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運動爆發至今已 7 個多月，街頭抗爭漸現疲態，惟風暴帶來的後遺並未止息。
街頭大型拘捕行動不再如數月前常見，但上門拘捕、保釋一段時期後至近日落案、甚至當事人離境時在關口被捕等情況，屢見不鮮。根據警方數據，至本月（1月）9 日，警方在各區示威活動中拘捕 7,019 人，當中只有1,092 人遭落案起訴，檢控比例僅約 15.6%、獲無條件釋放的人數多達 349 人，且尚有 5,556 人的案件仍在調查中。已遭檢控的1,000多人，固然要費盡心神，著手應付漫長繁複的法律程序，但另外５,000 多人，仍要面對眾多不確定性，每日忐忑不安，擔憂最終會否被檢控、會被控告甚麼罪名等，即使是極少數其後獲撤控的「幸運兒」，在過程中因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或不人道對待所造成的創傷，亦非短時間內可以癒合。
然而過去多月，面對濫捕濫告批評，政府論調依然離不開以「法治」為盾：政府多番重申，示威者破壞行為罔顧法治；任何要求特赦、或停止檢控的聲音，都會損害法治；警方嚴正執法、依法拘捕，均是建基於法治 ....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日前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亦如是說：
「…. 在亂局下，暴力橫行，破壞行為猖獗，那就是暴徒統治而不是法治。
…. 為免警務人員在互聯網平台被起底及滋擾，高等法院在頒令繼續執行相應的臨時禁制令時指出：『重覆和不斷升級的違法行為在情理上是沒有可能促進和維持法治』.... 」
但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吳靄儀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直斥鄭若驊的說法為求緊貼中央「止暴制亂」指令，扭曲法治意思，是「政治」，多於「法治」：
「政府係顛覆緊法治 — 我拉你就要告、告就要定罪、定罪就要坐監。他們認為法治就係守法，這是香港官員根本唔應該有的法治觀念 — 佢哋唔係今日先做香港官員。」
「香港的法治係有好長的歷史，點解會用咗共產黨套想法，視法律為控制人民的工具，點可以將兩樣嘢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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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案件積壓 能否維持公平審訊成關鍵
隨著運動曠日持久，部分案件開始進入答辯及正式審訊，但更多仍處於提堂、等待警方搜證、等候控方索取法律意見等初期程序，案件一再押後，距離塵埃落定，依然遙遙無期。
大量案件積壓，民建聯早前建議設立 24 小時運作特別法庭，加快處理案件。吳靄儀直斥有關建議「唔經大腦」 — 香港法官人數有限、控方律師有限、辯方律師有限，逾千宗案件造成的司法災難，並非有錢就能解決。
吳靄儀認為更重要的，是在如此大規模拘捕及提告下，無論是檢控方、辯方，還是法官，能否維持其一貫公平審訊的水平，存在隱憂。
「一般來說，律政司要控告一個人，唔係淨係睇警方提交的調查證據，而係要審視：證據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否足夠去證明這條控罪？通常這個步驟係需要時間，同埋需時冷靜思考。」
《警隊條例》第 50 條訂明，如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有人干犯會被控以由法律訂定判處、或可被判處監禁的罪行時則可拘捕。惟警方近日多次行動中，都被質疑以撒網方式圍捕；路人、記者、急救員均被捕，甚至有警員以「違反高等法院禁制令」為由拘捕等，這些事件雖引起公眾譁然，一般市民卻難以阻止警方濫捕。
現時已提告的超過 1,000 宗案件中，最終有多少人會被定罪，現階段仍難以估計。但從近月已有十數宗個案獲律政司撤控來看，市民質疑警方及律政司「寧枉毋縱」濫捕濫告，亦非無的放矢。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早前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就提及與律政司司長截然不同的觀點。戴啟思致辭時表示，嚴重暴力行為固然與和平示威的權利背道而馳，但數千名被捕市民中，部份人將面臨漫長刑期的嚴重控罪，但「大致上他們都有著良好品格，代表著香港社會一大部分人」。戴啟思指，根據律政司《檢控守則》，檢控決定並不是只取決於警方是否有足夠證據令被告入罪，基於公眾利益作出檢控亦至為重要，即使證據充分，個別人士或某類案件亦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定奪。
