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无论对中共、中国还是习近平本人，乃至世界，都关系重大。但十九大也是个暗流涌动的党代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下面撮其要者论之。
首先是人事安排的挑战。
十九大是权力的重新洗牌。尽管中共在之前强调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反对党内团团伙伙，但中共内部的山头在历史上就存在，不会因为最高领导人的整党就会完全清除。党内派系围绕权力的布局在十九大上肯定会有一番明争暗斗，习近平是否真正具有权威，将在人事布局上体现出来。如果习能主导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的人选，表明其已牢牢掌控了权力，无人可挑战其权威。但从目前来看，以下三个因素会给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增加变数。
一是反腐随意有可能打乱相关人事布局。不论对反腐持何评价，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有腐败嫌疑的体制里，党内各派系必然会借反腐将反对者拉下马，所以未来几月若曝出更高层级的官员腐败案，也不奇怪。
二是王岐山的去留会影响到政治局和常委的人事安排。王是否在十九大上留任是人事安排的一个核心问题。若生于1948年7月、到时已届69岁的王留任，将打破中共之前形成的常委年龄限制惯例。
三是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位政治明星能否如愿入常。胡、孙是胡锦涛时代中共培养的作为习之后的第五梯队领导人，若他们能够入常，表明这种安排得到了习的尊重和认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牵制了习的权力。
可以说，人事布局对中共和习近平把十九大召开成一个“成功、团结、胜利”的大会，非常关键。
其次是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挑战。
如果说，人事安排更多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游戏，与社会关系不是很密切，那么，十九大持何种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则关乎中国社会的整合，能否最大程度地消弭因思想路线的左右分歧而对社会造成的分化和隔阂，使社会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点无论对中共赢得大众支持，还是促进社会的团结，都非常重要。当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左右分裂的中国，今后这种分裂是继续加大还是逐渐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九大提出的指导思想，能否尽可能具有包容性。
从当下看，习近平以“中国梦”和“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国理政思想写入党章基本可以肯定。这点比江泽民、胡锦涛甚至邓都强。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是在他们两个任期结束前才被写入党章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在邓退休后由江确立的。就此而言，习在一届任期就将自己的思想变成指导思想，反映了其权威空前增强。
但问题不在于他的思想写入党章，而在于作为指导思想能否“服众”，具有吸引力，赢得社会的认可。意识形态是中共的一个软肋，虽然中共高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但实际上他们也清楚，目前的这套意识形态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至少在人民群众当中，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不是受到一致欢迎的。习的指导思想如果不能借鉴、揉进一些普适价值，还是坚持中共僵化的政治观，将很难让人产生认同，社会就将继续分裂下去。
再次是全面改革的挑战。
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计划，但这套计划中的大多数改革没有实施，或者即使推出，也不是预期中的样子，自然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但中共目前强调的改革，必须把党的领导内嵌到企业治理结构中，按照这样一种改革思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遥遥无期。
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规律看，改革计划不能落实，可以理解。因为领导人在第一届任期内，主要精力是放在巩固权力，培养自己的干部体系上。等权力稳固，想做点事，第一个任期也结束了。对本届中央来说，由于开展了大规模高强度反腐，更导致干部队伍人心惶惶，不作为问题突显。没有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推动和落实，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另一方面，改革遇到利益集团的阻碍，也是三中全会改革计划不能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十九大能否重启改革很关键。必须强调，这里的改革不单指的是经济改革，还是包括社会改革、司法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单有经济改革是跛足的改革，且必不能推进下去。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经济改革是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紧密连在一起的，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的用意，虽然中共的全面改革，并不包括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在内，但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实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路线图，也将是很大的突破。
改革越延后，大众对改革的支持越小，我认为，来自革命的压力会越大。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对改革早已失望，他们现在根本不相信中共会实施真正的有利于他们的改革，在他们看来，中共的所谓改革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分肥和对底层民众的再一次掠夺，这种认知根深蒂固，要想扭转此种认知，进而让大众支持改革，就必须尽快推进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图。
最后是经济增长的挑战。
经济增长跟改革有关，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大幅下滑，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不到位或改革停滞所致。
沉重的税费压力、政府的过度干预、国企的再度扩张，以及由高房价和金融创新引发的经济脱实向虚，都会导致实业萧条，实体经济被打垮，民营企业大量倒闭，经济高增长的光环不再。虽然中国政府以“双创”——创新和创业，减免企业税负和供给侧改革来应对增速下行趋势，但迄今所见成效不大，根源就在于缺乏真正的改革。
对威权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它用靓丽的数据为政府统治提供合法性。经济增速下降，甚至长期处于“L”阶段，一个直接后果是大众不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政府受制于财力，也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将使不平等现象加剧。本来，威权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穷人利益的受损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为代价的，但在过去的高增长时期，由于蛋糕的做大多少能使穷人分到一点，现在经济激剧下降，穷人分到手的蛋糕减少，相对剥夺感增强，对威权政府的不满就会增大。
从这个角度说，中共在十九大后，必须把经济增长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但正如前面分析的，中共害怕政治改革会引发大众对民主化的诉求，因而尽量用经济改革来代替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确实还有一定空间，然而，实践证明，没有大众的政治参与和独立司法，党和政府的权力就不可能真正受到约束，利益集团攫取改革和发展利益的格局就不可能真正打破，经济改革从而就不可能有突破。
所以，如何在经济低速增长导致大众的不满增强，与全面改革可能导致民主化诉求之间权衡和抉择，构成了十九大的一个挑战。
客观来看，十九大的顺利召开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中共和习必须克服这四大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说明的是，它们不仅仅局限于十九大，至少在十九大后的五年内都存在。如果中共继续对此采取鸵鸟态度，后面会发生什么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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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事安排的挑战。
