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端传媒
一
2016年6月29日，公民广场案原定的宣判日期。前一天晚上，记者致电给周永康，问他判刑前的心情。
两年前，他作为学联秘书长，和当时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百余名学生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对开空地，学生也称这里为“公民广场”，提前催生了“占领中环”，并由此转化为持续了79天的雨伞运动。
两年后，周永康、黄之锋，和当时学联负责大台指挥的罗冠聪三人，迎来了“公民抗命”的司法审判。经过一年调查取证，6月29日是原定的宣判日。
“心情……很平静啊。”话筒另一边的年轻声音无所谓地说。
换个问法。一整天下来做了什么？
他详细数起来：起床先看新闻，然后因为办英国签证要去照肺，但是漏带文件，唯有折返，去到诊所发现“原来很多人照肺！”刚刚喝完中药，“养生很重要……”
尽是琐碎日常，听上去没有忐忑，或者戏剧化的悲壮感。
不在意到一个程度，直到6月29日清早出门前，他才知道原来宣判改了日期，推迟到了7月21日。
已经约定在当天的采访仍然继续，我忍不住问：“你是真的不在乎这官司？”
他反倒有点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太在意。”
一个月后，7月21日早上9时，真的宣判日。
在车上，周永康再次例行公事地向记者交代：宣判前一天，他为正在立法会选战的朱凯廸和刘小丽助选“站台”，晚上帮一个雨伞运动的学术研究接受访问，“很开心啊，坐了两次顺风车！”……非要说判刑的话：“也是那几个可能性啦：罪名不成立、社会服务令、罚款、缓刑、监禁。”而soundbite（金句）的重点是：“每一个遭遇都可以成为学习佛法的方法！”
他不喜欢一直谈论官司。“官司不是‘龙珠’啊！”他说。“卡通片《龙珠》，主角的任务是要找齐龙珠，他会感应到龙珠所在。可我的生活里，完全感应不到官司啊！”
那你的“龙珠”是什么？“去英国读书啦、学佛啦……”
8月15日，案件宣判，周永康被判囚3星期、缓刑1年。
对于判刑，他一脸平静地说，有人认为这案件要上诉，不应因此留有案底，但他认为这想法有违他的行动初衷，“公民抗命，就是甘愿承受罪责。”
二
如果不是专门谈起，在他身上，雨伞运动仿佛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他笑说一周年时，曾有传媒访问他谈运动伤害，最后却没有刊登，“因为我看上去太开心了。”
实情是，在数十万人的运动中心位置所经历的事太过复杂，若要把情绪上的“创伤”变为可以清晰表述的、反省式的思考和记忆，需要很长时间，将碎片慢慢拼凑成形。他花了接近两年时间做这件事，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反思清楚。
但传媒和舆论，需要即时的答案。曾因为这种逼迫，他在运动刚刚结束后，作为学生领袖之一，接受一系列的电视访问，因为不加提防流露的真实、但片断的想法，或者“口哑哑”的表现，引发了运动参与者对学联的愤怒“追责”，退联风波由此而起，近60年历史的学联几乎名存实亡。而对运动的反思，也常被简化为“谁该为失败负责”，如此带来的撕裂，此后也愈加严重。
周永康直到今年才敢重新看回其中一个惹了大祸的电视节目，“不敢看画面，看了一眼受不住，只能听声音，但都坚持听完全部。”
他说时过境迁，仍“未完全放下内心的自我羞辱感”，仍然觉得hurting（受伤）：因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无法保护这场运动之余，也令学联在雨伞后去改变的能量、机会，在这次打击中，被摧毁了。几十年来人们在这个平台努力，但是似乎，在我这里，失败了。”
他回忆运动刚结束不过一个多月时，退联潮涌至，“每天打开电话，打开telegram（即时通讯软件），都是退联的新闻，其实真是很depressed（沮丧），忍不住去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完结，什么时候可以有空间，给大家喘息，去好好思考，那些问题究竟该如何认真拆解。”他形容自己其后的三个月都在“要面对还是逃避”之间挣扎，无法出门，无法见人，即使去到国外，都不想见到香港人，怕被认出来，甚至不想回到港大的校园，因为退联从那里而起。
运动过后，他一上地铁就打开书，因为“怕被对面的乘客认得”。他还一度改戴隐形眼镜，表面说是“改变一下形象”，真实原因是“不想被人认得”。停顿数秒后又说：“其实只是自己心理作用。原来，认得你的人还是会认得你。”
“雨伞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事。”若很老实地面对自己，他这样说。
三
但若超越自己，周永康承认，“雨伞运动是一道窄门，从这道窄门中很艰难地穿过去，我有机会打开之后的一道又一道门。”这一道又一道门，也通向一个承诺。他说，雨伞运动让他对香港有了一种committment（委身）。
