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已想寫寫「俄裔女童德國被姦案」，但太複雜，我當時也太倦，於是作罷。法國國際廣播電台（ＲＦＩ）中文網週末期間上載了有關事情的文章，省得我把事件的來龍去脈由頭寫一次，真好。
儘管法廣已有相關文章，但我還想再寫，因為這涉及泛歐外交近兩年面對的一個重要議題：俄羅斯政府似乎刻意有系統地製造假新聞，散播抹黑歐洲的消息，以動搖歐洲民心，在不動用一兵一卒下，透過心理戰、「資訊戰」（information war）來削弱歐洲。
有關案件，詳情可看法廣的文章，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一名１３歲德國俄裔女童Lisa在１月１１日失蹤，超過３０小時返回家時，表示自己是被一些貌似北非的男子拐走，並被輪姦。德國警方懷疑她的說法，最終在２９日查明，Lisa當時只是因學校問題而離家出走，為免被罵而編造被強姦的故事。調查期間，倒是發現她真的曾跟２名土耳其裔青年發生過性關係，儘管她是自願，但少女１３歲，仍未達德國男子可與之性交的合法年齡，因此那２名青年可能會被控告。
俄媒的指控
事件中，也有德國反移民極右借題發揮，我看到一些香港人分享這宗新聞時，多集中在「極右亂分享一些難民ＸＸＸ壞消息的謠言」，但Lisa案引發的遠較任何政治勢力借題發揮或散播謠言複雜，涉及外交角力。
這宗案件其實很簡單，簡單到連德國極右一開始也沒留意到——即使事件屬實，個別案件也難民概括為所有移民難民都有問題，而且，若你想證明難民湧入引起治安問題，科隆案已經足夠，毋須再提多一宗案件。
案件最終能引起極右在內的各方注意，甚至發酵成外交風波，轉捩點是１月１６日，俄羅斯最大電視台第一台（Channel 1）的駐柏林記者當天發報了有關此案的報導，報導是事件好像仿如已證實了這是強姦案，甚至變相指控德國警方及檢察部門企圖掩飾事件，因為指控移民或難民做錯事是政治不正確。
俄羅斯各大傳媒又跟進報導，這結果引發德國的俄語社群示威（截圖來ＤＷ），連俄羅斯外長也公開要求德方公正調查，不要隱瞞。這又引發德國政府嚴厲還擊，批評俄方把案件「政治化」，連一向較親俄的社民黨（ＳＰＤ），其外長石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都罕有地言辭強硬，要求俄方不要干涉德國國內一宗普通的案件。有人已要求檢方調查，那名Channel 1的記者是否犯了煽動罪。
俄國傳媒是否刻意新聞造假，或至少誇大歐洲的問題，貶低歐洲，歐洲早已留意很久，例如俄國傳媒過去半年多不斷報導難民在歐洲造成問題，歐洲人十分不滿，當中近乎只有壞、沒有好的。不過，Lisa案中的造假又太過公然，假到令德國忍不住發火。
公然的作假
首先，科隆除夕案，的確有警方及傳媒初期是否刻意淡化了事件的問題，但經過了科隆案，大家還覺得德國以至全歐洲的警察會怕了政治不正確而隱瞞難民犯案嗎？
另外，Channel 1的報導中，只找了一個聲稱是Lisa姨母的女子出來「證實」Lisa被姦，但那名女子的身份本身都很可疑。更甚者，在之後，有電視台播了「犯案者認罪」的片段，但那是數年前已在YouTube出現的影片，其他俄國傳媒基本上都根據Channel 1的報導再加上揣測來報導，又或者是全部資料都是由俄國傳媒報導，再經社交媒體分享，然後俄國傳媒又用社交媒體上的資料再作報導，在兩者之間不斷反彈，但在德國根本沒出現新資料。
加上俄國外長也公開發聲後，德國傳媒便認為事件十分可疑，認為這些報導背後有俄國政府的黑手策劃，旨在挑起德國國內的反難民情緒，加劇德國社會的內耗。
from 歐洲動態 http://europechinese.blogspot.com/2016/02/lisa.html
Sunday, 31 January 2016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来源:
Small_Peach的视角
在国内生活和工作过的同学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什么潜规则？谷歌说，潜规则是指看不见的，没有明文规定的，约定俗成的，却是广泛认同和实际起作用的，人人必须遵循的规则。哈哈，光是这个定义，就颇具玩味。没有明文规定的东西，却是实际起作用的，换言之，明文规定的东西，其实只是做摆设的喽？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得到突出体现。近几年很多外企纷纷撤出中国市场，常常用水土不服来形容他们的处境。看看这些已经或正在撤出的公司吧，Best Buy，Home Depot，Marks &Spencer，Google，Citizen，eBay等等，都是在国外做得很好的公司，为什么在中国就活不下去了呢？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大环境衰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普遍问题，吃不透搞不来中国的潜规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我有朋友在Best Buy工作，常常能听到一些内部消息，因而也比较关注这家公司。看看Best Buy从2006年进入中国的信心满满到2014年撤离的寂寥无奈，十分感慨。大的方面我评论不了，就说很小的一点吧。估计Best Buy在中国折腾了8年，始终也没明白中国大卖场里的进场费是怎么玩的。是啊，进场费是国内百货业的潜规则，这个概念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玩起来花样那么多，实在难为死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农村的美国人了。所以，在中国生活，上至涉政经商，下至夜店泡妞，懂得中国社会的潜规则非常重要。今天就先来说说第一条。
身边前后发生的几件事，慢慢在重塑我对国内钱的认知。我在北京的一个客户，属于某部委的下属公司，向上面打了个报告，说要打造一个数字化产业基地，为整个部委的下属企业服务，没多久，财政部就批了1.5个亿的资金。去年整整一年，他们又是圈地，又是造办公楼，又是进口设备，忙了一年。我特意去看了他们位于北京南五环黄奕路边上的数字化基地，簇新的园区厂房造得很漂亮，几台崭新的设备在调试。基地的老总在这个行业跌打滚爬多年了，很精明。吃饭的时候，老总告诉忍不住炫耀了一番他们去年的成绩，基本上是该造的都造了，该买的都买了，一共花了6千多万，基本达到规划的产能。我问他，你们不是从财政部拿了1.5亿的资金嘛，剩下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老总说，还在做明年的规划。说实话，我听了一阵羡慕啊。批的钱比项目实际需要的钱多了一倍多，项目全建完了，还有一大堆钱要想办法用，什么时候咱们外企也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啊？发生在另一个朋友身上的故事更有戏剧性，这种跟中六合彩一样低概率的事件，有时候会让人的价值感错位。朋友是一家银行的普通经理，月薪不到1万。被一家说不清楚来历的财务公司挖去，月薪涨了十几倍。去年的年底分红，差点没把朋友惊得背过气去。为了避嫌，这里就不再说更多的细节了。这家公司是某部委的财务顾问公司。
看了很多这样的事，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肌体里流通着两种钱。一种是劳动阶层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报酬，这里边包含所有的工薪阶层外企员工和普通企业主，无论你挣多高或多低，钱挣来都不容易。在挣钱的过程中，你为社会制造了别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创造了相应的价值；一种是体制内印出来的钱，这种钱不需要用什么劳动去换，也不需要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只需要你认对人走对关系，是体制的一部分，你就能拿到大堆刚从印钞厂里出来的，尚带着油墨香的钞票。奇妙的是，这两种钱长的一模一样，都是人民币。于是，对于第一类人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掠夺。对于第二类人来说，是一场欢喜的盛宴。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大抵来源于此。
阶层对立其实多年前就有，只是今天更甚之，原因在于老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了上去。老的问题是分配双轨制，新的问题是无节制的印钞。1990年底，中国的GDP是18.7万亿，广义货币供给M2是15.3万亿，M2/GPP=0.82；2014年底，中国的GDP是63.6万亿，M2是122.8万亿，M2/GDP=1.93；这14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了3.4倍，M2竟然增加了8倍，这种印钞速度真是举世罕见。这些数据怎么去理解呢？1990年的时候，中国每发行一元钱的货币，大致有0.82元的经济活动去与它对应，换言之，钱还没怎么注水。那时候的特权阶层的主要本领，是能通过批条子等行政方式，拿到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比如钢材，进口汽车等，倒卖去赚钱。由于货币没有注水，那时的贫富不均是还不怎么影响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食品价格依然很低，房子也没贵得离谱。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特权阶层依然可以通过行政来干预市场，同时他们又可以轻易地拿到印钞厂里多印GDP一倍多的钱，把老百姓手里的保命钱稀释成金圆券，这下问题就大了。房价涨到了天上，成为几代人的心病。
中国的房价会跌吗？这个问题你去看一看，众说纷纭，谢国忠是坚定的空军一号，任志强从来就说房价不会跌，到底谁对呢？我请教了很多人，直到那天碰到我一个在某区的房管中心做官的亲戚，一番话彻底说服了我。亲戚说，ZF是不会让楼市跌的，因为里面汇聚了太多的资金和利益，房价一跌，对经济影响巨大，谁也担当不起那个责任。我问，那怎么办呢？他说，房价再大涨也不太可能了，ZF最希望的局面就是稳在那里，然后把物价工资慢慢调上来，等到某一天，房价不显得那么贵了，这个泡沫就慢慢吸收了。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是啊，这才是兼顾利益面最好的选择，谁也不得罪，社会不会太波动。中国有13亿人，每人头上搜刮100元就是1300亿，再大的窟窿，过些年也就补了。说句不好听的，明天把你空降到发改委去管这件事，你会怎么办？估计你也会采取这个办法，屁股决定脑袋啊！
这些年央行印的钱都去哪里了，这个问题估计不用我来讲。看到一个长江商学院的分析，过去24年里，中国城市的房价涨幅和M2涨幅的相关性高达71%。相当一部分钱进了房地产。此外，机场，铁路，钢铁，煤矿等等。国务院去年8月颁布的一个指导意见说：“钢管、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产能过剩了还要建，宁可建了再拆，也不给工薪阶层降低低个税来促进他们消费，这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惯性思维。
不断放水的结果是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抬得那么高，大部分民营企业难以生存，外企也越来越步履维艰。杭州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写的东西很能说明问题。他总结说我们国家一般实体企业的税负要达到40-50%以上，企业的社保费用比较高，造成人力成本也越来越高，而向企业收取的各类费用也是过多过高。初步统计，娃哈哈此类费用林林总总有四、五百项，等等。我对宗庆后一向是很敬重的，觉得这个人说话很实在。宗董能写出这番话，看得出很多企业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
在国内混过的朋友，可能会认同我的话。对于国内很多人说起社保，估计用“两眼都是泪”来形容不为过分。新浪财经曾经做过报道，一个税前月薪一万元的职工，算上企业需缴存的五险一金，企业的实际支出为14410元，而扣除个人缴存部分和个税，职工只能拿到7454元。换言之，企业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职工实际只拿到52%剩下的48%都被国家拿去了。好恐怖的比例！那员工退休以后，多久才能通过社保收入把他缴的钱拿回来呢？这个也有人算过账了，是这样写的：“假设小白领王三在北京工作且长期定居，月薪是一万元，连续交满了30年养老金，很幸运，他只需要花27年就能够拿回本金，此时他已经是87了”，而中国现在社会平均预期寿命是74岁。我身边好多人都说只要他们有选择，他们都不想再交社保了。你看了这些数字，就能理解为什么。
有意思的是，国家可不这么想，国家要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社保的征收范围。人保部2013年发了个文，要求所用使用派遣工的用人单位，必须逐步把派遣工转为正式工。你知道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区别吗？其实没啥别的区别，就是缴不缴社保。这个文一发，多少企业赖以生存的仅剩的一条低成本人力通道被堵上了，欲哭无泪啊！我所在的公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下属一家企业用了400多名派遣工，艰苦经营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去年略有盈利。今年，律师告诉我们劳动保障部的那个文件缓冲期将满，该执行了。公司老总愁眉苦脸地找我们去商量怎么办，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不执行吧，人家告你违法，一告一个准，外企是枚软柿子，我们的执法机构喜欢捏。执行吧，今年的运营计划就不用做了，做了也通不过啊！上星期，那个下属企业的老总又来了，我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说请他出去和咖啡吧。果不其然，还没聊几句，他就告诉我，大老板已经决定了，要把他的那片业务出售或关门。400多人的公司啊，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这根稻草就是社保。
前几天跟管人事的美眉一起吃饭说起社保，美眉说了我们下面一家工厂的事，差点没把我逗乐了。工厂里在年底开会讨论涨薪的事，有一些工人居然联名找到主管人事，让公司不要给他们缴社保了，公司现在生存艰难，他们愿意给公司省点钱。我听了瞪大眼睛问人家美眉，哎呦喂，咱们厂里的工人啥时候觉悟这么高了？美眉笑吟吟地说，你知道啥呀，这些都是些外地的工人，人家的意思是说，他们反正也没打算以后在北京做到退休，这社保交了也是白交，他们宁可帮公司省这个钱，让公司给他们薪水多加点，还是这个来得实在。呵呵，你看看，现在的工人们都知道企业的痛点在哪。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央行印钞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反正肯定不是黄金本位的，也不是以经济总量为标准。如果是后者，中国的经济体只有美国的一半，没理由M2发得比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还多，也没理由经济增长跌到个位数了，M2还要以两位数增长。不过，很显然央行印钞印出了甜头，只要不断地印钱，所有的ZF决策失误，投资失误，呆账坏账，都可以迅速稀释。只要不断地印钱，医保社保之类的负担，慢慢就越变越小。只要不断地印钱，就可以借新债还就债，那通过各种管道挪到个人腰包的国有资产也不需要清算，我们国家那张千疮百孔，苍白无力的资产负债表，就永远都不会爆掉。很显然，在中国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对于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央行来说，印钱是最省力的选择，就跟国家会不停地基建和加税一样，如出一辙。你没看到发改委最近又批了多少铁路了吗？你没看到人社部又要延迟退休了吗？有时候想明白了，就会发现在精英阶层的眼里，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的原理和抽水马桶其实是一样的，给水槽里的水加一把压力，水就会沿着阻力最小的那条通路去走，抽水马桶就是这样设计的。估计在周小川和楼继伟的眼里，中国的事情，就是那个抽水马桶。
这两天开两会，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讲话比较有意思，归纳一下，楼部长坐在台上，苦着脸说了这么几句话。第一，国际油价下跌时，中国两次调高燃油税并不任性，而是跟大家商量过的；第二，人大1985年给财政部的授权依然有效，换言之，财政部任何时候想增税都是合法的；第三，提高个税的征税起点并不公平；第四，三公经费3000亿是胡扯；第五，将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你们从楼部长的话里读到了什么？楼部长的话其实很简单，为增税辩护，为继续印钱辩护。且不论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估计谁坐在他的位子上，都会说这番话。为什么呢？因为财政收入现在只有个位数增长，钱还是不够花啊。
根据两会报告的数字，2015年，M2计划投放增长12%，预计GDP增速为7%左右。考虑到我们国家现在的M2是GDP的两倍，房地产大约吸收20%的广义货币，用M2=GDP+CPI+3这个公式一算，我估计今年的消费者物价通胀率在9%左右，日子不好过啊。
拉拉扯扯说了这么多，可以归纳我的观点了。请同学们记住我总结的中国社会的第一条潜规则：通货膨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贯穿于我们国家所有的经济决策中。是的，计划生育也是基本国策，不过，那个人家会告诉你。而通货膨胀这条基本国策，人家不说给你听。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9A%84%E6%BD%9C%E8%A7%84%E5%88%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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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生活和工作过的同学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什么潜规则？谷歌说，潜规则是指看不见的，没有明文规定的，约定俗成的，却是广泛认同和实际起作用的，人人必须遵循的规则。哈哈，光是这个定义，就颇具玩味。没有明文规定的东西，却是实际起作用的，换言之，明文规定的东西，其实只是做摆设的喽？
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得到突出体现。近几年很多外企纷纷撤出中国市场，常常用水土不服来形容他们的处境。看看这些已经或正在撤出的公司吧，Best Buy，Home Depot，Marks &Spencer，Google，Citizen，eBay等等，都是在国外做得很好的公司，为什么在中国就活不下去了呢？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大环境衰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普遍问题，吃不透搞不来中国的潜规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我有朋友在Best Buy工作，常常能听到一些内部消息，因而也比较关注这家公司。看看Best Buy从2006年进入中国的信心满满到2014年撤离的寂寥无奈，十分感慨。大的方面我评论不了，就说很小的一点吧。估计Best Buy在中国折腾了8年，始终也没明白中国大卖场里的进场费是怎么玩的。是啊，进场费是国内百货业的潜规则，这个概念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玩起来花样那么多，实在难为死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农村的美国人了。所以，在中国生活，上至涉政经商，下至夜店泡妞，懂得中国社会的潜规则非常重要。今天就先来说说第一条。
身边前后发生的几件事，慢慢在重塑我对国内钱的认知。我在北京的一个客户，属于某部委的下属公司，向上面打了个报告，说要打造一个数字化产业基地，为整个部委的下属企业服务，没多久，财政部就批了1.5个亿的资金。去年整整一年，他们又是圈地，又是造办公楼，又是进口设备，忙了一年。我特意去看了他们位于北京南五环黄奕路边上的数字化基地，簇新的园区厂房造得很漂亮，几台崭新的设备在调试。基地的老总在这个行业跌打滚爬多年了，很精明。吃饭的时候，老总告诉忍不住炫耀了一番他们去年的成绩，基本上是该造的都造了，该买的都买了，一共花了6千多万，基本达到规划的产能。我问他，你们不是从财政部拿了1.5亿的资金嘛，剩下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老总说，还在做明年的规划。说实话，我听了一阵羡慕啊。批的钱比项目实际需要的钱多了一倍多，项目全建完了，还有一大堆钱要想办法用，什么时候咱们外企也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啊？发生在另一个朋友身上的故事更有戏剧性，这种跟中六合彩一样低概率的事件，有时候会让人的价值感错位。朋友是一家银行的普通经理，月薪不到1万。被一家说不清楚来历的财务公司挖去，月薪涨了十几倍。去年的年底分红，差点没把朋友惊得背过气去。为了避嫌，这里就不再说更多的细节了。这家公司是某部委的财务顾问公司。
看了很多这样的事，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肌体里流通着两种钱。一种是劳动阶层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报酬，这里边包含所有的工薪阶层外企员工和普通企业主，无论你挣多高或多低，钱挣来都不容易。在挣钱的过程中，你为社会制造了别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创造了相应的价值；一种是体制内印出来的钱，这种钱不需要用什么劳动去换，也不需要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只需要你认对人走对关系，是体制的一部分，你就能拿到大堆刚从印钞厂里出来的，尚带着油墨香的钞票。奇妙的是，这两种钱长的一模一样，都是人民币。于是，对于第一类人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掠夺。对于第二类人来说，是一场欢喜的盛宴。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大抵来源于此。
阶层对立其实多年前就有，只是今天更甚之，原因在于老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了上去。老的问题是分配双轨制，新的问题是无节制的印钞。1990年底，中国的GDP是18.7万亿，广义货币供给M2是15.3万亿，M2/GPP=0.82；2014年底，中国的GDP是63.6万亿，M2是122.8万亿，M2/GDP=1.93；这14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了3.4倍，M2竟然增加了8倍，这种印钞速度真是举世罕见。这些数据怎么去理解呢？1990年的时候，中国每发行一元钱的货币，大致有0.82元的经济活动去与它对应，换言之，钱还没怎么注水。那时候的特权阶层的主要本领，是能通过批条子等行政方式，拿到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比如钢材，进口汽车等，倒卖去赚钱。由于货币没有注水，那时的贫富不均是还不怎么影响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食品价格依然很低，房子也没贵得离谱。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特权阶层依然可以通过行政来干预市场，同时他们又可以轻易地拿到印钞厂里多印GDP一倍多的钱，把老百姓手里的保命钱稀释成金圆券，这下问题就大了。房价涨到了天上，成为几代人的心病。
中国的房价会跌吗？这个问题你去看一看，众说纷纭，谢国忠是坚定的空军一号，任志强从来就说房价不会跌，到底谁对呢？我请教了很多人，直到那天碰到我一个在某区的房管中心做官的亲戚，一番话彻底说服了我。亲戚说，ZF是不会让楼市跌的，因为里面汇聚了太多的资金和利益，房价一跌，对经济影响巨大，谁也担当不起那个责任。我问，那怎么办呢？他说，房价再大涨也不太可能了，ZF最希望的局面就是稳在那里，然后把物价工资慢慢调上来，等到某一天，房价不显得那么贵了，这个泡沫就慢慢吸收了。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是啊，这才是兼顾利益面最好的选择，谁也不得罪，社会不会太波动。中国有13亿人，每人头上搜刮100元就是1300亿，再大的窟窿，过些年也就补了。说句不好听的，明天把你空降到发改委去管这件事，你会怎么办？估计你也会采取这个办法，屁股决定脑袋啊！
这些年央行印的钱都去哪里了，这个问题估计不用我来讲。看到一个长江商学院的分析，过去24年里，中国城市的房价涨幅和M2涨幅的相关性高达71%。相当一部分钱进了房地产。此外，机场，铁路，钢铁，煤矿等等。国务院去年8月颁布的一个指导意见说：“钢管、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产能过剩了还要建，宁可建了再拆，也不给工薪阶层降低低个税来促进他们消费，这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惯性思维。
不断放水的结果是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抬得那么高，大部分民营企业难以生存，外企也越来越步履维艰。杭州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写的东西很能说明问题。他总结说我们国家一般实体企业的税负要达到40-50%以上，企业的社保费用比较高，造成人力成本也越来越高，而向企业收取的各类费用也是过多过高。初步统计，娃哈哈此类费用林林总总有四、五百项，等等。我对宗庆后一向是很敬重的，觉得这个人说话很实在。宗董能写出这番话，看得出很多企业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
在国内混过的朋友，可能会认同我的话。对于国内很多人说起社保，估计用“两眼都是泪”来形容不为过分。新浪财经曾经做过报道，一个税前月薪一万元的职工，算上企业需缴存的五险一金，企业的实际支出为14410元，而扣除个人缴存部分和个税，职工只能拿到7454元。换言之，企业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职工实际只拿到52%剩下的48%都被国家拿去了。好恐怖的比例！那员工退休以后，多久才能通过社保收入把他缴的钱拿回来呢？这个也有人算过账了，是这样写的：“假设小白领王三在北京工作且长期定居，月薪是一万元，连续交满了30年养老金，很幸运，他只需要花27年就能够拿回本金，此时他已经是87了”，而中国现在社会平均预期寿命是74岁。我身边好多人都说只要他们有选择，他们都不想再交社保了。你看了这些数字，就能理解为什么。
有意思的是，国家可不这么想，国家要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社保的征收范围。人保部2013年发了个文，要求所用使用派遣工的用人单位，必须逐步把派遣工转为正式工。你知道派遣工和正式工的区别吗？其实没啥别的区别，就是缴不缴社保。这个文一发，多少企业赖以生存的仅剩的一条低成本人力通道被堵上了，欲哭无泪啊！我所在的公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下属一家企业用了400多名派遣工，艰苦经营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去年略有盈利。今年，律师告诉我们劳动保障部的那个文件缓冲期将满，该执行了。公司老总愁眉苦脸地找我们去商量怎么办，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不执行吧，人家告你违法，一告一个准，外企是枚软柿子，我们的执法机构喜欢捏。执行吧，今年的运营计划就不用做了，做了也通不过啊！上星期，那个下属企业的老总又来了，我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说请他出去和咖啡吧。果不其然，还没聊几句，他就告诉我，大老板已经决定了，要把他的那片业务出售或关门。400多人的公司啊，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这根稻草就是社保。
前几天跟管人事的美眉一起吃饭说起社保，美眉说了我们下面一家工厂的事，差点没把我逗乐了。工厂里在年底开会讨论涨薪的事，有一些工人居然联名找到主管人事，让公司不要给他们缴社保了，公司现在生存艰难，他们愿意给公司省点钱。我听了瞪大眼睛问人家美眉，哎呦喂，咱们厂里的工人啥时候觉悟这么高了？美眉笑吟吟地说，你知道啥呀，这些都是些外地的工人，人家的意思是说，他们反正也没打算以后在北京做到退休，这社保交了也是白交，他们宁可帮公司省这个钱，让公司给他们薪水多加点，还是这个来得实在。呵呵，你看看，现在的工人们都知道企业的痛点在哪。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央行印钞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反正肯定不是黄金本位的，也不是以经济总量为标准。如果是后者，中国的经济体只有美国的一半，没理由M2发得比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还多，也没理由经济增长跌到个位数了，M2还要以两位数增长。不过，很显然央行印钞印出了甜头，只要不断地印钱，所有的ZF决策失误，投资失误，呆账坏账，都可以迅速稀释。只要不断地印钱，医保社保之类的负担，慢慢就越变越小。只要不断地印钱，就可以借新债还就债，那通过各种管道挪到个人腰包的国有资产也不需要清算，我们国家那张千疮百孔，苍白无力的资产负债表，就永远都不会爆掉。很显然，在中国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对于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央行来说，印钱是最省力的选择，就跟国家会不停地基建和加税一样，如出一辙。你没看到发改委最近又批了多少铁路了吗？你没看到人社部又要延迟退休了吗？有时候想明白了，就会发现在精英阶层的眼里，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的原理和抽水马桶其实是一样的，给水槽里的水加一把压力，水就会沿着阻力最小的那条通路去走，抽水马桶就是这样设计的。估计在周小川和楼继伟的眼里，中国的事情，就是那个抽水马桶。
这两天开两会，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讲话比较有意思，归纳一下，楼部长坐在台上，苦着脸说了这么几句话。第一，国际油价下跌时，中国两次调高燃油税并不任性，而是跟大家商量过的；第二，人大1985年给财政部的授权依然有效，换言之，财政部任何时候想增税都是合法的；第三，提高个税的征税起点并不公平；第四，三公经费3000亿是胡扯；第五，将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你们从楼部长的话里读到了什么？楼部长的话其实很简单，为增税辩护，为继续印钱辩护。且不论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估计谁坐在他的位子上，都会说这番话。为什么呢？因为财政收入现在只有个位数增长，钱还是不够花啊。
根据两会报告的数字，2015年，M2计划投放增长12%，预计GDP增速为7%左右。考虑到我们国家现在的M2是GDP的两倍，房地产大约吸收20%的广义货币，用M2=GDP+CPI+3这个公式一算，我估计今年的消费者物价通胀率在9%左右，日子不好过啊。
拉拉扯扯说了这么多，可以归纳我的观点了。请同学们记住我总结的中国社会的第一条潜规则：通货膨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贯穿于我们国家所有的经济决策中。是的，计划生育也是基本国策，不过，那个人家会告诉你。而通货膨胀这条基本国策，人家不说给你听。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9A%84%E6%BD%9C%E8%A7%84%E5%88%99.html
方志恒：活在威權體制下的香港 ── 從「自由之家」與「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說起
今天，有兩份國際報告提到香港：一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年度全球自由狀況評估報告，香港被評為「部分自由」，與格魯吉亞、哥倫比亞等國家並列；二是「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在年度報告指出，香港在外交及國防事務外，理應享有自治權，但北京正侵入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權利、表達及集會自由。
兩份國際報告，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在北京的天朝主義籠罩下，香港已被逐步推向「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以往人們常有一句口頭禪：香港冇民主、但有自由。今天這話大概要修改為：香港冇民主、自由也危危乎。
香港人必須清醒，我們以往曾經享有過的自由，其實是歷史的因緣際會：1970年代，英國殖民宗主要將香港建成現代都會，以凝聚港人對殖民管治的認同，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各種民主自由的進步，包括議會選舉(區議會、巿政局、立法局)、行政革新(設立廉政公署、申訴專員公署、平機會等監察部門)及人權改善(例如制定人權法)，都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出現；而北京以往重視香港角色(經濟地位及一國兩制示範作用)，維持寬鬆的對港政策，才令香港的自由空間，在主權移交初年得以保持。但今天，當殖民宗主早已一走了之、天朝宗主正全面進場之時，香港人才驚覺我們的自由是何等脆弱，民主之路是如何遙遙無期。
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改變不會自動到來，唯有經過不斷抗爭。」(Change does not roll in on the wheels of inevitability, but comes through continuous struggle)。昔日的歷史機遇已經一去不返，香港人不再生活在以往美好的寬鬆環境，而是日益處身在威權體制之下：我們在網上論政可以被刪帳戶、上街可以被毆打、集會可以被檢控、參加社運可以被辭職。要民主自由，到底是仰視天朝宗主寄望寬容，還是敢於抗爭捍衛我城自主？這是敲問每一個香港人心靈的問題。
香港人很喜歡到台灣觀察選舉，但台灣人最值得香港人學習的經驗，大抵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 (1940至1980年代)下的抗爭經驗；香港人很喜歡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旅遊，但新馬兩地最值得香港人認識的事情，應該是新馬反對黨在威權體制下的生存之道。
如果我們不甘於此，那麼我們可以依靠的，就只有藏在心底裡的「香港主體意識」。
作者為香港革新論主編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https://goo.gl/aAAKqv
【《香港革新論》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0338
兩份國際報告，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在北京的天朝主義籠罩下，香港已被逐步推向「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以往人們常有一句口頭禪：香港冇民主、但有自由。今天這話大概要修改為：香港冇民主、自由也危危乎。
香港人必須清醒，我們以往曾經享有過的自由，其實是歷史的因緣際會：1970年代，英國殖民宗主要將香港建成現代都會，以凝聚港人對殖民管治的認同，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各種民主自由的進步，包括議會選舉(區議會、巿政局、立法局)、行政革新(設立廉政公署、申訴專員公署、平機會等監察部門)及人權改善(例如制定人權法)，都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出現；而北京以往重視香港角色(經濟地位及一國兩制示範作用)，維持寬鬆的對港政策，才令香港的自由空間，在主權移交初年得以保持。但今天，當殖民宗主早已一走了之、天朝宗主正全面進場之時，香港人才驚覺我們的自由是何等脆弱，民主之路是如何遙遙無期。
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改變不會自動到來，唯有經過不斷抗爭。」(Change does not roll in on the wheels of inevitability, but comes through continuous struggle)。昔日的歷史機遇已經一去不返，香港人不再生活在以往美好的寬鬆環境，而是日益處身在威權體制之下：我們在網上論政可以被刪帳戶、上街可以被毆打、集會可以被檢控、參加社運可以被辭職。要民主自由，到底是仰視天朝宗主寄望寬容，還是敢於抗爭捍衛我城自主？這是敲問每一個香港人心靈的問題。
香港人很喜歡到台灣觀察選舉，但台灣人最值得香港人學習的經驗，大抵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 (1940至1980年代)下的抗爭經驗；香港人很喜歡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旅遊，但新馬兩地最值得香港人認識的事情，應該是新馬反對黨在威權體制下的生存之道。
如果我們不甘於此，那麼我們可以依靠的，就只有藏在心底裡的「香港主體意識」。
作者為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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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十年》指着的，是香港2047
信報 2016年2月1日
《十年》指着的，是香港2047
話說去歲急景殘年之際，梁振英委了李國章任港大首席校委，準備今年內外夾攻香港大學這所在京港領導人眼中的佔運造反司令部，特別是要把該校給掛上「歷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雙料罪名的法律學院一舉拿下。
果不然，校委會很快「進入狀態」，把港大校園本來平靜的氣氛破壞不特已，更把大批佔運後沉寂已久的大學生從分裂的狀態和失落的憔悴中喚醒，由下而上 組成了團結的罷課委員會，向校方、向社會提出大專界期盼已久的大學最高層管理體制去殖化的改革要求，直指當局試圖逐步控制學術界的關鍵處、要害位。校委在新主席李國章上任後舉行第一次會議，即遭400多名學生在現場圍堵，最後逼得李氏要在警隊保護之下施計從旁門小道離開，氣得他次日在媒體面前破口大罵，可謂斯文掃地。正道是：
棄前嫌學子聯手抗赤，如沙皇港大鼠竄蒙塵。
此事如何發展，本周或有戲劇性發展，大家要留意。今天和大家討論一個「假設性問題」。
《十年》：熱感覺、冷思考
電影《十年》在少數影線上映（也許連影線也談不上），卻在評論界引起廣泛迴響；此片即將在各大專院校巡迴放送，定會在更多人心中共鳴。筆者因有嚴重影院恐懼症故如常缺席，只能從閱讀多篇有關的影評政論而粗知其梗概，未得熱感覺卻進入冷思考。其實，一切前瞻藝術，如Jules Verne的科幻小說、阿威爾的《1984》，乃至把人類政治寓言植入無窮盡五度想像時空的《星戰》系列，到最後成真多少非最重要，能夠引起人們不斷把思覺從昨天今天投射到明天的，方為上品。《十年》指着的，是香港2047。
二版《基本法》推出
