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看到中国在流传谷歌的一个宣告：从2016年7月13日开始，将拒绝“发薪日贷款产品”出现在谷歌搜索引擎。
发薪日贷款是短期小额贷款的一个俗称，它几乎不需要借款人提供个人经济状况的背景保障；它也不是当铺，也就不需要贵重抵押品，利率也特别高。有这个俗称，是因为它的关键技术是，借款人需要证明自己有工作，出示工资单，有一个工资账户，他的工作单位会按期打入薪水。然后，贷出机构会要求借款人写一张支票，生效期是例如两周或一个月后的那个还款日，未来的薪水就是他的抵押品。到了发薪日那天，假如借款人不来还钱，贷出者就直接从借款人的薪水账户兑现那张支票。
发薪日贷款在美国的二十九个州是合法的，有九个州是严格限制下的合法，其余十四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是非法的。合法的州也有利率限制，一般规定有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四十的标准。谷歌划出的线，是凡年利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贷款，今后就不得进入他们的搜索。谷歌的决定只是出于一个道德理由。现在年利率甚至有百分之三百到百分之四百五十的。
谷歌关于发薪日贷款产品广告的说明
一个不自由、选择很少的社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要说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首先对自由的扼杀就扼杀了很大一部分创造力。那么，在一个自由社会，因人性弱点，社会也在非常艰难地、一次次给具体的自由划线：一个行为，是交由个人决定，还是交给法律规范？道德和犯罪的线怎么划？有时候哪怕确认是个人道德、个人弱点和个人选择问题，也还是有其后果社会能否承受的问题。真的常常就会举笔不定，不知道要把这根线划在哪里为好。比如说，抽烟损害健康，而非公共场所抽不抽烟至今是个人决定，无关法律；那么，吸毒呢？说起来吸毒也是损害自己的健康，但是吸毒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吸毒本身就常常被划入刑事罪的范围。再说民间借贷，看上去是一个两厢情愿的行为。对这个“个人自由”，线应该怎么划？
这个发薪日贷款业，说起来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就特地让它的广告露了一脸。它的关键是短期贷款要求到期一次性付清，由于借贷期限短，一个月甚至两个星期，很多人无法做到全款归还，就会要求延期，也就是继续借贷，这样就变成利滚利，那就非常可怕了。实际上，谷歌容许的百分之三十六以下的高利贷，也已经足以害人。
受害者一把一把的，随便找一下，无数故事。例如有一个叫戈登•马丁内斯的中学老师，谈到自己的经历。他失去了工作，有一大家人要养活：妻子和三个继女。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他急需额外的五百美元救急。他找出家里最贵重的物品，一个大号，去了一家当铺，抵押贷款，借出五百美元。他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掠夺性的金融产品，说起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借到钱很容易。”可是，在他试图还款的时候，发现本金加上手续费和利息，远远超过了他的还款能力。
结果，戈登•马丁内斯只能继续找所谓发薪日贷款，就是高利贷的短期贷款，以新借贷来归还旧债，几番借贷下来，他的五百美元借贷迅速暴涨为四千美元。他说：“这是我人生的最低点。这就是今天的我，曾经试过要负责任，做正确的事情，可是我永远无法翻过这个山坡。”他最终失去一切，连家庭都没有保住。
所以，财务专家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组织都在担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落入这个陷阱，担心高利率债务循环会毁了更多的人。看上去不但应该谴责，更应该限制这个短期借贷业。
《大空头》
关于发薪日贷款，在美国真的变成一个不小的新闻，但是真正成为新闻热点的不是谷歌，而是联邦政府行政分支下的一个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它作出的一个决定，确实抢过不少头条新闻。2016年6月2日，它的局长理查德•科德瑞提出新规则，要重新规范金融业，其实就是特别针对发薪日贷款这样的过度借贷。这个政府行政法规可以真的彻底改变这部分金融业的现状。对发薪日贷款的政府规范干预原来是在州的层面，有一些人认为，联邦干预似乎已经出手太晚。
