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日前，安裕inbox我，問我是不是經常去捷克，我答是，每年都會和學生去，他才提起，布拉格之春五十週年了，他好像要寫篇文章。若不是有他提起，我才不會想起。因為布拉格之春聽下去很浪漫，但只是短暫的半年，到了夏天，蘇聯老大哥便出坦克鎮壓，我人比較悲觀，對布拉格之春的記憶，只是鐵腕暴力的那個夏天，而不是生機煥發的一月初。
安裕寫了一篇布拉格之春，讓香港文化界也關心起這段遙遠國度的舊史，今日揭報，看到楊岳橋也寫。
而我，則因為經常到布拉格，一直有讀這段歷史。人們記得的是哈維爾，或者是《生命不能承受的輕》的米蘭昆德拉，不過，我在讀了幾本書之後，驚喜地發現了另一位作家Ivan Klima（伊凡．克里瑪）。
在捷克，跟人說，你喜歡哈維爾或昆德拉，他們反應淡淡然，但跟他們說，我訪問過克里瑪，對方無不雙眉揚起，臉上表情會是：「嘩，呢個人你都識？果然識貨」。哈維爾是國際巨星，但做了總統後風評受影響；昆德拉因為離開故國，以法語寫作，很多捷克人都覺得，他離開了國家太久。至於克里瑪，一直被公眾視為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
克里瑪少年時代，曾經加了入共產黨十四年，並加入共產黨報章做記者，父親也是共黨忠臣，可惜他看到父親被批鬥的下場，他再反思自己從事新聞採訪的一些遭遇，令他開始思考共產黨的問題。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是包括他作為共產黨員對「黨內改革」的希望之旅，不少有心有抱負的共產黨員，深信黨是可以變成更自由，更包容，更開放，亦即領導人 Alexander Dubcek 所講，「有人性的社會主義」。
蘇聯老大哥不滿意，八月驅軍直進布拉格，克里瑪和一眾共產黨員被懲罰，蘇聯扶植的管治階層，令大眾都覺得「被異國佔領」（Occupied），一群為數約一百名的讀書人，在十幾二十年堅持自己信念，即使淪為洗窗工人、掃街工人，都不願妥協。克里瑪本身有機會到美國生活，但他還是回國，繼續地下創作。Alexander Dubcek 至八九年，還讓人民有良好的印象，一個有良心的共產黨員，那時候若不是哈維爾在，他當總統的呼聲最高。
幾年前，我讀了克里瑪的自傳，然後，在雨傘完結之後，我膽粗粗找克里瑪想約他做訪問。有個「亞洲來的記者」讓他覺得訝異，但他欣然答應。我在他那間近郊的小屋，從地板到天花也是書的房間做了幾小時訪問。我們用不太流利的英語，輔以很多誇張的手語，完成了這個訪問。捷克人出名是樸素，貴為大作家，他一點架子也沒有，還經常講笑：「你看了我的自傳兩次？值得花這個時間？」
他已經八十歲，走路慢而且背很彎，但腦筋澄明，我們談得深入，談自由是甚麼，談文化人使命，談抗爭的堅定。我記得，那個下午天氣暗冷，但我的熱血卻沸騰，坐在我面前的人就像「歷史本身」，克里瑪小時候入過集中營，帶領過布拉格之春，經歷過二十年的欺壓，至一九八九年天鵝絨革命後，目睹民主化捷克的起跌至今。他以身作則表明，世上沒有英雄，地上也沒有烏托邦，回歸人性不說謊才是民主自由的起點。
安裕又問我，捷克普通人仍記得布拉格之春嗎？我說，一定知道，但是否深刻則不一定。
其實，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捷克國家兩大元首，近日皆更換了，兩人都為文化界所不喜歡。經常醉酒並批評記者的總統 Milos Zeman 再次連任，新總理 Andrej Babiš 是商家，人們覺得像Trump，兩位右翼親中親俄經濟至上的政客，把捷克帶向離開哈維爾人文價值治國完全相反路線。
克里瑪解釋：「捷克國民大都只是關心生活和民生，經濟好，大家就開心」。我提醒學生，捷克大部份平民不是哈維爾，只是少數讀書人會關心世界大事。我們沒必要美化捷克普羅大眾，有一票在手，他們也未必會選賢能。
不過，回看這篇訪問，看到克里瑪鼓勵香港人的話，還是感到觸動。
在冷戰時代，捷克和東歐多國，只能仰着蘇聯鼻息生存。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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