1997年前後，不少人對「50年不變」懷有超額幻想，認為2047年之後，現存《基本法》將原封不動得以延續，但這個良好願望真是膠得可以。觀近 20年來京港官員明申暗示，以及特府不斷透過政策層面的操作把違反「一國兩制」的做法逐步有理化（例如在港境割地予高鐵「一地兩檢」、設立新的「強力部門」在港地執行陸法等），便知2047年來臨之前，中共將按黨意對《基本法》作範式轉移，乃無可避免。
細節不必推敲，參考已有現成的；澳門、前海、上海自貿區等地的政法設計，提示了最值得港人思索的範式轉移大方向。現行香港《基本法》裏所有寬鬆部分的條文字眼一掃而空，那些2047年之前透過按黨意不斷實踐而取得特定而具體內容的語詞例如「有廣泛代表性」之類者卻比比皆是；要害的要害，就是在序言裏 加上如大陸「憲法」裏劈頭那句：特區政府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政治霸權而言，那才是桂冠上耀眼的鑽石，怎可以或缺。
然而，為什麼共產黨還要掛着一個特區的招牌，不乾脆把香港「收歸國有」變成廣東省的一部分或者變成一個直轄市呢？這個問題，大家或可從「名」與 「實」兩方面考慮。「名」的方面，西藏新疆等地「和平解放」60多年，政治上早已變成胡耀邦說的「跟殖民地沒兩樣」，卻還掛着「自治區」的招牌，可見對內對外，大陸範圍裏這種盜名欺世的作用還未完全消失，況乎香港。
「實」的方面，大陸的「改革開放」在外遇到阻力，在內導致利益紛爭權力面臨失控，惟有走回頭路，回到以前那種經濟封閉卻在政治上對政權比較安全的局 面，只留南方邊陲上一個半個開放點，一來可作與外面市場的交接閥，二來在能夠充分管控的條件之下，作為貪官污吏灰錢進出（主要是出）的渠道、各系太子黨控制的私募基金營運HQ，更可用作中央派系鬥爭失敗者必要的最後據點（除宋朝末年陸秀夫攜宋帝昺南來，還有1971年林彪計劃南下經港逃亡海外之說）。
二版《基本法》的修訂主體和時間表
不過，香港若要能夠起到對大陸統治階級如此有利的作用，以目前《基本法》框架下的剩餘寬鬆、港人一直以來習慣依法行使的言論、新聞、學術和人身等自由看，沒有足夠保證；因此，由現在起到2047年，必須逐步收緊在《基本法》之下的實踐，務求水到渠成。
原《基本法》修訂過程裏有所謂「三腳凳」理論，即在中英兩國之外，香港也應作為一個獨立的談判力量和修訂主體參與工作；無奈中方認為事涉主權，而且 中國政府自認為足可代表和保障港人利益，遂把「三腳凳」一腳踢開。二版《基本法》的修訂，英國當然已無從置喙，北京成為事實上的壟斷者，足可以自把自為把寫好的東西在港人面前一攤，就是新版《基本法》了。不過，如果那樣做還是太難看，不排除它會駕輕就熟，成立一個由香港各界「精英」組成、「有廣泛代表性」 的「二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煞有介事「按照民主程序」搞出一個「雙腳凳」，把過程美化。
時間表方面，可以沿中英談判和制定《基本法》的時程作參考。1997年須在香港特區實施的一整套法律，準備工作可算在1982年、即1997年之前 15年便正式開始。按此，2047年的二版《基本法》的公開醞釀工作，在2032年便可能開始，但考慮到這次北京演的是獨角戲，一切「操之在我」，更不想拋出草案之後各方有太多時間「說三道四」，可能把公開的過程縮短至10年甚或5年。因此，大家可以想像，2037到2047的10年，將是「香港」和「中國」之間一場生死戰的高峰期，雙方的動員工作都會在2016至2037這21年裏盡量發揮。選舉法例不改的話，今年出生的香港人，一進入適齡投票的人生階 段，便得面對嚴峻的選擇：認命還是抗拒。
今後特區政府和民眾的對抗模式
由於特府於2014年的佔運裏用過暴力開了戒，在以後的日子裏不會心慈手軟，實彈鎮壓將是下一輪暴力的新起點。民眾方面，也因為在硝煙中接受過血的洗禮，第一道恐懼屏障已經消失，新的抗爭勇武程度亦會以佔運中的最激烈行動為起點，「和理非非」的抗爭範式開始失效；政權暴力與民眾抗暴之間的張力不斷提 升、突破，社會進入暴力邊緣而成為常態。到時能夠阻止政權全面血腥鎮壓而導致流血革命的社會力量，僅剩下「資本理性」，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紅色資本理性」，因而並不可靠──除非到時民眾反對專制統治、反對二版《基本法》的意識十分成熟、極之普遍，以致政權也清楚知道高壓推出惡法的代價太大而被迫作出退讓。
梁特連任進一步激化分離意識
不過，共產黨不到末路窮途，絕對不會退讓；短期而言，結果之一，就是梁特連任。這個發展，對今後抗爭一方來說，不見得是壞事。大家回想，1997年 之後的頭15年裏，特府領導都不是極端派的人物，溫水煮蛙之下，港人意識麻痺，民主派渾渾噩噩，陣地和群眾都逐漸流失。但是，梁特一上台，以其好勇鬥狠的性格倒行逆施不出兩三年，分離意識便大行其道。試想，再由他執政5年，香港社運將是何等「生氣勃勃」的景象！此所以泛民政黨高呼「梁振英下台」之際，年輕社運人並不覺得有那個需要。
2014年，北京推出政改《白皮書》、「8．31」人大常委決議，令「民主回歸」的溫和政治路線破產。此後，標榜「香港人」意識的分離主義思潮不斷取代傳統的「大中華」本位思想。進入2016至2037雙方力量總動員的階段之後，分離意識將進一步演化出「香港獨立」的廣泛政治訴求；一旦發生暴力衝突、特府暴力手段成功造就第一位抗爭烈士的時候，便會生出質的飛躍，「香港獨立建國」的政治綱領就會提出，成為北京統治者的又一永恒夢魘，如同「台灣獨立 建國」那樣揮之不去。到了那個階段，傳統的泛民政黨基本上壽終正寢，北京與港人之間失去最後一道溝通的渠道，雙方的鬥爭比併短兵相接不可調和，香港社會進入類似台灣在蔣氏政權最高壓階段所經歷過的白色恐怖，除非中國大陸出現自己的戈爾巴喬夫或者李登輝。後者中國政權一直嗤之以鼻，認為是天方夜譚，事實上卻不是沒有可能，原因在於經濟。
「經濟奇蹟」消失日 中共崩潰時
大陸的「奇蹟經濟」自2008年開始失速，GDP增幅從14%跌到不足一半（那還是官方的說法），今年還要進一步減慢。這個走勢，看不出有什麼改 變、改善的因素；不斷延續的話，不出3年，全國經濟增長見負，神話破滅，強國強大得只剩下極端民族主義。此時，正是美帝日寇夥同東南亞諸小武力挑釁中國的 好機會：北京試圖武力反制而結果出現戰爭的話，其危機深重的經濟很可能崩潰；不以武力反制的話，民族主義神話也將破滅。到了那個階段，就是中共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或者李登輝的場景。
當然，香港社會鬥爭日趨激烈，始終不是今後30年的最優發展。然而，事態的進程，主動權完全操在中共、特府的領導人手裏；這些人能否改轅易轍，將決 定香港前途。那麼，大家對這些領導人的明智與否，有沒有信心呢？電影《十年》在衝擊觀眾情感的同時，也向社會提出冷靜深思的要求。上述的「假設場景」，便是只有10%機會成真，也算是大概率事件了，諸領導人可以安然忽略嗎？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6/02/hong-kong.html
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作者：黄灯，系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
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
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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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灯，系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
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
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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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2016——中共「習核心」元年？
吳祚來
旅美學者、時評專欄作家
2016年 1月 31日
2016年中共第一件大事，是喊出了「習核心」這個政治話語，這意味著，江澤民核心已告結束，或已不被承認。
習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看齊，習近平核心團隊進一步要求中央與地方以習近平為核心，向習近平看齊。
當習近平真正被「擁戴」為新核心之時，他就成為中共真正的決斷者，這是否意味著，習中央的政令可以出中南海了，還是意味著習的講話可以通行全國，上行即可下效？
而這對於黨國、對於中國社會是福是禍，卻無從知道。
「習核心」呼之即出
近日，署名「學習大國」的一篇 《習近平密集強調「向黨中央看齊」各省如何落實》文章出現在騰訊網首頁，這篇文章說：最近這段時間，「向黨中央看齊」成為時政新聞中的高頻詞。一個多月來，習近平先後四次講話，要求「向黨中央看齊」。
看齊二字，還被習近平加上了「意識」，看齊意識就是一種政治態度，不僅口頭上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還要落實在行動上。
學習大國在文章裏還找出了看齊意識的來源：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說：「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間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凖看齊，向大會基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
顯然，現在許多領域許多人在習近平看來，出了偏差，但出了怎樣的偏差？習近平沒有具體指出來，只是宏觀在用看齊意識來強調，表達自己的不滿意。
可惜，人們並沒有看到習本人或他的團隊具體指出哪些問題屬於沒看齊，哪些地方政府已經看齊了中央。如果既不能量化，又不能有案例說明，只能讓人一頭霧水，不知其所指。
具體看不看齊，對各地要員來說似乎不是問題，學習大國在文章裏重點開列各級大員、要員紛紛向習中央效忠，並承認習近平的核心地位。
學習大國的文章裏，「一口氣列舉了10個省區市，他們都表態堅決向黨中央看齊，」各省市領導紛紛表示自己要做政治明白人，「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特別要突出思想看齊，切實做到表裏如一、言行一致、敬終如始。」
這十個省市是：北京、天津、內蒙、遼寧、安徽、四川、湖北、山東、雲南、陝西。
騰訊首頁的這篇文章大談各地要員「向習看齊」，忽略了最核心的政治關鍵詞：」習核心」。我們只有進一步去翻看各省市第一領導人的講話，才可以見其端倪。
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其講話中，列舉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是黨的領導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是黨中央的領導核心。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就要自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領導核心。」
這一段描述，看起來是強調黨的核心有不同層次，但實質是在強調黨以習中央為核心，習中央以習為核心，向習看齊，就是忠於黨。中共的黨內規則與邏輯關係，一目了然於李書記的講話中。
「增加核心意識」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也強調了增加核心意識。什麼是增加核心意識，就是要強調「習核心」，不允許任何人顧左右而言它，老核心時代已告結束，新核心時代已然來臨，要求各一級黨政大員認清形勢，緊跟習中央走。
栗戰書是習的大內總管，最清楚習的焦慮，或者了解整個中央級大員的境況，在此時高規格強調看齊意識與核心意識，顯然是習的政治焦慮造成。
反腐造成的重壓，經濟形勢如此嚴峻，社會問題集中爆發，都需要各級要員拿出辦法來解決，但整個形勢處於無解狀態，大員要員更多的觀望，習想推行的政策，也無法落實、推進。習團隊此時能給予習的安慰，可能就是一頂極品的「核心」桂冠了。
習已貴為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共與國家軍委主席，並身兼多個中央級小組組長，仍然感到政令不暢，感到權力難以成功運行，怎麼辦？
現在中共內部只有頂端的桂冠，就是「核心」，現在栗戰書在新年開局，就是要迫使各地大員效忠，擁戴新核心，以強化習的威權與集權，要在各地掀起學習「習理論」的熱潮，要用習的理論，武裝頭腦，推進具體工作。
政治效忠是一種精神安慰，並無實質意義，只是讓部下口服、臣服，也只有極權治下的最高統治者會要求下屬效忠。
而在憲政民主制度之下，每一個政治角色完成自己的職業任務，完全不需要下級對上級的效忠，要忠誠的，只有憲法。國家最高權力在總統手中，但受到國會制約，國家的核心價值是人權或保障人權，所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等，都是為人權而存在的價值。
「核心」的政治意義
1989年6月16日——「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第12天——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在會見楊尚昆、萬里、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等中共新領導時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這次會議鄧小平完成了核心的交接，「欽定」了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
說得通俗一點，核心就是誰說了算，鄧小平在世時，鄧小平說了算；鄧小平授予江澤民以核心地位，他自己就是太上皇。
這種核心極權制度，早在古希臘之時就有過，和平之時，以民主的方式決策，但戰爭狀態中，一切權力均交由軍事元首最後決策，因為，如果不能通過集權方式形成快速決定，就會貽誤戰機。
鄧小平在六四之時，看到中共面對學生運動與大規模民主運動時，沒有「戰鬥力」，所以要扶持一個核心政治人物出來，由核心來最終決定對整個黨國的生殺予奪。
核心是靠他對黨國的貢獻，或人格魅力？或黨內民主推崇？都不是。鄧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靠槍桿子，江澤民之所以能凌駕於胡錦濤十年總書記之上，還是靠他對軍隊的成功控制。
現在習團隊之所以敢於在「江核心」還在世之時號召各地大員向「習中央」效忠，向習近平看齊，並以核心稱之，證明習近平已完全掌控了「槍」，槍桿子出政權，槍桿子出核心。
與江澤民不同的是，習近平這次核心的確立，是以各地大員擁戴的方式，而不是由江澤民在某一特定場合「欽定」。其中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核心」的歷史回顧
我們稍加回顧這種「核心」現象，會發現背後問題嚴重。也即，無論有無政治核心，都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毛澤東沒有被稱為核心，但其實他是真正的核心——「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利用共產黨的力量，擠壓、打垮了民主黨派，然後又利用自己在國家近乎神聖的地位踢開黨委，鬧文化大革命，實現了一個人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地位。
他一個人加上中央之外的革命委員會，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革，造成了國家動亂與罕見的人權災難，當然他的同志與戰友包括習家，也多被迫害與摧殘。
鄧小平的核心地位，使鄧小平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擊黨內外任何政敵，鄧的個人威望是一方面，而他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使槍指揮黨成為可能，「鄧核心」製造的六四災難至今無法平反或糾錯。當然，「毛偉人」的文革災難也沒有從根子上清理，文革的政治迫害方式仍然在繼續作祟。
江澤民的核心時代，右手製造「三個代表」，讓資本家入黨，使中國進入權貴經濟模式，左手嚴打民間信仰者，製造大規模的信仰迫害。
胡錦濤一直沒有被核心化，所以「胡時代」沒有大規模的動用國家機器製造人權災難，但相比於毛、鄧、江三個核心時代的大規模焦點式作惡，「胡溫時代」是散點式的侵犯人權。
權貴經濟一旦形成，必廣泛地侵犯百姓人權，每年數以十萬計百萬計的上訪、維權案件說明，各級政權普遍地侵犯百姓的經濟利益，由於司法控制在各級政府手中，任何不義不公，都無法在當地得到糾正，而當人們借助上訪制度與方式之時，又使中共高層面臨北京穩定的焦慮，這樣各級的截訪或將訪民進行拘捕、勞改、關進精神病院，維穩經費每年數以千億，高過軍費。
胡錦濤沒有成為核心，所以他無法控制整個國家局面。他的上面有精神領袖「江核心」，下面有無數權貴，邊上有聽「江核心」指揮的槍桿子，所以，不是核心的中共領導人處於被挾持的狀態，無所作為。
正是因為無所作為，才有腐敗蔓延，才有極端的侵犯公民人權與財產權的事件海量發生。
「習核心」的三條路
毛澤東1945年提出看齊意識，那時是戰時狀態，鄧小平1989年提出政治核心或核心意識，也是基於一種「動亂應急」，它造成的後果，都是軍人政治或政治極權。
如果一個政客，前天向「鄧核心」表態忠誠，昨天向「江核心」表態忠誠，今天立即向「習核心」表態忠誠，你信嗎？這樣的忠誠有什麼意義？
忠誠只有在局勢變局過程中，在自由的選擇中才有價值，當習近平已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時，這種表態忠誠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別人寄附你權勢之籬下，只能摧眉折腰，以求平安與利祿。
所以，核心桂冠之於習近平，也許可以為其極權造勢，讓中共各級大員保持與習的政治一致性，使習的威權達至極權之境。
但我們看到，無論是個人極權，還是多寡頭制的分權，對中國社會的危害都是一樣的。這是中共政制使然。
當然，極權或確立政治核心，可以讓最高統治者更隨心所欲，統治者更順風順心，但這種順風順心是建立在所有官員對核心唯唯喏喏、只有執行不敢反對的不正常的政治狀態下。最高核心任何錯誤，都會被執行、被放大，都可以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與國家人權災難。
當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精神核心之時，習近平或其核心團隊應該意識到，誰是「習核心」的監督者與制約者？
擺在「習核心」面前是三條道路：
第一條是還權於民之道（西方模式），讓全國人大具有法定的監督中共中央的權利，設立憲法法院，對中共中央違憲具有獨立的調查權、監督權與否決權（彈劾權），逐步讓中國過渡到憲政民主制度；
第二條道路，新加坡方式，有限開放媒體與黨禁，實行強人強權之治，讓中共政權長期控制在自己或自己人手中，保證自己的政策長期執行；
第三種方式，就是毛澤東的文革方式（朝鮮模式），進一步封邦鎖國，不允許公民社會有任何自由度，黨國一體，打壓知識分子與民間信仰者、打擊或拘捕維權者與申張正義的律師，一切都在黨的管治之下、國家警察的監控之下，實行完全的法西斯之治。
習核心面臨艱難的選擇。
（責編：葉靖斯）
本文不代表BBC立場。
日本韓國偶像明星背後的產業黑暗面
大井真理子
BBC記者
2016年 1月 31日
他們是「偶像」，他們的工作是「銷售美夢」。數十年來，日本和韓國的年輕明星被無數的青少年們投以欣羨的眼光。
但這些光鮮亮麗的背後，是由精明的經紀公司用「鐵腕」管理的暴利行業。最近兩起道歉事件──日本男子天團SMAP以及赴韓國發展的台灣女生周子瑜──都體現了經紀公司擁有的掌控力道。
日本（J-pop）和韓國（K-pop）的流行娛樂是公認產值上百萬的產業，但是這些明星藝人們是領薪水的，而且賺得並不多。
身為偶像，他們的言行舉止被嚴格規範。例如在日本，他們被規定不准與人約會，結婚也需要得到經紀公司許可。
有些偶像被控告違反這個在合約中載明的「禁止約會」條款，經紀公司指控他們違約，破壞聲譽。
兩年前，人氣少女團體AKB48的成員峰岸南因為被報道指出與男性過夜，違反經紀公司規定，因而剃光頭在鏡頭前流淚道歉。
打造男團或與女團並不是新鮮事，但在東京的《告示牌雜誌》亞洲區主編羅伯·施瓦茨（Rob Schwartz）說：「在西方世界並沒有聽說過經紀公司控制偶像私生活的事情。」
「這情況大概可以拿1940年代的美國做比較，當時電影片商對演員有強大的控制力，他們雖然會鼓勵演員不要和他人約會或結婚，但強制性沒有這麼高。」他接著說。
相較於日本，韓國的偶像明星可以比較自由的與人約會及結婚，但經紀公司還是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很強大的控制力。
「他們非常在乎他們的偶像明星如何被觀眾看待，一部份原因是因為1990年代出現幾起惡名昭彰的醜聞。」韓國娛樂產業專家馬克·羅素（Mark Russell）表示。
「如果你到經紀公司，每個年輕的練習生都會非常禮貌地向你鞠躬，公司牆上會掛著提醒他們該如何表現的標語。」
也有人懷疑某些年輕偶像被經紀公司建議整形。
談論政治是諸多禁忌的其中之一。最近一名16歲的台灣女生周子瑜在節目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招致批評她支持台灣獨立的不滿聲浪。
她的韓國經紀公司JYP Entertainment將她的道歉影片放上網。
經紀公司否認此舉是要安撫憤怒的中國觀眾，但馬克·羅素相信在公司內部一定經過嚴肅的討論來定調這起醜聞不僅是關於周子瑜個人，也關乎整個公司。
但是經紀公司沒有預料到這一舉動在另一個韓國娛樂也很受歡迎的市場會有另一種解讀。周子瑜的道歉影片在台灣引起強烈抗議，許多人認為這不僅羞辱了周子瑜，也羞辱了台灣。
「韓國文化很注重謙卑，但在韓國以外，這樣的表現可能被認為太過極端。」 馬克·羅素解釋。
在周子瑜事件過後數日，日本老牌男子天團SMAP全體成員穿上黑衣，在他們的每周節目SMAPxSMAP上深深鞠躬，嚴肅道歉。
他們犯下的錯誤是企圖結束與經紀公司Johnny & Associates的合作關係。
他們不僅為了曾考慮解散的傳聞向粉絲道歉，也向經紀公司的創辦人，84歲的喜多川強尼謝罪。喜多川強尼是日本演藝圈最有權力也備受爭議的人物之一。
他曾三度名列吉尼斯世界紀錄，其中一項是「製作過最多單曲的人」。在1974年至2010年間，有232首冠軍單曲出自他之手──這只是一個體現他壟斷日本男團創造的小指標。
SMAP五名成員中只有木村拓哉表示要續留在原經紀公司，據報道，其他四人傾向追隨長期以來帶領他們的經紀人飯島三智。飯島被認為是和喜多川社長的姐姐喜多川瑪麗不合才離開公司。
經常被排在團體中心的團長中居正廣是第一個表示要離開的人。這種細微之處可能被讀者忽略，但對於觀察家來說，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八卦報刊《日刊現代》以頭條刊出「中居 公開處刑」。
一些人將SMAP成員視為和日本白領上班族相似──他們都一樣無法違逆雇主。
日語漢字「社畜」一詞在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上成為熱門詞。SMAP解散消息傳出的當時，推特當機了大概15分鐘。日本粉絲推測這是因為討論SMAP的強大流量讓推特當機。
粉絲也向日本的媒體監督單位抱怨，舉證媒體用權力騷擾藝人。
但有趣的是，主流媒體遠離這些爭議點，僅報導粉絲們在聽到樂團不解散後鬆了一口氣的反應。
主流媒體的行為被指責為是害怕得罪強大的Johnny & Associates，因為他們同時也是其他當紅偶像的經紀公司。
BBC嘗試請Johnny & Associates談談這起解約爭議，但他們拒絕發表評論。韓國JYP Entertainment同樣也不對周子瑜事件發表評論。
「在日本主流媒體工作的記者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他們能寫的，哪些是不能寫的，他們會自我審查。」 《告示牌雜誌》亞洲區主編羅伯·施瓦茨說。
而在韓國，雖然沒有任何一間經紀公司如日本一樣擁有控制媒體的鐵腕，韓國娛樂產業專家馬克·羅素說：「在之前，媒體和經紀公司之間在背後有更多的互相作弄。」對醜聞的報道因為網絡帶來的自由力量在社交媒體上產生影響，才因此被大幅改變。
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娛樂產業的光環對許多日本及韓國小孩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但近年來這幾起事件顯示出，就算在粉絲之中也存在著辯論，其實這個產業的真實面與偶像們應該要銷售的美夢天差地遠。
（編譯：劉子維 責編：羅玲）
Saturday, 30 January 2016
國際記者聯會：中國媒體環境日益嚴峻
國際記者聯會周六（1月30日）公布2015年中國新聞自由年報，指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以法律、行政法規、限制令及審查等新手段加強對媒體的控制。
國際記者聯會指，去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反恐法、及修訂的第291條刑法對新聞自由構成影響。
國際記者聯會形容國家安全法定義含糊，未能保障新聞自由；反恐法被批評可能會用來針對居於內蒙古、西藏及新疆的小數族裔；第291條刑法修訂後，假如有人在網上報道公眾關注事件時，如天災或疫症時，可能被裁定為造謠，最高可被判監七年。
另外，中國政府計劃通過網絡安全法、去年亦開始大量掃蕩虛擬私人網路（VPN），進一步控制網上言論。
國際記者聯會指，官方常下令媒體轉載官媒報道，不准媒體進行獨立報道，或轉截公民記者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或圖片。
媒體在報道歷史事件或政策時，需要緊跟官方立場。以東方之星遊輪沉沒事件及天津爆炸為例，除了官媒外，其他媒體記者被禁止於現場採訪。
去年，一些記者在電視上認罪，但案件都未經審訊，例子包括《財經》雜誌記者王曉璐、《南方都市報》深度調查組副主任劉偉。
國際記者聯會報告指，自2009年起，中國共有51名記者、博客等被監禁，其中十四名為維吾爾人。
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亦困難重重：去年年底，法國記者高潔（或稱郭玉）的記者證未獲續發；兩名日本記者被控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留；一名德國記者的助理被拘留八個月。
外國記者指，難以取得許可前往少數族裔或邊界地區採訪。另外，一些記者希望與被軟禁的人權分子進行採訪，卻被警方拘留。當外國記者離開中國，他們的個人物品經常被沒收。
報告亦提及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事件、香港大學就校委會會議錄音申請禁制令，指香港新聞自由持續惡化。
（撰稿：蔡曉穎 責編：列爾）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1/160130_china_media_freedom
國際記者聯會指，去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反恐法、及修訂的第291條刑法對新聞自由構成影響。
國際記者聯會形容國家安全法定義含糊，未能保障新聞自由；反恐法被批評可能會用來針對居於內蒙古、西藏及新疆的小數族裔；第291條刑法修訂後，假如有人在網上報道公眾關注事件時，如天災或疫症時，可能被裁定為造謠，最高可被判監七年。
另外，中國政府計劃通過網絡安全法、去年亦開始大量掃蕩虛擬私人網路（VPN），進一步控制網上言論。
國際記者聯會指，官方常下令媒體轉載官媒報道，不准媒體進行獨立報道，或轉截公民記者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或圖片。
媒體在報道歷史事件或政策時，需要緊跟官方立場。以東方之星遊輪沉沒事件及天津爆炸為例，除了官媒外，其他媒體記者被禁止於現場採訪。
去年，一些記者在電視上認罪，但案件都未經審訊，例子包括《財經》雜誌記者王曉璐、《南方都市報》深度調查組副主任劉偉。
國際記者聯會報告指，自2009年起，中國共有51名記者、博客等被監禁，其中十四名為維吾爾人。
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亦困難重重：去年年底，法國記者高潔（或稱郭玉）的記者證未獲續發；兩名日本記者被控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留；一名德國記者的助理被拘留八個月。
外國記者指，難以取得許可前往少數族裔或邊界地區採訪。另外，一些記者希望與被軟禁的人權分子進行採訪，卻被警方拘留。當外國記者離開中國，他們的個人物品經常被沒收。
報告亦提及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事件、香港大學就校委會會議錄音申請禁制令，指香港新聞自由持續惡化。
（撰稿：蔡曉穎 責編：列爾）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1/160130_china_media_freedom
南海爭議：美軍戰艦進入中建島行使「航行自由」
美國一艘軍艦進入中國南海一個被多方聲稱擁有主權的島嶼附近，並聲稱這是在行使航行自由。
美軍導彈驅逐艦柯蒂斯·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 <DDG54>）在中建島（Triton Island）附近12海里範圍內駛過。
五樓大樓表示，此次行動是意在「挑戰中國、台灣和越南限制航海自由的意圖」。
這片自然資源豐富且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域主權長期受到爭議，中國聲稱對南海絕大部分區域擁有主權，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及台灣則均聲稱對部分區域擁有主權。
美國國防部的聲明表示，美軍軍艦在當地時間周六（1月30日）在西沙群島區域的中建島海域進行了維護「航行自由」的行動。
五角大樓發言人傑夫·戴維斯（Jeff Davis）表示，在柯蒂斯·威爾伯號在該海域駛過時，周圍並沒有中國解放軍的軍艦。
「這一行動挑戰了中國、台灣和越南三方在它們聲稱擁有主權的區域附近限制航行權利和自由的意圖，它們通過政策要求事先獲得許可或通知它們才可從這一海域通過，」戴維斯說。
戴維斯還表示，沒有任何一方事先收到此次航行的通知，「這是符合國際法以及我們的常規程序的」。
他又強調美國自1979年以來的「航行自由」計劃一直顯示了美國從不默許全球任何政府的「越權主張」。
中國近年在南海爭議區域填海興建人工島，引發鄰近多國擔憂其將南海海域軍事化的可能，但中國一直強調填海造島是出於和平目的。
較早前在1月19日，越南外交部也曾要求中國的石油鑽石平台撤出爭議區域；台灣即將卸任的總統馬英九曾在周四（1月28日）登上南海太平島，引發越南和菲律賓等國不滿，美國則表示馬英九此舉「極度無益」。
周三（1月27日），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B. Harris Jr.）在華盛頓國際戰略及研究中心發表講演時則曾表示，美軍的南海巡航將繼續下去。
（編譯/責編：邵智傑）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30_usa_south_china_sea_navigation
美軍導彈驅逐艦柯蒂斯·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 <DDG54>）在中建島（Triton Island）附近12海里範圍內駛過。
五樓大樓表示，此次行動是意在「挑戰中國、台灣和越南限制航海自由的意圖」。
這片自然資源豐富且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域主權長期受到爭議，中國聲稱對南海絕大部分區域擁有主權，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及台灣則均聲稱對部分區域擁有主權。
美國國防部的聲明表示，美軍軍艦在當地時間周六（1月30日）在西沙群島區域的中建島海域進行了維護「航行自由」的行動。
五角大樓發言人傑夫·戴維斯（Jeff Davis）表示，在柯蒂斯·威爾伯號在該海域駛過時，周圍並沒有中國解放軍的軍艦。
「這一行動挑戰了中國、台灣和越南三方在它們聲稱擁有主權的區域附近限制航行權利和自由的意圖，它們通過政策要求事先獲得許可或通知它們才可從這一海域通過，」戴維斯說。
戴維斯還表示，沒有任何一方事先收到此次航行的通知，「這是符合國際法以及我們的常規程序的」。
他又強調美國自1979年以來的「航行自由」計劃一直顯示了美國從不默許全球任何政府的「越權主張」。
中國近年在南海爭議區域填海興建人工島，引發鄰近多國擔憂其將南海海域軍事化的可能，但中國一直強調填海造島是出於和平目的。
較早前在1月19日，越南外交部也曾要求中國的石油鑽石平台撤出爭議區域；台灣即將卸任的總統馬英九曾在周四（1月28日）登上南海太平島，引發越南和菲律賓等國不滿，美國則表示馬英九此舉「極度無益」。
周三（1月27日），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B. Harris Jr.）在華盛頓國際戰略及研究中心發表講演時則曾表示，美軍的南海巡航將繼續下去。
（編譯/責編：邵智傑）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30_usa_south_china_sea_navigation
中国巨额公司债务违约风险升高
来源:
自由亚洲
海外媒体近日刊登文章指，中国巨额公司债务的违约风险升高，今年煤炭等行业将有很多企业破产，导致对债券和银行贷款的违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1月29号刊登评论说，需求低迷、价格疲弱以及高杠杆削弱中国实力最强企业的活力，令中国的巨额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数家国际金融分析机构已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标准普尔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已占到其评级的所有中国企业的15%，是自200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几乎是一年前8%的两倍。惠誉（Fitch）和穆迪（Moody's）近期也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了评级下调观察名单。
文章说，中国大陆目前发行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5%。中国政府明白，如果出现一波违约潮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得益于中国经济充足的流动性，以及官方大力阻止企业破产，以往中国的债券违约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并不高。不过，中国官员近期多次提出，将在今后3年基本解决那些占有资源，却很少甚至没有创造价值的“僵尸企业”的问题。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毅表示，有必要用今天的“小震”化解未来的“大震”。这类言论提升了今年债务违约案例增长将会得到中国政府默许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金属、采矿、房地产、交通和建筑原材料等领域。这些公司中有许多已经负债累累。中国200强企业中杠杆程度最高的30家企业的债务相当于它们年收入总额的21倍。
谈到中国公司的巨额债务违约风险问题，现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认为：
“在中国投资很多的，或者与在中国的外企关联密切的投行机构，现在他们最怕的是中国经济出大问题，那也意味着他们跟着出大问题。《金融时报》的这个分析，体现的其实是国际金融界对自己被中国金融危机拖下水的恐惧。但我想说的是，这个恐惧其实早就存在，只是他们一直当鸵鸟，不愿意面对而已。”
评论说，在中国，银行对放贷日益谨慎，债券市场让境况不佳的企业得以再融资。去年12月，中国债券发行量同比增长1,695%，达2,120亿元人民币。有迹象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特有的宽容可能变得趋于严厉。中国国内评级AA的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在过去几周从一年前的4%升至约4.6%，揭示人们对风险较高发行业的兴趣下降。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今年别无选择，只能让那些无可救药的僵尸企业破产，对债券和银行贷款违约。这些僵尸企业主要集中于煤炭行业，不仅已无力支付固定成本，也已无力支付可变成本。
程晓农指出，在中国，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无法偿还债务，同时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假借空壳公司发行大量债券融资，开发房地产。如今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这些官方空壳公司的债务也难以偿还。
“支撑过去这些年房地产开发的这些债完蛋的结果就是，债券卖给银行了，银行出现巨额的坏账，或者是债券最后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卖给老百姓了，然后地方政府赖帐不还了，让老百姓每户几十万的资金泡汤了。无论哪一种形式，中国政府都很难承受，但是又不得不承受。”
评论说，如果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出现违约潮，投资者可能会加倍努力设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加剧资本外流规模。有分析师认为，到了决定是否让国有企业或影子金融产品破产的时候，中国当局可能会“临阵退缩”，因为担心会对就业、经济活动和家庭信心产生连锁影响，这种担心不仅支撑了现有的债务架构，还鼓励了更多的借贷，以及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过剩产能的继续存在。
北京《证券日报》1月29号的报道说，中国证监会当天表示，对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应当结合业已公布或明确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该重组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偿债能力的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5%B7%A8%E9%A2%9D%E5%85%AC%E5%8F%B8%E5%80%BA%E5%8A%A1%E8%BF%9D%E7%BA%A6%E9%A3%8E%E9%99%A9%E5%8D%87%E9%AB%98.html
自由亚洲
海外媒体近日刊登文章指，中国巨额公司债务的违约风险升高，今年煤炭等行业将有很多企业破产，导致对债券和银行贷款的违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1月29号刊登评论说，需求低迷、价格疲弱以及高杠杆削弱中国实力最强企业的活力，令中国的巨额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数家国际金融分析机构已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标准普尔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已占到其评级的所有中国企业的15%，是自2008年以来最高的比例，几乎是一年前8%的两倍。惠誉（Fitch）和穆迪（Moody's）近期也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了评级下调观察名单。
文章说，中国大陆目前发行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5%。中国政府明白，如果出现一波违约潮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得益于中国经济充足的流动性，以及官方大力阻止企业破产，以往中国的债券违约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并不高。不过，中国官员近期多次提出，将在今后3年基本解决那些占有资源，却很少甚至没有创造价值的“僵尸企业”的问题。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毅表示，有必要用今天的“小震”化解未来的“大震”。这类言论提升了今年债务违约案例增长将会得到中国政府默许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金属、采矿、房地产、交通和建筑原材料等领域。这些公司中有许多已经负债累累。中国200强企业中杠杆程度最高的30家企业的债务相当于它们年收入总额的21倍。
