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我们能实现伟大复兴，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发展速度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有一个人民生活水平高一点、低一点的问题。
（全文约5700字，预计阅读时间18分钟）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她的报告被美国政府采纳之后，有效地指导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并且在战后成功地改造了日本。
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一书，曾经引发轰动。尽管现在看来这本书已经过时，但当时它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贡献极大。
然而，研究中国似乎比研究日本困难得多。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和预测，似乎总是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期待总是“落空”。
历史上，美国政府、智库和大学中的“中国通”往往会卷入争议，一代又一代“知华派”总是遭受美国国内舆论的指责。
有人说，知华派们向政府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误导了决策，以至于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错再错，最终使得美国在今天的亚洲地缘政治中处于不利的局面，有人惊呼“麦金德的噩梦即将实现”。
所谓的“知华派”，实际上就是美国左派（自由派）中那些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知华派”都是“友华派”，但是历史上绝大多数能熟练使用汉语的、经常访问中国的、在中国居住和生活过的、富有人脉关系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往往深有好感。
最著名的有二战期间的史迪威将军、外交官约翰·谢伟思，以及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他们都曾经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以及对蒋介石腐败政府的憎恶。
1949年之后，这些人被指责为破坏美国国家利益，欺骗了公众，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丢掉了中国”。在麦卡锡时代，他们首当其冲，有的被清除出政府和大学，有的备受污名化。
一、美国左派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概述
几十年来，美国左派们对中国的性质的判断，一直主导着美国各界。美国政府曾经多次试图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无法得到主流学界的知识上的支持，因而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在20世纪90年代初，老布什和克林顿曾经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但知识界认为，美国完全可以使用温和的、低成本的方式引导中国的发展方向。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的前八个月，他已经摆出了要和中国对抗的姿态，但“9·11”事件之后，美国迅速调整战略，使得之后的八年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这也是因为美国学术界、战略界有充分的知识积累，政府没有采取与之相悖的政策。
2008年之后，美国政界和知识界展开了针对“中国是否正在变得强势”的争论。2015年左右，美国国内再次展开对中国的争论，左派的声音开始走衰。
但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极端反华派仍然没有占据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强硬派（或鹰派）不同于极端反华派，二者有分歧，甚至对立。
最近有两个公开信很著名，一个是2019年6月《华盛顿邮报》刊发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很快有人又搞了一个要求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公开信。
前者的签署人，包括美国政界的知名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既有温和派也有强硬派；后者主要是退役的军官、情报人员，以及7-8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还有很多是没有任何身份的人。
第二个名单中，往往和中国有利益冲突的人，或者完全不了解中国的人，他们根本不代表美国主流精英的观点。主流精英依然主张对中国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只不过方式比以前变得更加强硬。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发表的几篇文章。他将美国学术界分为“大国通”（大战略家）和“中国通”（知华派）。
他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知华派们大多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和判断，而大战略家在几十年的预测则得到了验证，例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他宣称要如何尊重知华派，但使用的是嘲讽的语气。布兰兹教授或许有一定道理，知华派喜欢炫耀他们在中国的人脉关系，但忽视了国际政治中最为根本性的变量因素，如权力结构。
虽然他主张二者应通力合作，才能应对中国，但是他似乎夸大了知华派和大战略家之间的区别。
布兰兹的一位同事说，美国的很多战略错误并不是中国通们造成的，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里根时期的国务卿黑格都是大战略家，但他们在对苏关系上把“中国牌”看得太重了，以至于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让步。
布兰兹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另一位同事告诉我，他的观点虽然独特而且很吸引人，但远远不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不少知华派最几年已经调整了对中国的看法，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温和派，但并不主张“遏制”中国。
与中国“接触”的主张早在艾奇逊任国务卿的时代就已经出现。美国精英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坚信中国最终可以自己拥抱美国价值观，因此美国只需要“帮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即可。
在美国人看来，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中国最有可能被改造成为基督教国家。
中国政府和民间从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行为，如洋务运动、西学东渐，以及朝廷和民间一致自发的反儒批孔运动，使得美国人坚信中国与他们的文明是非常同质化的，甚至美国人觉得他们与中国的“共享价值”要多于与他们曾经一度痛恨的欧洲旧大陆。
