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年迎来31周年。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中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国际社会各种质疑中国之声此起彼伏、中美紧张关系局势不断升级、蔡英文连选连任总统，台湾地位似有所加强、北京收紧对国内及香港的管控……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念六四似乎面临着新的难度和挑战。
考虑到全球尚未彻底摆脱新冠疫情的困扰，活跃在世界各国、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各方志士，决定选择在6月3日这一天，举行全球联网会议，纪念“六四”31周年。在此会议前夕，我们连线到定居德国的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女士。
法广：首先请您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纪念“六四”活动的全球联网会议。
廖天琪：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世界各地进入紧急的封关闭户的状态，至今都还没有完全解禁，当下人们走向街头举办大型的纪念会，是不可能的，因此朋友圈内发起在网上举行纪念活动的建议，立刻得到各方赞同的响应。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这类网上会议早就已经是一种行之已久的模式。由于参加会议的友朋们散在五湖四海，南北半球，各地时差很大，所以我们的会议将于6月3日举行，事实上也已经跨入6月4日了。届时亚洲的台湾、香港、日本，美东地区、欧洲各国、澳洲、纽西兰大约有几十人参加。开会时间两小时，所以仅有二十余位能安排发言，其它人仅是在场的听／观众，会后视频录像会送上YouTube，让海内外朋友共同分享，不忘初心，共同坚持中国的民主事业。
我们这次的2020年全球联网“六四”31周年纪念论坛，用了一个切入现下世界局势的主题：“后疫情时代，中国走向何方？”，由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人类世界快速科技的发展、商品、资本、信息、服务之间的流通，交通、交流的网状发展，世界已经是一个紧紧密织的大网，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世界各国所受到的冲击不等，反应和防御不同，有些国家和地区受到的经济、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打击和伤亡人数，不亚于一场战争。而爆发原点的中国，表面上将疫情控制住了，但是因疫情衍生出来的危机，从国际外交、金融、商贸到国内的人心动荡、经济衰退、政局不稳，都是对北京政权的巨大挑战。
本次论坛一开始是德国的人权牧师罗兰•庫纳（Roland Kühne）为六四亡灵的追思祈祷，接下来是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主题讲话，之后是台湾駐柏林代表处的谢志伟大使以及民运理论家胡平发言，还有港台和欧美纽澳的政界、学界人士及各地的民主人权斗士，我们听听他们在追思六四之外，对当下局势的分析和看法，是极具启发性的。
法广：六四天安门事件又送走了一个年头，为六四平反的期盼一年接一年的破碎，作为一名人权卫士，您对中国民运未来发展方向及应采取的策略有何见解？
廖天琪：多年以来，许多知识界的人士都把“六四”的正名，看成是中国向前发展所绕不过的一道坎，这种预期就像西方预测，通过改善提升中国的经济民生，社会产生中产阶级，整个体制就能从威权逐渐步入民主自由的道路，这两种预测结果都落空，北京政权利用华夏民族勤奋的本性，和那种“打掉牙齿和血吞”，祖祖辈辈要出人头地的民心民情，一方面将权力紧握在共产党手中，一方面也“让利”给老百姓，加上将教育和媒体及宣传机制全都控制在党手上，隐瞒历史、扭曲事实、强化洗脑都非常见效。如今别说当年“反右”、大饥荒的残酷历史被淹没，连“文革”都有点模糊了，至于“八九民运”，“六四惨案”，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脑海中，都已经淡化甚至被抹去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每年纪念“六四”显得格外重要，民主运动可以把“六四”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揭露中共政权的残暴、虚伪和说谎成性，跟这个蔑视历史和真相的独裁体制争夺话语权是第一步。民运的未来，却要将眼光和格局放得更大，一个否定、拒绝自己过往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厘清、检讨、认识本身的错误，并且从中汲取教训，才能稳步的向前发展。中国今天表面上正在步入小康，国家有钱，人民生活改善，但是这是建立在枯骨和冤魂上的虚幻繁荣。我们看看经过第三帝国纳粹的罪恶，德国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忏悔，不断挖掘罪恶的根源，至今不绝，所以现在建立的民主是坚实的。这给当代的中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法广：新冠疫情期间，北京没有放松对言论、媒体等全方位的管控。5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两会上，政府当局更宣布了打算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决定。您如何看待北京针对香港的此一措施？这将引发怎样的后果？