谈到中国公司的巨额债务违约风险问题，现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认为：
“在中国投资很多的，或者与在中国的外企关联密切的投行机构，现在他们最怕的是中国经济出大问题，那也意味着他们跟着出大问题。《金融时报》的这个分析，体现的其实是国际金融界对自己被中国金融危机拖下水的恐惧。但我想说的是，这个恐惧其实早就存在，只是他们一直当鸵鸟，不愿意面对而已。”
评论说，在中国，银行对放贷日益谨慎，债券市场让境况不佳的企业得以再融资。去年12月，中国债券发行量同比增长1,695%，达2,120亿元人民币。有迹象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特有的宽容可能变得趋于严厉。中国国内评级AA的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在过去几周从一年前的4%升至约4.6%，揭示人们对风险较高发行业的兴趣下降。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国今年别无选择，只能让那些无可救药的僵尸企业破产，对债券和银行贷款违约。这些僵尸企业主要集中于煤炭行业，不仅已无力支付固定成本，也已无力支付可变成本。
程晓农指出，在中国，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无法偿还债务，同时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假借空壳公司发行大量债券融资，开发房地产。如今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这些官方空壳公司的债务也难以偿还。
“支撑过去这些年房地产开发的这些债完蛋的结果就是，债券卖给银行了，银行出现巨额的坏账，或者是债券最后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卖给老百姓了，然后地方政府赖帐不还了，让老百姓每户几十万的资金泡汤了。无论哪一种形式，中国政府都很难承受，但是又不得不承受。”
评论说，如果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出现违约潮，投资者可能会加倍努力设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加剧资本外流规模。有分析师认为，到了决定是否让国有企业或影子金融产品破产的时候，中国当局可能会“临阵退缩”，因为担心会对就业、经济活动和家庭信心产生连锁影响，这种担心不仅支撑了现有的债务架构，还鼓励了更多的借贷，以及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过剩产能的继续存在。
北京《证券日报》1月29号的报道说，中国证监会当天表示，对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应当结合业已公布或明确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该重组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偿债能力的影响。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5%B7%A8%E9%A2%9D%E5%85%AC%E5%8F%B8%E5%80%BA%E5%8A%A1%E8%BF%9D%E7%BA%A6%E9%A3%8E%E9%99%A9%E5%8D%87%E9%AB%98.html
中国资本外流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来源:
瑞传媒
由于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和外汇存底的日渐消耗，中国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资本外流。
1月28日，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称中国政府推出多项新措施，包括限制在华外资公司将利润汇回所属国家的额度，收紧在港银行发放贷款的人民币资金池，及禁止人民币基金进行海外投资。该人士还表示，中国央行正考虑允许外国居民和企业购买定存单等方法，以吸引资金回流。一位供职于四大国有银行的高管则表示，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已经名存实亡。
同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透过官方微博回应，称该消息不属实，外管局相关政策并无变化。
资本外流成全球焦点
中国外汇管理局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结售汇逆差高达4659亿美元。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2015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达到破纪录的73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大部分。1月26日，摩根大通亚洲首席策略师Adrian Mowat 接受访问时称，中国2015年资本外流额估计为6500亿美元，而彭博汇编的数据更称这一数额高达1万亿美元。
在刚刚闭幕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的资本外流问题也成为焦点之一。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呼吁中国政府实行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阻止资金大规模外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回应称，“大规模动用外储不是一个好主意”。
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1月28日在博客中表示，决策者应该停止干预外汇市场，保护外汇存底。
贸易数据偏差投射资本外流现实
除了官方数据中可见的外储下滑，对外贸易中也潜藏着资本外流的信号。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5年12月，中国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产品货值为人民币1.05万亿元（合164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4.5%；然而香港政府统计处报告称，12月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出口额为1681.3亿港元（合215.7亿美元），增幅不足1%。华侨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栋铭表示，“中港公布数据的差异超出我的预期……这其中巨大的差异显然不仅是季节因素，这很可能与利用境内外价差扩大而进行的虚假贸易有关。”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全球市场研究部门主管陈仲华也称，这一数据偏差非常符合人们利用贸易账户将资金转出中国内地的做法。他表示该做法在发展中国家是由来已久。通过高报进口货物的货值，低报出口货物的货值，资金可以顺利被套至境外。
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杨宇霆还表示，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之间的巨大汇差，也会促使投资者将贸易作为金融套利的潜在渠道。由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率更能反映投资者对人民币价格的贬值预期，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一直存在明显汇差，这一数字甚至在1月6日达到破纪录的1600点。
遏制资本外流，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根据南华早报的总结，自去年3月以来，中国再未审批境内居民透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海外市场的新额度，机构申请也已叫停。去年11月，中国政府破获了金额高达4100亿人民币的地下钱庄案，相关部门并表示将继续打击非法外汇交易。
此外，中国央行在2015年年底要求部分境内银行暂停向离岸机构提供跨境融资，并于1月11日进行窗口指导，要求部分在港中资银行尽量避免离岸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拆借。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部分银行近期还要求各分支机构严格规管个人结售汇业务，包括严查分批购汇出境行为。
不过，这些措施在遏制资本外流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瑞穗证券的经济学家、曾就职于欧洲央行的沈建光表示，需要进行清晰的市场沟通，而中国政府最近的举措并不是很透明。
1080 亿美元
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12月中国外汇下跌1080亿美元，创下史上最大单元降幅。
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通常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发生的大规模资本流出。一国发生资本外流时，货币将会贬值，长期而言进口成本将上升。若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资本外流，甚至可能发生中央银行或者国内其他银行所持有的外币储备枯竭的情形。（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8%B5%84%E6%9C%AC%E5%A4%96%E6%B5%81%E9%97%AE%E9%A2%98%E7%A9%B6%E7%AB%9F%E6%9C%89%E5%A4%9A%E4%B8%A5%E9%87%8D%EF%BC%9F.html
瑞传媒
由于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和外汇存底的日渐消耗，中国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资本外流。
1月28日，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称中国政府推出多项新措施，包括限制在华外资公司将利润汇回所属国家的额度，收紧在港银行发放贷款的人民币资金池，及禁止人民币基金进行海外投资。该人士还表示，中国央行正考虑允许外国居民和企业购买定存单等方法，以吸引资金回流。一位供职于四大国有银行的高管则表示，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已经名存实亡。
同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透过官方微博回应，称该消息不属实，外管局相关政策并无变化。
资本外流成全球焦点
中国外汇管理局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结售汇逆差高达4659亿美元。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2015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达到破纪录的73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大部分。1月26日，摩根大通亚洲首席策略师Adrian Mowat 接受访问时称，中国2015年资本外流额估计为6500亿美元，而彭博汇编的数据更称这一数额高达1万亿美元。
在刚刚闭幕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的资本外流问题也成为焦点之一。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呼吁中国政府实行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阻止资金大规模外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回应称，“大规模动用外储不是一个好主意”。
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1月28日在博客中表示，决策者应该停止干预外汇市场，保护外汇存底。
贸易数据偏差投射资本外流现实
除了官方数据中可见的外储下滑，对外贸易中也潜藏着资本外流的信号。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5年12月，中国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产品货值为人民币1.05万亿元（合164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4.5%；然而香港政府统计处报告称，12月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出口额为1681.3亿港元（合215.7亿美元），增幅不足1%。华侨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栋铭表示，“中港公布数据的差异超出我的预期……这其中巨大的差异显然不仅是季节因素，这很可能与利用境内外价差扩大而进行的虚假贸易有关。”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全球市场研究部门主管陈仲华也称，这一数据偏差非常符合人们利用贸易账户将资金转出中国内地的做法。他表示该做法在发展中国家是由来已久。通过高报进口货物的货值，低报出口货物的货值，资金可以顺利被套至境外。
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杨宇霆还表示，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之间的巨大汇差，也会促使投资者将贸易作为金融套利的潜在渠道。由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率更能反映投资者对人民币价格的贬值预期，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一直存在明显汇差，这一数字甚至在1月6日达到破纪录的1600点。
遏制资本外流，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根据南华早报的总结，自去年3月以来，中国再未审批境内居民透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海外市场的新额度，机构申请也已叫停。去年11月，中国政府破获了金额高达4100亿人民币的地下钱庄案，相关部门并表示将继续打击非法外汇交易。
此外，中国央行在2015年年底要求部分境内银行暂停向离岸机构提供跨境融资，并于1月11日进行窗口指导，要求部分在港中资银行尽量避免离岸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拆借。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部分银行近期还要求各分支机构严格规管个人结售汇业务，包括严查分批购汇出境行为。
不过，这些措施在遏制资本外流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瑞穗证券的经济学家、曾就职于欧洲央行的沈建光表示，需要进行清晰的市场沟通，而中国政府最近的举措并不是很透明。
1080 亿美元
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12月中国外汇下跌1080亿美元，创下史上最大单元降幅。
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通常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发生的大规模资本流出。一国发生资本外流时，货币将会贬值，长期而言进口成本将上升。若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资本外流，甚至可能发生中央银行或者国内其他银行所持有的外币储备枯竭的情形。（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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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危机组织：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难解难分
来源:
美国之音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发表报告说，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在那一海域扩大独自勘探并阻止其他主权声索国从事活动的能力和意愿日渐增长；尽管北京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由于有关国家担心参与共同开发等于是默认对方拥有主权，共同开发难以推行。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说，越南坚持首先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决定有多方声索的海域的主权，然后再决定共同开发的海域；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南中国海域地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而中国拒绝澄清其声索的范围和性质。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法律规定，菲律宾必须拥有石油天然气项目的60%的所有权。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建议，为了保留长期合作的前景、尽力缩小冲突的危险，有关各方应当避免进行单方面的勘探和开发，尤其是在主权归属有激烈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越南所称的黄沙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附近从事单方面勘探开发；对中国提出的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承认主权在中国，有关国家也可以明确提出法律条件，即参与共同勘探开发并非暗示在主权归属问题上让步。
南中国海海域被认为蕴藏者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尽管那里的储藏还没有得到证明，周边国家已经为那里的主权归属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而这方面的口舌之争如今越来越经常地演变成力量对抗甚至是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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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发表报告说，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在那一海域扩大独自勘探并阻止其他主权声索国从事活动的能力和意愿日渐增长；尽管北京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由于有关国家担心参与共同开发等于是默认对方拥有主权，共同开发难以推行。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说，越南坚持首先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决定有多方声索的海域的主权，然后再决定共同开发的海域；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南中国海域地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而中国拒绝澄清其声索的范围和性质。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法律规定，菲律宾必须拥有石油天然气项目的60%的所有权。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建议，为了保留长期合作的前景、尽力缩小冲突的危险，有关各方应当避免进行单方面的勘探和开发，尤其是在主权归属有激烈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越南所称的黄沙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附近从事单方面勘探开发；对中国提出的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承认主权在中国，有关国家也可以明确提出法律条件，即参与共同勘探开发并非暗示在主权归属问题上让步。
南中国海海域被认为蕴藏者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尽管那里的储藏还没有得到证明，周边国家已经为那里的主权归属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而这方面的口舌之争如今越来越经常地演变成力量对抗甚至是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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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9 January 2016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多少？
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政界高层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中国政府为2016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大约会在6.5%~7%之间。一消息人士表示，设定区间而不是具体数值，说明政策制订者认为经济前景不确定。
去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当局就为2016年设定了6.5%的增长区间下限。不过，这一通过内部人士传出的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而在3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官方将正式公布今年的增长目标以及下一个五年规划。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双重影响，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最后非常艰难地达成了共识。一名供职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学家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政府不会为本年度的增速过度紧张，当局将更加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他估计2016年的经济增速最终会在6.5%~6.6%之间。
一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度经济增速的初步数据，仅为6.9%，为25年来的最低值。中国官方为去年制订的增长目标即为“7%左右”。而中国央行在2014年11月之后出台的一系列降息、降准措施，并没有能够遏制住中国经济降温的趋势。分析人士预计，北京今后将更多地运用财政手段来促进增长，其中包括减低税赋、将财政赤字提升到GDP的3%左右。
去年以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经济新常态”，即增速放缓的同时，推动向可持续、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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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中国政界高层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中国政府为2016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大约会在6.5%~7%之间。一消息人士表示，设定区间而不是具体数值，说明政策制订者认为经济前景不确定。
去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当局就为2016年设定了6.5%的增长区间下限。不过，这一通过内部人士传出的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而在3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官方将正式公布今年的增长目标以及下一个五年规划。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双重影响，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最后非常艰难地达成了共识。一名供职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学家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政府不会为本年度的增速过度紧张，当局将更加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他估计2016年的经济增速最终会在6.5%~6.6%之间。
一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度经济增速的初步数据，仅为6.9%，为25年来的最低值。中国官方为去年制订的增长目标即为“7%左右”。而中国央行在2014年11月之后出台的一系列降息、降准措施，并没有能够遏制住中国经济降温的趋势。分析人士预计，北京今后将更多地运用财政手段来促进增长，其中包括减低税赋、将财政赤字提升到GDP的3%左右。
去年以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经济新常态”，即增速放缓的同时，推动向可持续、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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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该如何对付中东乱局？
来源:
美国之音
在中东地区经历史无前例的动荡之际，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对美国的中东策略和政策进行检视。尽管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中东问题专家一致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在中东问题上的参与，但是他们对美国的政策失误以及应该采取的策略，尤其是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看法各异，彰显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美国构成的巨大挑战。
不管是主持这次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John McCain），还是作证的三位证人，他们都勾勒了一幅中东乱局的清晰画面。
麦凯恩参议员说，“在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看到国家权力和势力均衡被危险的打破。”前陆军副总参谋长基恩将军（John Keane）也表示，“中东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克说，中东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目睹的这种动荡。
麦凯恩认为，固有国际秩序的解体在中东最为明显，也是最为危险的。他把这种局面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参与，让区域大国自己管理自己的政策。
麦凯恩说：“这个大赌博的结果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当是明朗的：即中东没有出现新秩序，而是混乱。美国的缺席打开了一个权力真空，而且被最极端和反美势力来填充-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这样的逊尼派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和它的代理人这样的什叶派极端分子，还有就是普京的帝国野心。”
基恩将军曾经在美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增兵期间协助彼德雷乌斯将军，他在描绘了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国家出现的动荡之后表示，尽管美国减少在中东的参与不是导致该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但是至少进一步造成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在他看来，美国所犯的最为关键的政策失误是策略上的，因而影响也最为深远。
他说：“简单的说，这个策略失败就是美国及其盟友未能击败激进的伊斯兰以及成功抗衡伊朗的区域霸权。”
基恩将军认为，美国在中东所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就是如何制定一个全面的策略来对抗激进的伊斯兰以及抗衡伊朗在该地区咄咄逼人和恶意的行为。
与麦凯恩强烈反对美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以及基恩将军对该协议的质疑所不同的是，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克（Ryan Croker）认为，伊朗核协议尽管不完美，但仍然是可取的。但是他也认为，美国必须对伊朗在中东所发挥的作用保持清醒，必须强有力的对抗伊朗在该地区的恶意行为。
当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提出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的问题时，这位前高级外交官回答说，他时常也想到这个问题。
他说：“我认为，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理解我们对手所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他们的持久力。”
在叙利亚问题上，克罗克大使强烈主张大幅度加强联军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包括设立禁飞区，这不是因为他认为叙利亚冲突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是因为军事行动可以改变政治环境。他同时强调，就像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冲突中都明确选边站的时候，美国也必须选边站。
克罗克大使说，他在中东近30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学到两大经验教训，一个是当心你要卷入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同样当心你要摆脱的是什么。他认为，美国当初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后来从伊拉克撤军时都没有进行审慎的考虑。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负责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戈登（Philip Gordon）认为，鉴于中东的复杂性，很难把中东问题归咎于某一个错误。
他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错误，那么很多人会认为是伊拉克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带来的金钱和人力上的损失，而且是因为它打破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使伊朗主导伊拉克事务。它也导致逊尼派失去权力，而这助长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它也使得美国民众对美国在中东的参与感到厌倦，甚至过度厌倦，从而使得美国没有做本应做的事情。”
但是他说，如果当初没有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许他们今天在讨论的是美国让萨达姆继续掌权的错误。他说，在伊拉克，美国进行了干预并占领了伊拉克，结果很糟糕；在利比亚，美国干预了但没有占领，结果很糟糕；在叙利亚，美国既没有干预也没有占领，但是结果还是很糟糕。他说，这里的教训就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或模式。
目前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的戈登在作证时说，中东所发生的强大和板块构造式的改变不是美国引起的，美国也没有完全的控制。他认为，伊朗核协议的实施为美国争取到有价值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得到明智使用的话，会提供真正的机会。
与麦凯恩参议员强烈主张首先推翻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立场所不同的是，戈登认为，优先降低叙利亚冲突事关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他认为，美国的优先考虑应该是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停火，而不是包括阿萨德下台在内的一个全面政治解决方案。他担心的是，在阿萨德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有力支持下，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支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只会进一步加剧冲突而不会导致阿萨德政权的投降。
对于戈登的这个看法，麦凯恩参议员显然很反感。他反问道，“我们的道德标准在哪里？”在他看来，在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25万平民丧生的情况下仍然不对阿萨德政权采取任何行动是不道德的。
在长达近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军事委员会的各位参议员就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向三位证人提问，寻求答案。可以看到的是，尽管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如何对付中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如果美国不加大在中东的参与力度，已经乱得令人无法忍受的中东局势只会更加糟糕，而且会影响到美国本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7%BE%8E%E5%9B%BD%E5%BA%94%E8%AF%A5%E5%A6%82%E4%BD%95%E5%AF%B9%E4%BB%98%E4%B8%AD%E4%B8%9C%E4%B9%B1%E5%B1%80%EF%BC%9F.html
美国之音
在中东地区经历史无前例的动荡之际，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对美国的中东策略和政策进行检视。尽管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中东问题专家一致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在中东问题上的参与，但是他们对美国的政策失误以及应该采取的策略，尤其是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看法各异，彰显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美国构成的巨大挑战。
不管是主持这次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John McCain），还是作证的三位证人，他们都勾勒了一幅中东乱局的清晰画面。
麦凯恩参议员说，“在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看到国家权力和势力均衡被危险的打破。”前陆军副总参谋长基恩将军（John Keane）也表示，“中东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克说，中东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目睹的这种动荡。
麦凯恩认为，固有国际秩序的解体在中东最为明显，也是最为危险的。他把这种局面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参与，让区域大国自己管理自己的政策。
麦凯恩说：“这个大赌博的结果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当是明朗的：即中东没有出现新秩序，而是混乱。美国的缺席打开了一个权力真空，而且被最极端和反美势力来填充-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这样的逊尼派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和它的代理人这样的什叶派极端分子，还有就是普京的帝国野心。”
