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血的GDP：响水大爆炸留下哪些警示？

江苏省陈家港化工园区爆炸案是继2015年天津港恶性爆炸事件之后，又一起重大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至今已有至少7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灾难来得并不突然，位于响水县境内的化工园区过去每一两年就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当地官员曾喊出“宁愿被毒死，也不愿穷死”的口号。为什么中国安全事故发生得如此频繁？沾血的GDP在中国迅猛增长的经济中占多大比重？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安全事故的方式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嘉宾：北京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贾平；旅美时评人横河；前安徽省检察官沈良庆

前安徽省检察官沈良庆表示，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背后反映的是制度性缺失，因为很多安全生产事故都存在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失误问题，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权力腐败问题。安全生产是有成本的，会降低利润。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都难免会腐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它就缺少提高安全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以及减少财税收入的心理。安全生产缺少监督是政府、企业和舆论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造成的。政府层面来讲，中国是一党专政的集权国家，中国政府并非民选政府，无需对选民负责。官员眼睛都网上看，对上级负责就行。GDP上去了，经济发展了，我就有政绩了。因此他们就不会把地方民众和企业员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企业层面来看，中国也不存在独立的工会，官方的工会不仅是个摆设，甚至还有副作用，成了一个打压劳工的维稳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有效监督企业的安全生产问题。舆论层面上，中国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信息不能自由流通，所有媒体都是官方的宣传工具，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是个区域网，所有信息都得到严格审查，会过滤掉政府不希望你看到的信息。因此就不存在舆论监督。

沈良庆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是没法解决低人权发展模式问题的。按照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说法，要以自由看待发展。如果真以自由看待发展，那么经济发展首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其他一系列制度环节也就要跟上，就要有宪政转型。没有宪政转型的话，经济发展要想不侵犯人权，不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选择存在。制定公共政策本来是个公共选择的问题，公共政策公众决定。但没有宪政民主的体制，这就不可能。其实是一个党在决定，由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所以没有体制转型的话，这个问题是个无解的问题。

北京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贾平表示，我们国家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和体制，很大程度上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政府官员们应该要有担当，担当起为民服务的责任是最起码的。第二，事故之后光开会不行。他们把各种登记、注册和填写报表之类的事当成了解决问题的本体，而忽略的安全生产这个真正的本体。所以一定要在治理上下功夫，这是个很细的问题。管理企业要把每一条通道都理顺，不管是上下级之间的通道还是信息渠道，而且一定要制定出非常清楚的规则。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缺少多元参与。响水当地的居民是离这些危险最近的人，是利益最受影响的群体，他们最有发言权。而且他们也可能预先料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你问了他们的意见没有，他们有没有表达的渠道？很多官员只有炸了之后才知道一些情况，他们不可能天天都竖着耳朵听。民间老百姓对这些问题是知道最多的，但他们的表达渠道被堵塞了。而这背后牵涉到了利益机制和利益交换的问题。

旅美时政评论人横河表示，在古代是政权神授，在现代是政权民授，而共产党的政权既不是神授也不是民授，所以之前毛泽东就把闹革命作为替代品，继续革命失败后，就用经济发展作替代品，这成为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所以一定要有非常高速增长的GDP。安全生产有环境代价也有人权代价。这场爆炸中这么多人丧生，而其实这之前这些企业就都有污染的情况，民间抱怨声很大，但官员们故意不听到。因为整个制度设计就是如此，地方官员只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们为什么对预防不感兴趣？因为预防是花了钱却讨不到好处的事情。花了钱，影响了GDP，但预防的效果看不见——不出事故看不见，出了事故才能看见。所以按照制度的设计，这些官员们的做法是，一旦出了事故就封锁消息，以及把坏事转化为好事，比如展现怎么救灾，怎么把党的关怀送给民众。这种方式成本低，但是效果往往更好。若处理得好，还有升迁的可能性。他们瞒报死亡人数并不冒风险，因为上面其实也希望你报个低一点的数字。只是他们不来编这数字，让底下来编而已。所以这是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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