廖天琪：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是北京一以贯之的逻辑行事。我们看去年香港的“反送中”群众护法运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採用先进科技、发展出来的新型群众运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上街抗议，却没有领袖，甚至没有突出的组织来策划佈局，“幕后黑手”主要就是因特网。“反送中”有思想、有策略、有新格局、新手段，波涛壮阔，历久不衰，在人类史上独树一帜。面临这种情况，中共政权如鲠在喉，蠢蠢欲动，却又不敢使出六四天安门再版的血腥招数，只有拿出“拖”字诀来应对。结果武汉病毒从天而降，突然爆发，倒是为极权政府解了围。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人仰马翻，无暇他顾，而香港人也都宅在家中，示威抗议暂时消声匿迹。经过几个月的“闭关”，中南海悟出了绝招，让推迟的“两会”掏出锦囊妙计——港版《国安法》，来终极解决“香港问题”。
这是个试探性的做法，中共想知道被新冠纠缠的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反应，台湾又是个什么态度。现在美国反应强烈，欧盟和英国都非常警觉，原先武汉病毒已经把全球陪绑拖下水了，现在又要对香港痛下毒手，借此恶法来打击一切异议异音，抓捕异议人士，连外籍人士也都不放过。那么北京难道不考虑香港作为自由港的金融和商贸地位了吗，让东方之珠蒙尘，难道对它本国没有损失吗？想来北京早就构想并且已经部署了上海和深圳来作为香港的替身，但是这步棋错了，香港的繁荣可贵，吸引国际资本成为一个信息资源中心，不只是它是个免税的商业港口城市，而更在于它的自由、生机和朝气，一旦被“国安法”套住了，就成为一个“死穴”，这是自毁长城的做法。何况国际、台湾和亚洲邻邦，从此更加对北京的独裁专横有了新的认识，北京将四面树敌。
法广：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您如何预测疫情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
廖天琪：经验告诉我们，契机往往藏在危机里。本来新冠瘟疫首发于武汉，危机冲击了中国。北京虽然以强力手腕控制了疫情，但是接下来的表现：一、拒不承认自己早期隐瞒疫情的事实；二、跟美国开打口水战，指出病源在美国；三、在国际上发动大外宣，往自己脸上涂金，说中国慷慨赠送口罩，大力援助外国抗疫，要从“始作俑者”华丽转身变成“救世主”。这些做法太让人反感，北京没有从危机中学乖，将之转变为契机，反而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机。国际上知道中国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控制疫情，同时也将中国百姓捏在手掌心，每个人都逃不过“老大哥”（大数据）的法眼，只要是按“中国标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险的个人和组织，都可以立即追踪“拿下”。由于中国标准是牛皮糖一样可以任意变形，任意解说，那么骂习大大、彭麻麻，对着国旗吐口痰，就可能被某些官员解释为“危害国家安全”，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写点批评时政的文章，或在自家四壁上贴“反动标语”，如“天灭中共”之类的，那就一定可以定罪为“颠覆国家政权”了。这样的国家听上去是个笑话，但是它又同时是世界工厂，控制世界市场，控制世界金融、拥有美国大批国债，联合国里的喽啰兄弟国占有大半，自由世界怎么来面对这个庞然怪物？认识它，识破它的弱点，是第一步，在这点上，中国自己已经暴露了它体制和各种行事策略的弱点，接下来是各国的团结和共同的战略部署，能走多远，要看各国领袖的智慧和勇气。另外是促成中国内部人民的觉醒，唤醒人民对中国政权的小恩小慧，采取“不食嗟来食”的态度。中国今日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是中共的功劳，而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丰收。没有共产党，人民才能更有尊严，享有基本权利，生活更有保障。当大部分中国人有这样的认知时，中国真正转变的契机才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