基恩将军曾经在美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增兵期间协助彼德雷乌斯将军，他在描绘了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国家出现的动荡之后表示，尽管美国减少在中东的参与不是导致该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但是至少进一步造成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在他看来，美国所犯的最为关键的政策失误是策略上的，因而影响也最为深远。
他说：“简单的说，这个策略失败就是美国及其盟友未能击败激进的伊斯兰以及成功抗衡伊朗的区域霸权。”
基恩将军认为，美国在中东所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就是如何制定一个全面的策略来对抗激进的伊斯兰以及抗衡伊朗在该地区咄咄逼人和恶意的行为。
与麦凯恩强烈反对美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以及基恩将军对该协议的质疑所不同的是，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克（Ryan Croker）认为，伊朗核协议尽管不完美，但仍然是可取的。但是他也认为，美国必须对伊朗在中东所发挥的作用保持清醒，必须强有力的对抗伊朗在该地区的恶意行为。
当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提出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的问题时，这位前高级外交官回答说，他时常也想到这个问题。
他说：“我认为，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理解我们对手所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他们的持久力。”
在叙利亚问题上，克罗克大使强烈主张大幅度加强联军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包括设立禁飞区，这不是因为他认为叙利亚冲突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是因为军事行动可以改变政治环境。他同时强调，就像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冲突中都明确选边站的时候，美国也必须选边站。
克罗克大使说，他在中东近30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学到两大经验教训，一个是当心你要卷入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同样当心你要摆脱的是什么。他认为，美国当初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后来从伊拉克撤军时都没有进行审慎的考虑。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负责欧洲与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戈登（Philip Gordon）认为，鉴于中东的复杂性，很难把中东问题归咎于某一个错误。
他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错误，那么很多人会认为是伊拉克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带来的金钱和人力上的损失，而且是因为它打破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使伊朗主导伊拉克事务。它也导致逊尼派失去权力，而这助长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它也使得美国民众对美国在中东的参与感到厌倦，甚至过度厌倦，从而使得美国没有做本应做的事情。”
但是他说，如果当初没有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许他们今天在讨论的是美国让萨达姆继续掌权的错误。他说，在伊拉克，美国进行了干预并占领了伊拉克，结果很糟糕；在利比亚，美国干预了但没有占领，结果很糟糕；在叙利亚，美国既没有干预也没有占领，但是结果还是很糟糕。他说，这里的教训就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或模式。
目前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的戈登在作证时说，中东所发生的强大和板块构造式的改变不是美国引起的，美国也没有完全的控制。他认为，伊朗核协议的实施为美国争取到有价值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得到明智使用的话，会提供真正的机会。
与麦凯恩参议员强烈主张首先推翻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立场所不同的是，戈登认为，优先降低叙利亚冲突事关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他认为，美国的优先考虑应该是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停火，而不是包括阿萨德下台在内的一个全面政治解决方案。他担心的是，在阿萨德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有力支持下，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支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只会进一步加剧冲突而不会导致阿萨德政权的投降。
对于戈登的这个看法，麦凯恩参议员显然很反感。他反问道，“我们的道德标准在哪里？”在他看来，在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25万平民丧生的情况下仍然不对阿萨德政权采取任何行动是不道德的。
在长达近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军事委员会的各位参议员就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向三位证人提问，寻求答案。可以看到的是，尽管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如何对付中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如果美国不加大在中东的参与力度，已经乱得令人无法忍受的中东局势只会更加糟糕，而且会影响到美国本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7%BE%8E%E5%9B%BD%E5%BA%94%E8%AF%A5%E5%A6%82%E4%BD%95%E5%AF%B9%E4%BB%98%E4%B8%AD%E4%B8%9C%E4%B9%B1%E5%B1%80%EF%BC%9F.html
中国镇压维权律师受影响人数继续增加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1月29日公布一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当局镇压维权律师的人数仍在增加。这个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说，截至当日晚六点，至少有31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
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李春富和家庭教会成员勾洪国被批捕，三人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说，目前已有10名律师、2名律师助理、1名律所人员、6名其他公民被批准逮捕。批捕罪名分别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寻衅滋事罪”。
被正式批捕的维权律师和人士包括：周世锋、王宇、王全璋、李姝云、赵威、刘四新、包龙军、谢燕益、谢阳、高月、吴淦、勾洪国、刘永平、林斌、胡石根、尹旭安、王芳和胡石根。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表示，为这些被批捕律师和维权人士辩护的10名辩护律师的资格遭到天津市公安局的否认，理由是“授权委托手续无法证明委托书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故无法确认授权委托的真实性”，或者“当事人已经解除委托，并聘请了另外的律师”。
以下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布的最新统计：
316名受影响人士的分类统计（律师、律师助理、律所人员／其他）
·已批准逮捕：19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人
·强迫失踪：2人
·刑事强制措施不明：6人
·监视居住：1人
·取保候审：4人
·软禁：1人
·限制出境：33人
·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已获释）：266人
*注：其中19人同时被归类在两个分类；1人同时被归类在三个分类。
仍处于羁押或失踪状态的律师及维权人士
已批准逮捕：19名
10名律师：①周世锋②王宇③王全璋④李和平⑤谢燕益⑥谢阳⑦包龙军⑧李春富⑨李姝云⑩刘四新
2名律师助理：①赵威（考拉）②高月
1名律所人员：①吴淦（屠夫）
6名其他公民：①勾洪国（戈平）②刘永平（老木）③林斌（望云和尚）④胡石根⑤尹旭安⑥王芳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名
2名律师：①张凯②王秋实
4名公民：①黄益梓②张崇助③张制④程从平
强迫失踪：2名
2名公民：①幸清贤②唐志顺
刑事强制措施不明：6名
6名公民：①翟岩民②张卫红（张婉荷）③刘星（老道）④李燕军⑤姚建清⑥严晓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9%95%87%E5%8E%8B%E7%BB%B4%E6%9D%83%E5%BE%8B%E5%B8%88%E5%8F%97%E5%BD%B1%E5%93%8D%E4%BA%BA%E6%95%B0%E7%BB%A7%E7%BB%AD%E5%A2%9E%E5%8A%A0.html
美国之音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1月29日公布一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当局镇压维权律师的人数仍在增加。这个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说，截至当日晚六点，至少有31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
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李春富和家庭教会成员勾洪国被批捕，三人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说，目前已有10名律师、2名律师助理、1名律所人员、6名其他公民被批准逮捕。批捕罪名分别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寻衅滋事罪”。
被正式批捕的维权律师和人士包括：周世锋、王宇、王全璋、李姝云、赵威、刘四新、包龙军、谢燕益、谢阳、高月、吴淦、勾洪国、刘永平、林斌、胡石根、尹旭安、王芳和胡石根。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表示，为这些被批捕律师和维权人士辩护的10名辩护律师的资格遭到天津市公安局的否认，理由是“授权委托手续无法证明委托书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故无法确认授权委托的真实性”，或者“当事人已经解除委托，并聘请了另外的律师”。
以下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布的最新统计：
316名受影响人士的分类统计（律师、律师助理、律所人员／其他）
·已批准逮捕：19人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人
·强迫失踪：2人
·刑事强制措施不明：6人
·监视居住：1人
·取保候审：4人
·软禁：1人
·限制出境：33人
·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已获释）：266人
*注：其中19人同时被归类在两个分类；1人同时被归类在三个分类。
仍处于羁押或失踪状态的律师及维权人士
已批准逮捕：19名
10名律师：①周世锋②王宇③王全璋④李和平⑤谢燕益⑥谢阳⑦包龙军⑧李春富⑨李姝云⑩刘四新
2名律师助理：①赵威（考拉）②高月
1名律所人员：①吴淦（屠夫）
6名其他公民：①勾洪国（戈平）②刘永平（老木）③林斌（望云和尚）④胡石根⑤尹旭安⑥王芳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名
2名律师：①张凯②王秋实
4名公民：①黄益梓②张崇助③张制④程从平
强迫失踪：2名
2名公民：①幸清贤②唐志顺
刑事强制措施不明：6名
6名公民：①翟岩民②张卫红（张婉荷）③刘星（老道）④李燕军⑤姚建清⑥严晓洁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4%B8%AD%E5%9B%BD%E9%95%87%E5%8E%8B%E7%BB%B4%E6%9D%83%E5%BE%8B%E5%B8%88%E5%8F%97%E5%BD%B1%E5%93%8D%E4%BA%BA%E6%95%B0%E7%BB%A7%E7%BB%AD%E5%A2%9E%E5%8A%A0.html
律师与我们的社会
在《律师文摘》2015年会上的发言
贺卫方
(2016年1月23日)
尊敬的茅先生、尊敬的江老师、尊敬的国栋主编，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参加今天这个会，我想起来前几年上一次文摘年会的时候，深圳有一位律师也是我的校友，是许章润教授的同届同学，叫陈惠忠，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来北京的目的就是利用年会的机会，跟各位师友告个别，因为他要出家了。我的这位尊敬的同学告诉大家，从那天开始，以后再也不参与律师业务了，不仅不参与律师工作，也不参与这个世俗世界的任何事情。那天，他的到来给会场带来了一种悲凉气息，我们的这位朋友真是叫挥手从兹去，再也不跟这个世俗世界有任何交集了。
在我看来，陈惠忠先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他为人诚恳，心怀家国之忧，在深圳律师界很受尊重。他之所以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可能跟他对当时国家的法律状况的一种绝望感有关系。曾经在更多年之前，他作为中国法律方面的专家在香港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一个案件中涉及到的中国大陆法律做出一些解说。陈惠忠后来跟我说，那个案件在中国大陆可能两个小时就解决了，但是香港的法庭居然审理了五整天，连轴审。五天里，他在法庭上都要认真地去解答双方律师以及法官所提出来的问题。他跟我说：卫方，我回来以后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的，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20多年来在深圳做的不是律师，或者说他做的，还有我们的法庭所做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审判，而香港的法庭真正是在做法律工作。
他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来了著名翻译家严复当年到英国去留学时的故事。严复曾经热衷于到法庭去旁听案件，我相信到法庭旁听案件是特别便捷学习语言的一个机会，不仅仅能够学习律师所说的那种高雅语言，而且也能学习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方言俚语之类的。在座的各位想必也知道这个典故，他在法庭上听了几天以后，跟当时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说：郭侍郎，英国富强的根源叫我找着了。郭嵩焘说在哪儿？严复说就在法庭，说英国的法庭每天都在伸张正义伸张公理，每天都在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起诉的对方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存在。比方说是英国女王的政府，无论他自己个人是多么卑微的角色，他都可以保证能够获得正义，哪怕是延迟的正义。他在他的日记里边说，郭侍郎深以为然，也就说郭嵩焘当时也意识到，法庭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中国跟西方文明差距最大的一个地点。严复后来在他翻译《法意》的时候，也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法庭跟西方的法庭之间的差别，说“泰东西之政制，有甚异而必不可同者，则刑理一事是已。”他说西方的法庭为什么有那么重要，他专门说过律师的作用。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律师”这个翻译，他用的是音译，“劳叶尔”和“阿涶尼”，说因为这种专业人士的代理，使得司法判决能够确保公正。
那么离严复的时代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国家在引进了西方式的法庭，引进了西方的律师制度之后，为什么到现在各位还有这样强烈的无力感？徐昕教授刚才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悲伤，你怎么比我还悲凉，那个说法好像现在所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别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没死掉。这个无力感在我看来可能不仅仅来自于短期内的某种政治的安排、政治的框架，可能更深刻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中的某些基因意义上的缺陷。
我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间也常常去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律师这样的一种职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一种专业的司法制度，而中国为什么一直到晚清，我们两千年的文明中间就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专业司法制度，专门的律师职业，这样一种差异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根源的理解更有利于我们找到解决目前的问题的钥匙。
首先，我想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西方文明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一定论辩性和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价值观方面是一种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冲突或者矛盾，在语言形态上也讲求逻辑和理性。前基督教的希腊哲学给这种开放性奠定了知识和学理上的基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还有上帝凌驾于人间权威之上，也给人类权力格局加以塑造。凡人皆有罪，儒家思想家经常说小人和君子这种分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事实上，小人和君子这样的一种分类成了政治话语的一种常态，权力与道德深度结合，所谓“小人”所主张的利益或者权利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那种为“小人”诉求从事辩护的律师也很容易受到道德上的排斥，平等精神、契约精神都难以产生。所以我们需要想象，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是否能够奠定，反思西方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社会冲突。
第二个方面，我想还需要考察政府的模式，是否能够慢慢地建立起一种所谓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就是说它对于社会各种冲突总是诉诸于一种公正的平台，然后通过一个中立的法官来加以裁判加以解决。大家还都记得180多年前托克维尔到美国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地转换为法律问题，通过司法来加以解决。这样的一种政府是一种典型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而我们发现其他的政府往往不依赖这样一种途径，比方说他通过灌输的方式，通过洗脑的方式，通过让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父亲，我就是一个慈父，你们就是一个小民，你们就要听我的。这样的体制就会产生一种根本没有办法去发展出律师职业的一个社会，所以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如何去推动，这是今天的一个大任务。
另外就是说怎么去能够发展出一套律师的语言、律师的思维方式。我们发现古罗马时代——在江老师面前我斗胆讲几句有关罗马法的事情——罗马人说有社会就有法律，但是不同的社会它的法律形态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典的一种法律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精英语言，但这种精英语言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特别专业化的倾向，大致上这些语言是士大夫阶层都可以是共通的。但是在西方就不一样，在古罗马的时候，我发现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说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都去研究一些个可能在孔子看来根本不值得研究的东西，比方说财产的分类，五大法学家，他们去认真研究那些问题真的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那简直可以说是特别繁琐、特别形而下甚至有几分无聊。但是想想西塞罗这样的人，一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另外一方面在法庭上是如何非常认真地去探讨一些技术性事项，让司法变得更加专业化。这是西方知识形态的一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是怎么去发育出来的，他们这种意识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塑造，比方说保证财产安全、保证交易安全这套知识和技术，我认为我们通过知识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中国也是跟西方文明在这方面是差别非常大，也许是可能是中西文明中间差别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知识的形态。我们是否包容了这样的一种特别具有专业性的知识，这种专业性的知识里边不仅仅是一套专业的术语、概念、逻辑，而且还包括我们是否尊重逻辑，我们是否具有应有的理性。
如果我们还可以再说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塑造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力量那就是基督教，而基督教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其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比方说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那个译者居然是一个律师，德尔图良，他是罗马城的一个律师，白天在代理案件，晚上翻译《圣经》，一个律师翻译《圣经》，就把最早的拉丁文本《圣经》里边有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和神学关系用了法律的术语去加以表达，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法律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中间就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
今天，引进律师制度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最早那位律师伍廷芳先生，他的经历早已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新型职业跟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伍廷芳被认为是跟中国的官场逻辑格格不入，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他的那套语言以及话语方式太特殊，比方说跟沈家本比较，他们两个其实同样写一篇文章，他对于中国官方的说服力是差别很大的。伍廷芳太过分西方化，难以见容于本土文化。
那么，一百年过去了以后，我们的律师是否能够更好地去跟公众进行有效的对话，我们是否能够跟政治家或政府进行一种更好的对话，现在看起来这种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像毛立新律师刚才讲的那样。以前说老实话不只是你们律师跟司法界对话，我们现在学术界十五六年前，那是何等美好的场景，我们跟最高法院的法官，跟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对话，他们还都是厅局级的那些人物，特别有成效。现在，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完全被边缘化。不只是律师被边缘化，更不仅仅是死磕派律师被边缘化。
国栋兄给这次年会所设计的这个题目，即职业伦理问题确实可能是打开这个僵局的一个通道，那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职业伦理，所以职业伦理，不过是说律师怎样从自己的同行处理关系，律师跟自己的客户应该设定怎样的关系，律师跟更广泛的社会设定怎样的关系，律师应当怎样对待媒体，律师应当如何去对待政治……这些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是他的一种专业要求，跟专业化的发育程度具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的律师职业伦理是混乱不堪的，那这个地方的律师其实是很糟糕，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种与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行规。法官的职业伦理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到刑事处罚的那个程度，但是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比方说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有些事情我们不违法，但是不可以做。比方说我们写一篇文章如果叫自己的学生帮助你搜集了一些资料，那么我们要加上一个注释，要感谢一下的这些学生们，这是你不感谢也不违法，但是这是职业伦理的要求。
我觉得涉及到律师管理制度的问题，职业伦理只有在一个独立的职业中间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发育，如果我们都是屈从于权力，我们被压迫，那么就发展不出来自己独立的职业伦理。正如大学教授如果得不到独立的话，也照样是混乱不堪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如何去推动这个职业在管理过程中间是独立的，如何去慢慢地形成一种控制产品质量的规范，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律师的方式是合理的去跟客户之间的正常交往，如何去对待利益冲突，这些问题其实都必须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管理制度之下去完成的。我们现在特别悲伤的是律师管理制度在今天仍然还处在一个政府控制的状态，党的权力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们党——我说我们党并不是瞎说八道，因为我确实是党员——我们这个党真是什么事都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前不久这个话又出来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支部建在连队上，支部建在律师事务所，你党什么都管，“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你这扛不过来呀，我有时候替党担心，替党担忧，什么事情你都管，你想想一个良好的职业一定不是被别人所控制的职业，被别人控制的职业那就注定是没有尊严的，而没有尊严者的行为怎么能够有规范？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去慢慢地形成一种律师界的共识，并且通过团结起来的律师，能够跟其他的方面进行一种更合理的交涉。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律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说到网络，网络是什么东西？今天这个时代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发生冲突仇恨的一个平台，那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不会那么激烈冲突的问题，现在你会发现有了网络反而发生了更多的冲突。比方说这些年来我发现律师四分五裂，跟网络有密切的关系。我跟很多律师都有很好的关系，比方说跟陈有西律师、跟杨学林律师，跟范凯洲律师、王才亮律师都关系很好。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边，也能够让大家更加心平气和地去进行交流，能够用一种更加法律人所拥有的理性态度来去进行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对方的言说方式的前提下进行一种更好的互动，我觉得国栋先生你的《律师文摘》可能在这方面还可以起到一种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律从来不仅仅是法律人的事情，我觉得从西方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全社会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茅于轼先生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具有了相当重大的象征意义。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十多年来，他主持的天则所一直在推动经济学与法学更加密切的合作，更加良好的互动。茅先生早就强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的。所以我想今天茅先生一人在这个地方坐着，但他代表着所有的法律界之外的人们，象征着法治不仅仅是法律家的事情。
今天上午我给孙国栋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担心下午我又来不了了，这个叫竹竿打狼两头害怕，我给他打电话他以为我被堵在家里边来不了了，但是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我相信官方人士也会觉得你看这帮人还是挺建设性的，为这国家好。当然，最可怕的是你越为他好，他越觉得你是敌人。许章润教授要去寻找那个共和国的伟大传统，可能某些人并不认为你在那儿追求什么好的共和传统，你就是亡我之心不死。这是今天的最大悲剧。请主持人原谅我，我说话的时间超了5分钟了，好，谢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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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2016年1月23日)
尊敬的茅先生、尊敬的江老师、尊敬的国栋主编，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参加今天这个会，我想起来前几年上一次文摘年会的时候，深圳有一位律师也是我的校友，是许章润教授的同届同学，叫陈惠忠，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来北京的目的就是利用年会的机会，跟各位师友告个别，因为他要出家了。我的这位尊敬的同学告诉大家，从那天开始，以后再也不参与律师业务了，不仅不参与律师工作，也不参与这个世俗世界的任何事情。那天，他的到来给会场带来了一种悲凉气息，我们的这位朋友真是叫挥手从兹去，再也不跟这个世俗世界有任何交集了。
在我看来，陈惠忠先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他为人诚恳，心怀家国之忧，在深圳律师界很受尊重。他之所以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可能跟他对当时国家的法律状况的一种绝望感有关系。曾经在更多年之前，他作为中国法律方面的专家在香港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一个案件中涉及到的中国大陆法律做出一些解说。陈惠忠后来跟我说，那个案件在中国大陆可能两个小时就解决了，但是香港的法庭居然审理了五整天，连轴审。五天里，他在法庭上都要认真地去解答双方律师以及法官所提出来的问题。他跟我说：卫方，我回来以后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的，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20多年来在深圳做的不是律师，或者说他做的，还有我们的法庭所做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审判，而香港的法庭真正是在做法律工作。
他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来了著名翻译家严复当年到英国去留学时的故事。严复曾经热衷于到法庭去旁听案件，我相信到法庭旁听案件是特别便捷学习语言的一个机会，不仅仅能够学习律师所说的那种高雅语言，而且也能学习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方言俚语之类的。在座的各位想必也知道这个典故，他在法庭上听了几天以后，跟当时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说：郭侍郎，英国富强的根源叫我找着了。郭嵩焘说在哪儿？严复说就在法庭，说英国的法庭每天都在伸张正义伸张公理，每天都在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起诉的对方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存在。比方说是英国女王的政府，无论他自己个人是多么卑微的角色，他都可以保证能够获得正义，哪怕是延迟的正义。他在他的日记里边说，郭侍郎深以为然，也就说郭嵩焘当时也意识到，法庭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中国跟西方文明差距最大的一个地点。严复后来在他翻译《法意》的时候，也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法庭跟西方的法庭之间的差别，说“泰东西之政制，有甚异而必不可同者，则刑理一事是已。”他说西方的法庭为什么有那么重要，他专门说过律师的作用。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律师”这个翻译，他用的是音译，“劳叶尔”和“阿涶尼”，说因为这种专业人士的代理，使得司法判决能够确保公正。
那么离严复的时代过去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国家在引进了西方式的法庭，引进了西方的律师制度之后，为什么到现在各位还有这样强烈的无力感？徐昕教授刚才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悲伤，你怎么比我还悲凉，那个说法好像现在所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别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没死掉。这个无力感在我看来可能不仅仅来自于短期内的某种政治的安排、政治的框架，可能更深刻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中的某些基因意义上的缺陷。
我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间也常常去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律师这样的一种职业，为什么能够发育出一种专业的司法制度，而中国为什么一直到晚清，我们两千年的文明中间就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专业司法制度，专门的律师职业，这样一种差异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根源的理解更有利于我们找到解决目前的问题的钥匙。
