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广东省警方去年密集搜捕民间组织（NGO）负责人的行动，并没能阻止工人罢工的热情。就在上周，鞍钢广州公司又发生一起工人罢工事件，以警方介入而
告终。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两倍。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广东省，劳资纠
纷事件的发生历来是中国最多的。研究劳工问题20余年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劳资纠纷通常高发于民企和外企，鞍钢作为国企发生罢工
较为罕见，或与中国政府最近去产能有关。
2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的鞍钢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两千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 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 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到手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一个星期，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 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 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
NGO在罢工中起什么作用？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野渡认为，广东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罢工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但是近几年特别活跃，与当地的劳工NGO数量增长不无关系。他说：“这 几年，因为广东省存在最多的中国的劳工NGO机构，他们也是介入了工人罢工这方面的状况。他们通过指导培训工人等等，使工人的罢工规模和联动性都比以前呈 现更多的组织性、协同性等等。这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广东省南临南海，珠江口东西两侧又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外来企业投资的热门地区。这些企业聘请了大量的劳工， 占中国劳工总量的很大比重。野渡认为，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是劳工NGO不断在广东省出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会在中国属于行政单位，不但无法维护工人的权 益，有时甚至成为资方的“帮凶”，因此工人维护权益主要依靠劳工NGO。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NGO机构。然而，它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NGO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 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 就比较弱势。这样的话就导致劳资方对工人剥削就比较严重，劳资冲突就比较多，这是最主要原因。另外也跟广东这边工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权利 意识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NGO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
去年12月，广东警方密集逮捕了近20位劳工NGO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并对相关工作地点进行了搜查。其中包括佛山唯一工伤维权组织“南飞雁”社工 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及员工朱小梅。这是继去年5月30日广东劳工权益保障人士、“工维义工”创办人刘少明被以“寻衅 滋事”的罪名刑拘，后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批捕之后，广东当局对劳工NGO的第二轮打压。
当前，广东省大部分劳工NGO行事非常低调，有关负责人也倾向于回避媒体采访。
但是，野渡认为，当局对劳工NGO的打压无法阻止工人罢工。他说：“我们要看到毕竟它目前因为广东省这种工人问题、劳工的矛盾，体制打压NGO是消解不了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会更多的劳工罢工状况会发生，并不会因为打压劳工NGO会停止目前这种状况。”
经济低迷+去产能 广东劳工的路不好走
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去年一年，广东东莞市共有26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停、破 产、注销。在外资企业方面，东莞去年全市关停、外迁外资企业362家。有媒体质疑东莞有出现“倒闭潮”的迹象。今年1月8日，东莞市长袁宝成在广东省十二 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回应说，“这种质疑就像是把一个美女脸上的一个麻点放大，但是不能光看麻点，要看整体的五官搭配。”
但是袁宝成也坦承，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工业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他表示，东莞已出台政策支持“机器换人”，即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减员、 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的。在人力成本提高，海外需求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之下，工业企业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两方面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 由此带来的工厂减员很可能将成为工人们的噩梦。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存量有息负债达5.4万亿，其中银行贷款 2.8万亿，债券1.6万亿，信托等非标约1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 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 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
去年起，中国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传播甚广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 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未来两年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反驳，并引数据称去年1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
2月17日，广东省广州市的鞍钢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两千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 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 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到手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一个星期，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 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 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
NGO在罢工中起什么作用？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野渡认为，广东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罢工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但是近几年特别活跃，与当地的劳工NGO数量增长不无关系。他说：“这 几年，因为广东省存在最多的中国的劳工NGO机构，他们也是介入了工人罢工这方面的状况。他们通过指导培训工人等等，使工人的罢工规模和联动性都比以前呈 现更多的组织性、协同性等等。这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广东省南临南海，珠江口东西两侧又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外来企业投资的热门地区。这些企业聘请了大量的劳工， 占中国劳工总量的很大比重。野渡认为，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是劳工NGO不断在广东省出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会在中国属于行政单位，不但无法维护工人的权 益，有时甚至成为资方的“帮凶”，因此工人维护权益主要依靠劳工NGO。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NGO机构。然而，它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NGO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 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 就比较弱势。这样的话就导致劳资方对工人剥削就比较严重，劳资冲突就比较多，这是最主要原因。另外也跟广东这边工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权利 意识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NGO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
去年12月，广东警方密集逮捕了近20位劳工NGO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并对相关工作地点进行了搜查。其中包括佛山唯一工伤维权组织“南飞雁”社工 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及员工朱小梅。这是继去年5月30日广东劳工权益保障人士、“工维义工”创办人刘少明被以“寻衅 滋事”的罪名刑拘，后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批捕之后，广东当局对劳工NGO的第二轮打压。
当前，广东省大部分劳工NGO行事非常低调，有关负责人也倾向于回避媒体采访。
但是，野渡认为，当局对劳工NGO的打压无法阻止工人罢工。他说：“我们要看到毕竟它目前因为广东省这种工人问题、劳工的矛盾，体制打压NGO是消解不了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会更多的劳工罢工状况会发生，并不会因为打压劳工NGO会停止目前这种状况。”
经济低迷+去产能 广东劳工的路不好走
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去年一年，广东东莞市共有26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停、破 产、注销。在外资企业方面，东莞去年全市关停、外迁外资企业362家。有媒体质疑东莞有出现“倒闭潮”的迹象。今年1月8日，东莞市长袁宝成在广东省十二 届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回应说，“这种质疑就像是把一个美女脸上的一个麻点放大，但是不能光看麻点，要看整体的五官搭配。”
但是袁宝成也坦承，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工业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他表示，东莞已出台政策支持“机器换人”，即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减员、 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的。在人力成本提高，海外需求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之下，工业企业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两方面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 由此带来的工厂减员很可能将成为工人们的噩梦。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存量有息负债达5.4万亿，其中银行贷款 2.8万亿，债券1.6万亿，信托等非标约1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 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 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
去年起，中国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传播甚广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 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未来两年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反驳，并引数据称去年1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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