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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文革爆发时，我刚十岁。像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我一家人遭受的苦难、凌辱、欺侮、虐待，同样说不尽道不完。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
多年来，我选择了忘却，期冀通过遗忘文革的精神创伤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我不看悲剧和结局不完满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极少读人们对文革的回忆，对别人要求我讲述自己文革经历感到愤怒。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但从儿童心理病学来看，这是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孩童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
如今已到耳顺之年，个人恩怨情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诉苦不会弥合创伤，被耽误的青春再也找不回来，因而希望跳出一己伤悲以及因此形成的偏见，以大痛不徒悲的态度，客观地评价文革，找到其产生的深层根源，警示后人，防止悲剧重演。
首先，我应当感谢文革，没有文革，今天本人肯定仍然是专制制度的忠实走卒，浑浑噩噩，还自以在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呢。文革让我们这些从小喝狼奶长大的人开始对领袖及其体制起疑心，逐渐摈弃盲从、盲信，寻求思想启蒙，审视制度弊端，决志建设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来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环球时报胡总编前不久发文称文革在中国不可能重演，因为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各个层面上已经对文革做了深刻反思，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使得文革不再有位置。我不同意他这个判断。仅举一例，文革中造反起家、残害我父母的湖南湘西地痞杨正午，文革后不仅没有被清查，反而步步高升，当上了湖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目前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杨正午并不是一个例外，大量的三种人，尤其是文革中打先锋的红二代们仍旧把持中共的各级权力。思想上对文革的反思更是打水漂漂；让官家子弟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下一个文革聚集了更为暴烈的能量。不从制度上找根源，不清除极左基因，不拔掉阶级斗争、一党专政和思想及意识形态控制的恶根，不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孽，文革悲剧一定会重演。变相文革恐怕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演，只是胡总编等人视若无睹、充耳不闻罢了。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左、中、右各派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在毛的文件和中共中央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只是猜测。毛死已40年，中共仍然不敢解密有关文件资料，可见这些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这些文件资料封存一天，就不可能对文革有真正的反思。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可能有多种，但主要还是争夺权力，彻底将共产党变成毛家祠堂，所谓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掩人耳目的借口，用来煽动民众，蛊惑人心。
各种资料显示，毛泽东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做了不是检讨的检讨之后，就阴谋策划搞掉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因为他怀疑跟随自己鞍前马后几十年的刘少奇生了异心。刘少奇将毛抬上神龛，积极执行毛的各项政策，但1962年他通过在湖南农村深入调查，面对“人祸”造成的几千万遍野饿殍，有意在肯定毛路线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纠偏，因而开罪于毛。
“七千人大会”开后不到半年，毛就在北戴河会议上发难，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令，要全党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尽管刘少奇及时检讨，紧跟毛重新高调抓阶级斗争，大搞四清，但毛拿下刘的决心已定。
1964年底，毛公开训斥刘少奇称：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文革高峰期的1967年2月，毛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表示，他在“七千人大会”时就已看出刘的问题。同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1970年，毛又对斯诺透露，他1965年1月就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我在外交部工作时，听了解内情的同事说，其实在文革爆发之前，毛即下令有关部门调查曾与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纱厂一同被捕入狱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企图发现刘叛变变节的证据。文革一开始，外交部党委又将孟用潜作为首名牛鬼蛇神抛出，倍受折磨。后又为公安部正式逮捕，受尽摧残和折磨，屈打成招。毛用逼供信获得的所谓证据，将刘置于死地，受刘案牵连者达28000人之多，和过去封建帝王诛九族没有什么不同。
毛利用在“七千人大会”拍其马屁的林彪，实现搞掉刘少奇的阴谋，达到目的后，又将“亲密战友”抛弃；文革结束前，他已经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
毋庸置疑，文革是毛有预谋地假借“路线斗争”，为“毛家班子”接班掌门扫清障碍的一场豪赌而已。