首先，我想从很古老的时候开始，西方文明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一定论辩性和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价值观方面是一种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冲突或者矛盾，在语言形态上也讲求逻辑和理性。前基督教的希腊哲学给这种开放性奠定了知识和学理上的基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还有上帝凌驾于人间权威之上，也给人类权力格局加以塑造。凡人皆有罪，儒家思想家经常说小人和君子这种分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事实上，小人和君子这样的一种分类成了政治话语的一种常态，权力与道德深度结合，所谓“小人”所主张的利益或者权利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那种为“小人”诉求从事辩护的律师也很容易受到道德上的排斥，平等精神、契约精神都难以产生。所以我们需要想象，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是否能够奠定，反思西方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社会冲突。
第二个方面，我想还需要考察政府的模式，是否能够慢慢地建立起一种所谓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就是说它对于社会各种冲突总是诉诸于一种公正的平台，然后通过一个中立的法官来加以裁判加以解决。大家还都记得180多年前托克维尔到美国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地转换为法律问题，通过司法来加以解决。这样的一种政府是一种典型的司法依赖型的政府，而我们发现其他的政府往往不依赖这样一种途径，比方说他通过灌输的方式，通过洗脑的方式，通过让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父亲，我就是一个慈父，你们就是一个小民，你们就要听我的。这样的体制就会产生一种根本没有办法去发展出律师职业的一个社会，所以司法依赖型的政府如何去推动，这是今天的一个大任务。
另外就是说怎么去能够发展出一套律师的语言、律师的思维方式。我们发现古罗马时代——在江老师面前我斗胆讲几句有关罗马法的事情——罗马人说有社会就有法律，但是不同的社会它的法律形态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典的一种法律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精英语言，但这种精英语言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特别专业化的倾向，大致上这些语言是士大夫阶层都可以是共通的。但是在西方就不一样，在古罗马的时候，我发现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说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都去研究一些个可能在孔子看来根本不值得研究的东西，比方说财产的分类，五大法学家，他们去认真研究那些问题真的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那简直可以说是特别繁琐、特别形而下甚至有几分无聊。但是想想西塞罗这样的人，一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另外一方面在法庭上是如何非常认真地去探讨一些技术性事项，让司法变得更加专业化。这是西方知识形态的一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是怎么去发育出来的，他们这种意识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塑造，比方说保证财产安全、保证交易安全这套知识和技术，我认为我们通过知识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中国也是跟西方文明在这方面是差别非常大，也许是可能是中西文明中间差别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知识的形态。我们是否包容了这样的一种特别具有专业性的知识，这种专业性的知识里边不仅仅是一套专业的术语、概念、逻辑，而且还包括我们是否尊重逻辑，我们是否具有应有的理性。
如果我们还可以再说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塑造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力量那就是基督教，而基督教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其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比方说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那个译者居然是一个律师，德尔图良，他是罗马城的一个律师，白天在代理案件，晚上翻译《圣经》，一个律师翻译《圣经》，就把最早的拉丁文本《圣经》里边有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和神学关系用了法律的术语去加以表达，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法律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中间就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
今天，引进律师制度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最早那位律师伍廷芳先生，他的经历早已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新型职业跟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伍廷芳被认为是跟中国的官场逻辑格格不入，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他的那套语言以及话语方式太特殊，比方说跟沈家本比较，他们两个其实同样写一篇文章，他对于中国官方的说服力是差别很大的。伍廷芳太过分西方化，难以见容于本土文化。
那么，一百年过去了以后，我们的律师是否能够更好地去跟公众进行有效的对话，我们是否能够跟政治家或政府进行一种更好的对话，现在看起来这种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像毛立新律师刚才讲的那样。以前说老实话不只是你们律师跟司法界对话，我们现在学术界十五六年前，那是何等美好的场景，我们跟最高法院的法官，跟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对话，他们还都是厅局级的那些人物，特别有成效。现在，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完全被边缘化。不只是律师被边缘化，更不仅仅是死磕派律师被边缘化。
国栋兄给这次年会所设计的这个题目，即职业伦理问题确实可能是打开这个僵局的一个通道，那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职业伦理，所以职业伦理，不过是说律师怎样从自己的同行处理关系，律师跟自己的客户应该设定怎样的关系，律师跟更广泛的社会设定怎样的关系，律师应当怎样对待媒体，律师应当如何去对待政治……这些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是他的一种专业要求，跟专业化的发育程度具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那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的律师职业伦理是混乱不堪的，那这个地方的律师其实是很糟糕，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种与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行规。法官的职业伦理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到刑事处罚的那个程度，但是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比方说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有些事情我们不违法，但是不可以做。比方说我们写一篇文章如果叫自己的学生帮助你搜集了一些资料，那么我们要加上一个注释，要感谢一下的这些学生们，这是你不感谢也不违法，但是这是职业伦理的要求。
我觉得涉及到律师管理制度的问题，职业伦理只有在一个独立的职业中间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发育，如果我们都是屈从于权力，我们被压迫，那么就发展不出来自己独立的职业伦理。正如大学教授如果得不到独立的话，也照样是混乱不堪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如何去推动这个职业在管理过程中间是独立的，如何去慢慢地形成一种控制产品质量的规范，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律师的方式是合理的去跟客户之间的正常交往，如何去对待利益冲突，这些问题其实都必须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管理制度之下去完成的。我们现在特别悲伤的是律师管理制度在今天仍然还处在一个政府控制的状态，党的权力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们党——我说我们党并不是瞎说八道，因为我确实是党员——我们这个党真是什么事都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前不久这个话又出来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支部建在连队上，支部建在律师事务所，你党什么都管，“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你这扛不过来呀，我有时候替党担心，替党担忧，什么事情你都管，你想想一个良好的职业一定不是被别人所控制的职业，被别人控制的职业那就注定是没有尊严的，而没有尊严者的行为怎么能够有规范？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去慢慢地形成一种律师界的共识，并且通过团结起来的律师，能够跟其他的方面进行一种更合理的交涉。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律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说到网络，网络是什么东西？今天这个时代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发生冲突仇恨的一个平台，那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不会那么激烈冲突的问题，现在你会发现有了网络反而发生了更多的冲突。比方说这些年来我发现律师四分五裂，跟网络有密切的关系。我跟很多律师都有很好的关系，比方说跟陈有西律师、跟杨学林律师，跟范凯洲律师、王才亮律师都关系很好。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边，也能够让大家更加心平气和地去进行交流，能够用一种更加法律人所拥有的理性态度来去进行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对方的言说方式的前提下进行一种更好的互动，我觉得国栋先生你的《律师文摘》可能在这方面还可以起到一种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律从来不仅仅是法律人的事情，我觉得从西方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全社会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茅于轼先生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具有了相当重大的象征意义。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十多年来，他主持的天则所一直在推动经济学与法学更加密切的合作，更加良好的互动。茅先生早就强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的。所以我想今天茅先生一人在这个地方坐着，但他代表着所有的法律界之外的人们，象征着法治不仅仅是法律家的事情。
今天上午我给孙国栋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担心下午我又来不了了，这个叫竹竿打狼两头害怕，我给他打电话他以为我被堵在家里边来不了了，但是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我相信官方人士也会觉得你看这帮人还是挺建设性的，为这国家好。当然，最可怕的是你越为他好，他越觉得你是敌人。许章润教授要去寻找那个共和国的伟大传统，可能某些人并不认为你在那儿追求什么好的共和传统，你就是亡我之心不死。这是今天的最大悲剧。请主持人原谅我，我说话的时间超了5分钟了，好，谢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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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承建印尼高铁项目被暂停
中国在印尼承建的55亿美元高铁项目在奠基仪式一周后被暂停，这提醒人们，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去年10月，北京方面认为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当时中国在激烈竞争中击败日方，赢得承建印尼首条高速铁路的合同。
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这条铁路线也将是中国在东南亚承建的首个高铁项目，它被视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场考验，看它们在一个复杂的民主国家中运作能力如何。该项目受到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关注，这些国家正在考虑中国高铁的优点。
印尼交通部表示，它尚未签发施工许可证或特许权协议，因为承建该项目的中国-印尼财团尚未提交必要的文件。
一位官员告诉当地媒体，当局无法加快处理，因为其中一些文件是中文的，他们看不懂。
曾表态反对高铁的印尼交通部长表示，他希望得到一个保证：如果该项目半途而废（就像雅加达一个单轨项目的结局那样），沿途景观将被恢复到原始状态。
执行该项目的印尼-中国高铁公司(Kereta Cepat Indonesia China)首席执行官杭科罗(Hanggoro Budi Wiryawan)表示，奠基只是一个仪式，只有在签发了必要的许可证之后，才能开始施工。
在印尼的外国投资者中，许可证问题一直受到抱怨。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尼排在第109位，甚至不如官僚主义盛行的中国（第84位）。
分析人士表示，这是中国将要遭遇的种种问题的一个序曲；中方试图赶在2018年完成这个印尼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由于土地征用、环境问题和政治争端方面的困难，印尼许多项目被搁置多年，甚至不了了之。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的中国-东南亚关系专家赵洪表示，在国内习惯开了推土机就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民主国家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中国国有企业很容易从中国政府获得信贷，但它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当地社会，尤其是在地方政治非常复杂的印尼，”他说。
政府贷款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以优惠条款为印尼高铁项目提供四分之三的融资，而且不需要印尼政府的担保。
雅加达政治分析人士保罗•罗兰(Paul Rowland)表示：“他们以为能够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这个项目——这从来就是非常奇特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101283
去年10月，北京方面认为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当时中国在激烈竞争中击败日方，赢得承建印尼首条高速铁路的合同。
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这条铁路线也将是中国在东南亚承建的首个高铁项目，它被视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场考验，看它们在一个复杂的民主国家中运作能力如何。该项目受到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关注，这些国家正在考虑中国高铁的优点。
印尼交通部表示，它尚未签发施工许可证或特许权协议，因为承建该项目的中国-印尼财团尚未提交必要的文件。
一位官员告诉当地媒体，当局无法加快处理，因为其中一些文件是中文的，他们看不懂。
曾表态反对高铁的印尼交通部长表示，他希望得到一个保证：如果该项目半途而废（就像雅加达一个单轨项目的结局那样），沿途景观将被恢复到原始状态。
执行该项目的印尼-中国高铁公司(Kereta Cepat Indonesia China)首席执行官杭科罗(Hanggoro Budi Wiryawan)表示，奠基只是一个仪式，只有在签发了必要的许可证之后，才能开始施工。
在印尼的外国投资者中，许可证问题一直受到抱怨。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尼排在第109位，甚至不如官僚主义盛行的中国（第84位）。
分析人士表示，这是中国将要遭遇的种种问题的一个序曲；中方试图赶在2018年完成这个印尼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由于土地征用、环境问题和政治争端方面的困难，印尼许多项目被搁置多年，甚至不了了之。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的中国-东南亚关系专家赵洪表示，在国内习惯开了推土机就上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民主国家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中国国有企业很容易从中国政府获得信贷，但它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当地社会，尤其是在地方政治非常复杂的印尼，”他说。
政府贷款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以优惠条款为印尼高铁项目提供四分之三的融资，而且不需要印尼政府的担保。
雅加达政治分析人士保罗•罗兰(Paul Rowland)表示：“他们以为能够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这个项目——这从来就是非常奇特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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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09 -- 《纽约时报》中国“铁路外交”在拉丁美洲频繁受挫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 2015/10/01 -- 印尼官员：中国为获得高铁项目做出让步 同意修建火车站提供技术转让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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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4/24 -- 中国与日本争亚洲6国高铁项目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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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20 -- 路透社：中石油集团印尼投资项目疑窦重重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 2014/11/25 -- 《纽约时报》中资矿企掘金马来西亚“铁山”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101283
分析：日本採取負利率措施影響幾何？
2016年 1月 29日
日本央行周五（29日）決定把民間各銀行儲蓄在央行的存款利率從現在的0.1%下調到0.1%負利率，今後還可能進一步下調。
日本正經歷非常低的通貨膨脹率，這意味著個人和企業更願意存錢，而不是花錢或投資。負利率可能會鼓勵商業銀行將資金外借，這會推動日本國內消費和企業投資。
該政策同時旨在推動通貨膨脹上升—這也是讓企業和個人消費而不是存錢的另一個誘因。
那麼，日本實行負利率政策會有多大影響？
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劉芍佳在接受BBC中文網電話專訪時說，日本負利率政策這種刺激經濟手段並不新鮮，且它對日本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還有待觀察。
劉芍佳認為其作用可能十分有限：「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不僅是貨幣的問題，也有出口需求，而負利率不能夠帶動出口增長」。
他分析，這對全球貨幣市場有一定影響—日元貶值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競爭力，但是否能夠轉化成經濟增長，取決於出口市場的需求，如果需求旺盛，反之刺激作用則會被削弱。
劉芍佳表示，日本此舉對中國、亞洲乃至全球的影響都有限。同時，「中國不需要負利率這種極端的貨幣刺激政策，因為目前利率還是比較高的水平，仍有很大下調的空間，不會到負利率的狀況」。
「中國會用這種手段來刺激經濟，因為經濟疲軟，也想使經濟增長保持一定速度，因此不排除用降息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只是一種選擇。」
「中國在強調供給側改革、減稅、政府讓利，減輕企業稅負成本以刺激投資，這是財政手段，而這些可能比降息更有直接作用。」
「黑田火箭筒」
BBC記者大井真理子分析，推行負利率政策的決定因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而被稱為「黑田火箭筒」。
她說，黑田東彥以做出使投資者驚訝的舉動而知名。就在一、兩周前，黑田對日本國會預算委員會表示，他不會推出更多刺激經濟舉措。
推出負利率政策的宣佈導致日股上揚的同時日元兌主要貨幣匯率大幅下跌。
日本央行自本世紀初就開始考量實行負利率政策。儘管日本是全球第一個這樣考慮推行負利率的國家，但丹麥、瑞典、瑞士以及必須在歐元區經濟危機之後盡其所能維繫經濟的歐洲央行都在日本之前實施了這一政策。
儘管如此，有人質疑負利率政策究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
日本富士通研究所的馬丁·舒爾茨對BBC表示，負利率是日本央行的最後的手段，但其影響不可能很大。
最後一招
舒爾茨警告，歐元區的負利率被用來應付金融危機，而日本則處在長期緩慢增長的環境中。
「在日本，信貸不提高不是因為銀行不願外借，而是因為企業沒有看到投資前景，甚至在負利率政策下，這種情況將不會改變」，他說。
舒爾茨強調：「企業不需要資金—他們需要的是投資機會，而這只能通過結構性改革來實現，而不是貨幣政策」。
日本央行實行負利率政策之外，其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在過去的一年未能成功推動增長。
倫敦券商Mint Partners分析師比爾·布萊恩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貨幣當局日益降低匯率的舉措扭曲了全球市場，投資者不安：「投資者擔憂，只能在諸如股市、房地產和債權等金融資產中看到任何通貨膨脹，結果就是，每個人都突然擔憂自己坐在噩夢上」。
（編寫：高志強，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6/01/160129_japan_rate_impact
日本央行周五（29日）決定把民間各銀行儲蓄在央行的存款利率從現在的0.1%下調到0.1%負利率，今後還可能進一步下調。
日本正經歷非常低的通貨膨脹率，這意味著個人和企業更願意存錢，而不是花錢或投資。負利率可能會鼓勵商業銀行將資金外借，這會推動日本國內消費和企業投資。
該政策同時旨在推動通貨膨脹上升—這也是讓企業和個人消費而不是存錢的另一個誘因。
那麼，日本實行負利率政策會有多大影響？
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劉芍佳在接受BBC中文網電話專訪時說，日本負利率政策這種刺激經濟手段並不新鮮，且它對日本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多大還有待觀察。
劉芍佳認為其作用可能十分有限：「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不僅是貨幣的問題，也有出口需求，而負利率不能夠帶動出口增長」。
他分析，這對全球貨幣市場有一定影響—日元貶值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競爭力，但是否能夠轉化成經濟增長，取決於出口市場的需求，如果需求旺盛，反之刺激作用則會被削弱。
劉芍佳表示，日本此舉對中國、亞洲乃至全球的影響都有限。同時，「中國不需要負利率這種極端的貨幣刺激政策，因為目前利率還是比較高的水平，仍有很大下調的空間，不會到負利率的狀況」。
「中國會用這種手段來刺激經濟，因為經濟疲軟，也想使經濟增長保持一定速度，因此不排除用降息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只是一種選擇。」
「中國在強調供給側改革、減稅、政府讓利，減輕企業稅負成本以刺激投資，這是財政手段，而這些可能比降息更有直接作用。」
「黑田火箭筒」
BBC記者大井真理子分析，推行負利率政策的決定因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而被稱為「黑田火箭筒」。
她說，黑田東彥以做出使投資者驚訝的舉動而知名。就在一、兩周前，黑田對日本國會預算委員會表示，他不會推出更多刺激經濟舉措。
推出負利率政策的宣佈導致日股上揚的同時日元兌主要貨幣匯率大幅下跌。
日本央行自本世紀初就開始考量實行負利率政策。儘管日本是全球第一個這樣考慮推行負利率的國家，但丹麥、瑞典、瑞士以及必須在歐元區經濟危機之後盡其所能維繫經濟的歐洲央行都在日本之前實施了這一政策。
儘管如此，有人質疑負利率政策究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
日本富士通研究所的馬丁·舒爾茨對BBC表示，負利率是日本央行的最後的手段，但其影響不可能很大。
最後一招
舒爾茨警告，歐元區的負利率被用來應付金融危機，而日本則處在長期緩慢增長的環境中。
「在日本，信貸不提高不是因為銀行不願外借，而是因為企業沒有看到投資前景，甚至在負利率政策下，這種情況將不會改變」，他說。
舒爾茨強調：「企業不需要資金—他們需要的是投資機會，而這只能通過結構性改革來實現，而不是貨幣政策」。
日本央行實行負利率政策之外，其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在過去的一年未能成功推動增長。
倫敦券商Mint Partners分析師比爾·布萊恩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貨幣當局日益降低匯率的舉措扭曲了全球市場，投資者不安：「投資者擔憂，只能在諸如股市、房地產和債權等金融資產中看到任何通貨膨脹，結果就是，每個人都突然擔憂自己坐在噩夢上」。
（編寫：高志強，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6/01/160129_japan_rate_impact
埃及斑蚊：傳播茲卡病毒的罪魁禍首
2016年 1月 29日
茲卡病毒在巴西引發疫情並已蔓延到20幾個國家。世界衛生組織「茲卡緊急小組」 2月1日將開會決定如何對付這一全球性的緊急狀況。這場正在引起全世界警覺的危機，始作俑者是不起眼的小小蚊子。我們對埃及斑蚊知多少？
城市「居民」
茲卡病毒由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攜帶。它不是藏身巴西熱帶雨林與世隔絕，相反，最喜歡人類聚居的城鎮。
埃及斑蚊像蟑螂、鴿子、城市狐狸一樣，在城市裏生活最舒服愜意。
它不需要自然開闊的水面產卵，任何小片的積水，如屋頂的排水槽，空花盆裏等等。
美國埃默裏大學教授吉特恩說，隨著世界越來越城市化，埃及斑蚊的繁殖傳播也越來越興旺。巴西的城市化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過去70年中從20%猛增至80%。
埃及斑蚊要「家丁興旺」，要有充足的食物。食物的確很充足：我們人類。
「罪惡累累」
茲卡病毒讓埃及斑蚊一下子"臭名遠揚」，但埃及斑蚊的「劣跡」並不是從茲卡病毒才開始。
它也是攜帶登革熱和黃熱病病毒的蚊子。
黃熱病可導致黃疸、出血，和多項器官衰竭。
全球每年感染登革熱病毒的人有近4億人，基本上是埃及斑蚊叮咬所致。
曾引起恐慌，能入侵心臟組織，造成發炎（心肌炎）的基孔肯亞熱病毒，Chikungunya，也是由埃及斑蚊攜帶的。
傳播方式
埃及斑蚊轉播病毒的方式，是通過叮咬攜帶病毒的人，再叮咬其他人，血液交叉感染。
雌雄蚊子都從植物的花粉中吸取食物，但母蚊子需要吸血才能產卵。
因此，只有母蚊子才叮咬吸血，而且最愛「吃」人血。
有兩點使得埃及斑蚊傳播病毒特別「有效」：一是埃及斑蚊幾乎只吸人血，因此一旦從一個人身上攜帶病毒，就很可能在下一次叮咬時傳給別人。
其它蚊子傳播病毒不如埃及斑蚊的能力，是因為其他蚊子人和動物不分，見誰咬誰。
另一點是，埃及斑文不是逮著一個人吃個飽，而是「少吃多甜」，咬一口，吸點血，再換個人咬咬。因此埃及斑蚊傳播病毒的面更廣更快。
而且，埃及斑蚊白天也很活躍，不像其他蚊子主要是夜間出沒，因此蚊帳的防範作用打了折扣。
埃及斑蚊不善飛行。從出生地點飛出100米已是遙遠的距離。但是，埃及斑蚊非常善於「搭便車」，因此儘管自己懶得飛，仍然可以遊遍全球。
埃及斑蚊生活環境是熱帶和亞熱帶氣候。因此人們擔心茲卡病毒可能會影響到美洲、非洲和印度、中國的大片地區。
但是，埃及斑蚊的近親，Aedus albopictus，也稱亞洲虎蚊（或稱白線斑蚊），喜歡溫帶氣候。
亞洲虎紋曾導致意大利和法國爆發基孔肯亞熱病毒。科學家懷疑它也可能轉播茲卡病毒，但目前尚無確鑿證據。
（編寫：白墨 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29_zika_the_mosquito
茲卡病毒在巴西引發疫情並已蔓延到20幾個國家。世界衛生組織「茲卡緊急小組」 2月1日將開會決定如何對付這一全球性的緊急狀況。這場正在引起全世界警覺的危機，始作俑者是不起眼的小小蚊子。我們對埃及斑蚊知多少？
城市「居民」
茲卡病毒由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攜帶。它不是藏身巴西熱帶雨林與世隔絕，相反，最喜歡人類聚居的城鎮。
埃及斑蚊像蟑螂、鴿子、城市狐狸一樣，在城市裏生活最舒服愜意。
它不需要自然開闊的水面產卵，任何小片的積水，如屋頂的排水槽，空花盆裏等等。
美國埃默裏大學教授吉特恩說，隨著世界越來越城市化，埃及斑蚊的繁殖傳播也越來越興旺。巴西的城市化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過去70年中從20%猛增至80%。
埃及斑蚊要「家丁興旺」，要有充足的食物。食物的確很充足：我們人類。
「罪惡累累」
茲卡病毒讓埃及斑蚊一下子"臭名遠揚」，但埃及斑蚊的「劣跡」並不是從茲卡病毒才開始。
它也是攜帶登革熱和黃熱病病毒的蚊子。
黃熱病可導致黃疸、出血，和多項器官衰竭。
全球每年感染登革熱病毒的人有近4億人，基本上是埃及斑蚊叮咬所致。
曾引起恐慌，能入侵心臟組織，造成發炎（心肌炎）的基孔肯亞熱病毒，Chikungunya，也是由埃及斑蚊攜帶的。
傳播方式
埃及斑蚊轉播病毒的方式，是通過叮咬攜帶病毒的人，再叮咬其他人，血液交叉感染。
雌雄蚊子都從植物的花粉中吸取食物，但母蚊子需要吸血才能產卵。
因此，只有母蚊子才叮咬吸血，而且最愛「吃」人血。
有兩點使得埃及斑蚊傳播病毒特別「有效」：一是埃及斑蚊幾乎只吸人血，因此一旦從一個人身上攜帶病毒，就很可能在下一次叮咬時傳給別人。
其它蚊子傳播病毒不如埃及斑蚊的能力，是因為其他蚊子人和動物不分，見誰咬誰。
另一點是，埃及斑文不是逮著一個人吃個飽，而是「少吃多甜」，咬一口，吸點血，再換個人咬咬。因此埃及斑蚊傳播病毒的面更廣更快。
而且，埃及斑蚊白天也很活躍，不像其他蚊子主要是夜間出沒，因此蚊帳的防範作用打了折扣。
埃及斑蚊不善飛行。從出生地點飛出100米已是遙遠的距離。但是，埃及斑蚊非常善於「搭便車」，因此儘管自己懶得飛，仍然可以遊遍全球。
埃及斑蚊生活環境是熱帶和亞熱帶氣候。因此人們擔心茲卡病毒可能會影響到美洲、非洲和印度、中國的大片地區。
但是，埃及斑蚊的近親，Aedus albopictus，也稱亞洲虎蚊（或稱白線斑蚊），喜歡溫帶氣候。
亞洲虎紋曾導致意大利和法國爆發基孔肯亞熱病毒。科學家懷疑它也可能轉播茲卡病毒，但目前尚無確鑿證據。
（編寫：白墨 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29_zika_the_mosquito
日本政府已下令自衛隊可攔截朝鮮導彈
2016年 1月 29日
鑒於有跡象表明朝鮮正在凖備發射遠程彈道導彈，日本政府已向自衛隊下達「摧毀措施命令」，允許其對導彈實施攔截。
共同社報道，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稱，朝鮮可能會在不事先預告的情況下發射導彈。
「摧毀措施命令」於28日下達，政府因為擔心其對導彈發射的探知能力暴露，並未對外公布下令一事。
菅義偉在記者會上稱，「保護國民的生命是政府的首要任務。我們已經切實做好能應對任何事態的凖備。」
他同時指出，「從金正恩體制迄今為止的行動來看，無法排除朝鮮做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包括無預告的彈道導彈發射在內的某種挑釁行為的可能性。」
朝凖備發射
有跡象表明朝鮮正在西北部的東倉裏導彈發射場推進發射遠程彈道導彈的凖備。最快可能在一周前後發射。
分析人士認為，朝鮮繼本月6日強行實施第四次核試驗後又凖備發射導彈，意在對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加強對朝制裁的討論加以牽制。
如果朝鮮真的發射導彈，還將違反此前的安理會決議，勢必促使安理會通過更加嚴厲的制裁決議。
消息人士透露稱，通過對近幾日的衛星照片進行圖像分析等後，確認朝鮮正在推進發射凖備。
上次朝鮮發射遠程彈道導彈是2012年12月。對於當時以發射「人造衛星」為名強行發射的遠程彈道導彈，日美韓等國認為其「衛星」部分已成功進入軌道。
朝鮮2015年還試射過潛射導彈（SLBM）。
朝鮮國家宇宙開發局局長2015年9月宣稱「新的地球觀測衛星的開發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只要做出決定隨時都可發射。
朝官員訪俄
朝鮮核試引發美國帶頭推動聯合國加強對平壤制裁，朝鮮周五（29日）派遣高級外交官員到俄羅斯，甚至可能派遣高級外交官員到中國， 此舉似乎在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盟邦支持。
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握有否決權， 過去曾協助緩和國際社會對朝鮮挑釁活動的反應。
朝鮮中央通信社報道，朝鮮副外交部長樸明國（Pak Myong- Guk，音譯）率領的代表團，周五已啟程前往俄國。
報道沒有提供這次行程的任何細節，但此行正值朝鮮本月第四次核試爆後，美國為尋求嚴厲制裁，正致力建立區域和國際共識。
與此同時，韓聯社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話說，有人目擊1名朝鮮高級外交官員抵達北京的國際機場。
中美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四（28日）表示，朝鮮早前進行核試，已經對東北亞增添複雜因素，中方高度關注當前局勢，憂慮事態發展。
她呼籲有關各方冷靜對待形勢，保持克制，不要作出過激行為，以免令局勢進一步升級，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
美國國務卿克里周三在北京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時稱，朝鮮的核野心「是對世界的一個威脅」，並呼籲新的制裁。
但王毅表示中國不會支持任何制裁措施。
中國雖然是朝鮮主要的盟友，但北京譴責了平壤最新的核試驗。
克里在與王毅會晤後表示，美中雙方都同意需要一個措辭「強硬」的聯合國新決議對付朝鮮。
克里還表示，限制中朝邊境的貿易和服務是可能的措施之一。
但是王毅回應說，雖然中國支持一個新的決議，但它「不應該引發新的緊張，更不應該影響朝鮮半島的穩定」。
中國是朝鮮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和盟國，儘管金正恩上台後中朝關係有所冷卻，但專家認為，北京擔心朝鮮一旦出問題，數以百萬計的朝鮮難民會湧入中國。
（撰稿/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29_japan_nkorea_missile
鑒於有跡象表明朝鮮正在凖備發射遠程彈道導彈，日本政府已向自衛隊下達「摧毀措施命令」，允許其對導彈實施攔截。
共同社報道，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稱，朝鮮可能會在不事先預告的情況下發射導彈。
「摧毀措施命令」於28日下達，政府因為擔心其對導彈發射的探知能力暴露，並未對外公布下令一事。
菅義偉在記者會上稱，「保護國民的生命是政府的首要任務。我們已經切實做好能應對任何事態的凖備。」
他同時指出，「從金正恩體制迄今為止的行動來看，無法排除朝鮮做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包括無預告的彈道導彈發射在內的某種挑釁行為的可能性。」
朝凖備發射
有跡象表明朝鮮正在西北部的東倉裏導彈發射場推進發射遠程彈道導彈的凖備。最快可能在一周前後發射。
分析人士認為，朝鮮繼本月6日強行實施第四次核試驗後又凖備發射導彈，意在對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加強對朝制裁的討論加以牽制。
如果朝鮮真的發射導彈，還將違反此前的安理會決議，勢必促使安理會通過更加嚴厲的制裁決議。
消息人士透露稱，通過對近幾日的衛星照片進行圖像分析等後，確認朝鮮正在推進發射凖備。
上次朝鮮發射遠程彈道導彈是2012年12月。對於當時以發射「人造衛星」為名強行發射的遠程彈道導彈，日美韓等國認為其「衛星」部分已成功進入軌道。
朝鮮2015年還試射過潛射導彈（SLBM）。
朝鮮國家宇宙開發局局長2015年9月宣稱「新的地球觀測衛星的開發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只要做出決定隨時都可發射。
朝官員訪俄
朝鮮核試引發美國帶頭推動聯合國加強對平壤制裁，朝鮮周五（29日）派遣高級外交官員到俄羅斯，甚至可能派遣高級外交官員到中國， 此舉似乎在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盟邦支持。
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握有否決權， 過去曾協助緩和國際社會對朝鮮挑釁活動的反應。
