衡，存續危機早已浮現。
商界的取態亦加深這一危機。《蘋果》早期依賴龐大讀者基礎，即使受到部份親中資本的杯葛，仍能吸引足夠的廣告收入。但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本地銀行界及商界亦開始抽起在《蘋果》刊登的廣告，網絡廣告收入又被Facebook及Google等平台壟斷，廣告收入萎縮，無法有效盈利。
如今，政治打壓成為了壓垮《蘋果》的最後一根蘆葦草。在商業層面，政府凍結了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壹傳媒旗下《蘋果》的日報、印刷、互聯網三間公司的資產。在營運層面，集團老闆黎智英、行政總裁張劍雄、總編輯羅偉光等高層先後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在《蘋果》工作儼然已存在違法的風險。
即便如此，《蘋果》沒有改變其政治立場，支持民主的態度和語言仍然鮮明。面對公司領頭人逐一被捕，集團資產被凍結，員工仍堅持《蘋果》如常出版。部份報章對《蘋果》的處境幸災樂禍，親建制媒體為政府行動吶喊助威，其他媒體也須在政治漩渦之中揣摩自身定位及空間。當大部份大眾傳媒因自我審查或人事變遷，在政治上變得保守，更突顯出《蘋果》作為政治異議報章，在香港社會的獨特性。
某程度上來說，《蘋果》並沒有改變，只是置身變幻的香港之中，它的不同面向在不同時期被突顯出來。它仍然是一份市場主導的報章，是一盤追逐盈利的生意，但《蘋果》無法複製早年的商業奇跡。它仍然是打出民主、反共旗號的《蘋果》，其政治異議性質卻因應時局發展而變得更加珍稀。
網絡及海外異議難現《蘋果》的本地影響力
筆者去年有機會與《蘋果》員工討論當前的傳媒生態。受訪對象說，知道《蘋果》有滅亡的一日，但這份報章能多印刷一天便是一天，相比以往追逐點擊的文化，《蘋果》上下更在乎對香港社會的責任。在存亡之秋，《蘋果》以保存異見的社會責任為先。
《蘋果》終結，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輿論空間失去了最批判的一端。剩下的主流報章立場普遍由建制到溫和，而同時公權力亦透過打壓《蘋果》，製造二元對立，誘發自我審查。傳統報章還能否盛載政治異議？答案成疑。
政治異議須另覓發表途徑，不外乎遷移往網絡及海外。事實上，香港網絡上的政治異議，早已透過個人博客及網上論壇互相碰撞，形成分眾的政治場域，敢為人先的網絡媒體如《立場新聞》、《眾新聞》、《獨媒》等也依然據守批判光譜。2019年以後，人數漸增的流亡及離散者，將政治異議帶往海外，尋覓空間，並繼續透過網絡與本地連結，影響力也不容忽視。
但必須正視的是，在傳統定義下的公共輿論裏，《蘋果》是香港最後的異議報章。而今，異議聲音雖然走向網絡與海外，分散的言論紐帶或難以被政權觸及，也未必能再現如《蘋果》的在地影響力。
惟眾人心中皆有批判意志，當不致在大浪中沉沒。
（謝梓楓，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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