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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9 August 2019

香港爭議:中國可否借鑒新加坡管治模式

林祖偉
BBC中文

2019年 8月 29日

香港和新加坡是亞洲兩大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經常互為競爭對手。兩座城市人口接近,同樣面對貧富懸殊以及地少人多引申出的房屋問題。兩地在西方學者的角度裏,均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社會,選舉制度傾向建制,而香港享有比新加坡更大的言論、集會等政治自由。

香港《逃犯條例》爭議爆發之後,商界對香港前境充滿憂慮,一方面擔心中國的影響力削弱香港的自由度和獨特性,一方面擔心香港示威升級令企業面臨更大的風險。早前已有聲音傳出,部分企業考慮到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考慮遷往新加坡。

香港面對主權移來以來最大的管治危機,BBC中文採訪香港和新加坡的觀察人士,他們認為香港難以實行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因為本身的自由、法治等均是香港的獨有優勢,而中國如果謀求想香港變得穩定,需要在政策上更尊重香港的本土意識,而並非將其「污名化」並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主權事關身份認同

新加坡是獨立主權國家,香港是中國「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的特別行政區,沒有獨立主權。政治地位的差異令兩個政府的問責對象不同。

鄺健銘曾經出書《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在書中用新加坡的故事,去反思香港的未來和管治方式。

他對BBC中文說,新加坡政府的服務對象很清晰,就是新加坡的國民。但香港政府的服務對象則是中國政府和香港本土社會,港府被人詬病,其服務對象的天秤傾向中國政府。

鄺健銘舉了多個例子,例如港府把中環海濱用地劃作軍事用地,高鐵實行「一地兩檢」,以至近期《逃犯條例》爭議也是想解決中國治外法權的問題。

這些考量亦會影響民生議題,在供水方面,新加坡為了避開受馬來西亞的制衡,而發展海水淡化技術,但香港遲遲未朝這個方向發展,原因不是成本或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問題上,新加坡2013年發佈一份甚具爭議性的人口白皮書,被批評可能吸納太多外來人口,但當時,新加坡的從政者可以再三強調,新加坡人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希望新移民建立新加坡的本土意識。

香港接收大量大陸來港新移民,據港府數據,2019年年中比去年同期增長7.3萬人,當中4.4萬人是單程證持有人。和新加坡不同的是,港府沒有打算讓他們成為「香港人」,更不會強調本土意識,反而是希望推行國民教育、國歌法及普通話教學等政策,希望香港人增加國家認同感。

「本土意識」的尺度
香港多名立法會議員,因為政見而失去參選資格或是被褫奪議席。鄺健銘表示,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同樣是透過選舉方法令反對黨難以獲勝,但「新加坡選民受到政權打壓的力量,比當下的香港為少」,而當執政黨意識到自己支持度下降,例如2011年,執政黨選舉受壓後,就要更換大部分內閣成員,但相對地,香港行政長官以至官員任命,凖則是「哪個人可以得到中央祝福」,無論行政長官或是建制派取得較少票數和議席,也不構成政治壓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表示,新加坡政務官員在程序上,必須先選上國會議員,即是經歷基本的選舉,「這樣在是比香港稍微多貼近民意一些」。

新加坡同樣面對社會經濟內部矛盾、貧富懸殊和青年人上升渠道的問題,莊嘉穎說,新加坡在物質再分配上做得稍微多一些,但不代表該國國民對政府沒有不滿。新加坡的社會、政治張力沒有香港明顯,一般民眾已經接受了威權統治。

這與新加坡的歷史脈絡有關,莊嘉穎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從英殖民時期到獨立,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幾年,當中不少涉及勞工權益的反殖民運動,「整個過程包含了多人被長期未審拘留、擴展包括鞭刑的國家暴力、政治鎮壓、收編、收買、再分配政策等手法,才逐漸壓下去。這類事件不算很快被解決。問題很快被解決的印象,來自管制社會和言論後,所建立的敘述。」

莊嘉穎認為,新加坡所謂「家長式」統治,其實來自長期對公民社會的分化、施壓,對社會的控制、收編,以及去政治意識的「國民教育」。

「這樣雖然建立一定的穩定,不過長期運作下,造成民間失去自主性和魄力,增加民間對權利和國家機器的依賴。香港的特色,尤其是跟中國城市對比,是他的自由度、活力、魄力、還有能監督行政權的法治。若香港要抄襲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代價會相當高,那個香港也不再會是現在的香港,」他說。

鄺健銘認為,中國有意在香港推行類似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但近年的抗議事件突顯這很難成功。

他認為,中港當權者要學習一個道理,「本土意識是發展很重要的根基」,但目前本土意識「被污名化」,亦被執政者視為「社會動亂」。

如果香港政府在服務對象方面更顧及本土社會,情況會否好一點?鄺健銘說,這並不容易,「由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反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2012年反國民教育,2014雨傘革命,到現在反送中。這些問題可以理解為,經過長時間英國人管治,香港對極權管治模式不適,並作出了反應。」

他指出,香港在英殖時期並沒有強勢中央政治力量,香港的殖民地官員有一定的自主性,「不一定永遠聽倫敦的指示」,但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重視國家安全,這種意識成為一種威權管治風格。

他說,香港的時局與國際關係有一定聯繫,中國會否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確保香港的不變,將會成為西方國家評估與中國打交道的考量,香港也可能成為中美貿易談判中,成為令中國尷尬的障礙,因此香港的局勢會如何發展很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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