大家也许会说，禁止就好，这是一件积德的好事。可是，深入现实，却知道并不是那么简单。
根据皮尤中心的数据，美国现在有一千二百万名这样的短期借款人，是百分之四的美国人口。实际上，这是一个几乎刚性的需求。假如不是刚性需求，谁都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利率不说别的，借债人别提有多亏。从现在的情况分析，借债人年平均借贷高达八次，每次平均借贷三百七十五美元，付息五百二十美元。根据研究这个专题的乔治亚大学法学教授迈尔莎•巴拉达伦的数字，整个行业涉及金额高达每年八百九十亿美元。它背后的现实是，根据2013年统计，有九百五十万的美国屋主，没有传统的银行账号。正如巴拉达伦教授的研究专著指出的那样，短期信贷，这是“美国另一半的银行”，对很多人是一个陷阱，但是，也有很多人必须依赖它来度过财务危机。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它毕竟在一般银行对你转过脸去、你陷于绝境的时候，给了一条出路。依靠这条路走出来的人，也很多。
那么，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赶紧给予贫困家庭福利救济，这不就治本了吗？但是，调查下来，这些短期借贷人绝大多数并不是贫困人口，而是在贫困线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美国2016年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为年收入一万六千零二十美元；三口之家两万零一百六十美元；四口之家为两万四千三百美元。这个标准，是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活和社会承受能力之间找平衡。如果标准提高一点，就会划进一大批人，社会福利支出的负担也会大幅增加。社会就有承受得起和承受不起的问题。
非贫困人口的中低收入者，也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短期财务困境。巴拉达伦教授认为，“另一半银行”兴起，与正规大银行从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不肯做利薄而繁琐的小额贷款有关。她提到，在银行动辄数万亿资产的今天，很容易忘记，当初美国银行系统建立的目标，是公共服务。银行总是依赖联邦政府提供信用的有利条件，才能够发出低息贷款。但是，在今天，银行的规模和政治影响力都大增，它们逐渐从与人民的契约中蜕变，成为免除公共服务责任的私人产业。它们倒向富裕客户和高利润，抛弃了低利润和低收入客户。一扇门关闭，另一扇门自然打开。但是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起于几乎同时，即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重消费的生活方式节节升高。
这个情况其实在很多国家蔓延。例如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月光族”这个词。许多“月光”年轻人的收入，在他们的父母看来，已经远高于丰衣足食，可以有可观积蓄了。可是，现代过度消费的观念、消费刺激等等，令新一代失去老一代的未雨绸缪的生活哲学。如果对自己的能力有理由自信，在一定程度内理性规划、贷款消费，例如贷款买房，都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对个人对社会或许都是一种积极推进。但万事均有度。很多人对自己完全错误估计，不仅没有丝毫量入为出的习惯，也没有备案以备不时之需。例如上面的中学老师戈登•马丁内斯，在暂时失去工作的时候，政府其实有一定周期的失业救济，当然低于工资。如平时有一点积蓄，就可以在政府救济金辅助下，靠自己力量维持找到下一份工作。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能。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网站主页
社会制度只是一个大框架，在法律规范之外，大量自由留给个人，需要个人的自我约束。约束失败常常不仅是个人失败，也会导致社会买单。有时候，社会有能力买单，有时候，社会没有这个能力。而且，社会为个人的任性消费买单，并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假如贸然提高贫困线，就把同样收入、但是能够良好规划而自给自足的那些人，也一起不必要地划给社会去负担了。