在雨伞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少年。出身小康之家，成绩好，曾因为对专业不满意，考上了大学又退学，出国，再因为考虑未来工作需要积累人脉，再重新考试回到港大，主修比较文学及社会学。改变开始于，他加入学生会刊物《学苑》，而后加入学生会，直至接任学联秘书长。最初为的是自我证明，但渐渐因此受影响，想直接参与社会事件，从而作出改变。
只是，一切都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在全民投票提出“学界方案”；七一游行后在遮打道“预演占中”；发起罢课冲入公民广场，雨伞运动揭幕；“拆大台”争议；金钟清场，撑著黄伞被捕；退联潮……运动一浪接著一浪，“学生领袖”这身份的每个选择和决定，都牵动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甚至更多，而急速发展的政治现实，并不会给这些选择和决定，留出深思熟虑的时间。
直至潮水退去，从窄门中爬出，他才逐渐能够回看2014年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头去想退联风波，他觉得要更结构地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加在任何个人身上。
“悲剧。”这个词他重复了两遍。“这件事确实有我们自己造的孽，也有这座城市和运动的结构问题。以往几十年我们都没有好好检视，以至于成为了这些问题的共犯。不信任是长期酝酿的。运动不是只是关乎取敌首级，而是关乎重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乎大家在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如果没有处理到运动之中权力不平等的问题，就导致运动失败之后，会有内部的攻讦、不信任，会演变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退联就是这样一个很直接的结果。核心参与者没有处理，变成这个问题的共犯，而之后遭遇的，几乎是必然的反扑。”
周永康说，在运动刚结束时，很多人说，双学在运动中积累了很多“卡数”要还，他当时不是很明白这些“卡数”究竟是什么。后来他明白了：“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有话语权，有群众赋予的权力，双学获得这个权力之后，其实是没有去处理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处理的不好，结果在运动结束后，形成一种反噬，社会有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不信任感存在。”只是遗憾的是，“当时刚刚结束运动，学联已经是全面collapse（崩溃），大家的分析能力、应对能力非常虚弱，意志也很虚弱，在这种集体疲劳下，其实无力去应对。”
而对于引发了对学联“设局害人”的批评，甚至让学联承受了雨伞失败最大责任的那次“1130”升级行动，则是他回想整个运动，最艰难的部分。
11月30日，已经持续占领65天的雨伞运动进入胶着期，在士气已近涣散的边缘，学联选择了将行动升级：发起了“对准政权，围堵政总”行动，结果警方出动特别战术小队（速龙），在龙和道清场，多人受伤被捕。
事后，在有线新闻的电视访问中谈到这个升级行动，周永康吞吐著说：“确是让期望升级为主的人看到，这种行动未如理想，反证运动方向需要更多元，不能单以升级为主轴。”而节目配上旁白，指学联呼吁该行动“原来是想证明激进未必有用”，引来了排山倒海的批评。
两年之后，2016年6月，对于当年的升级行动，他仍然只能说，“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弥补。”
升级于他是无可奈何的决定：运动胶著，要寻求出路，有人主张升级，他自己不同意，认为无法透过升级驱使政府“跪低”再谈判，但无计可施，只得硬著头皮上。最后升级失败，双学（学联和学民思潮）公开道歉。其后私下再向参与升级行动各单位道歉和解释，有人愤而叫他下跪一小时，“我没有反感，但不知如何反应。”隔几秒后补充：“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弥补。”
停顿半分钟后他才开口：“这件事令参与者很受伤，觉得学联做错。但我又不想这行动发生，那身不由己是很难受。”说罢，叹了一口气。
这些在运动中最艰难的时刻，这些几乎没有“对”的选择的时刻，让他想要反思得更彻底。
四
“佛学告诉我们，所有事情都是互为因果……我会重新回去想，退联、运动、社会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佛学告诉我们，面对问题应该‘向内探’答案，著重自我反省……雨伞之后我会换一个reflection（反思）的视角来看自己和世界。谅解、同情、慈悲心，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经过这样的学习，才能把仇恨、愤怒，转化到一幅更加宽阔的图像，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想象。”
