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
2019年 4月 24日
這幾乎發生於一夜之間。當時，特爾博尼亞（Rešad Trbonja）還是一名普通的青少年，他在一座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城市長大，這座城市在幾年前還舉辦了冬季奧運會。接下來，在1992年4月5日這一天，這個被他稱為家園的地方突然間與外界隔絶了。
他和大約40萬居民，被波斯尼亞塞族軍隊（Bosnian Serb Army）困在了薩拉熱窩（Sarajevo），令人沒想到的是，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而這場噩夢持續近4年的時間。在薩拉熱窩被圍期間，困在城裏的老百姓每日都要忍受炮聲和狙擊手步槍的噼啪聲。即使是過馬路或排隊領麵包都會有生命危險，因為城市周圍山崗上的士兵會對著平民亂射。
不僅有射進城裏的子彈和炮彈的長期威脅，而且特爾博尼亞和鄰居們還面臨另一個來自內部安靜的敵人：饑餓。
特爾博尼亞那時19歲。現在的他在學校裏當老師，教授波斯尼亞戰爭史。他回憶說：「糧食幾乎立刻就耗盡了。商店裏的一點點食物很快就被搶光了，很多商店都被洗劫一空。家裏面的櫥櫃和冰箱裝不下多少食物，所以沒過多長時間，東西就都吃光了。」
到1996年1月圍攻結束時，薩拉熱窩有11500人喪生。很多人死於彈片、炸藥和子彈，但還有一些人死於寒冷（天然氣和電的供應被切斷了）和饑餓。
特爾博尼亞記得，儘管遭遇了死亡和持久性破壞，但薩拉熱窩人迅速振作起來。
他說：「郊區那些有菜園子的人們開始種蔬菜，並和大家分享。人們常常把種子送給鄰居們，這樣人們就可以在陽台上種植一些蔬菜。在自家陽台上種出的番茄味道很好。」
儘管國際社會在如何干預波斯尼亞不斷升級的戰爭這件事上猶豫不決，但加拿大軍隊——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一部分，設法重新開放了薩拉熱窩機場。這是重要的一步。在圍困期間，有12000架聯合國人道主義救援航班，送來了16萬噸左右的糧食、藥品和其他物品。
特爾博尼亞說：「如果沒有人道主義援助，薩拉熱窩將不復存在。90%的人口依靠聯合國發放的糧食來生活。那些當地非常富有的人還用珠寶、繪畫和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來換取黑市上的額外食物。」
對於那些沒有東西可以拿來交換的人們，則需要用其它方式來補充微薄的糧食配給。特爾博尼亞和許多薩拉熱窩的年輕人一樣，拿起槍竭盡全力地守護著家園。戰事過後回到家中的他常去市醫院獻血。作為回報，他會得到一罐牛肉。
他說：「我們也在想其它的辦法。那時經常查閲書籍看有沒有能食用的植物，這樣我們就可以用鮮花來做沙拉。有時一天中只有一片麵包和一杯茶，有些日子則什麼都沒有。這就是真實的生存狀況。」
在特爾博尼亞的講述中，很難相信這一幕發生在不到30年前的歐洲中心地帶。像他講述的故事並沒有載入歷史。
由於衝突、政治動蕩和乾旱的原因，全世界正遭遇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饑荒。據預測人道主義緊急情況的美國饑荒預警系統（Famine Early Warning System）的數據顯示，2019年有46個國家的8500萬人需要緊急糧食援助，這相當於英國、希臘和葡萄牙人口的總和。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UN's World Food Programme）估計，有1.24億人面臨糧食危機。
承受饑荒風險的人數自2015年來增加了80%，而南蘇丹、也門、尼日利亞西北部地區和阿富汗的情況則更為嚴重。
儘管上世紀80年代在埃塞俄比亞糧食危機中，兒童因饑餓而浮腫的景象在西方意識中烙下印記，但是這些當代饑荒危機仍在悄無聲息地發生著。
部分原因在於，全世界已經確信饑荒不會再發生。確實，饑荒導致的人口死亡已減少。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塔夫茨大學世界和平基金會（World Peace Foundation）執行理事瓦爾（Alex de Waal）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前的100年裏，每年有100萬人死於饑荒。
