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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2 February 2017

谈谈邓

江右云从龙

邓小平离世的那一年，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关于他在那一年春天去世以后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在另外一篇小文章中我已经谈过，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想简单地说说：立足今天或当下，应该怎么去看待邓小平？

还得从毛说起。每个中国人，对毛和邓都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用官方的话来说，他们一个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的人甚至写书说，他们一生都是亲密战友。但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厢情愿的杜撰。纵观毛的一生，从最初的李大钊、陈独秀到苏维埃时期的张国焘、王明，再到八大前后的刘少奇、“九一三”之前的林彪，这些人你方唱罢我登台，他们都一度是毛的亲密战友，但结果呢？邓之所以能在毛时期安全着陆并在之后大有作为，很大程度上，要拜他“并不是毛的亲密战友”所赐。即使这样，邓在毛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中仍遭到了空前的政治迫害，起落沉浮，身如飘萍。假如邓在人生得意时受到毛极大的宠幸，也许，今天的中国又将是另一番面目了。这当然不是因为邓，而是因为毛。

在1976年之前，毛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极端神秘的人物，但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副面纱已经被撩了起来。虽然在一些人心中，毛仍然是一个导师、一个前所未有的伟人，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了解毛时代整个国家的贫困与荒谬，进而立足当下，大部分人都认为生活不应该再回到从前，而是应该有更为美好的未来。这倒并非出于某种鲜明的政治主张，而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能驱使。因此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中国人真正的愿意重回毛的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极端主张向毛靠拢的人，更像是一些寡廉鲜耻的投机分子。他们似乎并不是对当下的社会不满，而只是感到自己分配到的利益还不够大不够多，他们固执地认为，如果回归到毛的年代，一切都唾手可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在当下，他们只能生活在底层或者社会的边缘，或者，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异端。

假如邓仍然活着，面对这样的中国，他会怎么样？默许？骑墙？还是态度鲜明地进行干预。我想应该是后者。这或许从两件事情上能够看出来。一是1979年邓出访美国时，在华盛顿国宴上，有人告诉他说某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感激“文革”，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从西红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未等对方说完，邓就打断了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他在撒谎！”二是1980年，当卡拉奇问邓如何评价江青和四人帮时，邓毫不犹豫地回答：江青坏透了，给她的打分在零分以下。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很多事实都证明，邓对中国的前途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并且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无法按照毛的道路走下去。

这正是毛、邓二人的本质区别所在。在很大程度上，毛更像是一个帝王式的、小农情结非常深厚的人。从国共内战到1956年“八大”时期，是毛一生最为辉煌、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在此之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现实情况做出错误的判断，最终将共和国带向灾难的深渊，这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内斗、国际环境的变幻、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等等，而完全在于毛本人对时势走向的把控。在他眼中，中国的崛起与强大不过是要重回之前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而已，对内以个人意志来强行安排所有人的生活，对外接受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朝贺与奉承，而那些不同意他的、反对他的、持有异见的人或团体，只有一种下场：消灭。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封建极权思想和帝王作风。但客观地说，毛并不是一个情商和能力都很高的帝王，在一些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同样草莽出身的刘邦和朱元璋。仔细阅读毛在1956年之后的一些言论文献，人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毛就像是得了狂躁症，时不时地发出诛心之论，到处叫嚣帝国主义威胁论。有时候，他下午说的话会把上午的说的话完全否定，有时候，昨天的决定，今天就被更改。这样的毛，怎么能够开好中国这列欲欲飞驰的火车呢？

