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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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奇迹”与深圳折叠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从1979年到2015年， 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23%，被誉为”深圳奇迹”。“深圳奇迹”的另一面，是深圳折叠。
同样是从1979到2015年，深圳常住居民人口增长了36倍。但是，如下图所示，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以红色实线标注的户籍人口长期趋于平稳，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明显增长；而以绿色虚线标注的非户籍人口则从80年代初的零增长到90年代后迅速攀升，直到2010年左右才有所缓和。2015年，深圳约有789万非户籍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近2.2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经获得深圳户口的新移民）。也就是说，在深圳生活的每三个常住居民中有两位是外来人口。考虑到官方数据可能比实际管理人口要低，深圳的外来人口比例应该更高。
长期以来，深圳政府对外来人口提供的资源和服务都比较少。在2017年出版的《向深圳学习》一书中， Eric Florence追溯了媒体在不同时期对外来人口的报道。在八十年代，媒体呈现的农民工形象非常单一。他们被描述为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地流入” 城市, 扰乱城市秩序，带来治安隐患。报纸经常呼吁政府加强管制。九十年代中期，舆论导向发生了变化。媒体开始承认他们对深圳发展的贡献，是“特区的建设者”。但是，媒体通过强调以自强自立为基础的“深圳精神”，刊登下岗工人和大学生的成功故事来教导民工如何在“深圳这篇热土”上努力奋斗，提升自己的素质。换句话说，通过强化个人素质的作用，媒体规避了是户籍制度将民工长期排除在特区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事实，而弱化了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义务。
深圳的折叠还体现在经济发展和人口的空间分布上。如下图所示，在1985年至2015 年期间，一条横跨南头、西涌的“二线关”将深圳分隔为“关内”（即原深圳特区）和“关外”（即特区之外的边缘地带）两个地带。早些年，外地人须持边防证、港澳通行证或护照，在检查站的关口下车接受检查，才能入关。这条区隔线也成为深圳社会经济生活重要的分割点：从产业分布来讲，关外聚集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关内集中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商业贸易；从人口分布来说，关外的城乡结合部吸收了大量在工厂、工地、“低端”服务业从业的民工，而关内是拥有本地户籍的中产阶级和新移民的地盘（关内散布的“城中村”也是农民工和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年轻人聚居地）。据人类学家马立安观察，这条线事实上是农村与城市在深圳的分界，也是原深圳特区与宝安县的分界、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分界。
接下来我们要问，流动人口对深圳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下图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后深圳的劳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80年代初，深圳常住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低于50%，且呈下滑趋势。这种情况从80年代中后期迅速得到扭转，与图一中的非户籍人口增长趋势相呼应。截至1990年，深圳的劳动力人口比达到60%以上，之后20年保持平稳上升。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城市发展模式，深圳奇迹由诸多因素造就，除了主流话语中的政策支持、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之外，流动人口的贡献不应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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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如何办教育？
2014年下半年，我在深圳南山某社区对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小半年的社会调查。这个社区隶属一个街道办，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社区，包括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及其配套机构如医院、学校、商业住宅区和旧民房组成的“城中村”。而很多此社区的“本地人”是80年代初从全国其他城市以干部身份调过来的专业人才，他们严格讲也是深圳的移民。他们非常愿意参与社区活动，比如做志愿者、举办公益活动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community）。
我考察的这所农民工学校（简称A校）今年已有20年办学历史，毗邻“城中村”。1997年至2004年间，由于没有任何政府资金投入，仅靠收取低廉的学费维持，A校“借住”在一所公立小学的废弃教学楼里，桌子椅子都印着其他学校的名号。尽管近几年深圳逐步加大了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A校在财政方面一直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A校采取了颇有特色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它在成立之初就参考香港经验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是我国从90年代就开始推行的中小学行政管理制度，目的是下放行政权力和提高学校自主性，但也会让很多资源匮乏的学校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通过董事会制度，A校发动了社区的力量来办学。2014年董事会成员包括：校长、校监（当地某公立学校前校长）、陈先生（当地重点学校创校校长，也是早期调任社区的干部）、教师代表和城中村代表。董事会定期开会决议，设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来规范办学和建立教学激励机制。同时，董事会把当地社区中有名望的人吸收进来，为学校赢得丰富的社区资源。比如，当A校2004年必须要从“借住”的校址搬出来的时候，学校有限的经费根本无法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租到合适的校舍。作为董事会成员，城中村的村支书回去劝说村民：“这个学校有1400多个孩子，他们没书读，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人要可怜这些小孩。另外这些孩子留下来的话，有1400个家庭，本地人每家都有1栋出租的，那这1400户走了，你们的房子没人租，你的租赁经济也弄不起来。”最后村民一致同意以非常低的租金把旧厂房租给学校。董事会还会为学校拉来很多社会捐赠，比如教室里很多基础设施如投影仪和电脑都来自于此。总体而言，董事会的成员名望高、社交圈子广、在地方事务上有影响力，能解决学校发展中很多其他类似的实际问题。
A校在教育理念上也注重提升流动儿童对城市的适应力。学生中有很大比例之前都留守在农村，条件允许了才随父母来深圳。因此，适应城市环境、消除与父母之间的隔阂、新旧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不统一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为此，A校组织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体育小组，让每个学生有机会与同龄人和老师建立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我在访谈中明显感受到，很多孩子谈起与父母的关系时会尴尬冷场，但谈起自己的球队和教练却滔滔不绝。另外，A校派出的体育队常常在与公立学校的比赛中拿奖，这也对提升民工学校和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起到了正面作用。A校通过动员社区力量和提升组织能力来协助流动儿童，这种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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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学者陈金永曾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快速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城市化”（incomplete urbanization），也就是说，基于户籍制度的人口管理和社会治理使农民工成为了城市里“只讲奉献不能索取”的社会群体。这种城市化降低了流入地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却让无数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为此支付沉重的代价。如何在城市发展和流动人口个人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让流动人口在城市里找到归属和价值感，是公共政策和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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