文革使得江青这个过去多年不抛头露面的私人秘书，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又成为代组长，掌控了主宰中国的实权。有人说很多坏事是江背着毛做的，这恐怕是无稽之谈。江青的确是毛的一条狗，她和毛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说明重大事情都是按毛的旨意所为。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1965年至1968年期间，从空军的一名普通战士火箭式提拔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后又被委任为沈阳军区政委、第一书记，成为东北王。1975年由毛指定担任其联络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尽管毛远新本人否认，文革派重要人物姚文元和毛的贴己秘书张玉凤都披露毛死前先后决定让江青接掌中共、又两次把侄子毛远新安排为掌门人的事实。后来姚文元受审时再度指称毛泽东要让毛远新接班。毛死后，“毛家班子”8人在毛尸前有一个集体“继承遗志”的合影，资历和职务不高的毛远新却与华国锋并列站在中心，进一步证实毛确已内定其接班。随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按毛泽东生前安排，让毛远新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十一大”上作政治报告也是一个铁证。
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竭力为毛开脱。毛远新称毛安排他接班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毛泽东从1976年之后说话谁也听不懂，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但事实是，1976年后，毛泽东先后6次接见外宾，与尼克松的谈话甚至持续了1小时40分。《毛泽东年谱》对此均有记载。毛远新的诡辩反而佐证了毛泽东谋图家天下统治的野心。
从毛轻而易举地拿下刘少奇及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他的“动一个小指头”的夸口，都证实什么“大权旁落”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然而，为什么毛泽东发动文革会得到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的疯狂响应呢？我认为中共建党伊始就遗传了苏共魔头列宁、斯大林的极左基因。这个基因一直主导着中共的大政方针和行为方式。这个极左基因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杀杀，杀尽一切反革命，斗斗斗，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越残暴，越心狠手毒，越不讲人性和亲情，越紧跟领袖，就越革命；越革命就越能得到重用而往上爬。正是这个反人性、反文明、暴力至上的恶根才滋生了文革的恶果。
我们知道列宁在武装夺取政权后不久，即严酷镇压自己的同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一派，并对造反的红军战士和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大加杀戮。他将沙皇灭门，连孩子都不放过。普京新近披露仅1918年，列宁就枪杀了3000名神职人员，甚至在顿河上将数百人沉入冰中。普京指出苏维埃政权就是建立在大规模屠杀之上的。斯大林的大清洗更是骇人听闻，大多数的高级干部和军官被杀。据苏联官方数字，仅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就有200多万人丧生。但主持苏联平反工作的官员认为被斯大林杀害的人至少在2000万以上。
苏联解密文件证明，拿苏联津贴的苏联高级特务毛泽东，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和学习列宁和斯大林，唯斯大林命是从。我们从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可以看到这个极左基因在中国的早期表达，以及在后来中共历次运动中一次次地被复制和增强，最终釀成文革悲剧。
当时，斯大林下令国、共两党加强农村阶级斗争，进行土地改革，坐镇中国指挥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要求中共依靠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一夜之间这些地痞流氓把湖南农村搞得鸡犬不宁，乱抓滥杀所谓“土豪劣绅”，连中共干部和革命军军官的家属也不放过，李立三的父亲就是被这些流氓地痞枪杀的。然而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大力赞扬这一痞子运动，极力鼓吹恐怖暴力。为了紧跟斯大林、鲍罗廷，毛在报告结尾总结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自此，利用流氓地痞打击异己成为毛的杀手绝招，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杨开慧所概括的“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毛还高度肯定湖南农民运动中戴高帽子游街等野蛮做法。戴高帽游街本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法规实施的一种公开羞辱人的惩罚，如不是毛等人从苏联引进，湖南农村的地痞流氓无从知道这一下三滥的整人方法。正是由于毛的提倡，土改和镇反时，用戴高帽子凌辱人的做法大行其道，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各种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示众整人、凌辱人的搞法层出不穷、不断翻新。查其渊源，均出自于毛大肆赞扬的湖南农民运动。而文革打先锋者则从过去农村的流氓地痞换成中共机关大院喝狼奶长大、崇尚暴力、置党性于人性之上的红二代（其实所谓“党性”也不过是党魁的意志而已）。
中共的极左基因在1930至31年期间毛泽东在苏区打AB团和镇压富田事变中得到增强。在毛的指示下，打AB团运动通过各种各样惨无人寰的严刑拷打，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冤案。很多人在行军途中，或夜里熟睡时被拖出去枪决，造成恐怖泛滥，人人自危。红军早期领导人龚楚将军对毛泽东的这一恐怖罪孽提供了可信的见证。我也听到过亲历者的叙述，个个都是谈虎色变，恍若一场恶梦。
