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那年的夏天，在上海淮海中路一間熱鬧的咖啡館，我鼓起勇氣對父親說：「我想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父親沒有立刻回答，他緊鎖的眉頭擰在一起，像一個死結，手上的香煙因為太久沒抽，搖搖欲墜地懸掛着一截長長的煙灰。咖啡館裏，不停穿梭忙碌的店員，窗外的大街，周末熙熙攘攘的人群，這一刻都彷彿變成無聲的電影場景，在身邊流轉。
「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好的，但不一定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麼，就好像自由主義這種東西……覺得很新潮，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最後回頭幫外人罵中國罵共產黨。」身為黨員的父親終於開口了，聽起來卻像在說一個與我無關的第三者。我低頭，雙手圍着桌上的咖啡杯，下意識地用手掌旋轉着杯身。我確實不完全清楚自由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這個我出生並生活了19年的上海，被認為是中國內地的金融中心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然而每當「自由主義」、「自由化」這類詞彙在媒體上出現，總是帶着負面的含義。
我小心翼翼地說：「我不想入黨，我不知道除了對前途發展有點好處外，還有什麼原因非入黨不可，但我知道，我不想和那些投機主義者同屬一個組織……」
「那些人只是黨裏的一小部分！」
「那為什麼這樣的人也可以入黨？」
父親沒有出聲，他彈走煙灰，把煙送到嘴邊吸了一口。
「我在想，為什麼愛國就一定要入黨呢，愛國為什麼不可以用自由主義者的方式去愛呢？」
他還是沉默。
「我承認我並不完全理解自由主義是什麼，但我更不理解入黨這件事。我能不能就去試一下用自己的方式愛自己的國家？如果最後證明行不通，我就回來入黨。」
父親輕輕嘆了口氣：「好吧，那就先不入黨吧……」他在煙灰缸裏按熄了煙。
這一切的肇始，是我讀大學第一年社會學系的必修科《西方社會思潮》。當教授講到福柯（M. Foucault，港譯傅柯）對觀念史的批判——歷史並沒有可被追溯的最初起源，也不是連續發展的一個總體，而是一系列的差異、間斷、轉換、可能性……原本昏昏欲睡的我卻彷彿被一掌打在頭頂，突然清醒了過來。如果歷史並不像馬克思（K. Marx）所說的那樣有一個必然的發展規律——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不必是這預言的一個零件，可以從中逃逸出來，成為一條裂痕、一個大坑或一個未實現的可能性？突然間我感覺天地很廣，只是少有人把目光從腳尖移向四周望一望。那些看起來空無一物的地方，或許只是意味着有些東西還未被創造？
從小到大，所有人都說，有一種規律叫歷史唯物主義，而我們正走在這條符合歷史規律的路上。只要符合歷史規律，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一切都是歷史必經的過程。後來大人們說，人生也是一種唯物的歷史，微觀的，所以也有必然的規律和必經的過程，就如同宏觀的歷史。因此你的出生、長大、讀書、找工作、結婚、生孩子……都有一定的規律，違反了規律，必然要承受後果。但是怎樣才能知道是否符合規律呢？答曰：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那又是什麼？答案便是一堆無人真正理解卻都能倒背如流的特徵、定律和範疇。簡單來說，全世界都是這樣，所以這便是規律——現在是這樣不代表明天也是這樣，但長遠來看，還是這樣的。然而現在我的世界除了馬克思又有了一個福柯，這是不是說，所有這一切歷史規律，都是一場誤會？於是，福柯把我從立志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中解放出來。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網誌上寫下8個字：給我自由，其餘免談。
一轉眼便大學畢業，那個立志要做自由主義者的我不想留在上海工作，因為不希望從22歲的這一刻起就決定未來幾十年要走的路——無數的他人已經走過或正在走的路——穩定的工作、固定的朋友圈、只和工作有關的知識、3年後結婚、5年後生子、40年後退休……對我來說，那沒人走過的路才是生命意義的所在，而它現在才正式開始延伸。於是我來到了香港、令我的人生發生重大轉折的地方。
「Minnie，要不要一起去六四燭光晚會？」一起就讀中大社會學系的香港同學在下課後問我。
「我……」我遲疑了一下，心中掠過一絲不安，「還有誰去？」
