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資深中國組記者林建誠離開有線新聞，暫別投身20多年的新聞界，引發不少關注中國新聞的觀眾發出「一個時代終結」的哀嘆。
在公眾眼中，曾經在汶川泥石流中死裏逃生、鍥而不捨追訪逼大陸官員表態、令「六四鐵漢」李旺陽事蹟得以公諸於世的林建誠，象徵著港媒最積極、進取地報道中國新聞的年代。
但隨著港媒不斷被「買起」、越來越多媒體受中資或親中投資者控制，曾經詳實報道維權新聞的媒體，今日出現維權律師「認罪」的訪問；與此同時，中國組記者在大陸被阻撓採訪、甚至被毆打的新聞越來越頻繁，香港傳媒中國線的弱化，似已不可逆轉。
此時暫退的林建誠，自然成為了承載這份憂慮的符號。
從一再突破封鎖的輝煌記憶，到處處受制的今日，香港中國線報導未來還能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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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非維權新聞，絕對多過維權新聞 … 維權可能得係兩成。」林建誠自嘲說：「好人好事我都做過，只係大家唔睇、唔記，淨係記住我報道最悲慘、最衰的新聞。」
近年，香港大眾印象深刻的中國新聞，要不是政府侵害人權、打壓異見，就是網絡流傳、匪夷所思的「強國」奇聞，令中國新聞成為了荒謬、可笑的代名詞；但香港媒體報道中國新聞，選題之闊、涉獵之深，絕不止於此。
雖然香港觀眾對中國新聞的關注度，隨著2008年以降的多宗醜聞，與社會身份認同的轉變不斷降低，但香港傳媒在報道中國新聞上的獨特角色，至今仍然顯著。
雖然同被劃為「境外媒體」，香港傳媒對中國新聞的取態、選題，與真正的「外媒」大不相同。在高層政治方面，香港媒體掌握的消息源與外媒無法比擬，但在中國社會、民生、人權事件等議題上，香港傳媒覆蓋度廣、即時反應迅速、重視一手採訪，很多國際傳媒未必顧及的中國人與事，港媒都會著力跟進 — 有時更會因港媒的報道，令事件得以推上國際新聞版面。
對外媒而言，中國新聞只是芸芸國際新聞的其中一項；然而對於港媒，中國新聞始終是不可或缺的一塊。
有線記者林建誠，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香港媒體關注的，是中國的人與社會，」林建誠強調，很多外媒不會考慮的中國新聞，都是經港媒報道才得以為外界所知。
而林建誠自己呢？抗拒「維權記者」標籤的他，採訪中國新聞時最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的底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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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廣州的異見作家野渡（原名）還記得，2012年六四前數月，林建誠曾向他提到，每一年的六四報道，外媒往往集中採訪天安門母親，或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盡是些有名的人，而忘記了在當年的全國性運動中，還有許多普通人的故事一直不為人知。
「他當時說，很想找一些『普通人』來談六四。」野渡說，當時李旺陽的友人也希望有媒體將李的事報道出去，兩方認識之後，林建誠決定赴湖南邵陽訪問李旺陽。
訪問當日，李旺陽的朋友托辭將他帶出國保看守的醫院，在一所酒店內與有線的攝製隊會面；由於李旺陽已失明、失聰，林建誠要在李的手掌上，用手指逐字寫出問題，但李旺陽思路仍然敏捷，表達相當清晰。
