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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与枪膛
2012年2月，一部叫做《夫人》（The Lady）的电影首映，立即引起全球媒体关注，不是因为导演吕克·贝松和主演杨紫琼，而是因为主角昂山素位被称为“完美的囚徒”的女性。在昂山素季的祖国缅甸，她的名字一度被禁止传播，人们隐讳而尊敬地称她为“夫人”。
1988年，因为母亲生病，已经去国28年的昂山素季回到缅甸。或许她自己也没有想到，此后再也没有离开缅甸。那一年，缅甸民众要求军政府还政于民，遭到镇压，他们期待昂山素季继承父亲的遗愿。昂山素季的父亲是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在她两岁的时候遇刺身亡。缅甸的历史，正如美国记者拉金在《在缅甸寻找奥威尔》里透露：“在缅甸有一个说法，奥威尔不是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
昂山素季组建的政党“全国民主同盟”，成功地在1990年的大选中赢得议会压倒多数的席位，但是军政府宣布“全国民主同盟”是非法组织。1991年，被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她多次被释放，又多次被软禁。军政府欢迎她离开缅甸，代价是再也无法回来；昂山素季拒绝离开，代价是丈夫——牛津大学教授迈克·阿里斯临终时两人也无法相见。
2010年，昂山素季被释放。2011年，缅甸出现融冰迹象，军政府开始容忍昂山素季参与政治活动。不过，至今无法容忍“夫人”。
在一张广泛传播的《夫人》剧照里，昂山素季平静地站在一排紧张的士兵面前，士兵们举起枪，昂山素季手无寸铁。这不仅是电影中的情节，也是现实，并已成为无法抹去的一个历史瞬间。吕克·贝松这样评价昂山素季“她是一位甘地式的女性，她为了民主手无寸铁地奋斗了30年，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她的话语和演讲。”或许这种说法不够准确，昂山素季的武器，除了她的话语和演讲，还有她标志性地插地发髻上的鲜花。面对枪膛，鲜花有着一种芬芳的力量。
昂山素季先后被软禁了15年，但是她没有仇恨。在接受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昂山素季表示：“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在佛国缅甸，军政府多次残酷镇压和平抗议的僧侣，并且殃及池鱼，一位日本战地摄影记者在2007年被士兵射杀。即使如此，昂山素季依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
昂山素季的观点一以贯之。1991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公告中表示：“她成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领袖，这个反对派以非暴力手段来反抗一个以野蛮为其特征的政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在演说中回顾了昂山素季面对步枪枪膛的那个瞬间，这样说：“暴力是暴力最无用的敌手，而无畏才是战胜它的最锐利武器。”
非暴力思想
1960年，15岁的昂山素季随担任缅甸驻印度大使的母亲抵达新德里，在那里，她受到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
习惯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读者，大都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非常陌生。比如我，中学时第一次知道甘地，觉得不可理喻，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主张非暴力。后来慢慢地理解了非暴力的价值，但是依然怀疑它的效果，在暴力面前，非暴力不是必败吗？
终于有一天，遇到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电影《甘地传》，想看看能否说服己，耐着性子把它看完。印象最深的不是甘地的理念，而是一个场景，成排的抗议者向前行进，前面一排被打倒在地，后面一排平静地走上前去。最初是不以为然，但是看着一排又一排抗议者倒下，后继者毫不退却，我开始动摇了，从怀疑抗议者的不自量力，到怀疑那些使用暴力者是否人性尚存。
无论在价值层面还是功利层面，非暴力都有着暴力不可企及之处。在甘地看来，“手段和目的是意义相通的词”，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那种为了一个光明的理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想法，首先就把理想当成了可以付出的“代价”，这种说法就像大洋国里的口号“战争即和平”。
甘地澄清了两种最常见的关于非暴力的误解：一种认为非暴力等于怯懦，另一种认为非暴力等于顺从。在他看来，“非暴力是强者的武器”，暴力则与恐惧有关。这种观点有些让人意外，但是一个政府面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不是对话，而是使用暴力镇压，不正说明恐惧到了极点、脆弱到了极点吗？相比之下，挺身而出的抗议者，倒是兼具智慧和勇气。
1908年，甘地在南非监狱里阅读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梭罗主张以拒绝纳税的“和平革命”方式表达抗议，同时也愿意因此承受进入监狱的代价。甘地所说的“非暴力”与“不合作”、“不服从”有关，绝非顺从。他曾这样说：“不合作不是消极状态，而是十分积极的状态，它比武装抵抗或暴力更积极。”在使用“非暴力抵抗”这个词之前，甘地曾经使用过“消极抵抗”，但他发现这种表达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消极抵抗”依然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还可以成为暴力”。