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将利用政治运动整人、控制思想的做法系统化、制度化；同时他授意发动的造神运动，神化自己的伟光正形象，将自己打造成真理的化身，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让全党盲目崇拜、盲目听信自己。高华教授的力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对此有淋漓尽致的描述。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共发起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更为频繁，到文革前几乎从未停止过。中共靠政治运动起家，靠政治运动吃饭。这些政治运动其实都是文革的前奏，毛泽东通过这些运动制造恐怖，推行个人崇拜和绝对效忠，对党员和人民进行洗脑和思想控制，为文革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打下了基础。这是文革得以发动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认为毛发动文革是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是为了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腐败等等。还有学者称文革是毛泽东利用人民，人民利用毛泽东。这些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党内宗派主义历来存在，毛本人就是集大成者，他对此并不讳言。文革前党内的特权腐败相当有限，和现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父母都是中共的地方干部，他们在50、60年代常年下乡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我们孩子平时很少见到他们。文革前家中几乎是家徒四壁，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件。这和当时中南海的奢侈生活、舞会美女，声色犬马有天壤之别。毛泽东表面上要别人摆脱物质追求，保持革命精神，自己则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李志绥、陈惠敏（陈露文）等人的揭露，让我觉得毛为了社会主义理想发动文革是极其虚伪的说法。
至于人民利用毛泽东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人一直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天子总是绝对正确，而念坏了经的总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只要清了君侧，国家就会好起来。国人在那个历史阶段，信息不通，教育程度不高，愚昧落后，不可能、也不敢有利用毛泽东的意识。
正因为如此，人民对共产党官僚主义的不满，尤其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灾难性结果的愤恨，反而被毛泽东利用来煽起他们的兽性，清除异己。像我父母这些毛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被人民修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盲目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助毛为虐，无论他们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记得文革中去乡下探望被强制劳改的母亲，搭乘一架马车回城，路过一个坝子时看到一望无际的一个个小土堆，问马车夫是什么，他说，“那是你老子他们造的孽。”原来都是大炼钢铁时期修的土炼钢炉，旁边大山上的森林被砍伐得精光。马车夫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大饥荒时当地农民因饿得起义要粮，也被他们按上级指示镇压。
然而，对我父母这些所谓“走资派”的追责，是应通过法治还是暴民来进行呢？实际上，对他们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凌辱，换来的是更为极权的统治；捉鬼放鬼的毛泽东，应该对祸国殃民负主要责任的毛泽东及其专制体制不仅未受冲击，反而被大大加强，出现顺毛者昌，逆毛者亡的大独裁局面。文革施害者的红卫兵被毛利用后也被赶到农村变相劳改。这些都是极不公正的。所以文革施害者和“走资派”受害者都应对此深刻反思，因为二者都曾助毛为虐，而又同受其害。
文革的另一个受害群体，所谓“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毛定为文革打击的主要目标真是千古奇冤。我认为毛泽东反智主义的目的主要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严重地妨碍了他建立类似邪教的毛家独裁统治，所以他要打塌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让他们对其下跪求饶，俯首称臣。
中国知识分子掌握科学方法，见多识广，喜欢质疑，尤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他们的独立性是中共这类邪教组织的大敌。邪教组织需要将其头目神圣化，不容任何人质疑，将其理念真理化，不容任何人验证。它们通过树立和打击不共戴天的“敌人”，制造恐怖、恐惧，团结凝聚内部力量；再通过思想洗脑和思想控制让成员六亲不认，丧失人性、理性，同时用一套独特话语向成员反复灌输新理念和使命，切断历史和传统，封锁信息，控制舆论，让成员知恩感恩报恩，一辈子一心一意地效忠组织。而知识分子桀傲不驯，对这一套做法反感、抵制，一定要痛打他们才会就范。不幸的是，毛泽东高估了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几个回合，他们就断了脊梁骨，集体投降，服服帖帖地任毛宰割了。真是暴政之下，易出奴才。
我觉得毛泽东与卧龙生笔下《金笔点龙记》中造化城城主好有一比。为了独霸武林，造化城主将不服其管辖的武林高手打入人间地狱，用千奇百怪的酷刑让他们生不如死，用毒品让他们疯狂沉迷，失去判断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那些跟其作恶者，造化城主赐予他们金钱美女，让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对于质疑、背叛他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痛下杀手。造化城主有着多张脸皮，他用慈父般仁爱和善的面孔来掩饰杀人如麻的残忍。他杀人父夺人妻抢人财，却教人以忠义，让人敬其如父，视若神明，尽忠尽瘁。他的武功、聪明、狡诈、冷酷、权术、虚伪、残暴都登峰造极，可惜机关算尽却未能得逞。这实际上就是现实中毛泽东的真实写照！
如今，文革一样受害的习近平却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嘴上说不走老路邪路，实际上全盘继承了毛泽东的极左基因，从理论到权术，从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一不是步毛的后尘。他害怕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企图开历史倒车来救党，搞得全国上下充满暴戾之气，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习近平以“国家安全”“执政安全”为借口大搞阶级斗争，用实现中国梦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着法治的幌子搞政治运动，思想洗脑，消灭异己，导演着一场变相文革。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希望他能像他父亲那样反思文革，幡然醒悟，改弦易辙。
凡此种种，可见中共极左基因的根深蒂固，不通过民主宪政进行脱胎换骨的基因治疗，文革的历史悲剧必将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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