吳靄儀指，有人主張只要有拘捕就要提出起訴，否則就是違反法治，這種說法是扭曲了「法治」的意思。
「尤其佢哋將暴動罪、非法集結睇到咁闊，好似你趕唔切離開現場，拉到都算『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
吳靄儀認為，就算嚴格按照法律解讀，被捕人「技術上」已算干犯罪行，律政司亦有責任在平衡市民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後，思考提出起訴是否屬最符合公眾利益，「起碼，無直接參與暴力行為的人，我哋係咪唔應該告呢？」
律政司須為檢控把關 法庭僅「守尾門」
吳靄儀指，一個人由被捕至被控，案件一共要經歷四個把關程序。第一關，是警察應按法律，在足夠證據下才作出拘捕。第二關，律政司要確保案件有充分證據、合理定罪機會，及符合公眾利益下，方批准起訴。第三關，辯方律師應作充分準備，在法庭上為被告的最佳利益作辯護。第四關，法庭必須維護公平審訊原則，確保被告獲公正裁決。
吳靄儀認為，在現時濫捕濫告下，第一、二關已經失守；辯護律師能否好好履行其職責，某程度上亦取決於律政司有否將文件、準備呈堂的證據預備好，有否為辯方律師預留足夠時間準備辯護等。
而相比起掌握拘捕權及檢控權的政府機關，吳靄儀承認，法庭只是個「守尾門」、相對被動的角色，「第一，法庭無權決定檢控邊個，第二，法庭唔可以決定你有咩證據、無咩證據，只可以裁決係咪批准證據呈堂。法庭都無權決定法律係點樣制定。如果法律訂立得好嚴苛，法庭都唔可以自己放寬。」
吳靄儀指，除非辯方能提出證據，證明檢控決定本身不公，或者控罪所涉的法例本身違憲，否則一旦案件被帶上法庭，法官就要把案件審結及頒布裁決。但市民一定會有一套公義觀，當法庭的裁決與大眾期望有落差，民眾不滿，吳靄儀認為這是最自然不過、但法庭無可奈何的結果。
另一個法庭「無可奈何」的地方，是「暴動罪」、「非法集結罪」等不少現時律政司動用的《公安條例》控罪，至今仍維持 67 暴動後制定的版本。而《公安條例》過往一直被質疑違反人權，部分條文更在 1995 年一度被廢除，惟人大常委會指 95 年版的《條例》違反《基本法》，無法過渡九七。
「《公安條例》係一條好古老的殖民地法例。如果你就字面解釋，（罪行）涵蓋的範圍會好闊。對警察而言，就算一個和平集會都好，如果其中有三個或以上的人，做咗法律唔准許的行為，你就變成非法集結。」吳靄儀解釋，「咁我哋有 100 萬人，係咪都變成參與非法集結呢？」
「我哋直覺上覺得唔公道，但法庭可能會話：無辦法，邊個叫條法律係咁？」
保釋條件屢被轟嚴苛 吳靄儀：我哋對無罪推定，係咪夠認真？
不過，雖然法庭在起訴與否、以什麼控罪起訴等問題上並無主導權，但法庭角色亦非全然被動。
法律界有句名言「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遲來的公義就是不公義，《基本法》第 87（2）條亦訂明：「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案件積壓、審訊延期所造成的不公，對已被還押的被告而言尤為切身。最近就有一宗案件，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 6 個月再訊，裁判官認為 6 個月太長，但最終亦批准將案件押後 4 個月，期間被告還押看管。
終審法院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致辭中，不點名回應親中團體指「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指控，強調除非被告有棄保潛逃或干擾證人的風險，否則法庭一般會准予保釋，做法符合無罪推定的原則。
不過近日多宗與示威有關案件，即使法庭批准被告保釋，保釋條件之嚴苛令人咋舌，例如在「和你 Shop」行動的被捕人被禁足全港商場；有學生須遵守周一至周五每天 12 小時，周末更長達 18 小時的宵禁令；有被告任職飛機師，但法庭規定他不得離開香港，做法猶如被告還未定罪，已經受罰。
吳靄儀沒有直接評論這些條件是否過分苛刻，但據她觀察，社會上仍有不少人覺得，一個人既然被捕被控，法庭拒絕其保釋，也屬無可厚非，吳靄儀直言這種想法不可取，「而如果我哋法官的文化都係咁，我哋係有理由覺得好擔心。」
吳靄儀認為，司法機構、以至整個法律界必須反思，他們對人身自由、無罪推定等普通法原則，有否在日常工作中，同樣認真對待，「保釋肯定是法庭的權力範圍內。我希望在法庭面前陳詞的律師，會更加有力地說服法庭，令到我哋的尺度，更加符合公平審訊的尺度。」
市民有權批評法官出錯 惟不應人身攻擊