耶鲁大学教授斯科特在1986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里指出：“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盜、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人民公社时期的磨洋工和偷工减料，想来都可以归入此列。斯科特这样说：“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
虽然甘地不可能读过《弱者的武器》，但是他对“弱者的武器”的批评很有前瞻性。或许可以把斯科特对“弱者的武器”的看法颠倒一下，即使允许使用“弱者的武器”，也不必去赞美它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是对无孔不入的权力的“消极抵抗”，可以避免事情更糟，但很难说它们可以推动事情变得稍好一点。斯科特认为这些行为可以视为“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但是在上述这些“弱者的武器”中，几乎看不到“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
非暴力有时更接近一种信仰，因为它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效果，所以甘地常常强调不要关注成败，“最终，将会如神所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可能不会立即生效，但是暴力会更加无效，而且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自从告别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和核武器时代，公民和政府之间所能掌握的暴力，已经是完全不对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有组织暴力反抗几无可能。政府并不担心公民使用零星的暴力，因为那样恰恰给了政府镇压的借口。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公民的非暴力抗争中，政府常常委派个别人员伪装成平民煽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非暴力的原则，不仅是出于价值理性，也是出于工具理性。
即使公民的有组织暴力反抗偶然成功，也有成为新的独裁的危险。1993年，恢复缅甸民主委员会和《新时代》杂志联合出版了《从独裁到民主》，作者是美国政治学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被视为“非暴力抵抗的教父”。如何反抗独裁又避免出现新的独裁？吉恩·夏普怀疑“通过暴力获得自由”的说法，指出：“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就是选择了压迫者几乎总是占优势的斗争方式。”
非暴力实践
20世纪以降，“非暴力”越来越多地成为抗议者的共识。他们互相启发，互相影响。
在美国，马丁·路德·金在梭罗和甘地的启发下，领导民权运动。1955年，罗莎·帕克斯夫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男性乘客让座，违反了当地的种族隔离法，因此被捕。马丁·路德·金发起了长达一年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直至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相关法律违宪。整个抵制运动不是打砸公交设施或者威胁公交停运，而是以拒绝乘坐公交的非暴力方式进行。整个运动理性而且节制，使得一些白人也参与进来。如同马丁·路德·金所说：“这不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冲突。”
在捷克斯洛伐克，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发现现实比戏剧还要荒诞，1977年与朋友发起“七七宪章”，指出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同时呼吁政府保障民权。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像一座“天鹅绒监狱”，人们有吃喝玩乐的自由，代价是放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由于监狱像天鹅绒一样温暖、舒适，人们满足于这种状态。但是哈维尔耐心地说出真实，表达反抗，捷克斯洛伐克最终于1989年以“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革命不再是流血和暴动，而是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在波兰另一座“天鹅绒监狱”——电工瓦文萨领导团结工会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89年以圆桌会议的方式与此前的敌人握手言和，实现民主转型。
在韩国，金大中因为反对军政府多次入狱。1980年，金大中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近似于临终遗言的最后陈辞中，他坚持非暴力的理念，坚信自由和民主之花必将盛开，同时呼吁转型之后不要进行政治报复。在国际压力下，金大中幸免于难。后来，当他拥有权力，对于昔日判处他死刑的全斗焕予以赦免。金大中在（为了民主，我不后悔》里自述：“宽恕不是人类的权利，而是义务。所以，与其说宽恕是种至上的美德，不如说不宽恕是一种大过。其实，宽恕可以宽恕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宽恕，宽恕不可宽恕的人和事，才是真正的宽恕，这是人性胜利的一个极致。”
在台湾地区，林义雄因为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美丽岛事件”入狱。1980年2月28日，他的母亲和两个女儿在家中遇害，另一个女儿重伤，史称“林宅血案”。虽然惨遭灭门，林义雄依然坚持“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出狱后创办了文教基金会，曾经的林宅则成为教会所在地。
