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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几年前，有大陆作者提到发表在1951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一篇老舍的文章，老舍记述自己在“新社会”的思想转变：人民群众在天坛批斗恶霸，全体高喊“打倒恶霸”，老舍说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今天读这篇文章，相信许多人都会大为惊讶。老舍那年已经52岁，他在我心目中是一流作家，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是我的至爱。一个留学英国多年的杰出作家，一个睿智的人，怎么可能会对一个失去抵抗的人喊打喊杀呢？但老舍不是个别例子，中共建政后几乎所有大陆的知识人都处在这种群体的“恨仇敌，爱国家”的情绪中。发展到文革，这种情绪更陷于狂热。
我那时和所有左派人士一样，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相信毛泽东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文革至六七暴动期间，许多我敬佩的写作者，在《大公》、《文汇》写文章，其中金尧如用“管见子”笔名连载的对文革和六七的解释洋洋洒洒，相信他出自内心感受而不仅是奉命之作。
这种“恨仇敌，爱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殖民地压迫的未经思考的先验思想，欢呼中共以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方式去纠正特权和官僚的错谬，成为群体的意识，并在不断重复中加强，让每一个处身在群体中的原本会独立思考的人，也如睿智作家老舍那样，变成情绪性“喊打喊杀”。
多年以后，我读到19世纪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书《乌合之众》。他在书中说：“不是整个世界比伏尔泰更聪明，而是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整个世界指群体，伏尔泰指未被群体意识绑架的个人。他认为，群众永远比个人愚笨得多。一个睿智的人置身在群众中，很难保持自己的个体性，而会随着群体、跟着感官行事。一个孤立的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人施暴，但在群情汹涌下，即使温情、文雅人，也会随着群众对无力反抗的人暴打。
妻子说：“什么群众？都是群氓！”她肯定没有读过勒庞，但那是她观察所得的经验。但我在一大群我曾经佩服的作家、知识人的集体“喊打喊杀”声中，迷失了。
那时有新华社（中联办前身）的领导告诉我一件香港人过大陆海关的事，香港人被问在香港做什么工作，他以崔世安式的普通话回答：“做斗木。”斗木，广东话即木工，结果立刻被抓起来审查，因为边检人员听到的是“特务”。正常的思维，如果是做“特务”，他会自己说出来吗？但在群体的敌情观念下，正常的思维并不存在。
很难让现在的清醒的个体去明白置身群氓中的迷失，只能用勒庞的话说：在群氓中的个人，绝对比他个人独处时愚蠢。现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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