消费的刺激、商家的诱惑，已经令个人问题变为社会问题。根据美联社和B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在今年5月的调查，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拿不出一千美元应急。根据联准会去年的调查，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甚至拿不出四百美元应急。这无关近期经济，问题的存在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了，其间经济有好有坏，但问题恒定。
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年收入五万美元的家庭，有四分之三拿不出一千美元应急；年收入五万至十万的，有三分之二拿不出；年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都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表示，要马上拿一千美元出来应急，也会有困难。这些人中，三分之一表示会去银行或者亲友那里借钱，或者用信用卡垫付；百分之十三会停付账单；百分之十一的人会拒绝支付。涉及高利率小额短期贷款的一千二百万人，只是他们之中最急迫逼仄的一群。如果估计平均算一家四口的话，它的借贷行为影响了全国百分之十二人口的生活。这是社会的一个刚性需求。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救助弱势群体的问题，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因为不当贷款落入需要社会济贫的贫困线之下：从个人问题变为社会问题。
先看看联邦政府的CFPB现在宣布的规则具体是什么。规则不但规范了救急的短期贷款（发薪日贷款），也包括了汽车贷款等一系列其他高利息贷款。新的法规要求贷出机构调查贷款人的信用，确认他们在还贷后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新规则还令贷款人在一个贷款到期之后，不能延贷，而现在的贷款人经常是延贷的。新法规下，假如是在一笔贷款的三十天内，想用借新贷款还老贷款的方式“滚贷”，也变得非常困难，它要求贷款人必须拿出证明，证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已经明显改善。新法规规定，就算贷款人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在已经有过三次贷款记录之后，此人还是要被迫进入一个为期三十天的“冷却期”，就是在此期间不能再借新债。到期没有归还的，借贷机构必须给借款人再留出三天时间，才可以去他的账户扣回钱来。如果扣了两次借款后，第三次再扣还，就必须获得借款人的书面同意，否则不得扣还。最后，新规定还不准贷出机构重罚客户。
它原则上就是要防止过度借贷，防止借债人落入财务陷阱。但是研究者指出，这个新规则实际上是在联邦政府层面统一出手。而社会需要的是平衡后的利率限定，假如规范细节超越了这一点，会扼死这个有刚性需求的行业。
事实上，这个特殊行业的特殊性，常常一是急，二是对方的财务窘迫。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按照银行的常规财务背景调查，一是贷款人根本等不起，二是假如要严查，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通不过。这是他们不去低利率的普通银行求助的原因，他们等不起，银行也根本不会贷给他们。新规定触及了这个行业的基本技术操作原理。
为什么说需要平衡？因为这也是一个双向博弈。相比正常普通银行借贷，这样的借贷必定有更高比例的人无力归还，有更高比例的借贷欺诈。它的一个基础是美国法律没有债务监狱，相反有相当大的破产保护。在发薪日贷款合约里，一般都有一条，就是贷出机构不能因为借债人还不出就把对方送上法庭。所以，虽然所谓“发薪日贷款”，就是操作程序有预交“发薪日兑现支票”作为担保。但是，专题研究者发现，一些贷款人以薪水账号的支票担保在各处贷，钱一到手，就马上关闭账号。一位如此“借贷”其实是骗贷的女士就对研究者说：“我又不傻。”这种借助法律保护而借债不还的“魔高一丈”，又使得高利贷行业中的一部分可能黑道化，用黑道方式来要债和“解决”。
当然，大量是正常的，也就是非黑道化的高利贷业，以高利率抵高风险，需要的是平衡到合理的高利率。实际上信用卡也是一个相对高利率的贷款，深陷卡债无以自拔的人也非常多。更由于存在刚性需求，研究者认为，规则的执行还是要防止短期贷款行业被彻底绞杀。如果绞杀它，你叫如此高比例的庞大需求人口去哪里救急？
印第安保留地的赌场