在南非——甘地在那里感受到非暴力的力量——图图大主教主张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他表示：“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反对压迫和非正义制度的暴力，也反对那些寻求推翻这制度的人的暴力。”他反对以暴制暴。在种族隔离解除之后，图图主张昔日的敌人互相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2011年，阿拉伯世界融冰。通过网络，埃及的非暴力抗争完整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整个抗议过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当到了祈祷时间，市民和士兵一起跪地。那一刻，他们在同一个地平线上，不再是敌我关系。埃及的非暴力抗争，具有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的显著特征，是市民的自由组合与此前总是有一位或几位象征性灵魂人物不同。
非暴力的条件
哈佛大学教授、《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在课上遇到一位学生提问，那位学生说，你的理论很好，但是如果我们遇到希特勒，该怎么办？罗尔斯沉思了一会，回答：“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但张冠李戴，主角不是罗尔斯，是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德雷本（Burton Dreben）。但是，这个故事依然值得深思，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面对极端的恶，是否要无条件地坚持非暴力的原则。
二战期间，甘地致函希特勒，劝他停止战争，同时致函另一方的领导人，指责他们用希特勒的方法对付希特勒，甚至比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即使取得胜利，也不是站在真理一边。此前甘地还呼吁犹太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我与你》的作者）致函甘地，指出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他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殉道’一词意味着见证，可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在场又该如何呢？”
对于绝对的和平主义，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奥威尔在《甘地随想录》中对甘地有过这么一段评论：“甘地毕竟生于1869年，他不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他都是从自己反对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来看一切事物的……很难设想甘地的办法能够用在现政权反对者在深夜消失以后永远不会再露面的这样个国家里。”
林达重读《甘地自传》，注意到一个细节，甘地反对中国的抗战，认为没有坚持非暴力的理念。林达指出甘地实践非暴力的历史被神化和美化了，非暴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不应等同于道德高位和政治正确。
吉恩·夏普虽然主张非暴力，但是他更为认同另一位学者罗伯特·赫尔维“政治反抗”的观点，不同意把非暴力斗争混淆为“和平主义和道德的或宗教的‘非暴力’”。吉恩·夏普曾一一列举了198种非暴力抗争的方式。
在前面列举的众多主张非暴力的灵魂人物中，我故意遗漏了南非的曼德拉。曼德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1990年获得释放，199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在首次不分种族的南非大选中当选为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演说的开始和结束，曼德拉都提到了马丁·路德·金，呼唤正义与和平。但是与马丁·路德·金不同，曼德拉在1961年组建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他曾这样说：“推动运动前进的唯一一条路或者解决问题的唯一一种方法就只剩下武力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力。”当然，曼德拉对于暴力的使用非常节制，他反对把暴力的对象指向人。
非暴力是不是无条件的？一个人可以要求自己无条件地坚持非暴力的原则，但是如果把非暴力作为公民不服从的核心理念，或许需要一些基本前提，即公民勉强称得上是公民，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比如法治理念、言论平台、信仰自由。如果缺乏这些基本条件，非暴力之光会随时被扑灭。如果坐视坚持非暴力的民众被伤害而不赞同阻止这种暴力，这恐怕不是坚持而是背叛非暴力的理念。
前面那个“杀死希特勒”的故事，未必违背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罗尔斯曾这样说，“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仅仅产生于多少是正义的民主国家”，“既不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政府”，“也不适用于其他各种异议和反抗”。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7/%e7%8e%8b%e6%99%93%e6%b8%94%ef%bd%9c%e9%9d%9e%e6%9a%b4%e5%8a%9b%e4%b8%8d%e5%90%88%e4%bd%9c%e5%8f%8a%e5%85%b6%e9%99%90%e5%ba%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