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國兩制初提出來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剛開始，有些港人希望能為中國的發展有所貢獻。在回歸後，尤其是當中國本身的經濟急速發展，反是香港的經濟轉型未能順暢而停滯不前，有些港人希望能乘上中國這經濟快車而得利。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所想像的中國，是一個正向前邁進的中國。但少有人想過中國會遇上危機，除了在八九六四之後的一段短時間。
無可否認，當時中共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讓中共捱過苦頭，更全面進行經濟改革而帶來急速的經濟發展，真的讓中國人邁向小康。但中國在中共的專制統治發展至今，很可能快要面對一個極大危機。不是說當中國有難時，我們就捨它而去，但香港也必須為此做好準備。
經濟危機：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是不可能無限期增長的，更何況過去多年中國的增長，依靠的主要是國家資本投資，而這些投資若未能產生回報，就只是把錢倒下海。或許經濟增長能靠轉為消費推動延續一些時間，但當中國陷入經濟衰退，消費也不可能強起來，變成惡性循環。經濟衰退極可能快會發生，並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環境危機：由強調資本投資而帶來的經濟增長，是要社會付上相當大的代價的，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越來越多人質疑這些經濟增長是否值得，但一旦發展要顧及環境保護，成本就會更高，令高增長及高回報的時代很快過去，這將加速及加深經濟衰退的趨勢。
社會危機：經濟增長的得益及代價並不是平均地由社會各階層分享及負擔。得益是不公平地由一小撮與政府高層有密切關係的人所獨攬，其他人雖可能在滴漏中分到一點兒利益，但要承擔大部份的社會代價。由利益與代價分配極度不均所造成貧富懸殊，中國社會已進入相當不穩定的時代。
危機會累積至一個爆發點
文化危機：即使中國人傳統是慣做順民、講求實利和各掃門前雪，但在經濟增長下，人均收入快進入中等收入範圍，他們的政治文化意識無可避免會逐步走向更自由化，即使還未權利化，尤其是能有機會及更願意與世界接軌的年輕一代。
正當性危機：若經濟增長不能維持，管治成效再不能成為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源頭。共產主義早已不能提供意識形態的正當性，但轉向國家民族主義對中共可能是雙刃劍。在這時候，強國夢的確能短暫為中共政權提供正當性，但一旦國民把國家民族的強大視為量度政權正當性的指標，如中共再不能為中華民族帶來驕傲，那中共政權唯一的正當性源頭也會失去。
政治危機：上述的各種危機累積起來成為了最大的危機，就是政治危機。面對經濟長期衰退，人民對環境保護有更強要求，社會階層內部紛爭增加，中國人民又已孕育出對政府不同的要求，期望政府能讓人民有更多自由，若中共政權未能有效回應這些危機，政權怎能延續下去是一個合理的疑問。
危機並不必然是一觸即發，而是一步步累積至一個爆發點。上述各種危機已在發生中，且互為因果，哪一刻才達臨界點，相信沒有人可以準確預見。考慮到中共現任領導會在2022年按慣例替換，即使現任領導如何強勢，到那時候也要退下來。他的繼任人若沒有他的強勢，必會面對一個更艱難的局面。如現任領導違反慣例拒絕退下來，他也必會面對政權內外更大的挑戰。因此，臨界點很大可能就是在2022年後的一段時間內出現，而最遲也不會在2030年之後。2030年更正好碰上香港必須處理二次前途問題，因此在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時，不能不計算出現中國危機的機會及對香港所產生的影響及威脅。
（中國危機上篇）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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