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極權主義成為我們普遍的生活方式，那麼所有其他的人類價值，像自由、博愛、正義、對文學的喜好、對平等的對話、文理清晰的寫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對大自然的愛、對獨特的個人化行徑的賞悅，以及愛國心都將歸於消滅。
奧威爾《奧威爾文集》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寓言小說，大約可以從劉鶚的《老殘遊記》算起，然後是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老舍的《貓城記》。一九四九年之後，官方獨尊「革命現實主義」，作家連「腹誹」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所以寓言的寫作亦成為絕響。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歷史轉入亦真亦幻的「大國崛起」的新場景，於是兩本讓人驚豔的寓言小說應運而生：王力雄的《黃禍》和陳冠中的《盛世》。如果說《黃禍》如同屠龍刀一般厚重淩厲，毫不留情地直搗黃龍；那麼《盛世》則好似倚天劍一般輕靈柔韌，在眼花繚亂中庖丁解牛。這兩本書都不能在中國正式出版，不過與《黃禍》被徹底封殺不同，《盛世》的書評偶爾還能在紙媒上出現，雖然書評大都避重就輕，但足以撩起讀者的好奇心，這本「但聞樓梯響，不見佳人來」的傑作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呢？
為何身為中國人最幸福？
《盛世》既是寓言，也是預言。這本書在港臺出版的二零零九年，中國政府的還沒有張狂到挾持全體中國人上演「幸福秀」的地步。到了二零一二年，也就是書中設定故事發生時刻的前一年，中國社科院出籠了中國人「幸福指數」位居世界前茅的學術報告，央視記者笑眯眯地拿著話筒到街頭巷尾去詢問老百姓「你幸福嗎」。然而，就連如「范進中舉」般抽籤抽中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在被央視記者董倩追問「你幸福嗎」的時候，亦自言自語「我不知道」；在斯德哥爾摩再次被問及幸福議題，謹言慎行的莫言忍無可忍地反問「你是央視嗎」？
習近平上臺伊始，就號召中國人勇敢地「做夢」，做「中國復興之夢」。習近平大概沒有讀過《盛世》，不過他的執政思路與《盛世》中夢想當帝王師的、《讀書》雜誌創辦元老莊子仲提出的「新盛世主義的十項國策建言」如出一轍，其內容包括：一党領導的民主專政，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單民族主權的多種族共和，後西方普世的主體思想，中華文明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等。陳冠中頗有先見之明，「復興」確實成了習近平的「關鍵字」。
那麼，如何將盛世的感覺灌輸給越來越不服從的老百姓呢？或者更準確地說，共產黨如何成功地對十三億人實施洗腦術和催眠術？中共對人民的規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還要將這套經驗向香港、臺灣和西方世界複製。在《盛世》中，陳冠中給出了一個類似中國古代民間傳說「愚人之泉」的解釋：幾名感到不幸福的「害群之馬」，對全民「被幸福撞了一下腰」的現狀心存懷疑，為了尋找答案，孤注一擲地綁架了政治局委員何東生，逼他說出真相。於是，何東生將真相全盤托出：當局發明了一種類似搖頭丸的興奮劑，「在河北建廠，標準化生產，統一管理，科學的品質保證，添加在所有地區的自來水水庫，及牛奶、豆漿、汽水、果汁飲料、瓶裝水、啤酒白酒黃酒之中。覆蓋城鎮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人服量極微，血尿體檢一般檢不出來，人們根本不會察覺，只是稍稍開心了一點」。於是，中國人成了全世界最快樂的族群，中國成了全世界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
當陳冠中借書中人物「老陳」之口，質問何東生及其服務的「老大哥」為何敢未經人民授權就為所欲為時，何東生辯解說：「這是件好玩意，但只是件好玩意，根本談不上是控制，只是改變人的一點情緒，老百姓該幹什麼還照樣幹什麼。……我們黨做多少事都是老百姓不知道的，從來如此。」換言之，黨並不是從今天起才變壞的，黨的行事規則一以貫之。老陳還發現，媒體和教科書上的歷史敘述是扭曲和斷裂的，黨幹過的殺人放火的壞事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黨在造孽，對記憶的抹殺，是二度謀殺。但何東生振振有詞地說：「如果不先是中國老百姓自己想忘記，我們也不可能強迫大家忘記。是中國老百姓主動給自己吃了健忘藥。」他說的也是大實話：當局並沒有給老百姓吃健忘藥，忘記是老百姓的自願的選擇。正是事不關己、麻木不仁的群眾心理，使得共產黨能夠長期執政，何東生得意忘形地說：「可能人就是健忘的動物，人們就是渴望忘掉一些歷史。可能中國共產黨運氣就是好。可能是中國人活該給共產黨統治，六十年還不夠。可能是神跡，可能是中國人的共業。可惜我是唯物主義者，否則我一定會說這是天意，是上天想共產黨繼續執政下去。天佑我黨。」本來能言善辯的老陳對此啞口無言。而陳冠中最終要說的一句話是：最壞的其實不是共產黨，而是活在共產政權下隱忍不發甚至與之共謀的中國人。