「李旺陽道出他在獄中受到的折磨，憶述被困在禁閉室受到摧殘虐待時，我的眼睛已溋著淚水，」林建誠後在採訪扎記中寫道：「在過去很多年的採訪中，我從來沒有在被訪者面前流淚，這一次終於也忍不住了。」
事實上，在有線訪問前，一些海外華文媒體也曾報道過李旺陽的情況，但卻波瀾不驚、未見任何迴響；詎料在香港有線的訪問播出後，卻引發出牽然大波。播出後四日，李旺陽被發現離奇死亡於醫院，當局堅稱是自殺，並迅速將遺體火化。事件在香港引發萬人遊行，亦引來國際關注。
然而，對於李旺陽的死，林建誠久久未能釋懷，一度患上創傷後遺症。野渡指，事後與林建誠談起李旺陽，林幾次不能自己，嚎啕大哭。
「對一個外媒記者而言，這種場景幾乎是不可能見到的，」野渡對林建誠幾度為李旺陽痛哭的情境，仍記得清楚：「可見，他（對中國人權事件）已經深深的投入其中。」
李旺陽死後，林建誠曾先後在《明報》及記協刊物撰文，回顧事件。在沉痛悼念李旺陽以外，林更對自己作為中國線記者的判斷，生出疑問。
「李旺陽事件徹底把自己帶入一個深淵；我不斷反問，原來十幾年的經驗都無法預計被訪者會離奇死亡 ⋯ 」他寫道：「今後當面對同樣受困逼、遭受欺凌的弱勢人群時，當用什麼樣的技巧與智慧？」
披露中國異見者的故事，幾乎肯定會令對方陷入險境，李旺陽便是極端例子；在將真相曝光與確保受訪者安全之間應如何平衡，是當時中國線記者面對的一大難題。
「跑中國新聞，是一門永遠學不完的功課。」林建誠其時這樣總結回顧文章：「期待更多同道未來為中國新聞發光發熱，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理念投射到中國內地。」
六年過去，林建誠也已從中國組記者的崗位退了下來；這個願景，有否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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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下來，曝光與安全之間的掙扎仍在，但在採訪空間不斷收窄的當下，對中國線記者而言，鑽隙尋縫突破封鎖的機會越來越少，連「例行公事」式採訪也變得越來越難。
2013年底，20多歲的電子傳媒記者Kelvin（化名）第一次被派駐京，首戰是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的庭審。
上京前聽前輩教路，做中國法院新聞，將攝影機架在法院對面街便可拍到囚車出入；但來到現場，Kelvin卻發現法院外方圓兩個街口都有公安嚴陣以待，採訪車在法院周遭轉了幾圈，無法停泊，一停就有人上前招呼。
隨著大陸採訪環境急速惡化，「前輩教落」的採訪竅門，受教不久就已派不上用場。
未幾，許志永的代表律師步出法院，即被公安包圍欲帶上警車。港媒記者立即下車一擁而上，將咪高峰塞入公安肩膀間的隙縫追訪；Kelvin被公安扯著背囊掹走，一眼關七的攝影師一手將他拉回。
2013年底，雖然經過一番推撞，港媒記者至少還能在法院門外採訪到律師的幾句話；再不久，敏感案件的法院封鎖更加森嚴，要在法院門外訪問到律師已是天方夜譚。
香港傳媒在大陸採訪，面對的制肘不斷增強。就在今個月內，先後爆發兩宗香港記者在四川及北京被「老百姓」及公安毆打的事件，震驚全城。
但限制越收越緊，非始於近兩年。
據駐陸十年的林建誠觀察，約自2011年起，大陸當局逐漸發展出一套管控媒體的方式，逐步逐限制外媒、港媒的空間。
「（之前）仍是『被動』的防範，你嚟，就阻住你，」林建誠解釋：「但在2011年後，（當局）漸漸由被動，變成更主動的、有系統的攔截 ⋯ 到近幾年，即使不太敏感的案件，都封得好犀利。」
所謂「主動」的攔截，除了更嚴密的封鎖，還有摸清傳媒運作、靈活運用策略。
2011與2016兩次烏坎事件，便可見當局對付外媒的手法，越來越成熟；兩次均有參與報道的林建誠，感受尤深。他指出，2011年的烏坎事件以基層民主為主軸，吸引大批國際媒體前往，但2016年風波則圍繞土地糾紛，來訪外媒大幅減少；即使香港媒體採訪的力道並無減弱，版面亦難免大輻減少。