朝鮮中央通信社報道，朝鮮副外交部長樸明國（Pak Myong- Guk，音譯）率領的代表團，周五已啟程前往俄國。
報道沒有提供這次行程的任何細節，但此行正值朝鮮本月第四次核試爆後，美國為尋求嚴厲制裁，正致力建立區域和國際共識。
與此同時，韓聯社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話說，有人目擊1名朝鮮高級外交官員抵達北京的國際機場。
中美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四（28日）表示，朝鮮早前進行核試，已經對東北亞增添複雜因素，中方高度關注當前局勢，憂慮事態發展。
她呼籲有關各方冷靜對待形勢，保持克制，不要作出過激行為，以免令局勢進一步升級，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
美國國務卿克里周三在北京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時稱，朝鮮的核野心「是對世界的一個威脅」，並呼籲新的制裁。
但王毅表示中國不會支持任何制裁措施。
中國雖然是朝鮮主要的盟友，但北京譴責了平壤最新的核試驗。
克里在與王毅會晤後表示，美中雙方都同意需要一個措辭「強硬」的聯合國新決議對付朝鮮。
克里還表示，限制中朝邊境的貿易和服務是可能的措施之一。
但是王毅回應說，雖然中國支持一個新的決議，但它「不應該引發新的緊張，更不應該影響朝鮮半島的穩定」。
中國是朝鮮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和盟國，儘管金正恩上台後中朝關係有所冷卻，但專家認為，北京擔心朝鮮一旦出問題，數以百萬計的朝鮮難民會湧入中國。
（撰稿/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29_japan_nkorea_missile
《藏区秘行》第一章第五节：两河口今昔
两河口镇
5. 两河口今昔
在章谷镇开上前往金川的公路，刚要加速，路边一位大爷朝我们招手，示意X停车。老爷子走到车窗边，告诉X从丹巴到马尔康的公路不通，几天前下了场大雨，泥石流冲过公路，交通断了。
我们只好掉头返回小金。 在两县边界过检查站，穿制服的男人认出开车的J，一挥手，免检放行。
我们在猛固桥转上210省道，沿抚边河北上。小金县地势西南低，东北高，朝北行驶，海拔越走越高。公路在沟底，两边山峰陡峭，山坡植被良好，朝阳坡面常见人工种植的松树林。抚边河不大，河水清浅，河道偶尔沿山一绕，拢出一小片平地，形成一个坝子，上面就有了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坡下一弯河水，坡上几座石屋，零散的小块地里包谷青绿茂密。这一带是小金县的产粮区，抚边曾有"粮台"之称。可是，自然条件如此，即使是"粮台"，产出也相当有限，当地农民能做到自给略有余应该就很不错了。
路边闪过熟悉的地名：八角、木坡，抚边……在我读过的"长征日记"里，这些地名反复出现。沟底人烟不多，多数村寨在山坡上。后来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虽然进了藏区，可是从懋功经两河口到卓克基，山沟里看不到一个村庄，每天白天在山沟里走一天，然后得爬几里路到山上的寨子里宿营，次日一早再下山，继续在山沟里走。他们走的应该就是这条公路的前身。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确定的下一步作战方针是进入四川，在川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赤化全川"，故令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南下策应。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从彝区走到藏区，深入到全然陌生的文化区域里。或许只有身在此地，中共领导者们才知道，川西与汉人想象中的"天府之国"相距甚远。在以非汉民族为主的川西，他们语言不通，饮食不惯，气候不适，就算占下地盘，这一带地广人稀，产出勉强够民众自给，无法养活数十万军队。更何况在不同语言文字的地区，中共擅长的文宣无法发挥作用，难以得到民众支持， 也没法扩充军队。 而且，他们不仅要面对四川军阀和国军的围剿，还不得不应对心怀敌意，神出鬼没的部落武装。他们意识到原先的计划不切实际，需要重订下一步行动计划。可是两支军队意见不合，张国焘主张南下，临时中央主张北上。
于是就有了"两河口会议"。
两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的总部设在茂县。他得到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的消息后，又接到中央电报要"面商一切"，于是骑马兼程赶来。张、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里相会，地点就在现在的小金县两河口镇。 镇子在抚边河与虹桥沟的交汇处，当年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寨子。
到了两河口镇，正是午后时分。大家一致决定下来看看。
公路穿过小镇，沿路全是商店，但镇子里冷冷清清，看不到游人，想来店里都没有生意。公路靠山的院墙后面，以青绿山峰为背景，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毛泽东立像。 天空湛蓝，高海拔地方的阳光特别明亮，白色的毛泽东塑像反射着阳光， 看上去白晃晃的一片。在这出奇安静的山间小镇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新。眼前的一切都太新了，街是新的，房子是新的，毛泽东像看上去也是新的，仿佛有个神奇的力量，把建筑师刚画好的设计图一下子安到了这个人烟稀少的山谷里。
2009年，由江西省对小金县"震后对口支援"，出资新修"两河口会议旧址纪念馆"，是为小金县的主要"红色景点"之一，老远就能看到的毛泽东塑像就在纪念馆里面。纪念馆紧邻的院子门口挂着三块牌子：两河派出所、两河交通警察总队、 两河刑事警察总队。这个警察总队大门紧闭，但能看到里面大楼墙面上的金色大字：办事要公道，说话要和气，物要整洁，人要精神。这最后一条，跟这个安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镇甚为相配。
纪念馆的大门修得很考究，水磨砖砌的清水墙，屋檐翘起，屋脊上的装饰和汉地农村的土地庙一模一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大门特宽，大红门上密布黄色门钉，两侧墙上各有一个圆形窗洞。要不是大门上方黑色匾额上草书"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这大门定会被人看成一座新建的汉式庙宇。 事实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确是在一座关帝庙里举行的。
大红门紧闭着，不像是开放的样子。我试着使劲一推，门竟然开了。正犹豫是否能进去，里面走出一个中年男人。我问他是否可以参观？他说可以，于是我们鱼贯而入。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进了大门，宽敞的石砌台阶上有座大殿，是大型庙宇殿堂的式样，匾额上写着"两河口会议会址"。大殿前方，左右各有一座红色底座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雕塑，一组的底座上刻着"红军北上"，另一组刻着"迎接红军"。 其实红军到两河口时， 百姓都跑光了，红军官兵进的是个空荡荡的寨子，并没有人躬身垂首来迎接。
大殿后碎石砌的台阶路边，有座小小的四方形灰色建筑，这是当年关帝庙留下的唯一建筑。这座小房子显然经过精心休整，格子门关着，从门上的方格里看进去，可见里面的群像。一组人物雕像围着长条桌，有站有坐，姿态各异，令我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位于中心的"救世主"，自然就是小山顶上立着的那位领袖。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组雕像放在这座小房子里。原先的关帝庙主体建筑已毁，这座小屋只是原先的马房，当年的中央领导人并不是在马房里开会。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仿佛象征革命道路之不易。路边分布着当年与会者的胸像。胸像的基座用碎石砌成，和观者视线平齐，胸像表情大同小异，面容显示出革命者的坚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与会者均有塑像，包括张国焘和林彪。只有一座是例外，那是一座不大的全身像，一名军人手握望远镜，骑着战马，姿态十分英武。这是彭德怀，"唯我彭大将军"是也。
我一一辨认与会者的塑像，想起他们日后的结局，不免唏嘘。这些人中，博古、邓发在中共建政前死于飞机失事，成了烈士。 "彭大将军"、林彪、刘少奇皆在文革期间死于非命，而且情形甚为凄惨。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在文革中被批斗，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王稼祥在1962年被整肃后精神失常， 1974年死于心脏病。周恩来也不算善终，且无葬身之地。林伯渠、何克全（凯丰）算是死得其时，两人都在文革前去世，没有遭遇他们同事们所经历的迫害。刘伯承虽然高寿而终，但1958年曾遭整肃。据说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晚年拒看战争片，因为想到千百万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和失去儿子的老妇，心感不安。这样的反思将"军神"还原为人。
两河口会议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争斗之始，不久后两人的权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张国焘军事、 政治双重失败，在延安寻机脱共，从此告别了他参与创建的政党，被中共定为"叛徒"。在"成王败寇"史观的中共党史里，他一直是个反角。在这里树起张国焘雕像，显示出对那段历史的尊重。不过，如果真的尊重历史，高踞丘顶的领袖像就不应该是毛泽东。两河口会议时，中共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洛甫（张闻天）。要等到"延安整风"之后，他的战友们齐齐俯首，"红太阳"才冉冉升起。
当昔日的战友和部下一个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整肃和迫害，其中多人死于非命时，身在海外的张国焘置身事外，冷眼相望，不知是为自己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他是否反思过自己对战友和部下大开杀戒的"白雀园肃反"和"川陕根据地肃反"？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死在北京，三年后，"叛徒"张国焘死在加拿大。参加两河口会议的16人中，只有政治上未担重任的聂荣臻、刘伯承和流亡海外的张国焘死在毛泽东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某个不可泄露的"天机"？
到得丘顶，眺望远山密林，天蓝云白，视野开阔。白色石围栏中心的领袖全身立像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完全不是当年的毛泽东形象。站在山丘上的毛泽东像居高临下，他昔日战友和上级的雕像置于荒草丛中。这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看都不像"亲密战友"，更像是"帝王"与"群臣"。
下山匆匆，一路无所旁顾。陪同的看守人絮絮叨叨地抱怨，说工资太低，每月3百元连养活自己都不够，纪念馆不卖门票，他拿不到补贴。跨过高高的红门槛，大门哐当一声关上，封存了我的故乡江西省花费4500万元人民币制作的形象历史。
街上依旧冷冷清清，几个中年女人坐在小店门口，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这几个过客匆匆来去。70多年前，那群后来声名显赫的人来到这个寨子时，村民们大抵也是这样吧。他们躲在山里，耐心地等着远方来的"乱兵"离去。说到底， "成王"成就的是一些人的梦想，"败寇"也只是另一些人梦想的破灭。历史的不堪正如刘伯承的晚年反思：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为了什么主义，两军阵中厮杀而死的，都是农民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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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中国16省下调GDP目标 下调幅度最多达到两个百分点
中国各省市政协及人大会议期间，有16个省份下调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增速达两个百分点，其余8个省份维持去年目标，只有一省上调。经济学者认为，此次下调反应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学者认为，只有进行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国营企业的垄断，让民营企业进入国营企业的领域，中国经济才会出现生机。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月26日，在26个已经召开两会的省份中，有16个省份相较2015年的GDP增速目标下调了今年的目标，下调幅度最多达2个百分点，还有8个省份维持去年目标，只有一省上调了目标。其中，北京2016年经济目标为6.5%，比2015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报道还称，9个未完成2015年增长目标的省份，今年全部选择维持或下调GDP目标，而即使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广西、江苏、广东、浙江、江西、青海、四川等也同样提出了“降速”。
经济学者温克坚27日对今年有16个省份下调国内生产总值表示：“这种下调多少反应了跟现实环境的对应，因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常的惨不忍睹，如果官方数据再非常亮丽的话，这种对比让各界都觉得有些尴尬和难堪。在这个意义上做出一些微调，做出一些姿态，地方官员也可以放松一点压力，我觉得也是一种有限的灵活性”。
另外中国内地股市27日再出现大幅波动，深圳和上海股市早晨高开后随即下跌，上证指数跌破2700点关口，下午跌幅曾扩大至4%，低见2638点，创业板指数更跌逾5%，失守190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735点，跌14点，跌幅0.52%。深证成份指数收市报9422点，跌61点，跌幅0.64%。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对于超过50%的省份下调GDP增速，27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在目前经济环境下，下调是合理的：“该下调就得下调，因为中国经济带有很大程度的计划经济，下调之后各级部门的经济目标都会降低，政府的行为也会减弱，否则政府官员一天到晚为了这个经济目标在奋斗，如果达不到，地方官员就会一天到晚的去刺激经济，他搞一些政策行为。关键是要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这对地方官员是一个极大的轻松，他就不要赶任务”。
记者：您觉得调整两个百分点多吗？
回答：我感觉是合理的，经济没有这么多的增长，就让他自由起落体式下降吧。
官媒报道称，2016年一些西部省份也在下调GDP增速，如四川、新疆、宁夏、甘肃、陕西确定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分别是7%、7.5%以上等，分别比上一年的7.5%、9%、8%、8%左右、10%左右降幅0.5至2个百分点不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调整后的2016年GDP分别是7%至7.5%、7.5%至8%等，甚至高于西部一些省份的目标数字。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广西、广东等9个省份，其设定的区间从6%至6.5%到7.5%至8%不等。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此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过去的那种粗放型、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不能够持续了，现在要把他转变称注重质量、注重效益，降低能耗等，这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模式速度就要下降。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的注重技术进步、创新，经济又会重新焕发生机”。
胡教授表示，经济增速下调，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前提是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那还是要依靠广大的民营企业，要改革现有的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打破行政垄断，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入的改革”。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1/%e4%b8%ad%e5%9b%bd16%e7%9c%81%e4%b8%8b%e8%b0%83gdp%e7%9b%ae%e6%a0%87-%e4%b8%8b%e8%b0%83%e5%b9%85%e5%ba%a6%e6%9c%80%e5%a4%9a%e8%be%be%e5%88%b0%e4%b8%a4%e4%b8%aa%e7%99%be%e5%88%86%e7%82%b9/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月26日，在26个已经召开两会的省份中，有16个省份相较2015年的GDP增速目标下调了今年的目标，下调幅度最多达2个百分点，还有8个省份维持去年目标，只有一省上调了目标。其中，北京2016年经济目标为6.5%，比2015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报道还称，9个未完成2015年增长目标的省份，今年全部选择维持或下调GDP目标，而即使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广西、江苏、广东、浙江、江西、青海、四川等也同样提出了“降速”。
经济学者温克坚27日对今年有16个省份下调国内生产总值表示：“这种下调多少反应了跟现实环境的对应，因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常的惨不忍睹，如果官方数据再非常亮丽的话，这种对比让各界都觉得有些尴尬和难堪。在这个意义上做出一些微调，做出一些姿态，地方官员也可以放松一点压力，我觉得也是一种有限的灵活性”。
另外中国内地股市27日再出现大幅波动，深圳和上海股市早晨高开后随即下跌，上证指数跌破2700点关口，下午跌幅曾扩大至4%，低见2638点，创业板指数更跌逾5%，失守190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735点，跌14点，跌幅0.52%。深证成份指数收市报9422点，跌61点，跌幅0.64%。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对于超过50%的省份下调GDP增速，27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在目前经济环境下，下调是合理的：“该下调就得下调，因为中国经济带有很大程度的计划经济，下调之后各级部门的经济目标都会降低，政府的行为也会减弱，否则政府官员一天到晚为了这个经济目标在奋斗，如果达不到，地方官员就会一天到晚的去刺激经济，他搞一些政策行为。关键是要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这对地方官员是一个极大的轻松，他就不要赶任务”。
记者：您觉得调整两个百分点多吗？
回答：我感觉是合理的，经济没有这么多的增长，就让他自由起落体式下降吧。
官媒报道称，2016年一些西部省份也在下调GDP增速，如四川、新疆、宁夏、甘肃、陕西确定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分别是7%、7.5%以上等，分别比上一年的7.5%、9%、8%、8%左右、10%左右降幅0.5至2个百分点不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调整后的2016年GDP分别是7%至7.5%、7.5%至8%等，甚至高于西部一些省份的目标数字。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广西、广东等9个省份，其设定的区间从6%至6.5%到7.5%至8%不等。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此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过去的那种粗放型、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不能够持续了，现在要把他转变称注重质量、注重效益，降低能耗等，这样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模式速度就要下降。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的注重技术进步、创新，经济又会重新焕发生机”。
胡教授表示，经济增速下调，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前提是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那还是要依靠广大的民营企业，要改革现有的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打破行政垄断，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入的改革”。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1/%e4%b8%ad%e5%9b%bd16%e7%9c%81%e4%b8%8b%e8%b0%83gdp%e7%9b%ae%e6%a0%87-%e4%b8%8b%e8%b0%83%e5%b9%85%e5%ba%a6%e6%9c%80%e5%a4%9a%e8%be%be%e5%88%b0%e4%b8%a4%e4%b8%aa%e7%99%be%e5%88%86%e7%82%b9/
南中国海造岛活动破坏生态系统
来源:
德国之声
从派格阿萨岛（中业岛）看到的渚碧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
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珊瑚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亚洲多个国家对这处水域提出主权声索，领土及资源争夺正在造成沉重的环境代价。
多年来，南中国海的过度捕捞掏空了当地鱼类资源。不过，自从2012年以来，有争议的人造岛礁活动对这处重要航道的生态系统造成重创。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8处珊瑚礁出现人为疤痕。
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海洋生物学者特里·休斯教授说：“南中国海很多相关国家过去或目前修建人工岛，正在造成重大影响。吹沙填海工程使已因捕鱼造成的影响变得更严重了。”
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渔民使用连在施工船上的大型外延螺旋桨推进器来砍切珊瑚礁，并且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填海造岛做准备。渔民还在海底搜捕巨大的蛤壳，这被当成珠宝和奢侈品，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和渔业教授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在珊瑚礁上建岛并不是新鲜事，但中国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修建军事基地和飞机跑道等设施，这种破坏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麦克马努斯说：“突然间，问题变得巨大了，大面积的珊瑚礁被埋没。最后，几乎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1300万平方米的珊瑚礁被破坏了，这仅仅是指被埋在这些岛下的珊瑚礁。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中国外交部表示，人造岛是出于民用，比如搜救，但也有国防用途。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海上工程一直本着“绿色建筑精神”，有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来指导施工。
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李美华（Samantha Lee）说，任何施工都有破坏珊瑚礁的危险，并且对那些依赖珊瑚礁、而且已经数量剧减的鱼类造成危害。
她说：“如果水中的泥沙浓度过高，会挡住阳光，这将对珊瑚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泥沙浓度过高还会挡住鱼腮。”
麦克马努斯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这处海域建立和平公园并达成联合资源管理协议，其中包括冻结领土声索的行为准则。他说，这会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
最近，越南和台湾开始在这处有争议水域开始规模较小的建筑工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5%8D%97%E4%B8%AD%E5%9B%BD%E6%B5%B7%E9%80%A0%E5%B2%9B%E6%B4%BB%E5%8A%A8%E7%A0%B4%E5%9D%8F%E7%94%9F%E6%80%81%E7%B3%BB%E7%BB%9F.html
德国之声
从派格阿萨岛（中业岛）看到的渚碧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
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珊瑚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亚洲多个国家对这处水域提出主权声索，领土及资源争夺正在造成沉重的环境代价。
多年来，南中国海的过度捕捞掏空了当地鱼类资源。不过，自从2012年以来，有争议的人造岛礁活动对这处重要航道的生态系统造成重创。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8处珊瑚礁出现人为疤痕。
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海洋生物学者特里·休斯教授说：“南中国海很多相关国家过去或目前修建人工岛，正在造成重大影响。吹沙填海工程使已因捕鱼造成的影响变得更严重了。”
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渔民使用连在施工船上的大型外延螺旋桨推进器来砍切珊瑚礁，并且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填海造岛做准备。渔民还在海底搜捕巨大的蛤壳，这被当成珠宝和奢侈品，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和渔业教授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在珊瑚礁上建岛并不是新鲜事，但中国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修建军事基地和飞机跑道等设施，这种破坏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麦克马努斯说：“突然间，问题变得巨大了，大面积的珊瑚礁被埋没。最后，几乎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1300万平方米的珊瑚礁被破坏了，这仅仅是指被埋在这些岛下的珊瑚礁。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中国外交部表示，人造岛是出于民用，比如搜救，但也有国防用途。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海上工程一直本着“绿色建筑精神”，有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来指导施工。
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李美华（Samantha Lee）说，任何施工都有破坏珊瑚礁的危险，并且对那些依赖珊瑚礁、而且已经数量剧减的鱼类造成危害。
她说：“如果水中的泥沙浓度过高，会挡住阳光，这将对珊瑚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泥沙浓度过高还会挡住鱼腮。”
麦克马努斯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这处海域建立和平公园并达成联合资源管理协议，其中包括冻结领土声索的行为准则。他说，这会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
最近，越南和台湾开始在这处有争议水域开始规模较小的建筑工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5%8D%97%E4%B8%AD%E5%9B%BD%E6%B5%B7%E9%80%A0%E5%B2%9B%E6%B4%BB%E5%8A%A8%E7%A0%B4%E5%9D%8F%E7%94%9F%E6%80%81%E7%B3%BB%E7%BB%9F.html
大量移民涌入 德国福利系统不堪重负
来源:
美国之音
德国柏林的志愿者说，由于申请庇护的移民人数太多，为移民服务的社会福利系统不堪重负。他们敦促地方当局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他们所说的难民登记中心的“非人道”条件。
柏林社会服务局办公室常常是难民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梦想最先受到现实冲击的地方。
为了处理移民的申请，当局搭建起巨大的帐篷。
阿富汗难民考德纳扎从早晨8点开始排队。他说，他每次排到时都被告知明天再来。他说：“我早上来这儿，来登记中心，排队排到服务台，第二天还是如此。他们只会说，让我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难民登记中心的混乱状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庇护申请者说，几个星期来，他们每天都来这里，只是想跟社会服务部门预约一个时间。但是移民的数量太大，地方当局应接不暇。
一名叫穆罕默德的阿富汗少年说，他来这儿24天了，没人帮他，没人给他钱。
当地的一些志愿者团队向移民分发热饮料和食品。公众捐赠的衣服每个小时送来一次，由当地和难民中的志愿者分类。
志愿者凯特勒说：“现在是德国的冬季，我们仍看到来这里的难民没有穿鞋，婴儿没有鞋、衣服或手套”。
凯特勒批评德国政府未能履行照顾难民的职责。他说：“显然，德国不能接纳所有的人，但我们有财政力量，我指的是欧盟有。他们应该更灵活点，面对这些危机，行动必须得快点。”
一些难民的幻想破灭。但是也有人感谢他们得到的帮助。
伊朗难民艾哈迈德说：“这些衣服和鞋子都是给我的。真好。德国是最好的国家。”
德国是数以百万计难民首选的国家。但是难民的数量有可能使这个旨在提供最基本服务的系统瘫痪。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5%A4%A7%E9%87%8F%E7%A7%BB%E6%B0%91%E6%B6%8C%E5%85%A5%7C%E5%BE%B7%E5%9B%BD%E7%A6%8F%E5%88%A9%E7%B3%BB%E7%BB%9F%E4%B8%8D%E5%A0%AA%E9%87%8D%E8%B4%9F.html
美国之音
德国柏林的志愿者说，由于申请庇护的移民人数太多，为移民服务的社会福利系统不堪重负。他们敦促地方当局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他们所说的难民登记中心的“非人道”条件。
柏林社会服务局办公室常常是难民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梦想最先受到现实冲击的地方。
为了处理移民的申请，当局搭建起巨大的帐篷。
阿富汗难民考德纳扎从早晨8点开始排队。他说，他每次排到时都被告知明天再来。他说：“我早上来这儿，来登记中心，排队排到服务台，第二天还是如此。他们只会说，让我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难民登记中心的混乱状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庇护申请者说，几个星期来，他们每天都来这里，只是想跟社会服务部门预约一个时间。但是移民的数量太大，地方当局应接不暇。
一名叫穆罕默德的阿富汗少年说，他来这儿24天了，没人帮他，没人给他钱。
当地的一些志愿者团队向移民分发热饮料和食品。公众捐赠的衣服每个小时送来一次，由当地和难民中的志愿者分类。
志愿者凯特勒说：“现在是德国的冬季，我们仍看到来这里的难民没有穿鞋，婴儿没有鞋、衣服或手套”。
凯特勒批评德国政府未能履行照顾难民的职责。他说：“显然，德国不能接纳所有的人，但我们有财政力量，我指的是欧盟有。他们应该更灵活点，面对这些危机，行动必须得快点。”
一些难民的幻想破灭。但是也有人感谢他们得到的帮助。
伊朗难民艾哈迈德说：“这些衣服和鞋子都是给我的。真好。德国是最好的国家。”
德国是数以百万计难民首选的国家。但是难民的数量有可能使这个旨在提供最基本服务的系统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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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坦克人”将会再次被秘密处决吗？
来源:
德国之声
十多年前的新年假期，我在巴黎街头闲逛，看见卢森堡公园的围栏上挂满了巨幅照片。那是人类二十世纪重大事件及重要成就图片展。一幅幅照片看过去，每一幅都令人心潮澎湃。我下意识地期待着中国人的贡献，突然就看见了《坦克人》。我还记得当时的震撼。我对这张照片并不陌生，但是此前都是在中国夜半上网“翻墙”才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以如此巨幅，在光天化日之下骄傲地站立。我意识到，它不只是我们内心的耻辱和恐惧，而且和登月、青霉素和相对论一样，是人类二十世纪的杰出贡献。
那是1989年6月5日，“六四”镇压的第二天，军队以炫耀残暴的姿态，穿梭在北京街道。一位青年从容上前，用单薄的身子拦住一长队隆隆驶来的坦克。这个被中国央视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的青年，进入了现场至少五位摄影师的镜头，立即传遍全球，成为人类民主运动史上的英雄。正如将他列入“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100人”的《时代》杂志的评论所说，“他的这一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六四”运动开启了导致苏联、东欧巨变的民主大潮，在中国至今仍被中共定性为“动乱”。作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图像，《坦克人》被中共严厉禁止。所幸在中国的大墙之外，它得以自由地传播，进入抗议队伍、博物馆、影视、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一再地激励人们勇敢地反抗专制暴政，追求民主自由。
然而，最近的一桩交易，让人们担忧它的传播自由是否还能继续。比尔·盖茨（Bill Gates）名下的科比斯图片社（Corbis），最近将其图片及版权部门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这些图片中包括《坦克人》等珍贵的历史记录。
市场资本和专制政权的合谋
科比斯图片社表示，它是版权代理机构，只拥有一张《坦克人》照片的版权，更多有关天安门镇压照片的版权属于美联社和路透社。相关人士还对媒体说，这桩交易不会影响政治敏感照片的使用。这让人想到，中国商人马云收购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一边宣称此举是为了重塑中国的媒体形象，一边强调他会坚持媒体的客观公正原则。
至少可以推论，这些照片的传播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版权及版权代理落入中国公司，为中共控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其二，中国公司不会主动推广被中共禁止的政治图片。
如果这两点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这件事情上，市场资本已经和专制政权合谋，限制了自由意志和抗争勇气的传播。
媒体报道中强调交易一方是比尔·盖茨名下公司，不仅仅因为他的名字如雷贯耳，而且还让人深思：即便像他这样富可敌国，而且以慈善作为后半生事业的人，也无法守住人类的良知？或许毋宁说，正是这种将良知待价而沽的资本游戏，让邪恶而狡猾的专制者如鱼得水？
的确，这桩交易无法完全阻止《坦克人》的传播，最多只是在其传播自由场上竖起一小段栅栏。然而，自由从来都是一点一点丧失的。正如哲人们反复警示的那样，只要一处不自由，全世界的自由都受到威胁；只要一人出卖良知，全人类的良知都受到羞辱。
二十六年前，那位勇敢的“坦克人”也许被中共秘密处决了；今天，记录这一珍贵历史时刻的照片，在已经传遍世界之后，还会被中共秘密处决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1/%E9%95%BF%E5%B9%B3%EF%BC%9A%E2%80%9C%E5%9D%A6%E5%85%8B%E4%BA%BA%E2%80%9D%E5%B0%86%E4%BC%9A%E5%86%8D%E6%AC%A1%E8%A2%AB%E7%A7%98%E5%AF%86%E5%A4%84%E5%86%B3%E5%90%97%EF%BC%9F.html
德国之声
十多年前的新年假期，我在巴黎街头闲逛，看见卢森堡公园的围栏上挂满了巨幅照片。那是人类二十世纪重大事件及重要成就图片展。一幅幅照片看过去，每一幅都令人心潮澎湃。我下意识地期待着中国人的贡献，突然就看见了《坦克人》。我还记得当时的震撼。我对这张照片并不陌生，但是此前都是在中国夜半上网“翻墙”才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以如此巨幅，在光天化日之下骄傲地站立。我意识到，它不只是我们内心的耻辱和恐惧，而且和登月、青霉素和相对论一样，是人类二十世纪的杰出贡献。