虛幻的幸福感是可以呈幾何數位不斷傳染的。最高明的洗腦術是讓被洗腦者自動送上門來，你不給他洗，他還不高興。在通往洗腦的道路上，沒有內外和種族之分。何東生說：「有些外國人在中國住久了，回到原居住地的時候就感到渾身不自在，覺得沒有像待在中國的時候那麼快樂，整天想回來中國。」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西方人如蟻附膻，從昔日與毛澤東把酒言歡的政客基辛格，到今天提出「北京共識」的資本家約書亞·庫珀，都是「暖風熏得遊人醉」中的一員。美國專欄作家、記者湯瑪斯·弗裡德曼因《世界是平的》一書備享盛譽，面對中國的蒸蒸日上，他甚至說：「美國的民主制度反而成了發展的一種障礙，也許可以讓美國做一天中國。」可見，學歷和智商的高低並不是能否抗拒洗腦的決定性因素。
青年法西斯像爬山虎一樣瘋狂生長
魯迅曾經迷信年輕人一定代表進步的方向，後來才發現受了年輕人騙。他看到許多年輕人深入骨髓的世故與狡詐，才承認進化論對人性是無效的。《盛世》中描繪了一群忠党愛國、鐵血尚武的年輕人，毫不猶豫地站在權力一邊，以未來國家的管理者自居。二十四歲的大學生韋國，風華正茂，英姿颯爽，公然宣稱：「我們讀的是政法思想和經世資治之學，座右銘是智勇雙全——我們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義和男子漢氣概的。我們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這個平庸而沒有榮譽感的年代，我們有勇氣承認：我們是中國盛世的真正貴族。」韋國效仿的對象是毛澤東，他說：「我今年已二十四歲。二十歲那年我做的十年計畫，正一步步實現，但我不能自滿。毛主席三十歲的時候在做什麼？中共中央局五個委員之一。這樣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韋國自願充當秘密員警的線人，以理想主義的激情從事「五毛黨」的齷齪工作。他說：「凡大學裡有教授宣揚西方價值觀或自由主義，我們就舉報給校長或黨委書記。我們的模式已經像授權的連鎖店，複製到其它院校。這表明我的行動力，也說明很多大學生是聽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輕一代的魅力領袖。」與之對立，韋國的媽媽韋希紅是深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薰陶的知識份子，對「盛世」充滿懷疑和批判。母子之間在價值觀上發生了嚴重衝突，韋國跑到上級那裡去揭發媽媽，他說：「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現行反革命罪。現在國家真是太寬容了，我叫我的國保上線把她長期關在精神病院，他說不著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讓她到處走動，看看她見些什麼人。無奈。」連媽媽都可以出賣，韋國對其他人當然更冷酷無情。他長大以後，不就是又一個令計畫嗎？在兒子死于車禍之後，令計畫仍然不動聲色、指揮若定，連江澤民都驚呼：「這樣的人，沒有人性，也就沒有黨性！」不過，江澤民說錯了，在共產黨的歷史上，越沒有人性的人，就越有黨性，江澤民自己，不也是踩著「六四」學生的鮮血走進中南海的嗎？
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喧囂中，聰慧的蔣方舟寫了一封給母校的信，她引用了《盛世》裡韋國的典故，她說：「我身邊就有韋國這樣的年輕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謬。這也不難理解，北大清華的學子一路都是教育和體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著同一軌跡，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鏈的底端。於是，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她以親身體驗描述說：「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如今，在中國千軍萬馬地爭取入黨和報考公務員的隊伍中，有多少這樣茁壯成長的「有志青年」？
這就是青年法西斯的雛形。雖然何東生竭力分辨共產黨與納粹的差異——「現階段我們政府跟那些法西斯的分別是，我們想老百姓有愛心而沒有攻擊性，法西斯要老百姓有攻擊性而沒愛心。那家工廠製造的東西，讓老百姓開心，充滿愛心，不想攻擊別人。」——但實際上，從來沒有不嗜血的和講愛心的共產黨。憤青和五毛是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敢言作家李承鵬的新書簽售會上，兩個個賊眉鼠眼的毛左青年出手偷襲，他們一無所有，唯有暴力。而在上掌權者也篤信暴力維穩的策略，國保員警橫行霸道，視法律為無物。「國家主義」是當前中國執政者的首選，也是相當一部分民心之所向。學者一平在《警惕中國逆向改革，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一文中分析說，當局最高程度地強化國家權力，即加強中央集權，收縮民間的自由與民眾的權利，強調國家、社會、民族的整體性。其主要政策包括：一、強化國家政權，特別是軍警力量；二、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攏民心；三、清洗一批貪官和富人，為新權力立威；四、鎮壓反對派，清除異議；五、加強控制媒體和輿論；六、宣揚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七、擴軍，對外擴張——甚至發生戰爭，轉移內政危機。這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國昔日走過的道路。
