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爭取政改的過程中，曾經有一位京官私下跟我說過：「中央不單止不怕香港亂，更相信大亂之後會有大治。」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以為中央會因為怕有人在香港搞亂而讓步，假如真的出現這個局面，北京必定會強烈回應，甚至會借勢一次過去根治香港問題，以達至長治久安。
這些說話，當然後來也成為了北京對港政策的主導思想。這種邏輯，完全解釋了今天香港的情况。「反送中」抗爭在中央眼中是一場危害主權大逆不道的挑戰，所以必須把特區納入一種只講求忠誠、國家安全和全面控制的政治新常態之下。但北京這場所謂的「二次回歸」，並非單純把香港還原到1997年的處境，而是令這個地方陷入我們這代人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政治低壓狀態。以往保障公民自由的種種制度資產，例如輿論監察、司法獨立、國際聯繫以至專業倫理等，在急風暴雨下迅速消失。如今，我們只能赤裸裸地面對政權的拷問。
生活水平經濟增長 不是我們追求的全部
但皇恩浩蕩聖寵無邊，中央強調自己不忘初心，由始至終是要為香港尋求出路。國家的思路，是在消除一切政治不穩定因素之後，便會全力處理香港的民生問題，可以徹底解決特區的深層次矛盾，一勞永逸。可以預期，特區政府在中央要求下，必然會對土地房屋、社會分配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有一連串大動作。對於國家的善意，我們當然不能懷疑，問題是香港的躁動不安，真的只是一盤民生帳嗎？又或者只談經濟這一套，又是否適用於香港？置業無望、上樓無期確實令很多港人憤憤不平，而分配不公又或事業停滯也叫很多年輕人對政府失望、心存怨恨。但這種「經濟決定論」，根本就無法解釋2019年這場跨階層、跨世代、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五大訴求，無一涉及經濟民生，而要求民權彰顯民主向前，才是整場政治動員的主軸。
中央的思維，自然受自身的經驗影響。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國民生產總值穩步上揚，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是中共確保政權認受性的不二法門。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改革大刀闊斧，但民主制度法制建設卻嚴重滯後，卻無損國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中國的硬實力不斷提高，使國人信心滿滿，也為國家崛起感到驕傲。但這種良好感覺，是建基於改革之前的一窮二白的貧困狀態，對比於計劃經濟時期的個人自主近乎歸零的壓抑空間。內地人經歷了這種無論是在物質享受以至個人自由（包括就業、出國以至消費等）由無到有的過程，自然會為政權加分。
但香港的情况，卻是完全另一回事。香港人從來崇尚自由講求自主，公民社會茁壯成熟，對制約公權、公共參與，更視為理所當然。如今人大以「完善選舉制度」去限制民權，以國家安全為名去壓制參與空間，大部分香港人即使不敢反抗，但也不見得會心悅誠服。縱使中央真的有能力改善特區民生問題，可以紓緩社會矛盾，也不一定可以令港人重新信任政府。在香港這個經濟高度發展、開放多元的國際都會，個人生活水平以至各種經濟增長指標，從來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的全部內容。
公權全無制約 如何避免政府決策失誤？
更根本的問題，是特區政府如今仗恃有中央撐腰，可以徹底剷除反對派和全面壓倒任何利益集團的異見聲音，又是否一定能拿出可以解決各種民生困境的有效方案，不少人對此心存疑問。公共政策從來就不能單靠長官意志英明領袖，而是有賴社會各種利益能否求同存異集思廣益，有沒有辦法可以在價值理念、利益考慮、科學證據和施政成本中取得平衡。但在政治新常態下，北京似乎只以一種鬥爭邏輯去看待管治問題，將香港所有的困難簡化為全因勾結外國勢力的反動力量和自私自利的商界財團長期阻撓政府施政所致。按這種思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特區政府施政便會暢通無阻，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大刀闊斧開山劈石處理各種問題，香港從此便有好日子過了。
但我們的政府真的有能力處理問題嗎？即使撇開問責官員的個人才幹不談，在公權全無制約的情况下，政府決策失誤又如何可以避免？立法會已經成了橡皮圖章，政權對傳媒的控制也愈見明顯，民眾表達訴求的空間所剩無幾，就連商界恐怕也會意識到時不我與要保持緘默，在這種情况下，誰人還可以提出各種政策預警，或者膽敢點出政府構思的不足與缺失？我們只能寄望，政府官員個個英明神武高瞻遠矚，永遠不會犯錯。但刻下我們看到的，卻是他們在近乎一言堂權力無人可監察的情况下那種傲慢與張狂。今天特首和一眾高官一旦遇到任何不合心意的批評和質疑，便動輒以「別有用心」、「惡意攻擊」去點名斥罵，連昔日那種「虛心聆聽」、「全民諮詢」的門面工夫也懶得去做。絕對權力只會衍生絕對腐化，這個道理真的很難明白嗎？
舉報文化下 社會人人自危
更何况，即使大膽假設我們的管治機械還有把香港搞好的意志，但政治新常態卻已經為這個體制注入毒素，令它的效能大幅受損。在維護國家安全為先的處境下，香港已經出現了一種舉報文化，建制派愛國者個個勇於揭發任何他們看不順眼的人的「惡行」，不管是否有根有據言之成理，總之就要以投訴、公審令對方終日誠惶誠恐，忐忑不安。這種表示忠誠的做法全無成本，但那種隨便一句說話便可以摧毁任何人的畢生努力和事業前途的權力慾，對那些胸無點墨心術不正的奸邪小丑來說，便恍似是一種高質毒品，令他們永遠沉溺於這種操生殺大權的快感當中，樂此不疲，不能自拔。更何况，每年花費數以十億計的國安系統，也總要做出點成績以證明存在價值，這客觀地也必然會進一步助長這股舉報風潮。在這種爭先恐後爭取「國安紅利」的氛圍下，社會各行各業以至公務員隊伍人人自危忐忑不安，步步為營少做少錯才是保命之道。在這個荒謬的年代，我們的公務員團隊還可以秉持專業專心一志地為決策出謀獻計創新思維嗎？近日高級政務官連番被人以莫須有名義高調攻擊的例子，恐怕只是一個開始。
特區在全面管治下將進入大治年代？香港人不吃這一套。
作者是政治學者
[葉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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