谷歌只取利率平衡点，它定在百分之三十六以下。大家的评论是，谷歌不是唯一的搜索引擎，基本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大家关注的是，CFPB新规则如果认真实施会怎么样？大家估计由于需求在，这个行业会出各种奇招。各种“对策”中，有一条路是现成的，就是仿效博彩业。例如，放在船上；还有，现在不是有的州已经禁止发薪日贷款了吗，这些被禁的公司，会移入印第安保留地。
利用印第安保留地来规避法律的做法，说来还是起于一张发错的税款通知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明尼苏达州印第安奇布瓦部落的布莱恩夫妇，住在一个拖车屋里，那一年他们收到了县政府寄来的房地产税单。美国房主都要交房地产税，他们却是第一次收到。印第安保留地有自治权，但是，是否可以免去这张税单，他们也吃不准，就决定咨询一下律师。自此，律师带他们走上了司法挑战之路。
在明尼苏达州法院的初审和州最高法院的上诉，他们一路败诉。案子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76年6月14日，首席大法官布伦南宣布了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不仅裁定联邦和各州无权对印第安人和他们的保留地征税，并且裁定，涉及联邦法、州法与印第安保留地关系的公法二百八十条款，只适用于刑事犯罪，该法并未授权“州的一般民事法规管制印第安保留地”。基于美国人对北美印第安人普遍的历史歉疚和负罪感，以及七十年代的社会氛围，裁决在全国媒体引起一片欢呼：这是印第安人的一次实质性胜利。这是一个标志性裁决，截至2010年7月，这个裁决在法庭上被援引了三百八十次。可是，援引该法的案子，不少是起于各州立法限制的赌博业，赌场都纷纷入迁印第安保留地，所谓“借个部落”。
完全没有料到，最高法院的裁决给美国带来的最显著改变，就是印第安人得以越过所有的州管制，开始大兴赌场。离我家不算远的北卡罗莱纳州，在著名的大烟山国家公园旁边，有占地三百四十亩的全现代化切诺基赌场度假村。前两年还新开了一万八千平方英尺的水疗中心，是这个赌场耗资六亿五千万美元整体扩建的高潮。切诺基是这里著名的印第安部落。度假村有一千一百间酒店客房，十五万英尺的赌场。针对华人嗜赌，专设亚洲赌区。吃喝赌玩，一应俱全。自此，一个州只要有印第安保留地，它的法律就有了缺口，生活方式也不是完全由自己作主了。
2006年，震惊全美，涉及共谋、欺诈和逃税的杰克•阿布拉莫夫游说行贿案，也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印第安人的赌场发展。阿布拉莫夫受雇于印第安人，为他们游说争取更大赌场利益。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游说中他行贿国会议员，还对他的印第安雇主超额收费，游说费用竟高达九千万美元。这才令大家注意到，近年来，人口三百十八万的印第安人，赌场收入已经高达每年两百七十亿美元。此后，各地印第安保留地，对各州和联邦的一些违法行业，大多网开一面：只要有进账。所以，很多人估计，发薪日贷款如果未来真的被部分严禁，那么禁止的那部分很可能成为印第安保护区的新财源。
CFPB和大量联邦机构（administrative agency）一样，它本质上是一个立法实体的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知识范围内有立法权力。在联邦层面，当国会通过一个立法以后，会指定一个类似CFPB这样的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制定进一步的执行细则，这些细则一旦生成，就具有法律效应。但是它有一个让公众参与提意见的程序，有关发薪日贷款的规定，现在就在这个阶段。
所以，到现在，联邦政府CFPB针对这个短期贷款行业的规范还没有生效。今天看到8月30日新闻，辛辛那提大学的两名法学教授艾米莉•洪和克莉丝汀• 凯塞姆正在呼吁，希望每一个可能受到新规范影响的人，去政府公布新规则初稿的网站阅读、提交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向CFPB的执行秘书发信，提出意见。他们说，这是一个民主过程，千万不要放弃了自己参与的权利。
我只是从社会运作的一个细节，来看“制度和社会文化”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社会牵一发动全身的进退两难。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也是在任何现代国家都可能发生的。只是社会发展阶段有先后，问题的程度有深浅罢了。它其实也隐在美国大选的背后。