十九大是权力的重新洗牌。尽管中共在之前强调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反对党内团团伙伙，但中共内部的山头在历史上就存在，不会因为最高领导人的整党就会完全清除。党内派系围绕权力的布局在十九大上肯定会有一番明争暗斗，习近平是否真正具有权威，将在人事布局上体现出来。如果习能主导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的人选，表明其已牢牢掌控了权力，无人可挑战其权威。但从目前来看，以下三个因素会给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增加变数。
一是反腐随意有可能打乱相关人事布局。不论对反腐持何评价，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有腐败嫌疑的体制里，党内各派系必然会借反腐将反对者拉下马，所以未来几月若曝出更高层级的官员腐败案，也不奇怪。
二是王岐山的去留会影响到政治局和常委的人事安排。王是否在十九大上留任是人事安排的一个核心问题。若生于1948年7月、到时已届69岁的王留任，将打破中共之前形成的常委年龄限制惯例。
三是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位政治明星能否如愿入常。胡、孙是胡锦涛时代中共培养的作为习之后的第五梯队领导人，若他们能够入常，表明这种安排得到了习的尊重和认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牵制了习的权力。
可以说，人事布局对中共和习近平把十九大召开成一个“成功、团结、胜利”的大会，非常关键。
其次是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挑战。
如果说，人事安排更多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游戏，与社会关系不是很密切，那么，十九大持何种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则关乎中国社会的整合，能否最大程度地消弭因思想路线的左右分歧而对社会造成的分化和隔阂，使社会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点无论对中共赢得大众支持，还是促进社会的团结，都非常重要。当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左右分裂的中国，今后这种分裂是继续加大还是逐渐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九大提出的指导思想，能否尽可能具有包容性。
从当下看，习近平以“中国梦”和“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国理政思想写入党章基本可以肯定。这点比江泽民、胡锦涛甚至邓都强。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是在他们两个任期结束前才被写入党章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在邓退休后由江确立的。就此而言，习在一届任期就将自己的思想变成指导思想，反映了其权威空前增强。
但问题不在于他的思想写入党章，而在于作为指导思想能否“服众”，具有吸引力，赢得社会的认可。意识形态是中共的一个软肋，虽然中共高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但实际上他们也清楚，目前的这套意识形态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至少在人民群众当中，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不是受到一致欢迎的。习的指导思想如果不能借鉴、揉进一些普适价值，还是坚持中共僵化的政治观，将很难让人产生认同，社会就将继续分裂下去。
再次是全面改革的挑战。
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计划，但这套计划中的大多数改革没有实施，或者即使推出，也不是预期中的样子，自然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但中共目前强调的改革，必须把党的领导内嵌到企业治理结构中，按照这样一种改革思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遥遥无期。
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规律看，改革计划不能落实，可以理解。因为领导人在第一届任期内，主要精力是放在巩固权力，培养自己的干部体系上。等权力稳固，想做点事，第一个任期也结束了。对本届中央来说，由于开展了大规模高强度反腐，更导致干部队伍人心惶惶，不作为问题突显。没有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推动和落实，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另一方面，改革遇到利益集团的阻碍，也是三中全会改革计划不能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十九大能否重启改革很关键。必须强调，这里的改革不单指的是经济改革，还是包括社会改革、司法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单有经济改革是跛足的改革，且必不能推进下去。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经济改革是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紧密连在一起的，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的用意，虽然中共的全面改革，并不包括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在内，但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实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路线图，也将是很大的突破。
改革越延后，大众对改革的支持越小，我认为，来自革命的压力会越大。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对改革早已失望，他们现在根本不相信中共会实施真正的有利于他们的改革，在他们看来，中共的所谓改革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分肥和对底层民众的再一次掠夺，这种认知根深蒂固，要想扭转此种认知，进而让大众支持改革，就必须尽快推进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图。
最后是经济增长的挑战。
经济增长跟改革有关，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大幅下滑，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不到位或改革停滞所致。
沉重的税费压力、政府的过度干预、国企的再度扩张，以及由高房价和金融创新引发的经济脱实向虚，都会导致实业萧条，实体经济被打垮，民营企业大量倒闭，经济高增长的光环不再。虽然中国政府以“双创”——创新和创业，减免企业税负和供给侧改革来应对增速下行趋势，但迄今所见成效不大，根源就在于缺乏真正的改革。
对威权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它用靓丽的数据为政府统治提供合法性。经济增速下降，甚至长期处于“L”阶段，一个直接后果是大众不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政府受制于财力，也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将使不平等现象加剧。本来，威权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穷人利益的受损以及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为代价的，但在过去的高增长时期，由于蛋糕的做大多少能使穷人分到一点，现在经济激剧下降，穷人分到手的蛋糕减少，相对剥夺感增强，对威权政府的不满就会增大。
从这个角度说，中共在十九大后，必须把经济增长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但正如前面分析的，中共害怕政治改革会引发大众对民主化的诉求，因而尽量用经济改革来代替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确实还有一定空间，然而，实践证明，没有大众的政治参与和独立司法，党和政府的权力就不可能真正受到约束，利益集团攫取改革和发展利益的格局就不可能真正打破，经济改革从而就不可能有突破。
所以，如何在经济低速增长导致大众的不满增强，与全面改革可能导致民主化诉求之间权衡和抉择，构成了十九大的一个挑战。
客观来看，十九大的顺利召开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中共和习必须克服这四大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说明的是，它们不仅仅局限于十九大，至少在十九大后的五年内都存在。如果中共继续对此采取鸵鸟态度，后面会发生什么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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