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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德尼玛和杨秀措 |
高峰净土特邀藏人学者茨仁夏加 (Tsering Shakya)，评论万玛才旦的最新电影《塔洛》。
"逃遁者"－茨仁夏加解读万玛才旦电影《塔洛》
万玛才旦的新电影《塔洛》回归了他早期的主题：生活在中国瞩目的经济崛起之边缘的人们。电影植根于日常生活，讲述了主角塔洛的人生际遇。通常父母给孩子起"塔洛"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将会是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可算是除了避孕之外的一种祈愿的方式；它同时也可以被解读为"终结"。然而，万玛才旦将其藏文名字拼写为thar lo，代替常用的mthar，因而赋予了"塔洛"新的寓意：逃遁者。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字，因为主角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设法逃避被登入在身份证系统里。不论导演是否有意使用这个名字来暗喻着什么，这部电影的确讲述了塔洛所熟知、所生活的世界的终结。塔洛本人更喜欢众人给他的昵称－马尾辫，它准确地反映了他的外貌特征，同时也是故事的核心。
这部电影本质上是一项人物研究。塔洛这个角色是由著名的藏人喜剧作家演员西德尼玛扮演，然而，正如同才旦早期电影的方式，其他的角色都是启用非专业演员，以展现真实、自然的场景。西德尼玛对于主人公的表现，连同他独特的肢体特征与气质，坚实地烘托出电影的主题：被诱惑的天真，与被移植入迥异环境的人。当塔洛身处全新的环境时，流露出一种细微却明显的不自在，刻意避免他在现代化社会中給人的乡巴佬的刻板印象，同时引出观众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同情。
电影以塔洛背诵"为人民服务"的情节为始，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为缅怀他忠诚的战士张思德所作的文章。塔洛站在当地警察局里，他的听众是镇里的派出所长。我们看到，这篇演讲使塔洛赋予自己的人生更重的涵义，并得出结论：由于接受的教育有限，他唯一能够服务人民的途径是继续老本行，即为其他村民放羊。对于他，一个没有任何家庭帮助支持的孤儿来说，放羊的意义不止是生存方式而已，这同时也是服务社区的方式，因为这些羊并不都属于他。观众也看到，塔洛对于他的羊群有着非常细致的了解，并精勤地照料着它们；他走在镇上会把孤儿羊羔装在随身携带的布包里，无论何时当它感到口渴，他会用一个婴儿奶瓶喂它。
剧本改编自导演于2013年所写的短片小说（刊登在《青海湖》文学杂志）。在那篇小说里，其他角色的作用是讲述塔洛的独居生活；在电影中，塔洛仍然保持这焦点为全剧每一幕的中心。电影黑白的拍摄手法营造了一种预示性的氛围，好像每个场景都是一个事件的照片纪实。色彩的缺失带来了对于地貌灰暗性的尖锐聚焦；在那片被经济发展所污染的藏地高原，聚居着一群既未被完全城市化又不再保留纯粹乡村生活的人们。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临近边缘的空间，等待着它的"发展"。
在这样全然、单调的黑白单色的动态摄影中，塔洛那困惑和无措的神情回忆起一份档案文件般，记录了他原本的世界，正蜕掉它的天真，被以他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入侵着的过程；这侵犯所带来的沉重现实将它冲击得摇摇欲坠，正在他面前脱落、坍塌；而他却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塔洛在山里的牧营中过着孤独的生活，离周边的村庄很远，离那个他鲜有涉足的小镇也很远。身边所发生的迅疾的变化是那样陌生，他对杨秀措扮演的女主人公杨措说，他从未见过一个藏人女孩吸烟，还剪了短发。短发、吸烟、夜店…尽管杨措具有了都市的堕落、诱惑、放荡这一特定模式的典型特征，万玛才旦并没有让这个角色变成一个罪恶的放大或代言人。
电影围绕塔洛对于自我及外部世界的发掘与认知展开。塔洛独立的存在被行政部门注意到，于是他发现自己被召到当地派出所去办一个新的身份证，正如每个公民所必需的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身份证，并问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派出所长解释道，"这是为了让他人能够认得你是谁。"塔洛很困惑，"我知道我是谁。这难道不足够吗？"
当塔洛按照要求前往镇里的街道拍身份证照片时，由于蓬乱邋遢的外表，他又被支去理发店。在那里他遇到了杨措。杨措告诉塔洛，她渴望变得富有、去旅行，渴望一个留着马尾辫的粗旷男人出现，带着她离开，去过更好的生活。当塔洛被杨措坚持带去了卡拉OK吧之后，他回到派出所，告诉所长说：他觉得，可是不确定，他刚刚遇到了一个"坏"人。"你是怎么看出来一个人坏不坏的？"他问所长。正如行政部门开始注意并了解塔洛这个人一样，塔洛本人也开始探索这个许久以来他成功远离的世界。这并不是一个共同分享的，或者基于一种了解意愿的过程，而好比一种侵入、一项注册，是一个没有什么被发现后还能够重新隐藏于视野之外的世界。
这种埋于吸引力与诱惑力的冲突是万玛才旦电影及短篇小说的一贯主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电影是迄今为止对于中国藏区正面临的发展所作出的最好注解之一。他的电影没有国际媒体的头条，脱离了官方媒体以及旅游业所制作的梦幻风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乡村穷人和处在现代发展风口的生活方式，是万玛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长驾驭的主题。塔洛在探索中无法弥补地失去了隔离的生活与天真单纯，一如他外表的转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无法违逆的现实世界；一个让他终于了知，没有身份证会使他不再确定自己是谁的现实世界。电影并未以乐观的角度来表现处在中国经济崛起边缘的平民生活，它既没有给出令人愉快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关于政治动荡的叙事片；而是记录了一种隐藏的、内在的动荡，它重构着那些挣扎于社会经济变革冲击的，流离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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