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全球化的好處自不待言，但社會一直忽視全球化的輸家，漠視他們失去體面的工作和生活。說是「忽視」或許太簡單，學者不是看不到昔日製造業重鎮的職位流失到別處，而是在複雜計算下，這些真實的創傷都化成抽象程式一個元素而已：有人失去工作，但消費者整體而言可以享受更便宜的入口貨，國家整體還是受惠於貿易，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轉行，甚至去別的地方找尋機會。在抽象的計算下，一個活生生的人福祉不被計算。直至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才把眾人驚醒過來，苦思如何可以扭轉這現象。眼前這場瘟疫勢將衝擊更多國家更多行業，當身邊人甚至你和我都有可能失飯碗時，這場疫症會否成為改革百病叢生的經濟體系之機？
這個時候讀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杜芙若 （Esther Duflo）跟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的著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下文簡稱Good Economics）再也合適不過了。兩人將「隨機控制實驗」（RCT）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不作大論述，只是耐心用實驗來逐一檢視扶貧政策（可參看前著 Poor Economics ），這方法也惹來經濟學家批評太狹窄，不能回應複雜的大問題。兩人今次將目光放到發達國上去，試圖為近年西方社會出現的民粹主義把脈，嘗試為反移民及反貿易浪潮背後的病源提供藥方，可謂有力回應了上述批評。
經濟議題不能只交經濟學家
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經濟學家聲名狼藉，本書序言題為「Make Economics Great Again」便是要為經濟學挽回聲譽。英國及美國民調顯示人們對經濟學家的信任，僅比敬陪末席的政客高。原因相信你我都可猜得一二，太多掛着「經濟學家」名銜的「財經演員」在傳媒大發議論，作一些毋須承擔後果的預測；又或意識形態先行，漠視數據事實，造成一些陳腔濫調充斥，真正的經濟學家卻又在學院中忙碌，無暇回應大眾關心的經濟問題。以美國為例，減稅是否能刺激經濟增長？在美國保守派輿論耳濡目染下，人們幾乎條件反射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本書引用研究娓娓道出，數據其實並不支持，經濟學家甚至連經濟增長的成因也不知道。又例如，福利是否會鼓勵人偷懶？在美國，很多人也會條件反射的認為會，但數據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杜芙若兩人在全書一直反覆強調的要點是：經濟很重要，可以協助了解及解決很多社會大問題，「重要得不能交託給經濟學家」（Econom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economists.）。
失業不只是沒收入
此話何解？因為在作者眼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很有問題。Good Economics一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不應假設市場總能得出公正、可接受甚至有效率的結果。當世界日趨貧富不均、贏家全取，政府再「積極不干預」，任由市場決定大眾生死，只會產生災難後果。但政府應該怎樣制定良好的政策？杜芙若夫婦長期研究窮國，早發現一般經濟學家對窮人以至人類了解流於片面，影響政策制定。比如說失業，經濟學家分析問題時往往只關心損失的收入、找新工作的時間及努力，但喪失工作的代價卻不會在模型之中顯示，以為只要彌補收入就解決問題。但事實上，失業關乎的不只是收入，還有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這些不會在GDP反映出來的東西。
這就引申到近年左派的時髦話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為了解決自動化引致的大規模失業，一些學者提出無條件給所有人基本收入，矽谷不少人也支持有關構想。基本收入並非新鮮，在左右兩派皆有支持者，右派支持基本收入的理由是要減省福利行政費——福利國家芬蘭2017年至2018年以失業人士為對象的試驗也是出於此動機。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效果如何還待進一步數據，但杜芙若兩人認為，正如經濟學家思考失業、貿易及移民等問題時只考慮金錢，UBI也是同樣忽視失去工作的真正代價。該書批評，UBI的構想想像工人一旦被裁便從工作義務中解放，可以靠 UBI過活，當義工、學習技能，甚至自自由由探索世界等。不過，現實並非如此，調查顯示人們很難在工作結構以外尋找意義。當一個居民眼見過去以製造業支撐經濟甚至自豪感的城鎮凋零，當中的失落並非經濟模型能抓住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們會單為了金錢利益移民也是不符合事實，在窮國的研究顯示，人們其實不會輕易為了工作機會離鄉別井。
社會政策應助人民抵禦震盪
如果UBI不能解決問題，那麼政府應該怎樣協助？Good Economics強調任何協助都應該顧及尊嚴，例如可以參考歐洲補貼農業的做法，補貼他們工作，也能保住社區。
瘟疫將如何衝擊我們的經濟及社會現在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一些過往被視為禁忌的經濟政策在這刻已不再激進：執筆之際，英國政府才宣布會為受停業影響的打工仔支付八成薪酬；美國政府也宣布直接向家庭派錢。《金融時報》近日為眼前的經濟危機邀請各方獻策，也有過往不支持UBI的學者提出UBI可能是目前最簡單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各政府目前的策略都只是短期的，萬一瘟疫對社會及經濟造成的衝擊是長遠的，掀動產業結構改變，便更需要深思熟慮的政策應對。一些過往受惠旅遊業的行業或地區經過這場瘟疫後能否適應？單單派錢是否足以協助他們轉型？
這方面，Good Economics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書中寫道：「在充斥變動和憂慮的時勢，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協助人們抵禦震盪，而又不讓震盪影響他們的自我感。」Good Economics主要針對美國情况，作者批評不少政客不掩飾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改變態度之餘社會保障也需要深刻反省及想像力。說時容易，箇中涉及的是要政客扭轉對窮人及弱勢的鄙視，徹底反省社會保障體系，也需要一點想像力。杜芙若兩人行文細心，引用大量文獻和論證支持，也很謙卑。書中一段話尤其值得為政者深思：「每個轉型能夠也應該成為政府向受影響工人展示同理心（empathy）的機會。」
文//林康琪
編輯//劉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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