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早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曾当着与会的人公开评价过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并非毛保守评估的那一种，而是一个有大才干能办大事的人。从其在1978年全面执掌中国前的几次复出所留下的成绩单来看，邓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问题，他比当时的每一个人看的都要透彻。他清楚地知道十亿中国人民真正的需要什么以及被毛打倒的国家勋臣们最渴望什么，因此在他上台之后，扭转局面、走向与毛截然相反的道路便成了一种必然。除此之外，邓比毛更高明的地方还在于邓是一个具有现代化眼光的政治家。这一点对于百年来的中国及其重要。大约自洋务运动时代开始，居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们就在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融入现代化的方式与道路，李鸿章左宗棠之属、康有为梁启超之流，及至之后的孙蒋毛等，可以说，他们终极的努力都是想让古老的中国投入现代化的怀抱，成为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之林中的一员，但不幸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横跨七八十年、关联两三代人的努力最后要么时运不济，要么阴差阳错，要么变相走样。总之，统统归为失败和遗憾。只有到了邓的时代，这种希望被重新点燃。毫无疑问，这与邓本身的人格与眼光息息相关，也是邓带给中国人最大的福祉。似乎从一开始，邓就意识到了中国的前途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关起门来画饼，更不可能拒世界潮流于大门之外，所以他才敢于大声地说出那句改革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从后来的经验来看，邓的道路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投入世界的怀抱后，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在共和国之初由毛亲口许给全体人民的承诺，到了邓的时代，似乎才有了一点实现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是邓的全部。如果邓从1978年执政到1992年最后一次南巡期间始终都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国家的话，那么今日的中国，也许会实现真正的复兴与强大，可事实上，恰恰不是这样。当改革的巨轮缓缓启航，时间行进到1986年时，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那些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久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体制内精英，在经过邓的松绑与疗伤之后，政治激情再次被唤起，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也要在政治上清明公正，更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折腾，中国应该汲取教训，重拾“共和”的初心，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当时，社会对更为年轻的胡、赵等人给予了巨大的期待，包括邓本人，在1986年前后，曾多次公开呼吁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他甚至坦言，如果不对后者进行根本上变革，人民和党迟早要分道扬镳。其时，邓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像今天的政客们那样做做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理想。但是，当20世纪最后一个蛇年来临以后，邓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并没有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充当了执政党的庇护人。在那个闷热的夏天，父兄的鲜血染红了的广场，民主与自由、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现代化”，犹如昙花一现，从千万国人的指缝间溜走，至今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是邓漫漫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败笔，难辞其咎。它所留下的最消极的恶果，就是比毛更甚一步地摧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切断了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中国一旦要重启政治改革，或者回到十三大前后的历史原点，就意味着必须对邓的错误进行纠正，对那一年的广场事件进行昭雪，假如这样，执政党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统治就有可能瞬间瓦解。这个后果，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得起。

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互联网时代来临后，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了全球化。今天，当你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街头时，所目睹的繁荣与忙碌几乎与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国际大都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与经济成就极不匹配的是，二十年间，中国堕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崩溃与万马齐喑。精英们卸下社会担当，转型成为唯利是图的富商和巨贾；青年学生不再去关心国家前途，沉迷于享乐与消费；权力阶层丧失了抱负与信念，蜕化为冰冷的肉食者。剩下的社会成员，则分别被置于食物链的各个层级，有能力的，吃掉没能力的，便能向食物链的顶端更靠近一些。没有能力的，只能坐等被吞噬。而最为严重的是执政党，已经距离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越走越远，人民对其普遍的不信任和不满，遍地皆是。

这些都是拜邓所赐。站在当下来审视这二十年，邓对国家和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业几乎快要被他遗留下的负资产所吞噬。五年之前，人们还可以自由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不论是对政府的不满，还是对民生的关注，都有比较广阔的博弈空间，作家们的书即使涉及了禁忌话题，仍然会有出版社敢于将他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时候，没有人怀疑过今天，几乎人人都相信，未来的十年，中国仍然会沿着邓所开创的道路果断前行，尽管有过不完美，有过难以言说的痛，但只要初心不改，中国这艘巨船，就一定能驶出险滩，走向大道。但是，五年来发生的一切，却令每一颗炙热的心无比焦灼和惶恐。今天的国人，已经不再去讨论改革是否停滞，而是在不停地担忧，毛的时代，会不会卷土重来。今天，中国倒退了。

1992年或者更早的时日里，邓肯定想不到他身后的中国会遭遇这样的困境，更想不到，今天的中国居然会如此地退缩和彷徨。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为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但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和他的国家和人民背道而驰。如今，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里，积极的那一面已经被消耗殆尽，消极的那一面，甚嚣尘上，正在前所未有的折磨着中国。何去何从？即使邓穿越重生，恐怕也是觉得回天乏术，屠龙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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