果不出一平之所料，隨著習近平上臺，老紅衛兵一代全面掌控黨、政、軍、經主要權力，特別是軍隊和特務系統。這一代人無信念，崇尚強權和實利，是毛的後人，無法無天，膽大包天。特別是他們有青少年時期當紅衛兵和知青的經歷，更是蔑視倫理道德，為達目的不惜手段。作為紅色王朝的後代——共同的紅色血統，是中國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國家處於危機的關頭，他們很可能強制實行法西斯化。這正是陳冠中在《盛世》中發出的危言：從盛世轉向法西斯，只有一步之遙。有一天你醒來的時候，會突然發現生活的世界如同納粹德國的克隆版。
家庭教會是起死回生的力量嗎？
知識份子潰不成軍，公共人物謊話連篇，陳冠中在一次採訪中說：「當下中國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都已經自覺的調整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場而不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體制吸納精英，精英背靠大國，人人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些智囊精英甚至爭著替政府出主意，給政府當造型師。社會的隱憂和問題，大家都知道，但只要體制吸納我，你的腐敗你的專制，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如今，在各界佔據要緊的，多是厚黑之徒，比如：官場有王滬甯，民間有餘秋雨，右派有張維迎，左派有孔慶東，商界有陳游標，軍方有張召忠……他們殊途同歸，都是「不向蒼生說人話，偏向皇帝拋媚眼」。而學生在低就業率和高房價的重壓下趨於功利，工農大眾則成了被剝奪了言說的權利的「沉默的大多數」。那麼，中國未來的希望在哪裡呢？
《盛世》中用不少篇幅描繪中國家庭教會興起的場景。在婚姻破裂、兒子成為法西斯青年、同儕賣身投靠權力的絕望中，韋國的媽媽韋希紅到中華文化之根河南去尋找出路。然而，中國的古代文明早已僵死，她找到的是一家名字跟她的網名一樣的基督教會——「落地麥子不死」。陳冠中不是基督徒，他對基督信仰在中國復興的原因缺乏深層的思考，故而乾脆將人們信教的熱潮歸結於當局投放興奮劑的陰謀。不過，小說中也順勢探討了教會發展過程中的困境，如政府的壓力、緊張的政教關係以及不同教會和傳道人之間對公共參與策略的分歧等，但這些討論都流於表層。
陳冠中並未揭示出，家庭教會作為如今中國最大的NGO，已經突破了當局對結社和集會的限制；而新教倫理帶來生命本質的改變，家庭和社會關係的更新，經濟上自我奮鬥的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公共政策領域對自由和公義的追求，這一切都是世俗的自由主義無法給予的。在世俗的自由主義止步的地方，正是基督信仰紮根生長的地方。對此，兼有學者和牧師身份的劉同蘇指出，在以往的專制主義治下，由於公共權力完全控制了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中國沒有公民社會。然而，在整個公共生活被公共權力絕對控制的條件下，因為具有屬天的超越淵源，家庭教會自成一體地建立了仍然保有個人基本權利的公共生活。「在這個共同體裡面，人們可以按照聖經講道，所以堅持了言論自由；可以持守非官方意識形態的聖經價值觀，由此保留了思想自由；可以選擇官方教會以外的教義，從而守住了信仰自由；可以組成官方組織之外的群體生活，因此實現了結社自由。在專制主義的絕對控制之下，家庭教會成為了唯一維繫個人基本權利的公共生活，由此而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先驅或雛形。」劉同蘇的結論是：作為公民社會的唯一實際範例，家庭教會正在實際主導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家庭教會的興起是「盛世」的反面，卻是在中國誕生「新的生命共同體」的希望所在。
陳冠中用魯迅使用的「好地獄」和「偽天堂」的概念概括中國人在當下的兩難選擇。在好地獄與偽天堂之間，人會如何選擇？魯迅是虛無主義者，他不是死於肺病，乃是死於虛無。那麼，像韋希紅那樣走進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之中，是不是一種全新的選擇呢？湖南學者蕭建生窮二十多年之研究，從中國古文明一直梳理到近代歷史，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沒有受基督的洗禮，以致迷信皇權，缺乏何謂「正義」的思維。所以，中國要走出「不文明史」的惡性循環，必須接受基督信仰的洗滌。
陳冠中沒有給出什麼是「第三條道路」的答案，但至少呈現了一種可能性。對於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和這個群魔亂舞的時代來說，需要的不是盛世的泡影，而是愛與救贖、公義與自由。
※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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