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非西方世界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而当时的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是君主政体，欧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也不是民主政体。
一战时期，中国加入协约国一边，反对同盟国，前者大多是相对民主的政体（除了俄国之外），后者几乎全部为君主专制政体。
二战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达到了顶峰，罗斯福坚定地维护与中国的亲密盟友关系，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中国的支持来主导战后的亚洲秩序。
即使在1949年之后，美国主流的知华派依然认为，要同情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腐败的蒋介石政府被中国人抛弃是合理的，但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明不相容，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中国必然会重新拥抱美国的价值观和模式。
尽管美国政客在语言上攻击中国，但美国对华政策几经波折，却始终没有摆脱艾奇逊的遗产。
然而，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不解的是，他们眼中的好学生，却始终没有走上美国的道路。
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如此向往西方的国家，却始终没有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美国人的期待似乎越来越落空。美国人曾经对“中国人民”寄予厚望，但是现在却变得失望，以至于有人认为这已经不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
近几年，美国一部分自称长期致力于两国关系友好的学者，开始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曾经多次抱怨，现在在美国为中国说话越来越难，美国人对中国态度恶化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并且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惊讶”。
曾经对中国政治发展有过积极评价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的看法干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沈大伟尽管喜欢对中国指指点点，经常对中国学者的观点表示不屑态度，但是他坚信自己对中国的友好情节是发自内心的，他“真诚地”希望中国走上一条他希望的“正确道路”。
类似的学者在美国还有很多，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ndrew Nathan、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Perry Link、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专家Jerome Cohen等，他们几年前就转变了对中国的观点，但依然以对中国“友好”而自诩。
在美国知识界，批评中国也是有潜规则的，有的话可以讲，有的不可以。我总结了相关的三个特征：
第一，违反美国政治正确的话不能讲，例如不能从文明、种族视角来攻击中国；
第二，对中国人民表达失望的观点不能讲，尽管有的保守派人士内心持这种观点；
第三，破坏知华派在中国人脉关系的话不能讲，否则会损害主流知识界的既得利益以至于遭到他们的集体打压，学术圈之外的人或许有可能说一说，但是学术圈的人不敢。
二、知华派何以“惊讶”于中国的现状？
如果粗略地把美国知识界大体分为左派和右派，那么可以发现，左派有传教士精神，经常宣称对中国友好，他们认为有能力改造中国，也喜欢批评中国。
而右派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不太关心，他们更多的是从美国国家战略的视角出发，讨论针对中国的具体政策，有时更容易克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阻碍。
左派和知华派的弱点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美国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的。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只有中国接受美国的经验、采用美国的模式、听从美国的教导、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才可以真正繁荣和强大。
他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不考虑中国的实践经验，而是将西方的逻辑强加在中国的事实之上。
例如，美国的知华派经常说，他们喜欢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不喜欢那个政治人物；这个时期的中国是进步的，那个时期是倒退的；中国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
尽管他们的逻辑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中国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做法，恰恰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政治实践、长期摸索和反复试错中产生的，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和美国自下而上的赋权逻辑有根本不同。
美国的很多左派的确是发自内心地对中国“友好”，但是本质上他们的“友好”是建立在对中国的不尊重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西方中心式的傲慢，夸大某一国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却无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实践过程。
他们否定中国的成就，在他们眼里，中国不接受西方价值观就无法发展，就无法走和平道路。最近的一些左派，似乎默认了对中国“接触”失败这种说法，并且将责任归咎于中国。
还有一些左派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关系而表面上不敢得罪中国，但他们并未真正从历史制度演变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正是这种偏见，妨碍了知华派们准确预测中国，难怪现在遭到了右派和强硬派的批评。
与一部分长期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相比，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似乎对中国的了解更为透彻，对中国问题看得更为深入，事实上比知华派们更加知华。
他很早就指出，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待中国并制定战略，根本不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很多人觉得米尔斯海默是反华的，但看过他的书的人知道，实际上他恰恰比那些知华派更为友好。
他所谈论的“中国威胁”，不是价值观和文明意义上的，而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实力。
换句话说，他的理论对中国和西方是一视同仁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的理解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没有像多数知华派那样将美国的逻辑强加于中国。