当两党在谈经济政策的时候，当民众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这些背景都没有说出来，但是，它是存在的，如同屋子里的大象那样，很实在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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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薪日贷款是短期小额贷款的一个俗称，它几乎不需要借款人提供个人经济状况的背景保障；它也不是当铺，也就不需要贵重抵押品，利率也特别高。有这个俗称，是因为它的关键技术是，借款人需要证明自己有工作，出示工资单，有一个工资账户，他的工作单位会按期打入薪水。然后，贷出机构会要求借款人写一张支票，生效期是例如两周或一个月后的那个还款日，未来的薪水就是他的抵押品。到了发薪日那天，假如借款人不来还钱，贷出者就直接从借款人的薪水账户兑现那张支票。
发薪日贷款在美国的二十九个州是合法的，有九个州是严格限制下的合法，其余十四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是非法的。合法的州也有利率限制，一般规定有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四十的标准。谷歌划出的线，是凡年利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贷款，今后就不得进入他们的搜索。谷歌的决定只是出于一个道德理由。现在年利率甚至有百分之三百到百分之四百五十的。
谷歌关于发薪日贷款产品广告的说明
一个不自由、选择很少的社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要说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首先对自由的扼杀就扼杀了很大一部分创造力。那么，在一个自由社会，因人性弱点，社会也在非常艰难地、一次次给具体的自由划线：一个行为，是交由个人决定，还是交给法律规范？道德和犯罪的线怎么划？有时候哪怕确认是个人道德、个人弱点和个人选择问题，也还是有其后果社会能否承受的问题。真的常常就会举笔不定，不知道要把这根线划在哪里为好。比如说，抽烟损害健康，而非公共场所抽不抽烟至今是个人决定，无关法律；那么，吸毒呢？说起来吸毒也是损害自己的健康，但是吸毒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吸毒本身就常常被划入刑事罪的范围。再说民间借贷，看上去是一个两厢情愿的行为。对这个“个人自由”，线应该怎么划？
这个发薪日贷款业，说起来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就特地让它的广告露了一脸。它的关键是短期贷款要求到期一次性付清，由于借贷期限短，一个月甚至两个星期，很多人无法做到全款归还，就会要求延期，也就是继续借贷，这样就变成利滚利，那就非常可怕了。实际上，谷歌容许的百分之三十六以下的高利贷，也已经足以害人。
受害者一把一把的，随便找一下，无数故事。例如有一个叫戈登•马丁内斯的中学老师，谈到自己的经历。他失去了工作，有一大家人要养活：妻子和三个继女。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他急需额外的五百美元救急。他找出家里最贵重的物品，一个大号，去了一家当铺，抵押贷款，借出五百美元。他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掠夺性的金融产品，说起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借到钱很容易。”可是，在他试图还款的时候，发现本金加上手续费和利息，远远超过了他的还款能力。
结果，戈登•马丁内斯只能继续找所谓发薪日贷款，就是高利贷的短期贷款，以新借贷来归还旧债，几番借贷下来，他的五百美元借贷迅速暴涨为四千美元。他说：“这是我人生的最低点。这就是今天的我，曾经试过要负责任，做正确的事情，可是我永远无法翻过这个山坡。”他最终失去一切，连家庭都没有保住。
所以，财务专家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组织都在担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落入这个陷阱，担心高利率债务循环会毁了更多的人。看上去不但应该谴责，更应该限制这个短期借贷业。
《大空头》
关于发薪日贷款，在美国真的变成一个不小的新闻，但是真正成为新闻热点的不是谷歌，而是联邦政府行政分支下的一个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它作出的一个决定，确实抢过不少头条新闻。2016年6月2日，它的局长理查德•科德瑞提出新规则，要重新规范金融业，其实就是特别针对发薪日贷款这样的过度借贷。这个政府行政法规可以真的彻底改变这部分金融业的现状。对发薪日贷款的政府规范干预原来是在州的层面，有一些人认为，联邦干预似乎已经出手太晚。
