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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7 October 2017

君权谁授:合法性是个什么东西

作者: 二大爷

看国际新闻多了,经常会看到讨论某国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干涉中,政权的合法性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原因。比如叙利亚巴沙尔的政权,安理会介入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其政权已经丧失存在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合法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这个值得剖一剖。

国人对于“政权”的认识,最早恐怕都是来自于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和现代公民社会理念格格不入的所谓名言,不仅没有因为凛冽的杀气和无数的尸骨作为铺垫而受到质疑,反而被当做成功者的豪言成为了别样的激励。用笑话来说,当暴力成为革命,以前打砸抢的历史就算工龄了。

但是,政权是不是一定要出自于枪杆子,枪杆子里面走出的政权到底具不具备法理基础,这是个大问题。萨达姆的政权出自枪杆子,卡扎菲的政权出自枪杆子,波尔布特的政权出自枪杆子……但他们都除了死亡合法,其他都没合法。

我们观摩欧洲君主登基,会发现他们的王冠都是教宗授予的。影响力巨大的教廷对于王权的认可,是国王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位于梵蒂冈的教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王冠批发专家。整个世界的文明史,很大部分是和宗教史紧密相连的。对于神的敬畏,成为诸多宗教阐释教义的基础。上天的意志自然而然成为最具说服力的行为准则,具备了不可撼动的法律效力。谁代表了上天的意志,谁就自然拥有了号令天下的权力。

古埃及祭师在整个国家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法老既是政权的代表,又是神权的代表。神权成为政权的基础和来源。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贯穿了大多数文明的早期的历史。这种可以认为是奴隶制社会残余的体制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亚顽强生存,例如伊朗。宗教领袖事实上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关键时刻每每和独夫们站在一起,逆世界潮流而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人事实上也没有脱离这个框架,从西周开始,最高统治者成为“天子”,上天之子,奉天承运,理所当然。但是本土宗教发展的滞后和迟缓,使得中国人的神权有别于其他地区,更多的体现在祭祀之中,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宗庙代替了教廷,成为王权与神权的交汇之处。但是,仅仅依靠血缘的传承和还是不够,祖先始终不及天意更有说服力。

连秦始皇这样所谓的千古一帝,虽然承六世之余烈,依靠武力荡平六国,但是在传国玉玺上还是要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眼,甚至还费尽心机的去泗水打捞被周人沉入水中、从大禹时代就开始代表王权合法性的“九鼎”,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能无奈的借助“五德流转”的传说来解释统一天下的伟业。

连皇帝都如此,小瘪三们就更难。陈胜吴广要起事,只有往“鱼腹丹书”上去动歪脑筋,还是要借上天的“大楚兴陈胜王”的段子,宣告起义的必然性。刘邦大老粗一个,连这个造谣的过程都没有,只好借助史官的力量,活生生的造出了一个“赤帝斩白蛇”的神话,来演绎自己的天授。后来造反的流氓都借鉴了这一先进经验,所以我们在正史中总是不厌其烦的看到开国皇帝的老妈神龙入怀,无故怀孕的段子。

这种建立在武力成功上的造谣手段,对统治者本身来说,并不安全。因为模仿的成本太低,太容易。所以,不太高明的家伙就想到了伪造谶纬之言。王莽篡汉,虽然都当了“假皇帝”了,但是要代汉而立,还得到处指使爪牙献祥瑞,造符图。即便是这样,合法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才有了天下大乱。还有些更加高明的人,比如曹丕,司马炎、李渊之流,想起了禅让,三让而进,直接从前任政权接过衣钵,虽然也是演一出让人恶心的悲情戏,但合法性的问题至少从形式上较为圆满的解决了。

但是如果连造谣和禅让都不会,那怎么搞呢。太平邪教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们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新的招数——舶来西方理论,包裹中式内核。但洪教主毕竟是个大老粗,连个举人都考不上的穷秀才,靠着对基督福音的一知半解,注定了传教理论先天性的不足,天父天兄附体的那套把戏,在聪明人看来近乎弱智。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毫无合法性和建设性可言,就是因为,这样的暴力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建立另一个更加暴力的政权。整个政治演进的过程,不过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武力就是一切规则中最后的规则,这样的改朝换代带来的只能是民不聊生和流血漂橹,事实上得到承认的不过是武力,而非政权的合法性。

但不幸的是,白俄的一声炮响,为后来的野心家们提供了另一种完备的暴力理论。打着科学旗号的剩余价值分析和人类社会不断向往的乌托邦理想巧妙糅合,为诸如波尔布特这样的野心家的屠戮和篡位提供了极其完美的合法性理论,极其粗暴的割裂了社会各个阶层,践踏一切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锻造出了人类社会为祸最烈的宗教体系,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历代的农民起义。仔细分析一下,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必然会过渡到××社会,不就是先秦五德流转的翻版嘛,换个马甲,还是个王八。这种所谓的唯物史观,不过是一种披着哲学幌子的高级谶纬,从中你看不到任何现代的民主和法治,自然也就看不出所谓的合法性。

自从13世纪英国诞生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以来,西方世界在契约型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在社会各阶层不断的角力中,议会制民主逐渐成熟,立法取代武力,逐步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在宪法的框架下,个人权利通过定期的选举,过渡成为政府权力,执政者由此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成为普遍的共识。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表面上看是制定了一套政治文明的游戏规则,更深层的,是将权力这只猛兽关进了笼子,彻底告别以暴易暴、白骨累累的丛林法则。民主选举成为个人认可政权合法性的硬指标。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极大成果,对于社会各方来说,是实现共赢的最好途径。相对而言,独裁政治的特点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对于参与政治斗争的各方来说,没有任何保障。治人者可能被治,杀人者可能被杀。最终只能造就一堆外国人爹妈来治理国家的奇特景观。

但是很遗憾,崇尚暴力革命的金正日、金正恩们并不这么认为。一方面,他们要依靠君权神授的老路子到处伪造历史,编出“白头山血统”“徒手打飞机”之类的神话来,将暴力夺权的造反史升华;一方面他们的极权本色又要求必须割断历史,不断地搞出新的理论,掩盖父死子继的世袭事实,称之为某某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或者是本土化实践,也就是主体思想。辅之以操纵选举和经济发展的幌子,作为合法性的根据。但是有选举不代表合法。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定额候选,全票当选。奴隶们在暴力的恐吓下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不是形式民主,而是强奸民主。

荀子有句名言:天下归之谓之王,天下去之谓之亡。人类社会走到今天,留给奴隶制、封建制等非法政权生存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偶尔一两个复古的样本,不过是屈指可数、等待死亡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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