當局一方面高調點名批評港媒「煽動、策劃、導演」村民生事；另一邊廂則維持局面平緩，令記者無法拍到衝突畫面。
「武警企定定任你影，唔郁手、唔放催淚彈 … 一日、兩日如是，第三日你就出唔到街，」林建誠解釋：「到傳媒走晒，佢先郁村民。」
最終，外媒記者被當局全數驅離烏坎；之後烏坎內部流傳出武警施放催淚彈、有村民身中橡膠子彈的影像，但受制於當局的嚴密封鎖，外媒無法跟進證實。
圖片來源：[email protected]
在與公安爭持的驚險場面以外，大陸當局正在循更多細緻途徑收緊港媒的採訪空間。
供職於另一電子傳媒、同於2013年起駐京的記者阿智（化名）亦指，近年越來越多學者以「需要校方」批准為由拒絕接受港媒訪問，即使是毫不敏感的民生、社會議題，港媒「來來去去都只能訪問嗰幾個人」。同時，亦越來越多官方團體的場合（如中國社科院的記者會），不設問答環節也不允許媒體採訪個別人士；敏感時刻，受到嚴密監控的異見人士名單越來越廣，時間也越來越長。
短兵相接的機會變少，連靜態的採訪也要鬥智鬥勇。
發展到近日，當局的「進步」更為明顯。Kelvin指出，近日now記者北京採訪709律師謝燕益被打一事後，北京公安局罕見發稿、公開公安隨身錄影，前所未見。「以前邊度會咁玩？佢哋都開始要攞輿論，公關功夫好咗好多，想調返轉嚟講件事，畀上面嘅人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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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行內人都明白，中國大陸管制、操控輿論的技巧進化，並不是中國新聞越來越難做的唯一原因。
同於13年開始駐京的Kelvin與阿智不約而同形容，目前港媒駐京記者一職，經已「變質」，原因主要有二。
一、港官上京越趨頻繁。香港各級官員訪京次數越來越頻密，港媒記者不得不以追訪港官為先，佔去大量時間。
「而家跟香港的官，變了駐京的主要功能，一係港澳辦、一係駐京辦，啲官去邊啲部委，都要去等，但只係門口影兩個SHOT、扑個咪，好嘥時間，」說起這一點，Kelvin一肚怨氣。
二、願意駐京的記者買少見少。在傳媒行業青黃不接的大環境下，中國線/駐大陸的新聞崗位亦不能倖免。
駐京期間，記者需自己透過人脈網絡發掘新聞故事，加上要應付當局阻撓及不同突發情況，能力上有相當要求；然而近年傳媒行業流失率高，加上駐京要每年離家數月，更成重災區。「唔夠人，啲人駐完一次話冇興趣再駐、甚至已經轉咗行，冇選擇之下，唯有叫新人駐，」阿智覺得，駐京記者的性質，目前幾乎已變成「鍛練新人」的平台。
「而家記者個cycle流轉得太快，等唔到四五年，係兩三年就玩完（轉行），」Kelvin解釋，新聞機構內部本身有經驗的記者就不多。
「而且啲人越嚟越後生，唔會對大陸有太多認識同感覺。」
與前輩不同，新一代的中國記者，與香港整體的同代人一樣，對中國的關懷所餘無幾：新人如此，現已算「有經驗」的一代亦然。
駐京四、五年的Kelvin與阿智均言，駐京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是作為記者可以「學到嘢」，嘗試另一套與在香港截然不同的採訪體驗。
「我唔係覺得中國應該點變，而去跑大陸新聞，」Kelvin說：「只係覺得做記者，應該涉獵不同範疇。」
他坦言，隨著自己駐京的經驗增加，對中國大陸的人權、民生問題無疑會較一般人更加著緊，但這並不能抵銷同時不斷滋長的一股抗拒感：「越做得多、越睇得清楚，就會越想離開 ⋯ 」
他承認，這幾年經歷令他想離開的，不只是中國大陸，也包括香港。「當你睇到上面不斷收緊，難保他朝香港都會一樣，會預見到，香港都只會繼續差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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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誠向來是中國線記者之中的異數。
