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5日
明報筆陣
「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沈旭暉
明報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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