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疫情严峻，武汉封城，全国揪心，共克时艰为第一要务。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和表现，而今看来，有很多令人动容和深思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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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在千载未有变局中步履蹒跚的帝国，已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
内忧外患，变乱纷起，财政千疮百孔，但外表竟还有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尊贵的摄政王爷载沣看来，帝国正在励精图治，立宪大计按部就班。
军队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间、彰德两次盛大阅兵，一派兵强马壮。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帝国打了个踉跄。
事发10月25日，同样是个冬天。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
十二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国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报告。
其实，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很多劳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于是，中国劳工的聚集地，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
因为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的缘故，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但沙俄政府出于极端自私，不仅隐藏消息，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冻，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大车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
数年之前，以哈尔滨为中心、贯穿全东北的T字形铁路网刚刚通车。这在当年绝对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却成了瘟疫传播的帮手。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关内的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而人们对瘟疫的原因竟一无所知。
眼看就是帝国子民的灭顶之灾。
要知道，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万，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年的疾病传播绝无此时迅捷，而此时应对鼠疫的治疗手段相比黑死病时并无实质进步。抗生素的发明，还要到几十年之后。
不过，一直被反复抨击、唾骂、耻笑的帝国政府，在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
高层没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维稳、处罚“妖言惑众者”这些事情上，而是尽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专家队伍。
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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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在当时中国，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
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
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法国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至此相信了伍连德的理论。
同样对他表示信任的，还有身陷灭城之灾的哈尔滨全城，以及整个帝国政府。
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疗方面基本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断鼠疫的传播扩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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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案，今天看来也是很先进的。这套方案有三个原则，三个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传染源。
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在无法深埋的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路，烧。
伍连德反复做工作，在朝廷圣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亲眼见证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断传播路径。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
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
同时，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第三招是保护易感人群。
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
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
这种口罩成本低廉，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
显然，上面这些方案再先进，没有当局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幸，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竟然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付诸实施。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
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
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不可谓不惨痛。
但相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包括外国学界与媒体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
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横向比较，且不说惨烈的欧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云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人，昆明人口损失一半。十余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较轻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国治下，仍有两千五百人死亡，考虑到香港当时仅二三十万人，死亡率高达1%。
经此一役，伍连德博士和他开创的现代防疫体系功不可没，他这一代的中国医者，深入死地，义不惜身，总结实践的诸多宝贵经验，至今仍在福泽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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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伍连德博士事迹的人其实不少。但当时面对重大疫情，站在伍连德背后，支撑他的帝国行政体系，迄今为止，研究和关注的人并不太多。
不想谈太复杂的“体制问题”，只提一个人，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
东三省总督这个职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当于黑吉辽三省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位高权重。时任总督锡良，蒙古镶蓝旗人，属于晚清政界的开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岁月尘封的历史档案之中，锡良在瘟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没有出于对红顶落地的恐惧，封锁消息，欺上瞒下，而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
档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时此刻“观看文艺演出”或是“组织群众集会欢度新春”的记载。反倒能看到，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要变成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
当伍连德提出焚尸动议，各界反对纷纷，几乎无法推进的时候，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他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
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
防疫措施耗资巨大，费用吃紧，帝国财政紧张接济不上，锡良的办法不是向国民募捐，而是事急从权，向银行借款。
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说防疫是战场，医生是战士。这位大清总督用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让这句口号没有流于空文。
同时，另一方面，锡良对防疫中庸碌无为、推诿拖延的官员，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职。
锡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强环伺的东北，成功击退了俄、日以协助防疫为名，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染指。
他是一个走钢丝高手，而且是在钢丝上负重前行。
锡良是一个缩影，折射了那个衰老腐朽的帝国机体中，生命力顽强存在的那个部分。
在东北鼠疫的全程中，这种生命力从不同缝隙折射出来，例如，帝国在执行东北全域封锁、山海关五天隔离政策时绝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头品大员，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公务返回，老老实实在山海关隔离观察五天。
锡良也是一个寓言，证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气的腐朽满清政府，老老实实按科学规律办事，仍然能够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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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国际学术声誉。
六个月之后，武昌楚望台军械库，一阵枪声响起，帝国寿终正寝。她在对抗瘟疫这最后一战中迸发的生命力，终究不足以支撑她背负整个民族，踏入现代门槛。
这个时候，武汉三镇城门紧锁。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后。
锡良总督淡出政坛，七年之后，六十六岁的他患病，拒绝服药而死，以身为殉，后人又不知所殉为何。
伍连德博士继续在中国的医学启蒙的路上披荆斩棘。1914，他提议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这就便是后来的协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
他还办了一座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发起了一个学会，中华医学会。
1935年，他成为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年老之后，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开了一个诊所，过着为乡人看病的朴淡生活。
先前种种惊心动魄，全如过眼云烟。此刻神州种种壮怀激烈，也与他远隔沧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觉得不适，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岁。他走的默无声息，但中国的防疫史和医学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长存。
抚古思今，我们抵御瘟疫的战役还在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们的经济基础、组织能力、科研水平、群众认知，都比一百多年强的太多。
我们也理应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和贤者。
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将代价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让我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经得起后人的反思和审视。
这个新年的过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响，和惯常有所不同。
新年始终是孕育新生和希望的。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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