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晚上，示威者不斷轉場，從原本的政府總部，到灣仔，接著過海到尖沙咀，再來就是警察在太子站內和車廂裡的攻擊、逮捕行動。這一連串被認為「太過火」的執法行動，引發還留在當地的示威者，連同出門關切的當地居民，聚集在旺角警署外頭，高聲指罵警察。
從直播畫面可以看到，被示威者和憤怒街坊包圍的警署門窗緊閉，一隊防暴警察用長盾上下兩層把警署門口擋得嚴嚴實實，窄窄的縫隙後頭，展開一面橙色旗：「速離否則開槍」。
正當大家盯緊旺角警署的情況時，直播框裡出現了兩個一晚上沒出現過的現場：柴灣和坑口，兩個車站附近都有市民集結和警察對峙，原因似乎都和港鐵無預警宣布停駛有關。情境都類似，有居民和參與示威者先和港鐵人員起了衝突，坑口站還有示威者闖入砸壞設施，之後警察到場，和在場的居民/示威者發生口角衝突，警察舉旗、驅散。
非常類似的場景，在之前曾經在黃大仙、深水埗、葵涌這些地方多次上演；上周六晚上轉到旺角、坑口、柴灣；周日晚上，大圍也因為區議員李世鴻等多人被捕，引來當地一班街坊在田心警署外抗議，久久不散。早些在青衣和沙田，直播畫面都看到原本試圖進入商場執法的警察，被民眾齊聲指罵，知難而退。
這所有的片斷場景，都在發出同一個警告：香港的警民關係正在飛速惡化。這裡的「民」，指的不只是公眾印象裡穿黑衣戴頭盔口罩的年輕示威者，更有大批穿著汗衫趿著拖鞋下樓的男女街坊。他們不會積極上街阻路縱火掟(丟)磚，但卻會被警察執法時的「大動作」或「小動作」激起素樸的義憤。
要知道，「示威者群體」的邊界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種自我定義的心理狀態，任何市民都可能在某一時刻，因為警察的過當行動讓自己成為示威者，反之也會退出。指罵警察時，他們的身份在「街坊」和「示威者」之間遊移，過去三個月，他們的情緒被時間和情勢蒸餾如同汽油，不斷潑灑在香港，一點火星就能引爆。
香港的現況，很難不讓一個從台灣來的媒體工作者聯想到，這是可能是會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恐怖氣氛。
「二二八」的前因後果，讀者應該都略知一二，這裡著重要談的，是那一根點燃汽油的火柴：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點半，一批查緝私菸的幹員在台北市街頭查到一名中年婦人販賣私菸，查緝員將私菸和婦人身上的錢強行沒收時，婦人苦苦哀求。不耐煩的查緝員用手槍槍柄打得婦人頭破血流。圍觀民眾心生不滿，上前毆打查緝員，一位被路人抱住的幹員開槍以求脫身，正好擊中在旁圍觀的一名男子胸口，男子隔天死亡。二二八事件從此開始，一發不可收拾。最後以國民黨派兵登陸，全島清鄉鎮壓結束。
天佑香港，這樣的場景迄今沒有在香港發生。但想想三個月以來，香港多少次走在刀鋒邊緣：7月13號晚上，如果那名跳橋的少年沒有被拉住？
7月21號晚上，如果兩個白衣督察調頭走後，有市民被白衣人攻擊時突發重病身亡？(不要說不可能，不就有一位打人打到一半倒地的。)
7月30號晚上，如果劉Sir的霰彈槍走火了？
8月25號晚上，如果指嚇著群眾或者傳道人Anthony那把左輪槍走火了？
香港警察發射的幾百發催淚彈裡，如果有一發像1987年7月5日韓國警察打死大學生李韓烈那樣打中一位香港年輕人的後腦？