瓦爾說：「從那以後，死亡率下降到了5-10%。沒有完全挨餓的國家了。全球市場的增長、更好的基礎設施以及人道主義救助體系，已經消滅了饑荒。直到過去幾年，情況一直如此。」
饑荒如今捲土重來成為一種威脅。原因在於戰爭以及糟糕的政治。
瓦爾說：「想讓人們挨餓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人的生存適應能力非常強。這要有一個極其糟糕的政府，這個政府大力推行剝奪人們所需和破壞環境的政策。這也就是我們在敘利亞、南蘇丹和也門所看到的饑荒原因所在。」
這是對我們當今世界的一個諷刺。現代的全球糧食鏈和國際間貿易，我們只需短短數日就可以將農產品運送到世界各地。我們的超市貨架上堆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農產品，甚至有那些正遭受饑荒的國家相鄰國的農產品。
然而，即使在發達國家，發生糧食短缺的可能性也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遙遠。為我們提供最鍾愛食品的國際糧食鏈的平衡性並不穩定。
能擾亂國際糧食鏈的並不只有戰爭、乾旱等災難。在石油儲量豐富的委內瑞拉，因急速加劇的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政治危機已引發糧食和醫藥的短缺，迫使一個又一個的家庭靠食腐肉來生活，並導致數百萬人離開這個國家。把希臘經濟推到了崩潰邊緣的歐元區危機，也給這個苦苦掙扎的國家帶來了糧食短缺。
與此同時，近幾年來，疾病、惡劣天氣以及物價上漲，導致了許多大眾農作物短缺。2008年，飛漲的米價引起菲律賓和其他亞洲國家出現恐慌性搶購，出現大米供應危機。2017年歐洲惡劣的天氣使許多蔬菜價格上漲，而在數個國家遭受歉收打擊後，導致世界範圍內出現牛油果的短缺。
2000年，英國爆發了燃料抗議活動，農民和運輸工人封鎖了煉油廠和燃料倉庫，造成超市實行食品定量供應，因為它們難以獲得配送來補充貨架上的食品。學校、護理中心、醫院和悲觀的購物者在脫歐前大量貯備食品，這顯示出即便是食品短缺的謠言，也能產生不小的影響。
要澄清食品短缺不會導致饑荒，大多數饑荒不是食品短缺造成的，食品短缺可能是運輸食品的途徑發生了問題。只有當饑餓成為一種大規模的現實時，才會變成饑荒。
但糧食安全問題比我們想像的要嚴重。聯合國糧農組織（U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估計，世界上有將近8.21億人營養不良。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之一，該國有將近12%的家庭被評定為處於糧食不安全狀態，並有約650萬兒童沒有充足的食物。
饑餓的痛苦
饑餓對人有什麼影響？由於在這方面進行實驗的倫理困境，科學家只能依賴於那些經歷過饑餓和在饑荒年代倖存者的體驗。
威斯敏斯特大學的生理學家埃利奧特（Bradley Elliott）說：短期來看，體重會下降，因為代謝分解了備用脂肪和肌肉組織。人體有應付嚴重體重下降的能力：人體減重20%則消耗的能量減少50%。體溫下降，倦怠和冷漠明顯出現，因為機體對僅有的能量要省著用。最終除了大腦外，所有器官都開始停止運轉，這是一種保護機體免受饑荒侵襲的適應方式。
埃利奧特說：「肝臟和腎臟也會出現問題，血壓調節會受損，很容易昏厥。」
供職於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巴蒂亞（Rita Bhatia）曾報道過上世紀90年代朝鮮嚴重的糧食短缺，據她當時表述，由於缺乏礦物質和維生素，壞血病和糙皮病等疾病開始出現。而兒童比成人更容易受到傷害，他們會很快出現病症——機體活動停滯，並死於傳染病。
沒有食物要倖存的話，取決於一個人的體重和脂肪中的熱量儲備，以及其他健康狀況。女性的適應能力往往比男性更強。但一般來說，體重如果下降到正常體重的一半，大多數人會死亡，通常出現在不進食的第45至61天。對倖存下來的人，也會造成持久的影響。