大家也许会说，禁止就好，这是一件积德的好事。可是，深入现实，却知道并不是那么简单。
根据皮尤中心的数据，美国现在有一千二百万名这样的短期借款人，是百分之四的美国人口。实际上，这是一个几乎刚性的需求。假如不是刚性需求，谁都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利率不说别的，借债人别提有多亏。从现在的情况分析，借债人年平均借贷高达八次，每次平均借贷三百七十五美元，付息五百二十美元。根据研究这个专题的乔治亚大学法学教授迈尔莎•巴拉达伦的数字，整个行业涉及金额高达每年八百九十亿美元。它背后的现实是，根据2013年统计，有九百五十万的美国屋主，没有传统的银行账号。正如巴拉达伦教授的研究专著指出的那样，短期信贷，这是“美国另一半的银行”，对很多人是一个陷阱，但是，也有很多人必须依赖它来度过财务危机。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它毕竟在一般银行对你转过脸去、你陷于绝境的时候，给了一条出路。依靠这条路走出来的人，也很多。
那么，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赶紧给予贫困家庭福利救济，这不就治本了吗？但是，调查下来，这些短期借贷人绝大多数并不是贫困人口，而是在贫困线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美国2016年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为年收入一万六千零二十美元；三口之家两万零一百六十美元；四口之家为两万四千三百美元。这个标准，是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活和社会承受能力之间找平衡。如果标准提高一点，就会划进一大批人，社会福利支出的负担也会大幅增加。社会就有承受得起和承受不起的问题。
非贫困人口的中低收入者，也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短期财务困境。巴拉达伦教授认为，“另一半银行”兴起，与正规大银行从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不肯做利薄而繁琐的小额贷款有关。她提到，在银行动辄数万亿资产的今天，很容易忘记，当初美国银行系统建立的目标，是公共服务。银行总是依赖联邦政府提供信用的有利条件，才能够发出低息贷款。但是，在今天，银行的规模和政治影响力都大增，它们逐渐从与人民的契约中蜕变，成为免除公共服务责任的私人产业。它们倒向富裕客户和高利润，抛弃了低利润和低收入客户。一扇门关闭，另一扇门自然打开。但是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起于几乎同时，即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重消费的生活方式节节升高。
这个情况其实在很多国家蔓延。例如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月光族”这个词。许多“月光”年轻人的收入，在他们的父母看来，已经远高于丰衣足食，可以有可观积蓄了。可是，现代过度消费的观念、消费刺激等等，令新一代失去老一代的未雨绸缪的生活哲学。如果对自己的能力有理由自信，在一定程度内理性规划、贷款消费，例如贷款买房，都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对个人对社会或许都是一种积极推进。但万事均有度。很多人对自己完全错误估计，不仅没有丝毫量入为出的习惯，也没有备案以备不时之需。例如上面的中学老师戈登•马丁内斯，在暂时失去工作的时候，政府其实有一定周期的失业救济，当然低于工资。如平时有一点积蓄，就可以在政府救济金辅助下，靠自己力量维持找到下一份工作。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能。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网站主页
社会制度只是一个大框架，在法律规范之外，大量自由留给个人，需要个人的自我约束。约束失败常常不仅是个人失败，也会导致社会买单。有时候，社会有能力买单，有时候，社会没有这个能力。而且，社会为个人的任性消费买单，并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假如贸然提高贫困线，就把同样收入、但是能够良好规划而自给自足的那些人，也一起不必要地划给社会去负担了。