那是1989年6月5日，“六四”镇压的第二天，军队以炫耀残暴的姿态，穿梭在北京街道。一位青年从容上前，用单薄的身子拦住一长队隆隆驶来的坦克。这个被中国央视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的青年，进入了现场至少五位摄影师的镜头，立即传遍全球，成为人类民主运动史上的英雄。正如将他列入“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100人”的《时代》杂志的评论所说，“他的这一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六四”运动开启了导致苏联、东欧巨变的民主大潮，在中国至今仍被中共定性为“动乱”。作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图像，《坦克人》被中共严厉禁止。所幸在中国的大墙之外，它得以自由地传播，进入抗议队伍、博物馆、影视、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一再地激励人们勇敢地反抗专制暴政，追求民主自由。
然而，最近的一桩交易，让人们担忧它的传播自由是否还能继续。比尔·盖茨（Bill Gates）名下的科比斯图片社（Corbis），最近将其图片及版权部门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这些图片中包括《坦克人》等珍贵的历史记录。
市场资本和专制政权的合谋
科比斯图片社表示，它是版权代理机构，只拥有一张《坦克人》照片的版权，更多有关天安门镇压照片的版权属于美联社和路透社。相关人士还对媒体说，这桩交易不会影响政治敏感照片的使用。这让人想到，中国商人马云收购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一边宣称此举是为了重塑中国的媒体形象，一边强调他会坚持媒体的客观公正原则。
至少可以推论，这些照片的传播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版权及版权代理落入中国公司，为中共控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其二，中国公司不会主动推广被中共禁止的政治图片。
如果这两点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这件事情上，市场资本已经和专制政权合谋，限制了自由意志和抗争勇气的传播。
媒体报道中强调交易一方是比尔·盖茨名下公司，不仅仅因为他的名字如雷贯耳，而且还让人深思：即便像他这样富可敌国，而且以慈善作为后半生事业的人，也无法守住人类的良知？或许毋宁说，正是这种将良知待价而沽的资本游戏，让邪恶而狡猾的专制者如鱼得水？
的确，这桩交易无法完全阻止《坦克人》的传播，最多只是在其传播自由场上竖起一小段栅栏。然而，自由从来都是一点一点丧失的。正如哲人们反复警示的那样，只要一处不自由，全世界的自由都受到威胁；只要一人出卖良知，全人类的良知都受到羞辱。
二十六年前，那位勇敢的“坦克人”也许被中共秘密处决了；今天，记录这一珍贵历史时刻的照片，在已经传遍世界之后，还会被中共秘密处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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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高官：中国2020年或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它将能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它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Admiral Harry Harris）1月27日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Fiery Reef），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
中国2020年前可能在黄岩岛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
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哈里斯上将：“假如他们象修建十字火礁和伍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伍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
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这一岛礁的控制。
中国反驳军事化言论
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
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日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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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它将能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它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Admiral Harry Harris）1月27日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Fiery Reef），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
中国2020年前可能在黄岩岛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
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哈里斯上将：“假如他们象修建十字火礁和伍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伍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
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这一岛礁的控制。
中国反驳军事化言论
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
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日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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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法证实朝鲜即将发射远程导弹的消息
来源:
法广
朝鲜在宣布进行氢弹实验三个星期后，似乎又有新的动作。日本共同社周四（1月28号）曾报道称，朝鲜可能于一周内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周四告诉记者，朝鲜似乎的确在准备进行太空发射，但是目前难以证实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是否属实。
共同社报道指出，对近期朝鲜东仓里导弹试验场的卫星图像进行分析，发现该发射台被不明遮蔽物遮盖，附近人群及车辆活动频繁，存在准备发射导弹的迹象。此外，朝鲜已经把导弹发射台的高度由50米升级为60米，可以进行大陆洲际之间的导弹发射试验，而且美国也在射程范围之内。
法新社报道指出，如果消息属实，朝鲜正在接近拥有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目标。
法新社报道，1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周四告诉记者，朝鲜似乎的确在准备进行太空发射，但是目前难以证实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是否属实。可能是发射卫星，或其他太空飞行物，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朝鲜要发射远程导弹。这位几名官员表示，朝鲜经常安置和拆除发射架。
法新社报导，美国是日本的盟国，通过卫星监视朝鲜的一举一动，日本2003年也发射一颗监视朝鲜的卫星。
2012年底，朝鲜进行了一次远程火箭发射，成功将其所称的一枚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路透社报道指出，该发射是朝鲜打造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中方对当前局势高度关注，对事态发展深感忧虑。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冷静对待当前形势，保持克制。
据法新社发自华盛顿最新报道，美国CNN电视台周四引述一位美国匿名负责人表示，朝鲜1月6号宣称实验成功的氢弹实际上只是氢弹的某个部件。这位官员强调，目前美国情报部门还没有对此得出最后的定论，只知道朝鲜进行了地表深层爆炸试验，这是氢弹试爆必需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爆炸造成的地震规模比正常的氢弹试爆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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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朝鲜在宣布进行氢弹实验三个星期后，似乎又有新的动作。日本共同社周四（1月28号）曾报道称，朝鲜可能于一周内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周四告诉记者，朝鲜似乎的确在准备进行太空发射，但是目前难以证实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是否属实。
共同社报道指出，对近期朝鲜东仓里导弹试验场的卫星图像进行分析，发现该发射台被不明遮蔽物遮盖，附近人群及车辆活动频繁，存在准备发射导弹的迹象。此外，朝鲜已经把导弹发射台的高度由50米升级为60米，可以进行大陆洲际之间的导弹发射试验，而且美国也在射程范围之内。
法新社报道指出，如果消息属实，朝鲜正在接近拥有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目标。
法新社报道，1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周四告诉记者，朝鲜似乎的确在准备进行太空发射，但是目前难以证实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是否属实。可能是发射卫星，或其他太空飞行物，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朝鲜要发射远程导弹。这位几名官员表示，朝鲜经常安置和拆除发射架。
法新社报导，美国是日本的盟国，通过卫星监视朝鲜的一举一动，日本2003年也发射一颗监视朝鲜的卫星。
2012年底，朝鲜进行了一次远程火箭发射，成功将其所称的一枚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路透社报道指出，该发射是朝鲜打造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中方对当前局势高度关注，对事态发展深感忧虑。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冷静对待当前形势，保持克制。
据法新社发自华盛顿最新报道，美国CNN电视台周四引述一位美国匿名负责人表示，朝鲜1月6号宣称实验成功的氢弹实际上只是氢弹的某个部件。这位官员强调，目前美国情报部门还没有对此得出最后的定论，只知道朝鲜进行了地表深层爆炸试验，这是氢弹试爆必需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爆炸造成的地震规模比正常的氢弹试爆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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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向朝鲜发出了什么信号？
丁咚 文
美国国务卿克里新年对中国的访问，被认为是促成朝鲜最新一次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展示团结共同应对威胁的关键一步。但他在北京所取得的成果，似乎并未达成其最初设定的目标。
克里的这次亚洲之行包含两大核心课题。其一是朝鲜核问题，其二是就构建南海有关国家对华统一战线做出新努力。为了后一目标，克里访问了东盟中向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老挝和柬埔寨两国。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也许是由于别的（比如中国外交事务话语权更加集中统一），克里访华的规格有所降低。按照既往模式，中国国家主席、总理、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或副总理）、外交部长都对来访的美国政府首席部长国务卿给予会见或会谈，有时还会根据议题的需要，增加安全、防务部门负责人。但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没有会见克里的安排。
尽管克里和习近平主席和杨洁篪国务委员的会见相对温文尔雅，双方主谈两国合作的成效，对分歧、矛盾甚至对立点到为止，但他和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却是充满火药味。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对这个问题，双方的态度可以描述为“立场相似，但应对措施相左”。克里说，美中双方都同意，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新决议案制裁朝鲜，但他同时强调，（在制裁朝鲜问题上），仅有目标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就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有效措施达成共识。”
克里所说的“有效措施”包括海运、航运、煤、燃料等资源贸易等关键领域，而朝鲜在这些方面严重依赖中国，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就无法达到其效果。在朝鲜过去一些核试验或其他挑衅行为后的多次制裁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其核野心逐步升高，就是制裁的有效性严重不够，难以使朝鲜承受伤筋动骨的影响。
克里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寻求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国家，在应对这种挑战中负有基本的责任。他的这句话含蓄地指出了，新一代领导下的中国的国际雄心日益壮大，但在此同时就应该负起该尽的国际义务。
但中国显然有自己的考虑。朝鲜新的核试后，中国也很恼怒。中国一直公开表达反对朝鲜核试的立场，无疑在两国外交渠道，这一努力也会进行。但中国首次在外交声明中明确提到朝鲜未提前向中方通报核试计划，并且以罕有的严厉措辞谴责了朝鲜的核试行为。
不过，王毅在向克里表达了中国的惯常观点，也即制裁措施不应引发新的紧张局势的同时，亮明了一个新说法，即“中国的立场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也不会因喜怒哀乐而改变”。这句话很有针对性，它是在说，尽管中国队朝鲜核试也很愤怒，但不会在制裁朝鲜问题上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这句话还表明了，在中国看来，中朝关系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稳定性，不会因为某件事或者一时的情绪而改变。
更重要的是，中方的姿态说明联合国最终难以通过一份具约束力和威慑性的新制裁决议案，因为中国的底线是“不能引发新的紧张局势”，而任何一份新的具实质性的制裁决议，必将引发朝鲜的强烈反弹，影响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局面。如果以不引发新的紧张局势为前提，就意味着无法通过有影响力的对朝制裁决议。
中国的顾虑表面上是担心会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新华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不能通过切断对朝能源供应阻止朝核问题的发生，因为这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范围，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但中国更担忧的可能是，朝鲜政局因制裁而发生动荡和内乱，并中了美国的“圈套”，牵制自己在台海、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精力。
克里在同一次亚洲行中以实际行动佐证了这一观点，他访问老挝和柬埔寨的核心使命，就是要说服老挝新领导层和柬埔寨洪森政府与东盟保持一致，在就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事实上，在多地换届后，东亚整体上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外交格局发展。缅甸、老挝、越南和台湾地区都已完成了换届选举，还有一些国家仍在进行中，比如在南海与中国博弈激烈的菲律宾。有的国家或地区将明显降低与中国关系热度，有的则将变得复杂化。中国需要更多地投入应付台海和南海议题。在这一情势下，中国更不希望此时朝鲜半岛生变，消耗自身过多精力和资源，更不愿被卷进动荡之中。
中国另一层顾虑是，地区政治生态总体上亦更有利于美国，中国的体制正变得更孤立，而朝鲜与中国相似的政治形态对稳定两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润滑作用。中国不希望失去一个与己同质的国家，壮大美国的力量，并继而损害自身安全和地缘利益。
在朝核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中国向外发出的信号是，它已对此作出了战略性抉择。两国之间政治问题优先，朝核问题服从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大局。通过外交官员的嘴说出的“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喜怒哀乐而改变”，看上去应该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是他本人的话。这与中国自去年中以来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但如此一来，依照朝鲜过往的行为看，它不会对中国在朝鲜与外界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中和”作用感激涕零，中美磨合后形成的制裁朝鲜新举措，很有可能一如从前那样，不会对朝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改变朝鲜核武化政策，也难以排除朝鲜新的核试或其他挑衅的可能性。甚至，这一外交妥协连促成朝鲜重归六方会谈机制都成问题。尽管中方会通过私下渠道以自己的外交努力作为说服朝鲜的手段，但朝鲜最高层是不是买账是个未知数。也许在它看来，这仍是中国的私心。
from 丁咚 http://dingdong805313676.blog.163.com/blog/static/127222247201602995545952
美国国务卿克里新年对中国的访问，被认为是促成朝鲜最新一次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展示团结共同应对威胁的关键一步。但他在北京所取得的成果，似乎并未达成其最初设定的目标。
克里的这次亚洲之行包含两大核心课题。其一是朝鲜核问题，其二是就构建南海有关国家对华统一战线做出新努力。为了后一目标，克里访问了东盟中向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老挝和柬埔寨两国。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也许是由于别的（比如中国外交事务话语权更加集中统一），克里访华的规格有所降低。按照既往模式，中国国家主席、总理、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或副总理）、外交部长都对来访的美国政府首席部长国务卿给予会见或会谈，有时还会根据议题的需要，增加安全、防务部门负责人。但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没有会见克里的安排。
尽管克里和习近平主席和杨洁篪国务委员的会见相对温文尔雅，双方主谈两国合作的成效，对分歧、矛盾甚至对立点到为止，但他和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却是充满火药味。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对这个问题，双方的态度可以描述为“立场相似，但应对措施相左”。克里说，美中双方都同意，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新决议案制裁朝鲜，但他同时强调，（在制裁朝鲜问题上），仅有目标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就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有效措施达成共识。”
克里所说的“有效措施”包括海运、航运、煤、燃料等资源贸易等关键领域，而朝鲜在这些方面严重依赖中国，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就无法达到其效果。在朝鲜过去一些核试验或其他挑衅行为后的多次制裁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其核野心逐步升高，就是制裁的有效性严重不够，难以使朝鲜承受伤筋动骨的影响。
克里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寻求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国家，在应对这种挑战中负有基本的责任。他的这句话含蓄地指出了，新一代领导下的中国的国际雄心日益壮大，但在此同时就应该负起该尽的国际义务。
但中国显然有自己的考虑。朝鲜新的核试后，中国也很恼怒。中国一直公开表达反对朝鲜核试的立场，无疑在两国外交渠道，这一努力也会进行。但中国首次在外交声明中明确提到朝鲜未提前向中方通报核试计划，并且以罕有的严厉措辞谴责了朝鲜的核试行为。
不过，王毅在向克里表达了中国的惯常观点，也即制裁措施不应引发新的紧张局势的同时，亮明了一个新说法，即“中国的立场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也不会因喜怒哀乐而改变”。这句话很有针对性，它是在说，尽管中国队朝鲜核试也很愤怒，但不会在制裁朝鲜问题上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这句话还表明了，在中国看来，中朝关系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稳定性，不会因为某件事或者一时的情绪而改变。
更重要的是，中方的姿态说明联合国最终难以通过一份具约束力和威慑性的新制裁决议案，因为中国的底线是“不能引发新的紧张局势”，而任何一份新的具实质性的制裁决议，必将引发朝鲜的强烈反弹，影响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局面。如果以不引发新的紧张局势为前提，就意味着无法通过有影响力的对朝制裁决议。
中国的顾虑表面上是担心会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新华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不能通过切断对朝能源供应阻止朝核问题的发生，因为这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范围，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但中国更担忧的可能是，朝鲜政局因制裁而发生动荡和内乱，并中了美国的“圈套”，牵制自己在台海、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精力。
克里在同一次亚洲行中以实际行动佐证了这一观点，他访问老挝和柬埔寨的核心使命，就是要说服老挝新领导层和柬埔寨洪森政府与东盟保持一致，在就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事实上，在多地换届后，东亚整体上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外交格局发展。缅甸、老挝、越南和台湾地区都已完成了换届选举，还有一些国家仍在进行中，比如在南海与中国博弈激烈的菲律宾。有的国家或地区将明显降低与中国关系热度，有的则将变得复杂化。中国需要更多地投入应付台海和南海议题。在这一情势下，中国更不希望此时朝鲜半岛生变，消耗自身过多精力和资源，更不愿被卷进动荡之中。
中国另一层顾虑是，地区政治生态总体上亦更有利于美国，中国的体制正变得更孤立，而朝鲜与中国相似的政治形态对稳定两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润滑作用。中国不希望失去一个与己同质的国家，壮大美国的力量，并继而损害自身安全和地缘利益。
在朝核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中国向外发出的信号是，它已对此作出了战略性抉择。两国之间政治问题优先，朝核问题服从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大局。通过外交官员的嘴说出的“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喜怒哀乐而改变”，看上去应该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是他本人的话。这与中国自去年中以来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但如此一来，依照朝鲜过往的行为看，它不会对中国在朝鲜与外界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中和”作用感激涕零，中美磨合后形成的制裁朝鲜新举措，很有可能一如从前那样，不会对朝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改变朝鲜核武化政策，也难以排除朝鲜新的核试或其他挑衅的可能性。甚至，这一外交妥协连促成朝鲜重归六方会谈机制都成问题。尽管中方会通过私下渠道以自己的外交努力作为说服朝鲜的手段，但朝鲜最高层是不是买账是个未知数。也许在它看来，这仍是中国的私心。
from 丁咚 http://dingdong805313676.blog.163.com/blog/static/127222247201602995545952
蛮族勇士：极权之殇——2015年宏观经济综述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最后一篇长文。本文完结之后，我不会再就中国经济发表任何长篇论述。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天涯发两篇长文，篇幅都在两万字左右，每次写得呕心沥血。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无非是等待丧钟敲响而已。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最后记忆只可能是这一种：饥饿的邻居挥舞着菜刀向他的脖子斩下来。
我上世纪末走出校门，经历过最为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在本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曾经对变革有着超乎想象的期盼。我曾经在07年一手主持了这个国家第一宗旧村自行改造，这个案例发生在佛山，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村集体与地产商直接合作，将村属土地改变功能，变为国有商住用地，然后直接开发和销售。村集体可获得其中约四成的销售收入。这种做法将政府排斥在外，政府不作为征地主体出现，土地无法集中到政府手里，当然就收不到多少地价，不能在旧村地的改造中分享到太多利益。然而佛山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认可了这种改造模式。广东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个做法提炼和推广开来，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这类三旧改造项目。政府当时的治理逻辑是不与民争利，将利益留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收敛的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来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变了。我们的政府不再收敛，不再藏富于民，不再容忍民众与政府分享利益。在这个国家走向横征暴敛的同时，权贵资本开始成型，并轻易的扼杀了原本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这种治国逻辑的变化，迅速带来了恶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最高接近20%下降到10%，现在已经不足7%。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完全丧失增长性，坠崖就在眼前。而在广东，三旧改造已经只剩下深圳还能勉强推进，广州三年没有成功过一宗，佛山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三两宗罢了。地方政府禁锢三旧改造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容忍分享不到土地收益的局面。将收益留给村集体？笑话！
在本文之前，我发表了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史一文，用了一万来字阐述了隐藏在土地制度变迁背后的治国逻辑的变化。治国是有逻辑的。你出台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纸决定，都在宣示你的逻辑。如果你的治理逻辑可以成立，那这个国家将会会顺理成章的走向发展之路。如果你的逻辑荒谬无稽，那这个国家只能走向崩塌。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采取的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治理逻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末日的殇曲，将会怎样敲响？请期待序章–他山之石。
预告片：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来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序章 他山之石（之一）
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整体信奉天主教之后，基本上就陷入文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公元1500左右，欧洲都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状态，无孔不入的宗教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维护教皇的无上权威，所有平民都必须循规蹈矩，活得像行尸走肉。你要是没事研究研究天体运行规律，论证一下世界的起源和上帝没啥关系，纯属物理和化学范畴的事，教廷能直接把你丫烧死。一手结束这黑暗中世纪的是英国。当然，英国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地理上，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大陆上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势力以及欧洲各皇室势力对它的影响力很弱。英国本身又是由多民族构成，凯尔特民族、日耳曼民族再加上桀骜不驯的维京族人，整天相互看着就不顺眼，各族人就跟原始部落似的划分领地，彼此敌视，没事就大打出手。英国国王要在这一堆野蛮人里实现统治，就必须妥协，要按照部落联盟的规则治国。所谓部落联盟之主，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治权，没事绝对不能干涉各部落的内部事务，更不能随便向各部落收税。如果有个英国国王不识好歹，要刷存在感，大家伙立刻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到1215年，就弄出来一个《自由大宪章》，把英国国王部落联盟长的身份以法律形式给定了下来。此后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国王想反抗，次次都被打脸打成猪头。
就这么过了三百年，到1500年代初，英国又出了一个奇葩的君主，亨利八世，这哥们直接就不把当时权倾天下的教皇看在眼里，对于当时宗教禁止离婚的规定嗤之以鼻，没事就找个新老婆，一辈子结了六次婚。罗马教皇气得够呛，宣布取消这哥们的英皇加冕认证。亨利八世对此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在国内玩起另外一套宗教体系“圣公会”，自己给自己认证。本来英皇也就是个部落联盟长，统治权来自于各部落的认可，和你罗马教皇没啥关系。现在大英部落联盟宣布脱离你教皇体系，还不用再给罗马教廷交税了，高兴得很。教皇的权威受到挑战，火冒三丈，立刻就开始惹是生非，挑动当时的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去攻打英国，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20年，双方互有胜负，一直打到1604年，西班牙财政不堪重负，被迫和英国议和。欧洲大陆就此捏着鼻子认可了英国皇室背弃天主教廷的行为。整体说来，就是黑暗的天主教体系居然对英国这么个部落联盟国家无可奈何。黑暗的中世纪就这么出现了一线曙光，大家一看你这个没事就叫嚣我要代表上帝惩罚你的教皇，也就这两把刷子，堪称弱智与无能的代表人物，谁还服从你啊。宗教改革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派的基督教，在英国境内则出现了清教，这俩的教义出发点，都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再被教廷随意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大词对面的，其实就是天主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对主教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对民众自由的剥夺，对平等的践踏。平民百姓必须要从黑暗的宗教手中争夺权利，让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牲口。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千年禁锢一旦打开，欧洲人民立刻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陆续到来，欧洲经济为之一振。而英国作为禁锢的突破口，当然就享受了最大的回报。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英国国王从来没享受过一个真正的君王的待遇。英王没有征税权，和欧洲大陆上的君王相比就是个乞丐；他手上也没有军队，当然也不能随意的发起战争；他甚至不能随意的将国人投入监狱，因为这个人隶属的部落长（也就是贵族）一定会就此提起抗议，而英王在他的抗议面前只能屈辱的让步。到1680年代，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廷的挑唆之下，雄起了一把，打算把自己弄成权力大一统的欧洲大陆式的帝王，还杀了一批贵族。英国贵族一怒之下，直接了当的就把国王给推翻了，然后从荷兰随便找了个小贵族回来当国王，再弄出一个“权力法案“，把国王当成傀儡，搞起了君主立宪制。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议会选举正式就任，国王自此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民当然享有最大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勇敢的英国船长们满世界的开拓航线寻找财富，而学者们则一会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一会儿发明蒸汽机，真是活力勃发生机无限。就这么发展下来，到1860年代，英国就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霸主，把天主教大国西班牙掀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号称日不落帝国，威风凛凛唯我独尊。
在英国发展的历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很有趣的支线，而这条支线到两百年后竟然异军突起，变成了人类历史主线。1500年代初期亨利八世跟玩似的搞出的新教组织圣公会，到了1600年代早期，俨然成为英国国教，居然学了天主教的那一套，开始迫害清教徒。当然了，英国人的玩法和血腥残忍的天主教没法比。按罗马天主教皇的习惯做法，对于异教徒，那是要杀之而后快的。英国的部落贵族们相互制衡，对于宗教屠杀这种需要高度动员才能完成的组织大事，严重缺乏执行力，最后只能是把清教徒赶走了事。于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大成果美洲大陆，就成为流放异教徒的首选之地。