長期饑餓會影響人的身高，經歷過饑荒和嚴重食物短缺的人群會生長發育不良。中國大饑荒中，有3000萬的人口在1959年至1961年期間因饑餓而死亡，大饑荒初期那些年齡在1-3歲的兒童成年後，平均身高比正常成長的兒童矮2.1厘米，手臂也較瘦，體重輕4.4%，而且平均受教育程度較低，孕婦的流產率也有所上升。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亞饑荒中倖存下來的嬰兒，更有可能在成年後患病，研究則顯示會出現一系列的健康問題，如高血壓、糖尿病和心臟病，經歷過饑餓的兒童在以後生活中患病更為普遍。
饑餓的影響不僅限於身體健康。在中國大饑荒期間，勞動力減少了25%，極大地影響了該國的經濟產出。從埃塞俄比亞饑荒中倖存下來的兒童，一生中每年的收入比同齡人低3-8%。
這些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但並沒有傳達出真正的饑餓所帶來的極度痛苦和精神創傷。
沃爾什（Oonagh Walsh）是格拉斯哥喀裏多尼亞大學（Caledonian University）的一位性別研究教授，他發現在1845年至1851年愛爾蘭饑荒期間及饑荒結束不久，被送進精神病院的人數激增。
他說：「饑荒時期人口實際減少了一半，而申請庇護的人數卻大幅增長。其中一些人可能是想吃一頓像樣的飯，他們知道在精神病院可以吃到，但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人們變得聽天由命。當時饑荒最嚴重的是西海岸，那裏的人們本來可以出海捕魚。可是他們賣掉了擁有的一切，包括漁網和漁船。挨餓的人群只能試圖捕鳥、吃青草和稻草。」
人們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糧食供給缺失？這裏提供了一些線索。
應對機制
1944年到1945年冬季和早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荷蘭饑荒期間，當時饑餓的民眾開始尋找植物和蘑菇來食用。
荷蘭萊頓大學的植物史學教授安德爾（Tinde van Andel）表示：「荷蘭是一個相對富足、人口稠密且自然植被稀少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野外覓食在該國並不常見。」由於饑餓人們開始求助於野生植物配製的老舊烹飪書和請教年長親戚的老食譜，學習如何收集和烹飪可以安全食用的野生植物。他們吃甜菜、鬱金香球莖、土豆皮、蕁麻和野生真菌。
安德爾說：「成群的城市居民開始到鄉村覓食。任何人只要能拿到一塊土地，都會把它變成菜園。人們在城市的天井裏養起了兔子。他們還從農場或農業廢料中偷取動物飼料。」
許多倫敦著名的皇家公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變成了菜園和果園，人們要養活自己。如今芝麻菜是沙拉中常見的時尚添加物，但它的食用卻源於二戰期間意大利人在鄉下搜尋食物的經歷。
最近，糧食短缺的威脅迫使人們考慮從事傳統的職業。在希臘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糧食緊缺之後，農業學校的申請人數，在危機過後飆升。
瓦爾認為，這對他們有好處。農村人口往往比城市人口更容易在饑荒中倖存。
他說：「在傳統的饑荒易發地區，人們擁有自己的農場和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們有知識儲備。在非洲，祖母會知道可以從森林裏獲得的食物、水果和堅果，這些人往往對饑荒應對得較好。」
對特爾博尼亞來說，這場開始於1992年長達47個月的噩夢，永遠不會從記憶中退去。但在所經歷的恐懼和痛苦中，他的城市通過另外一種滋養方式，挺過了這場戰爭和糧食短缺。
他回憶道：「整個薩拉熱窩變成了一個大家庭。我們彼此非常友好，互相分享東西。這是我從沒見過的。在那段絶望和痛苦的時光裏，我非常榮幸地看到薩拉熱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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