消费的刺激、商家的诱惑，已经令个人问题变为社会问题。根据美联社和B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在今年5月的调查，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拿不出一千美元应急。根据联准会去年的调查，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甚至拿不出四百美元应急。这无关近期经济，问题的存在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了，其间经济有好有坏，但问题恒定。
在这个庞大群体中，年收入五万美元的家庭，有四分之三拿不出一千美元应急；年收入五万至十万的，有三分之二拿不出；年收入超过十万美元的，都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表示，要马上拿一千美元出来应急，也会有困难。这些人中，三分之一表示会去银行或者亲友那里借钱，或者用信用卡垫付；百分之十三会停付账单；百分之十一的人会拒绝支付。涉及高利率小额短期贷款的一千二百万人，只是他们之中最急迫逼仄的一群。如果估计平均算一家四口的话，它的借贷行为影响了全国百分之十二人口的生活。这是社会的一个刚性需求。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救助弱势群体的问题，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因为不当贷款落入需要社会济贫的贫困线之下：从个人问题变为社会问题。
先看看联邦政府的CFPB现在宣布的规则具体是什么。规则不但规范了救急的短期贷款（发薪日贷款），也包括了汽车贷款等一系列其他高利息贷款。新的法规要求贷出机构调查贷款人的信用，确认他们在还贷后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新规则还令贷款人在一个贷款到期之后，不能延贷，而现在的贷款人经常是延贷的。新法规下，假如是在一笔贷款的三十天内，想用借新贷款还老贷款的方式“滚贷”，也变得非常困难，它要求贷款人必须拿出证明，证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已经明显改善。新法规规定，就算贷款人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在已经有过三次贷款记录之后，此人还是要被迫进入一个为期三十天的“冷却期”，就是在此期间不能再借新债。到期没有归还的，借贷机构必须给借款人再留出三天时间，才可以去他的账户扣回钱来。如果扣了两次借款后，第三次再扣还，就必须获得借款人的书面同意，否则不得扣还。最后，新规定还不准贷出机构重罚客户。
它原则上就是要防止过度借贷，防止借债人落入财务陷阱。但是研究者指出，这个新规则实际上是在联邦政府层面统一出手。而社会需要的是平衡后的利率限定，假如规范细节超越了这一点，会扼死这个有刚性需求的行业。
事实上，这个特殊行业的特殊性，常常一是急，二是对方的财务窘迫。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按照银行的常规财务背景调查，一是贷款人根本等不起，二是假如要严查，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通不过。这是他们不去低利率的普通银行求助的原因，他们等不起，银行也根本不会贷给他们。新规定触及了这个行业的基本技术操作原理。
为什么说需要平衡？因为这也是一个双向博弈。相比正常普通银行借贷，这样的借贷必定有更高比例的人无力归还，有更高比例的借贷欺诈。它的一个基础是美国法律没有债务监狱，相反有相当大的破产保护。在发薪日贷款合约里，一般都有一条，就是贷出机构不能因为借债人还不出就把对方送上法庭。所以，虽然所谓“发薪日贷款”，就是操作程序有预交“发薪日兑现支票”作为担保。但是，专题研究者发现，一些贷款人以薪水账号的支票担保在各处贷，钱一到手，就马上关闭账号。一位如此“借贷”其实是骗贷的女士就对研究者说：“我又不傻。”这种借助法律保护而借债不还的“魔高一丈”，又使得高利贷行业中的一部分可能黑道化，用黑道方式来要债和“解决”。
当然，大量是正常的，也就是非黑道化的高利贷业，以高利率抵高风险，需要的是平衡到合理的高利率。实际上信用卡也是一个相对高利率的贷款，深陷卡债无以自拔的人也非常多。更由于存在刚性需求，研究者认为，规则的执行还是要防止短期贷款行业被彻底绞杀。如果绞杀它，你叫如此高比例的庞大需求人口去哪里救急？
印第安保留地的赌场
谷歌只取利率平衡点，它定在百分之三十六以下。大家的评论是，谷歌不是唯一的搜索引擎，基本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大家关注的是，CFPB新规则如果认真实施会怎么样？大家估计由于需求在，这个行业会出各种奇招。各种“对策”中，有一条路是现成的，就是仿效博彩业。例如，放在船上；还有，现在不是有的州已经禁止发薪日贷款了吗，这些被禁的公司，会移入印第安保留地。