「我們5個都去，你和另外幾個同學來自內地，應該沒去過這類活動，所以想邀請你們去看看。」
我想起一周前有另一個香港朋友問過我同樣的問題。六四事件從未在中學歷史課本中正式出現過，只以「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幾個字一筆帶過，作為之後歷史事件的時間背景，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描述。雖說如此，從家人偶爾提及六四時候的表情與語氣，我還是隱隱約約知道，這不是一件好事，是鹵莽的學生被「外國勢力」煽動起來顛覆國家而導致的一場大混亂。一場自作自受的大龍鳳，到底為什麼要紀念？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在背後。每每想到政治目的，我就條件反射地想迴避，因為14歲時的那次差點被抓的經驗一直在心中揮之不去，於是我本能地說了不。被我婉拒的那名香港朋友，當時用一種「不出所料」的眼神看着我說：「我就知道你們內地人不會去的，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這話刺痛了我，什麼叫「我們內地人」？什麼叫「一點不奇怪」？對此我耿耿於懷，有一種被輕視的惱怒。
「這……會不會不安全？」
「別怕，我們保護你。要不要戴口罩？」
面對香港同學真誠的目光，我有些動搖。我害怕1999年的上海那樣擁擠和情緒激動的人群，在人群中會有雙眼睛靜靜地注視我，視我為暴動的一分子，準備將我事後捉拿。人群本身也是一種威脅，因為他們想藉紀念顛覆國家的學生來影響我的判斷和情緒，煽動我仇恨黨和國家。但如果我這次拒絕了，會不會從此被同學視為不可救藥的「你們內地人」？與此同時，那個堅持對父親說「想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我」，正在內心拉着我往未知的維園方向跑。她回頭對我說：「這是你從來沒走過的路啊！你不想看看那兒到底有什麼嗎？」我便把心一橫，點點頭答應了。
那一晚我整個人的神經都是緊繃的，一邊擔心着會不會被誰記錄在案，一邊對所見所聞進行着艱難的信息處理，一邊又很驚訝地發現，當這些信息進入我的認知時，我的情緒本能地對其反感並進行牴觸。燭光晚會結束後，我們幾個在附近找了個糖水舖小憩。閒聊中，一名香港同學問起我們內地同學有什麼感想，我突然就開始質疑當年廣場上到底有沒有死人，並且強烈地相信是沒有的，連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堅定語氣嚇倒了。「如果廣場上根本沒死人……那豈不是一件大事？會顛覆我們一直以來的認知……」這名香港同學並沒有和我爭執，只是淡淡地感嘆了一句，便低下頭繼續吃起紅豆沙。其他的內地同學也沒再出聲，一陣之後便轉換了話題。
但我內心卻一直無法平靜。我對自己毫無根據的斷言感到相當困惑，這種牴觸情緒顯然不是基於我知道更多更深入的、足以用來反駁的真相，而是像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憑空就出現了。而當我追溯這種情緒的源頭，那裏竟是空空如也。我不能接受有這種情緒暗藏在我腦海深處，這讓我有一種異化的感覺。如果這種情緒控制着我的認知和行動，我還能說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嗎？於是回家後我便開始尋找各種資料來填補腦中的空白，同時仔細地審視自己對各種資訊的情緒反應，將那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情緒都篩出來逐個觀察……幾天後，我呆坐在電腦前，淚流滿面，鍵盤和桌面都被眼淚打濕。我知道，從此以後，我的世界徹底改變了。當然，我也再沒有可能實現父親想我入黨的心願了。
自由的代價很沉重，時常要檢查身上是否有被悄悄套上鎖鏈、時常要做艱難的選擇與抗爭，或許正因為如此，電影Matrix裏的人類鮮有選擇紅色藥丸。一個自由主義者的進化要經過多少自我否定、推翻重來與如夢初醒，才能從幸福的無知中破繭而出。或許，從不能自控也無法自明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便是自由主義者的最高獎賞。
作者簡介：來自上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原文載於2017年9月21日《明報》世紀版，見報標題〈愛國為什麼不可以用自由的方式？〉為明報世紀版編輯所擬，原題：走過民主牆背後的故事：自由主義者的進化。現題為評台編輯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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