我肯定還漏了很多場景，但就只是上頭的這些「如果」，只要發生一件，香港早就火光衝天，這光是想起來都讓市民和觀察者寢食難安。但現在的情況是：警隊「止暴制亂」的動作愈來愈大，視用槍紀律為無物的督察被捧為英雄，警察和至少一部分市民的仇恨疊加起一層又一層。過去一周，警民衝突遍地開花，但獨獨從林鄭月娥特首領導的政府和警隊的作為，似乎認定了上頭這些情況一點都不可能發生。這究竟是哪裡來的自信，相信運氣的輪盤永遠不會轉到那百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的點子上？
一位在中國大陸好知名的官媒高層前陣子來到香港「採訪」、「交流」，他在電視上宣稱香港的「核心示威者『只有』幾千到一萬人」，言下之意，香港政府應該完全有能力「處理」他們。
但這種想法太輕忽現況，就算退一萬步，承認「『只有』幾千到一萬」這個數字，但幾千到一萬人分散開是一件事，集中起來又是另一件事。試想：如果意外爆發嚴重衝突，導致同時有「幾千到一萬」人集中圍攻旺角、黃大仙或田心警署，那會是什麼狀況？
二二八事件當年，圍攻、燒毀專賣公署的民眾，可能連「幾千到一萬人」都不到，而且當時台灣還在戰後軍事管制體制底下，但那個後果是什麼？後果是至少在那一代台灣人裡，有一部分人終其一生敵視國民黨政權，即使事隔七十年，他個人和二二八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馬英九，從執政前到卸任後，直到今天還在四處向當年的受害者家屬道歉。林鄭行政長官應該反問自己：要在香港這一代年輕人的記憶裡，打下什麼樣的歷史印記？要留給建制派傳人什麼樣的政治遺產？
在過去的這個周末，示威者一方也出現了讓人心驚膽跳的情況，它具體表現在灣仔警察總部前的大火，一開始，原本只是常見的縱火防禦，遲滯警察推進，但放了火控制不住的結果，是它幾乎燒到旁邊的飯店 —— 事實上飯店門口的消防水柱已經啟動灑水。接下來在周日，東涌、青衣地鐵站的破壞行動， 預告著不定向的暴力行為開始出現。它同樣有巨大的失控風險，例如那一把火如果燒進了飯店，這場運動很可能前功盡棄，道德價值瞬間歸零。
一旦暴力行徑出現，警察、律政司就依照既定程序逮捕、追訴，再怎麼同理示威群體的媒體和評論人，除了盯住程序和執法手段是否公允正當外，都很難去說這些行為的本身不該被追究。
但同樣應該被理解的是，這些無定向的暴力行動起於一種極其深切的失望情緒，特別是林鄭行政長官直白地說出：「(五大訴求)不是不回應，而是不接受」之後。我們喊破喉嚨的一件事是：暴力行為，不要去脈絡地看待。徹底阻止它的方式，是追究它發生的原因。台灣前陣子有一部很受歡迎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描述一起「變態殺人魔」的故事，劇中有一位律師希望一位被害者家屬配合對殺人犯做精神鑑定，理由就是：如果要防止之後再有這樣的人，就應該認真找出他犯罪的原因。
戲劇是假的，理念是真的。任何「被視為犯罪」的行為都不應該簡單看待，何況一股捲動全香港的風潮。「違法達義」的討論不是在庇護暴力犯罪，而在於提示政府面對問題的根本：這是一場政治事件，但香港政府一再將它降低為治安事件，認為只要責令、支持警察「止暴制亂」就能解決問題。現況是政府高層仍然不願意面對現實，繼續一手汽油一手火把地走著鋼索。
有一些論述把示威者和政府/警察的責任放在一起衡量，這是錯的。誰有權力、誰受著被納稅人的供養，誰就有最大、最終和不可移轉的責任。有權力者尸位素餐，任令事態惡化而拿不出辦法 ——居然還能念起自己去不了商場和髮型屋 ——這才是最大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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