一般香港記者駐大陸城市，每年只駐兩個月或一季；林建誠卻自2006年起駐於有線廣州記者站，幾乎全年無休，一駐十年。2016年，有線傳出賣盤，同時林建誠結束十年廣州駐站生涯，引起外界質疑「有線自閹」的揣測。對此說林建誠不以為然。
返港的決定背後，是十多年積累下來的心理壓力。
十年來幾乎不間斷地追訪中國新聞，一方面較其他短暫駐陸的記者更加緊貼當地情況，但另一邊廂，沒有「抖氣」的空檔，日積月累下來，對心理造成的影響十分明顯。全年無休地處於監控之下，電郵不時被入侵、通訊軟件頻繁切換，又要應付當局軟硬兼施的統戰與阻撓，固然令人精神緊繃；但更令人揪心的，是無日無之地親睹壓迫與不公。
「跑中國線新聞嘅記者，好容易有抑鬱；呢種抑鬱，有時唔識得點同人講。」林建誠坦言：「其實李旺陽事件後（有線內部）已經有傾過，我係咪應該返香港先 … 但因為件事未了，我唔想走咗去。」
對無權者的憐憫，對一再目睹不公的憤恨，均是人之常情；但對一個新聞記者而言，這卻是難以調和的掙扎。
「喺（內心）深層裏面，我係討厭中國；但討厭中國，唔等於我唔關心底層的老百姓，」林建誠沉著說道：「呢個係我長期所處嘅矛盾。」
他口中的「中國」既指政權，也旁及對不公義漠不關心、出口便是「要不是共產黨 … 」的既得利益者；與此同時，在最底層掙扎的人民，與持守內心追求的善人，卻被越發強大的國家機器齒輪壓得喘不過氣。深陷於這樣的環境當中，心中的天秤無法不傾斜。
林建誠時時提到著目前陷獄的廣州維權律師唐荊陵。曾介入多宗維權事件的唐，於2014年被捕，2016年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判刑五年。「佢為社會、為弱勢做過好多嘢，我睇住佢被拉、咁樣受苦，作為一個朋友、同一個信仰的主內弟兄，咁樣畀人摧殘，點會唔難過？」
資料圖片，唐荊陵
「我要承認，我對中國係越來越疏離、越來越疏遠，」林建誠說：「而且係我在十幾年跑新聞的生涯入面，主動地疏遠。」
「有時真係寧願抽離一下，心入面會好過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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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中國大陸係灰，但我對香港始終仍有信心。」
在澳門出生成長、香港求學的林建誠，先後供職於澳門及香港傳媒；2000年追訪庾文瀚事件，展開中國新聞採訪生涯，駐紮中國大陸十多年。雖以香港媒體為發表平台，但林建誠的職業生涯，是在香港以外度過的。
但他對香港仍有深刻認同。「自孫中山以降，香港都係一個唔聽話嘅社會，唔鍾意極權、鍾意普世同自由，呢份沉澱咗過百年嘅底蘊，我依然見到，散播喺香港人嘅心入面。」
「今時今日跑中國新聞，事實上係好被動 ⋯ 但他日有大事件，傳媒人嘅力量就會再爆發出嚟。」這是林建誠對仍在中國大陸跑新聞的年輕行家們的寄語。
「一個跑中國線嘅香港記者」；這個身份，對他而言意味著甚麼？
「『香港記者』即係勤快，勤力、動作快、反應快，」林建誠如此總結：「積極進取、有膽色，應該企硬就企硬，當仁不讓。」
「香港記者嘅本色，係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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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8/06/2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