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在北京巡回演讲时能得到热烈鼓掌。但遗憾的是，米尔斯海默在美国是孤独的。
美国政界和主流战略学界受到自由主义偏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依然在犯米尔斯海默所反复指出的错误，例如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消耗权力而非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离岸制衡”以有效打击中国的弱点。
三、美国左派对中国的误导
更不幸的是，由于我们中国学术界长期受到美国思想的影响，我们在分析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将美国人喜欢的逻辑套用在中国的身上，中国也缺少米尔斯海默那样的人物。
比如我们在分析中美关系近期变化的时候，可能会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变了而不是美国变了。
对于贸易战这样的事件，我们可能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善意的，不是美国反悔了而是因为中国不遵守美国制定的规矩。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左派对中国确实表现了真诚友好的态度，为中美关系做了不少贡献，我们才更容易轻信他们的逻辑。
他们总是强调，自己在美国一直坚持“为中国说话”因而遭受到了压力，这更使得我们认为他们帮助中国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种友好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对中国知识界的软性的支配，使我们失去了话语权。以至于我们对美国迷信过度，几十年来始终不能平视美国。
有人竟然也和美国的知华派一样，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看作“常识”，对中国没有走上美国的道路感到“惊讶”，而我对这种“惊讶”却感到惊讶。
今天美国的两党之争、特朗普和建制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而我们依然坚信只要是美国做的事情一定就是对的。
当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并不是正确的选择，指责左派“不懂中国”或者将他们全部推到敌视中国的那一边，对中国利益的损害将会可想而知。
假如20世纪70年代知华派不能像美国政府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政策参考，美国拒绝调整对华政策，那么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能搞起来吗？
如果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拒绝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吗？
如果小布什坚持其在2001年的既定方针，或者听从了米尔斯海默的苦心忠告而没有卷入到伊拉克战争的泥潭，那么我们这20年能有如此飞速的发展吗？
今天虽然美国对华态度似乎出现了跨党派共识，但是在具体对华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共识，甚至各派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相互抵消的。这意味着知华派对于华盛顿的政策细节依然非常重要，因此他们依然是中国应该争取的对象。
对于一些“诤友”我们应该给予尊重和宽容，尽管对于某些试图忽悠中国“上路”的美国人我们确实应该警惕。
四、今天的中美关系比较危险
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阻止今天中国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能实现伟大复兴，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发展速度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有一个人民生活水平高一点、低一点的问题。
如果再过20年，我们对美国就没有依赖了。但今天，我们对美国是有依赖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一旦美国立即下决心对华“脱钩”，会给中国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现在美国确实有人在警告，“必须立即对中国进行遏制，否则就来不及了！”中国的高层也是非常清醒的，必须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比较而言，若改善中美关系，我们不太可能依靠美国右派。右派大多是战略家、军事家、现实主义者。左派大多是宣传家、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文人。
历史上，左派也有对中国不友好的，右派也有对中国友好的，甚至右派掌权的时候往往积极推动改善对华关系，如尼克松、里根、小布什。
但是，今天中美之间的利益差距太大，没有重叠之处，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要想通过美国右派来改善两国关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上让步。这会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置国家利益不顾，将国家陷于危险境地。这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通过美国左派来改善两国关系，是有可能的。左派只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多年以来他们对中国的分析，建立在错误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正是利用了他们的错误，为自己的发展争取了“机遇期”，减少了崛起的阻力。
左派占据着美国知识界的主导地位，掌控着意识形态，阻止了右派的主张成为现实。今天，他们失语了、沉默了，不再为中国说话。
中美关系是一个整体工程，双边关系的本质，不仅仅在于外交政策。建立一个精致的意识形态战略体系，对于维护国家利益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
谁成为美国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证美国国内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知华”力量。我们无法争取美国的右派，但可以争取左派。
左派是一些不太坏的人，对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损害较小。这意味着我们须完善意识形态战略，更灵活巧妙地应对对手，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根本经济利益。
如果我们不必要地放大美国人对中国的恐慌，那么就意味着左派将会更加沉默，进一步导致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困难，最终极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根本利益。
作者：孟维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字编辑：张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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