“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不会是打倒某个敌人这么简单，而是要更健康、更具信任感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脉络中，重新去思考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努力去抗争，可以争取些什么。不是争权夺利，不只是打倒什么人，不只是单一事件的改变，而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在死亡面前，有什么是重要的？从这个出发点去想新的抗争。”
说起反思，周永康滔滔不绝，时不时引述佛学理念，有著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古早味。
他坦承，雨伞之后，能够带他穿过窄门的，是来自佛学的启迪。
他说“冥冥之中，因缘际会”，港大的研究课程老师司徒薇送给他的一本佛学书籍，打开了这扇窄门，而从司徒薇与陈允中这对学佛、同时也是行动者夫妇的身上，他也看到自己一直思索的方向被实践出来了，于是受到吸引，自此与佛学结缘。
“人，人的故事，人与人的关系，应该被重新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去思考。”
这是佛学教给他的。他说以前自己顽固，觉得本土派讲升级、港独是不可理喻，后来才学著去理解政见不同的人，才慢慢意识到这想法狭隘。
“以本土派发动旺角骚乱、驱逐水货客、对泛民的批评为例，很多人即时觉得他们是‘暴民’，但可能忘记了这班人为什么会走出来，他们也是为这地方好，希望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得更好。”“泛民与本土派互相的不理解如出一辙，有些地方‘塞住咗’（阻塞了），以致只看到表面，觉得对方是披著羊皮的狼，而看不到对方的初衷和赤子之心。”
世代之间的争拗也是如此。他在评论中写：“如何重新肯定上下几代互为一体，感激前人所作的努力、牺牲与贡献，修正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体谅后进的困窘、从而肯定他们的初衷与尝试，真正听懂对方心里的纠葛，摆脱承袭的文化盲点，似乎都将成为民主运动重新启航的一个试验。”
而回看两年前，他觉得那场运动最珍贵的遗产，也是人：
“雨伞运动是人性的光辉，我在当中看到善的力量，926、927、928那几天，我从来没想像到香港人可以这样，为其他人奉献和付出。这不纯粹是香港人的另一个面貌，这是人类本身就有的珍贵特质，运动只是将这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在诸多参选的“伞后新生代”中，周永康曾传出与岑敖晖、刘小丽、朱凯迪、姚松炎五人合组“香港列阵”参选，政党的logo都设计了好几个版本，却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合体。
别人的部分不便评说，讲到自己，周永康说，最终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足够心力，应付讲求利益争夺的政治环境”。他说帮人助选的经历更印证了这一点：“感受到蛮大的焦虑。因为要胜选，每一刻都有很多得失计算。我不在核心，但也受到这个气场影响。”他说，“大起大落会令判断、视野、聆听，处于混沌狭隘的状态，这不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希望这状态“可免则免”。
“生命是很偶然的，穿过一扇门，到另一扇门。”
他现在知道，自己的“龙珠”是留学和学佛。
“学佛是人的哲学。我想学习做一个更好的人，成为更寛容和有智慧的人，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别人。”
而留学，是装备自己。9月28日，雨伞运动两周年，他已经身在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硕士，并为下一步去美国读博进行课程准备。他选择的专业方向是城市研究、社区建设、民主规划。
“雨伞运动定调了改革在香港的浪潮不可逆转，大家不会回头说香港不需要改变，只是要往什么方向改变。”什么样的方向？他期待：“不用只是讲主权、冲突、敌对、阴谋、击杀对方，而是有讲求民主、互助、共享、平等、利他、光明磊落的未来愿景”。
眼前一度改戴隐形眼镜的这个男生，在不经不觉间，已戴回眼镜了。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