隨著運動演變，被捕人的案件被帶上法庭，尖銳政治爭議所帶來的壓力由街頭轉移至法庭，市民密切關注審訊，而大眾對過往對司法機構的普遍信任，亦難免受政府及警隊誠信破產影響。當法庭的裁決未符合市民的期望，無論該決定是否合法、合理，法官亦會成為眾矢之的，甚示被質疑不公。
在近月遊行示威中，各級法庭開始成為示威者針對的對象，例如在去年 12 月，高等法院、終審法院亦被人針對縱火，有人於法院外牆以噴漆塗鴉，點名道姓指某位法官為「紅底官」。特區政府、香港律師會均譴責行為衝擊法治；被視為較開明的大律師公會亦發聲明，指司法機構是公義及法治的守護者，對破壞行為予以最嚴厲譴責。
吳靄儀不希望有人破壞法院，但同時認為大力譴責有關行為，於事無補，因為當市民直覺地認為某被告應判無罪，卻被判有罪更遭重罰時，「佢哋自然而然對法庭有很大憤怒，呢個可以理解」。
吳靄儀認為，市民絕對有權、亦有責任批評法官出錯，甚至可以質疑法官過於嚴謹，司法制度中存在上訴機制，也是同一意義。但她認為，如果針對法官人身攻擊，或斷定對方「染紅」，不是適合的方式及態度，「係咪要用燒法庭，去放火先可以做到呢？咁樣反而會令人覺得法治並唔係你支持的一樣嘢」。
於社會普遍討論下，難免有市民會認為法庭的部分裁決，對人權的保障未必足夠，吳靄儀認為法律界可多解釋闡述，或舉行法律知識講座，讓市民對公平審訊越來越關心之餘，亦更客觀理性理解法律原則及尺度。
政府帶頭破壞法治 7.21 陰霾揮之不去
去年 7 月 21 日多名白衣人於元朗無差別襲擊市民，無疑是運動其中一個重要轉捩點。吳靄儀認為整場運動中，市民對 7.21 事件印象最深刻，也令他們強烈質疑法治，「原來警方執法係可以咁隨便，有啲人可以逍遙法外，如果法律只保護打我的人，咁我做乜要尊重法律？」。
吳靄儀指，當政府不守法，甚至帶頭踐踏法治，不去保護一般市民，反而以政治立場決定哪些人可獲保護，就會造成很大的法治危機。
「因為法治最基本原則，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原來有啲人打人不用負責，警方唔會干預，另外一啲人就算無打人都會被拉，最基本的法治原則已經蕩然無存，人民最直接反應就係點解要法治，法律對我有咩好處，我點解唔作反？」
除了選擇性執法，警員對市民濫用武力而無人問責，亦是失信於民的主因。當政府對社會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充耳不聞，警暴受害者或只可循民事途經追究，當中固然涉及動輒過百萬元的法律費用，但吳靄儀指金錢只是其次，最令受害者卻步的是擔心遭報復，「要當事人挺身而出去告一個警察，挑戰一個政府、一個公權力，係好大壓力」，這也令她大為憤怒，「點解我哋政府唔可以令市民覺得法律係保護佢哋，唔使擔心被報復，呢個係法治缺陷，當你的法定權力得唔到伸張，法律俾你的權力係無意義，只係空紙一張」。
法治已死? 在缺陷中追求最大公義
當社會對法治陷入信心危機，不少人會直呼「法治已死」，吳靄儀認為，在指出現時制度缺陷後，應著眼如何挽救、捍衛，而非對法律本身全盤否定，然後摒棄，「咁我哋係咪個個去街度打交就算呢？唔得㗎嘛，你要光復香港，你要光復香港的法治制度」。
她提出當香港面對巨大法治缺陷，社會各界包括關心法治的市民、法律界、政府都應認真討論如何改變。而其中最重要、也最老套的答案，是建立民主政制、重啟政改，「無民主，係無辦法維持法治，因為最大維護法治的唔係司法獨立，係政府要守法，當政府不守法，一路要去到法庭，已經係把緊尾關，好多嘢都已經破壞晒。」
「我哋依家其實係夾硬死撐。在一個無民主、或者民主有好大缺陷的情況下，我哋要撐起法治，每一步都係艱難的。」
近年政府對反對意見的控制越收越緊，民主化的願景，比 5 年前看起來還更加遙遠。現時民主進程落後，吳靄儀認為惟有從法律界開始，從法律層面推動尊重人權、人身自由的文化，捍衛僅餘的保障。
「我哋用文化去彌補無民主呢個缺陷，其實係好艱難的一件事，但艱難我哋都要死撐，因為實在太重要。」
好艱難 但值得付出
香港危難之際，吳靄儀樂見不少年輕律師正以更認真、更熱忱態度守護法治，為如何更有力為當事人辯護、更有效推廣人權文化等費煞思量，「我哋除咗見到一部分年輕人在街頭抗爭，仲有一部分年輕人在法律範疇抗爭，抵抗一個崩壞的法治。我知道係好艱難，但如果法治真係咁寶貴，係值得我哋付出去做。」
一場反修例運動，將香港各界捲入政治風暴，亦暴露出累積多年的政制缺陷，吳靄儀指香港現時情況嚴峻至此，需要由多方面著手處理改善，短時間內沒有一個萬靈藥方案，但絕不能輕言放棄。
「無論點樣有缺陷，都要追求對公義、人權、自由的最大保護。真係唔係好玩，但無辦法，你係要咁做，世界係唔完美，我哋在不完美裡面，希望可以減低不完美，增加多一分公義。如果我哋每一代人都咁做，我哋就會對得住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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