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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17年警察机器人是首次出现在国内铁路车站。它可以全天候自主巡逻监控，利用视觉系统不借助任何人力控制进行自主行走，自主移动抓取人物脸部信息，进行面部识别（网络图片）
中国制定10年战略，欲成为世界人工智能领先国家。该战略内涵如何？我们是否有理由担心？
几乎每隔一星期便会有一次国际人工智能会议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召开，比如上海。上个月，该市主办“AIAAT 2018”-人工智能应用及技术国际会议。很快，“IVPAI2018”-图像、视频处理与人工智能国际会议接踵而至。本周，又是“WAIC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很清楚，中国制定了开发人工智能计划，而且，中国的计划是长期的，且规模宏大。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资深研究员沙尔雷（Paul Scharre）指出，中国制定了旨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领跑者的国家战略，并正诉诸实施。沙尔雷是自主武器专著-《无人军队》（Army of None）的作者。他强调，中国推进国家与私营经济之间的伙伴关系，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资，用于研发；中国拥有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多个人工智能大企业；中国创新企业文化在发展，并正咄咄逼人地增加人力资本，其途径是加强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教育，招揽硅谷专家来中国。
以上各点均不新鲜。从政府到科研机构，从私人到商企，中国关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已有多年。事实上，商企是引导中国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推手之一。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组成的“圣三一”，以及商汤科技（SenseTime），在此领域，均各擅胜场。
不过，2016年3月当为拐点。当时，谷歌旗下公司“深度思维”（DeepMind）的人工智能产品-阿尔法围棋（AlphaGo）在中国战略游戏-围棋上一举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此事很可能激励了中国人工智能的第二个推动来源-军事智能化。
围棋与人工智能
英国剑桥大学人工智能管理研究专家杰弗里•丁（Jeffrey Ding）就此指出，商业盈利是一大基本推动力，但绝对有着国家安全考量，中国国内“存在着把人工智能视为潜在的军事革命手段的讨论”。他指出，过去可能已经有所动作，但发生了李世石在围棋赛上败阵的这一“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后，中方似乎强化了相关努力。《解密中国人工智能梦》一书的这位作者指出，“受军队将领们青睐的围棋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它与军事战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卫星时刻”很快导致中国政府翌年做出两大战略考虑，一些人称之为一次新的技术竞赛，类似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不过，沙尔雷和名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竞赛》（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an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报告的其他共同执笔人指出，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可能会更趋激烈，因为它不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而是涵盖多种领域，跨越多个地区。
2017年年初，中国出台了名为《人工智能2.0》的计划，添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名单。该项目名单制定于2016年，列有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大数据和机器人技术，但未将人工智能本身单独立项。
因此，阿尔法围棋改变了中国的人工智能观。
2017年7月，中国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称人工智能是“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该规划描述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确定了至2030年使中国成为人工智能世界主要创新中心的目标。规划称，那时，“要形成较为成熟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体系，在类脑智能、自主智能、混合智能和群体智能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社会治理、国防建设各方面应用的广度深度极大拓展”。
杰弗里•丁表示，中方的目标雄心勃勃，亦有可能实现，但并无保证。他认为，美国依然拥有最好的大学，能吸引最好的专业人才，美国技术公司，例如社交媒体平台，领导着巨大全球市场的分配，“因此，欲至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创新中心，这不太可能，不过，作为一种目标，亦未尝不可。”
人工智能统治全民
这只是开始。不久前，中国出版了其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作者中包括商汤科技的创始人汤晓鸥。一项新的发展规划特别呼吁，在小学和初中就设置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课程。
而由此起步，对中国学校来说，在教室里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难道不是吗？瑞典伦德大学（Lund University）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布雷姆（Stefan Brehm）指出，孩子们正进入镜头，“学生们的面部特征被摄下，以确认他们在课堂上精力是否集中。课后，数据经由算式解析，反馈给学生”。
中国的2017发展规划一再强调要注重群体智能，增进“互信”。不妨视之为中国人工智能的第三个推动力。
中国力图实现人们互信的手段之一是运用俗称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该系统原意为一种个人信用评分手段，现在被用以搜集与个人有关的所有信息-工作、互动、购物范式、过马路时的表现、旅游计划、社交媒体或网页浏览记录，-以创造出一种社会信息集合体。
第三只眼
杰弗里•丁表示，人工智能有助于使中国实现其社会管治模式，具有巨大潜能，并且已经大量运用，实行对民众的更富攻击性的缜密监控，或者，“督促”民众成为政府所认为的那种好公民。
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瑞典伦德大学的布雷姆指出，这正是（中国）政府所说的：我们惩罚不忠诚的人，而好公民则会得到好处。
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这样的社会信用系统广为人知，并被普遍接受。尽管细节尚不清楚，政府正考虑实行一种强制性的国家信用体系。
然而，我们已读到人权观察组织撰写的相关报告。根据这些报告，中国还另有所图，例如，用这一体系监视社群，搜集基因样本，在维族穆斯林家中安装二维码系统。
而民众中对这种监控的反对并不强烈。布雷姆指出，西方人或许会以为，在专制国家，人们会非常忧虑，然而，大多数人却对之持欢迎态度，原因是，他们会认为，社交媒体可用它来揭露腐败，社会信用体系可作为对“司法不力”的补充。他指出，还有些人认为，社会信用体系使用算式，更为客观，每个人都按同样的标准被评分。
或许，这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若以为中国人能心安理得，接受无时不在的监控，这种观点可能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误解之一。错误的看法还包括，我们欧洲人才高度关注技术伦理问题。中国的人工智能规划将另两件事情作为目标。一是：人工智能开发可以是一种开放式资源-对公共监督与合作开放；二是：国家需要制定伦理规范，“加强对人工智能潜在危害与收益的评估”。
杰弗里•丁表示，他曾留意某些讨论，例如对人脸识别或用以监控人民的二维码系统的讨论，但未看到公共空间有大量讨论，但在另一些事情上，情况便大不相同，例如，对个人信息保护、隐私、预防泄露、算法歧视这些可能政治上不太敏感的议题，有着非常活跃的讨论。
无论中国是否能在2030年达到其目标，按照麦肯齐全球研究所2017年度报告的说法，这个国家是“全球自动化潜力最大的国家”。这种自动化有可能伤及数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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