利用印第安保留地来规避法律的做法，说来还是起于一张发错的税款通知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明尼苏达州印第安奇布瓦部落的布莱恩夫妇，住在一个拖车屋里，那一年他们收到了县政府寄来的房地产税单。美国房主都要交房地产税，他们却是第一次收到。印第安保留地有自治权，但是，是否可以免去这张税单，他们也吃不准，就决定咨询一下律师。自此，律师带他们走上了司法挑战之路。
在明尼苏达州法院的初审和州最高法院的上诉，他们一路败诉。案子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76年6月14日，首席大法官布伦南宣布了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不仅裁定联邦和各州无权对印第安人和他们的保留地征税，并且裁定，涉及联邦法、州法与印第安保留地关系的公法二百八十条款，只适用于刑事犯罪，该法并未授权“州的一般民事法规管制印第安保留地”。基于美国人对北美印第安人普遍的历史歉疚和负罪感，以及七十年代的社会氛围，裁决在全国媒体引起一片欢呼：这是印第安人的一次实质性胜利。这是一个标志性裁决，截至2010年7月，这个裁决在法庭上被援引了三百八十次。可是，援引该法的案子，不少是起于各州立法限制的赌博业，赌场都纷纷入迁印第安保留地，所谓“借个部落”。
完全没有料到，最高法院的裁决给美国带来的最显著改变，就是印第安人得以越过所有的州管制，开始大兴赌场。离我家不算远的北卡罗莱纳州，在著名的大烟山国家公园旁边，有占地三百四十亩的全现代化切诺基赌场度假村。前两年还新开了一万八千平方英尺的水疗中心，是这个赌场耗资六亿五千万美元整体扩建的高潮。切诺基是这里著名的印第安部落。度假村有一千一百间酒店客房，十五万英尺的赌场。针对华人嗜赌，专设亚洲赌区。吃喝赌玩，一应俱全。自此，一个州只要有印第安保留地，它的法律就有了缺口，生活方式也不是完全由自己作主了。
2006年，震惊全美，涉及共谋、欺诈和逃税的杰克•阿布拉莫夫游说行贿案，也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印第安人的赌场发展。阿布拉莫夫受雇于印第安人，为他们游说争取更大赌场利益。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游说中他行贿国会议员，还对他的印第安雇主超额收费，游说费用竟高达九千万美元。这才令大家注意到，近年来，人口三百十八万的印第安人，赌场收入已经高达每年两百七十亿美元。此后，各地印第安保留地，对各州和联邦的一些违法行业，大多网开一面：只要有进账。所以，很多人估计，发薪日贷款如果未来真的被部分严禁，那么禁止的那部分很可能成为印第安保护区的新财源。
CFPB和大量联邦机构（administrative agency）一样，它本质上是一个立法实体的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知识范围内有立法权力。在联邦层面，当国会通过一个立法以后，会指定一个类似CFPB这样的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制定进一步的执行细则，这些细则一旦生成，就具有法律效应。但是它有一个让公众参与提意见的程序，有关发薪日贷款的规定，现在就在这个阶段。
所以，到现在，联邦政府CFPB针对这个短期贷款行业的规范还没有生效。今天看到8月30日新闻，辛辛那提大学的两名法学教授艾米莉•洪和克莉丝汀• 凯塞姆正在呼吁，希望每一个可能受到新规范影响的人，去政府公布新规则初稿的网站阅读、提交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向CFPB的执行秘书发信，提出意见。他们说，这是一个民主过程，千万不要放弃了自己参与的权利。
我只是从社会运作的一个细节，来看“制度和社会文化”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社会牵一发动全身的进退两难。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也是在任何现代国家都可能发生的。只是社会发展阶段有先后，问题的程度有深浅罢了。它其实也隐在美国大选的背后。当两党在谈经济政策的时候，当民众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这些背景都没有说出来，但是，它是存在的，如同屋子里的大象那样，很实在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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