清教徒们到了北美洲，基本上复制了英国部落联盟制的那一套。都是漂洋过海死后余生的亡命之徒，大家谁也不服谁，有事也只能是商量着来办，没人能一言九鼎。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北美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1770年代，就因为不肯向英国交税，开始要求独立了。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中，北美洲这种不毛之地就跟鸡肋似的，丢了也不可惜，根本没有为之大规模流血牺牲的必要。派出大军把北美独立联军给灭了，也只能收到一点鸡零狗碎的税钱，对英国贵族来说，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要知道当时富饶的亚洲刚刚被征服下来，腐朽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的国库里堆满了黄金，街头田间挤满了愚昧无知的平民，这家伙要是占领下来，又能抢到钱，又能抢到可供工业品倾销的市场，真是一举两得，贵族们都要挣得盆满钵满，赶紧把手头的军队都派过去抢地盘就对了，美洲大陆要不要的，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北美那帮子连队列都站不齐的民兵，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赢了所谓的独立战争。这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将军英勇善战，实在是英国贵族们对占领北美没兴趣，从来没真正的以举国之兵和北美联军打一场货真价实的国战。
美国建国之后，同样延续了之前的部落联盟体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各州在财政、行政和司法上相互独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指挥权，恨不得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没有。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由于林肯的努力，总统的权力才有了一定的扩张。这种弱势中央政府体制与美国的建国史有关。华盛顿将军能吃几两干饭，一起闹独立的领袖们都清楚得很，那可真是和英明神武扯不上关系。仗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说了，治国理政更是一坨浆糊。总之，开国领袖们相互之间就看不上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政府，将治国大权统统授予美国大总统，只能是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在立宪会议上相互吐口水挥拳头，最后弄出来的总统角色，就是个救火队长，哪里出了毛病，就由这厮累死累活的去背黑锅。至于大权独揽乾纲独断，那是想都不要想。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英美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弱势中央政府体系，和欧洲大陆源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大政府体系之间的竞争。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算不上有多大的权利。就算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政府，其松散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苏格兰地区算是英国的传统组成部分了，都有上千年历史了，到2014年还在闹独立公投，说不给英国政府面子，那就不给面子。投票结果还要非常接近，55%反对独立，45%同意独立。这要是英国政府不好好干活，不给大家好日子过，人家再闹一出独立公投，那是分分钟的事。这种事放在欧洲大陆的大政府身上，那简直不可想象。德国的鲁尔郡要是敢闹独立，立刻就是一支军队过去，把你独立叛国分子揍得哭爹叫娘那都是轻的，随时都是机关枪一阵扫射，不管你主犯从犯胁从犯，一律杀光了事。
当然，对于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竞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国王权势最弱的英国在工业时代的早期成为了日不落大帝国，这种威势一直维持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衰落下去。而建立在松散的联邦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则赢得了下半场，接替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可撼动。美联储在12月17日加个0.25%的利息，全世界都得绷着神经熬夜等消息，不敢有丝毫怨言。欧洲和日本的大政府，包括中国的极权政府，相对于松松垮垮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竟然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场百年竞赛之中，为何越是松散开放的政府，就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为何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成绩就越差；而极权政府，则基本上都是被直接淘汰的命，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再次回过头来，审阅一下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
序章 他山之石（下篇）
美国建国之初，社会秩序那是根本没有的，整体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对于广袤的北美洲而言，美国一开始的那300来万人口，基本上就像是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必须的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福利救助，那都根本谈不上。一来是没人手，二来你也根本管不上。东部的“新约克郡”还稍微好一点，人口相对集中一点，中西部地区的常态就是走上一星期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孤独的牛仔们看不到异性，被逼得只能搞断背山。这真要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违法犯罪，想要找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黄花菜都要凉成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还真的只能做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1783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央政府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期盼各个州在收到税钱之后，拿出那么一丁点打赏给可怜的中央政府，让政府雇员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在当时做美国总统，就是拿来挨骂用的。反正无论你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平民百姓来说，那都是啥用处都没用，除了偶尔出现收点税钱，平时根本就见不到，那当然一见到就要逮着骂。你拿来吹嘘的那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是日不落帝国没打算和你们这帮土老帽较真，让你们丫捡了个便宜罢了。华盛顿在任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堪称一事无成，最后灰溜溜的下台，然后被美国人民彻底遗忘，三年之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结束了自己背黑锅的一生。这厮的总统生涯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帮中央政府争取到了分享部分关税的权力，政府雇员们好歹能领到工资了，算是没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给坑死。至于想干点事业出来，一没钱二没人，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里顺带说一句，由于收税堪称是美国政府建国之初的唯一职能，税吏们恨不得同时承担起了人口统计、财产纠纷处断和社会治安维持的重任，这种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税务局的规模一直极为庞大，权力也一贯大得吓人。到了今时今日，对美国人口的基础资料掌握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税局了，能详尽到你丫一顿饭花多少钱平均多少天看一场电影的份上去。
虚弱的美国中央政府当然谈不上搞什么统一的经济规划，这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的宏图伟业，只能是看着美国各个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北部各州的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南部各州就搞农奴制，要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门道，也谈不上有啥激烈冲突。关键是大家都有扩张的欲望，广袤的西部平原，谁都想去占领。整个美国的国家体制又十分松散，各州州长执掌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宝贵的人力资源，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纷纷都想往西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发生冲突，于是南部各州就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自己建国了。这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坎，真要认可南部各州独立建国，也不是啥了不得的事，本来联邦就是个松散架构，分了也就分了，没啥大不了，关键是抢地盘的冲突还在，那可是本质冲突，你南部各州建国也就算了，居然继续和我北方抢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是为黑社会抢地盘的最高级形态。美国总统林肯借着这场战争，好歹给中央政府抢了点收税权，算是扩张了一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先是临时征收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战后虽然废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00年代初期又恢复征收。然后，中央政府还有权针对一些特定商品比如烟酒之类征收消费税。这么一弄，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能挺起胸膛做人，不用再低声下气的看各州脸色。自此之后，阔起来了的美国总统总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权威，不再是个纯背黑锅的倒霉蛋形象。所以林肯总统是美国此后历任总统的偶像，无非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开拓了钱源而已。
这之后，总算获得了财权的美国政府终于能干点实事，于是第一时间启动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把铁路铺到西部平原的几乎每个角落。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安管理体系，着手打击黑帮，联邦警察在西部抛头颅洒热血，为日后好莱坞拍摄西部枪战电影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的生存环境大幅度改善，不再是犯罪者和嗜血狂徒的天堂，变得能够吸引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移民。1860年美国只有3100万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东部各州；到1900年就增加到了7600万，约有一半生活在西部。
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始终都极其有限，对比欧洲诸国的大政府，美国政府堪称穷得一文不名。修几条铁路养几个警察，就把美国政府手里那点钱花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指望打造世界级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抢地盘。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就是内敛，“门罗主义”主导了整个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义的精神很简单：你们别来美洲来侵犯我的利益，而对于你们那些个的国际事务，美国统统采取中立态度，绝不掺和到你们的利益争端里面去。就让我自个在这里好好打理这面积广袤的北美大陆就完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政府都会时不时的冒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倾向，只不过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实在找不到别人出来替天行道，只能逼着这位性格内向的爷出来抱打不平充当世界警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1800年代的美国，那可真是充满了生机。西部大片大片的空地，向联邦政府交个几百美元意思意思，就能获得数百亩地的永久产权，作为百年基业传给子孙后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起每年再交点财产税完事。各路怀着梦想漂洋过海的猛人挖空了脑袋挣钱。今天的深圳算是山寨大户，大肆剽窃各种国际高精尖技术，其实当年的美国才是山寨界的祖宗，无论英国和西班牙弄出啥新产品，纽约人民立刻就能复制出来，然后卖得全世界都是，让英西政府恨得牙痒痒。而美国政府，则是一以贯之的穷得要命，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妥协弄出来的跛脚汉，就算想干点与民争利的坏事，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靠发行债券度日，还得整天看着债权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一不高兴跑上门来逼债，那政府官员都要失业去喝西北风。这种政府高度收敛的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不可触犯的基本政治伦理。让美国政府去开办垄断型的国有石油冶炼企业，然后再把所有加油站都收归国有，最后再规定个天价般的油价，其中还有一半是税钱，每年能从老百姓手里收刮走5000多亿的钱，这种事美国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内部就是否参战爆发了巨大的争论。如果真要去打这一把，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扩张权力，尤其是扩张收税权。如果不去打，那就是自绝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一仗打完，就要重新划分地盘，如果美国打赢了，那就能真正进入此前无从着手的亚洲地区，好歹也试试做殖民地主的味道。最后争议的结果，支持打仗的占了上风，美国中央政府借势恢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快这两种所得税收入就取代之前的消费税和关税，成为美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逐渐变成房产税。美国的财税体制自此成型，并延续至今。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终于可以不用再过苦逼的穷日子，也能在接下来的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把收税权抵押出来，大规模的发行美债，实施凯恩斯主义来挽救国家经济。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美国政府只有那么一点儿消费税征收权，就算抵押出去也不值钱，面对经济危机，那可真是只有等死的份。
一战打完，美国人其实并没有获得啥实惠，《凡尔赛条约》基本上无视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是英法两国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根本插不进手去。所以这份条约因为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划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骂声。最后中国没签，美国也没签。中国参战固然没捞着好处，看起来好像美国同样白打了一场仗。但是这场战争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具备了全面动员能力。这为它日后承担起真正的大国责任打下了基础。到二战初期，美国人民因为一战没捞着好处的教训，打算维持其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根本就不打算参战，也不做战争准备，常备军才33万人，就算是本土防御都很勉强。后来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火冒三丈，立刻宣战。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已经是财大气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战争总动员，到战争后期，美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这种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反法西斯同盟能赢得二战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美国政府自此成长为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同样没有之一。
我们今天审视美国政府的成长史，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傲慢和肆意扩张的特性。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收敛的、权力边界非常清晰的组织。它成立之初算是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此后也就这么忍饥挨饿的过日子，一直熬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消费税征收权，终于算是能吃饱饭。到了一战期间，拿到所得税征收权，然后在二战期间被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百年来的历程，基本上谈不上主动，勉强算得上是因时成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收敛状态，大规模解散军队，将1200万常备军裁撤到只剩两百来万人。和苏联搞冷战对抗搞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增兵。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同样严格执行自我禁锢的原则，今天的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有很多算是军队的专利，美国政府也没有拿来垄断挣钱的打算，统统都拿出来民用，让老百姓开公司挣钱。如果是中国政府强大到美国政府的份上，估计连街头理发店都会是国有垄断经营了，人家美国政府偏偏就是没有这种觉悟，偏偏就是要收敛，死活不与民争利。这他山之石，真是让我中华上国为之汗颜。
然而，这整个序章只是阐述了现象，没有揭示出规律。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相对最为收敛的政府，能创造出最为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政府的权力边界越清晰，就越能在工业时代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政府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侵占民众的产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恶果？请期待第一章：工业的本质。
第一章 工业的本质
这一章很简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生产史。早期人类处于游猎状态，捕猎是主流，加上一些有意无意的种植和驯养。随着种植和驯养技术慢慢提升，欧亚大陆逐渐发展成农业社会。请注意，我这里所称的农业是大农业，农林牧渔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了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对羊马骆驼的驯养行为。
农业和原始游猎的区别是什么？原始游猎的技术含量低得要命，大不了掌握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完事。最高级的游猎状态，也就是掌握动物群的行动路线，判断出猛兽群的动向以提前躲避，然后跑到鹿群的迁徙路线前面设埋伏，这就是最原始的趋吉避祸。所谓游猎文化，只不过是对自然环境的迎合，而农业已经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农民和牧民都已经懂得寻找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精心育种，有意识的改良生物品性，刻意打造合适的自然环境，改善水土结构，以获得好收成。一旦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纷纷开始尝试主动改造世界，真正的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欧洲和亚洲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欧洲农民种小麦出来磨面粉，东南亚农民种水稻出来煮米饭，这两者谈不上有啥优劣之分。绝对没有吃面包比吃米饭高贵的道理。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放羊的那帮牧民，掌握的生产技术无非是挑选出更强壮的公羊出来作为种羊，然后往更肥美的草地迁徙，并且掌握放牧的分寸，不让羊群把草根都吃光，以便来年草地能恢复元气。这与农民精心育种挑水施肥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往东把汉族王朝打得叫苦连天，没事就中原陆沉一把；往西则把欧洲诸国打得愁眉苦脸，谈黄祸而色变。但要说这是因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基本上就是扯淡。总结起来，无非是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相对农耕民族更低。牧民们长期追逐水草而居，全副身家都放在马背上，大汗们的战争动员令下来，草原汉子们操着弓骑着马就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跟着大汗烧杀掠夺去。农耕民族相对起来就很吃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改良成本，开荒挖井，修筑水渠，松土施肥，把生地逐步改良成熟地，花个3、5年精心伺候一块地，才能让它获得好收成。但是只要弃荒个一年半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和欧洲诸国要发布战争动员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坚壁四野以获得战略纵深，根本就做不到，农民们根本就不可能轻易舍弃辛辛苦苦对抗大自然改造出来的田地。所以汉王朝和欧洲诸国都只能是沿着边界修满城堡，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全部放在守土有责之上，完全没有机动能力。大家的生产技术水平都差不多，战争资源都相差不大。但是我农耕民族只能死守一地，而你游牧民族能够相机而动，那当然充满了主动性和侵略性。按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无论防御方怎么严防死守，总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一旦被马军破口入寇，四处机动劫掠，农耕王朝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够了再回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耕王朝发生内乱，自己人也趁机开始杀自己人，那立刻就会亡国，让游牧民族过一过短期占领的瘾。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本身并不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西欧和东亚河网密布，没有大规模的草场，也不合适放牧，游牧民族长期待着，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游牧民族总是会很快被农耕民族反击回去。想要长期占领，除非游牧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技术，转而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就好像匈奴融入欧洲成为匈牙利人，而满族融入汉族，生活习俗已经彻底汉化，连满语都已经失传。
农业文明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欧洲陷入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而东方则迎来了大一统的儒教王朝。东西两方的文明，一起落入了极权的桎梏之中。偶尔会有中间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冲进来抢掠一把，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文明的停滞状态。改造大自然的技术，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啥值得一提的进步。农业文明无非就是两件事：选育良种、改善水土。比起游猎的不确定性来说，农业文明固然有了提升，但本质上依然是看天吃饭。有趣的是，东西两方的极权势力，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西方的教廷烧死了布鲁诺，严厉禁止天文和物理学研究。而东方的皇帝则把技术工人定义为贱民，世世代代不能置办田地，更不能读书当官。北宋的儒官里面好不容易出了个科学家沈括，在天文水利上颇有研究，立刻就被整个儒教官僚体系视为另类，被编了无数怕老婆的段子，还被泼了很多忘恩负义的脏水，名声臭大街。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技术官僚存在，大家都以不通实务为荣。你要是能懂得计算土木工程量，你在官僚群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如果你丫居然连账本都能看懂，那不好意思，你立刻就成为全体官僚眼中的贱民，沦落成师爷那一流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了升迁的机会。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何极权一定要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
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改造手段非常有限，本质上依然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四时寒暑，只要节气不调，颗粒无收的结果，就是饿死。想要掘深井以抗旱灾，筑坚堤以抗水患，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无论农民还是牧民，对上天的敬畏是不可遏制的。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廷还是东方的儒教王朝，统治权都是建立在平民对上天的敬畏之上。天主教皇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而东方的皇帝，则是上天之子，两者在本质上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拿了老天爷的名义出来吓人，以获得大义的名号。然后拿点资源出来，干点灾难救济的事，设几个灾棚派粥，再借点高利贷给灾民买种子，就足以让面对天灾手足无措的平民百姓感恩戴德。这要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天不足畏，天灾不足惧，那帝皇就没有了统治依据。所以极权统治，需要绝对保持平民的敬畏之心。一旦民智开启，老百姓真正掌握了世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得心应手的应对自然灾害，对上天没有了敬畏之心，当然也不会对极权统治者抱有好感。
在序章我们阐述了英国的崛起之路。孤悬于外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部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奇葩国王，让英国花了三百年的时间，逐步从天主教廷的黑暗禁锢中挣脱出来，并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人类自此迈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段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没有之一。可惜的是，在东方大一统的儒教王朝统治之下，则没能成长出一个这样的特例。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历史的主线先是英国，后是继往开来的美国。而东方，则沦为彻彻底底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所谓工业的本质，是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日行千里，移山填海，点石成金，乃至连全新的物种，都能被创造出来。欧洲人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各种笑话段子里的主角。今时今日发生了自然灾害，基本上都不会饿死人，汽车火车飞机，一夜之间，就能运送以万吨计算的救灾物资。哪里用得着像农业时代的古人那样，看着破败的家园泪流满脸，然后打好包裹，走了几百里路去寻求贵族的救济。中间要是饿死在半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工业文明一旦发动就势不可挡。从蒸汽机开始，就能像揉面粉一样的揉钢铁，没过几年，就能牵引几十节车厢在铁路上跑得飞快。你在伦敦遭了灾，了不起跑到曼彻斯特去找碗饭吃。大家都满世界的跑，见多识广，对世界也就当然没有了敬畏之心，一心就要征服大自然，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一个痴肥呆傻的帝皇。
正因为这个理由，在工业时代，极权统治者就是个笑话，统治基础都不知道在哪里。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极权，西方的天主教廷和东方的儒教王朝，都维持了上千年，也是今天还存在的那些个极权统治者的样本。今天的独裁者们，要不就是模仿天主教廷搞政教合一型的教皇式专制，要不就是模仿东方王朝搞大一统的帝王式专制，没别的模式。如果要别出心裁的玩其他花样，没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模式都不成熟，很容易就系统崩溃，统统都玩不长久。当然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我们隔壁的三胖子，作为成功的极权统治者，都必须对工业文明严防死守，维持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极权政府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越强，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不依赖于大权独揽的政权。而只要极权统治者放开对工业的限制，开启工业化之路，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他都走上了自毁之路。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请期待第二章—极权之殇。
第二章 极权之殇（上篇）
中国经济在2015年爆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饰的地步。前三季度的GDP绝对值为48.78万亿，较去年同期的45.74万亿，绝对值增长率只有区区6.65%。这GDP增速难看的事儿也就算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灾。去年年中沪指也就是2000来点，结果国家突然开始在股市吹泡沫，央行陆陆续续的印了上万亿的钱，借给券商，然后券商以配资的形式借给股民，就这么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依靠资金杠杆，强行引爆一轮牛市。各路民间资金立刻跟进，纷纷的配资炒股，杠杆率3倍那是起点，5倍6倍是常态，恨不得直奔10倍而去。只可惜这种杠杆型的牛市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大家轮流往里砸钱，砸到没钱可砸的时候，泡沫瞬间就会破灭。这轮人造牛市没维持多久，到今年6月份沪指涨到5000点之后就到了极限，DUANG的一声，泡沫破了，接下来连续一个月都是千股跌停，把不少股民吓成了神经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显示器电源关了，然后笑呵呵的庆祝自己逃过跌停。可怜这次股灾最惨的其实是银行，上万亿的配资资金全部被套，这可是要闹出金融危机的。没法子，国家只能启动救市，于是央行又印了一万多亿去救市，为了不让其他大户借机出逃，还同时规定基金、券商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统统不能借机减持，只能让前期被套的银行资金跑路。结果大家都不理这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万多亿的救市资金投进去，也就是把沪指维持在3600点左右。救市资金又被套得死死的，如果想解套，那就要继续印钱往里投。
可惜的是，印钱也到了极限。这个国家一贯标榜的是以美元为锚印钞，也就是收到一块钱美元，就相应的按汇率印出6块多钱人民币。但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美元就在逃出中国，回流美国。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人的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借债印钞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执行货币收缩政策的政府，中国政府再想轻轻松松的挣美元，等于是白日做梦。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又要整天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不把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资制造业都整死，不足以显示我国的王霸之气。这么一通恶整下来，去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最高达到3.99万亿美元，到今年11月份，已经只剩3.44万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外储减少了5500来亿，月均减少300多亿美元。麻烦的是，12月份美联储又加了0.25%的息，大力引导美元回流。这意味着接下来美元出逃的速度还会加快。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一方面美元在出逃，另一方面，我国的基础货币数据居然还在大规模的增长！去年6月份外储最高点时，M1（略等于基础货币）为34.15万亿人民币，此后5500亿美元出逃，按理央行应该每流出一美元，就相应注销6块多人民币,所以M1数据起码应该缩减个3.3万亿左右，就算存在统计误差，好歹你M1数据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增长。但是被股市绑架了的央行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一开始是要在股市吹泡沫需要印钱，接下来救市还是要依靠印钱，这钱还不能印少了，起码是万亿起印。这么弄下来，到今年11月份，M1竟然升到了38.76万亿人民币，新增了足足4.61万亿。一年半下来，你不注销3.3万亿的人民币也就算了，你还凭空加印了4.61万亿的基础货币！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要凭空印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的汇率就别想再保得住，所以8月11号开始，在汹涌出逃的美元面前束手无策的央行终于宣布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调到6.4，到今天12月28号，在岸汇率（国内汇率）勉强维持在6.47左右，而离岸汇率（国外汇率）已经是6.54了。如果不是央行每天都砸出大笔美元干预市场，随时都能直奔7而去。但是这么干预市场死守汇率，完全是得不偿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你守住汇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元出逃，结果为了达到目的你就主动把美元砸出去，这不是神经病吗？守着现在这个6.5左右的汇率，也不知道有啥用。中国梦的逻辑，反正老蛮我理解不来，只能当笑话看，每天看每天笑，没事就能笑出眼泪。
说了一通股市汇市，再来看看凄凉的实体经济，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朋友感受还不明显，但是只要往周边走一走，萧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河北的钢铁工人，山西和内蒙的煤矿工人，长三角的电子工人，珠三角的鞋厂工人，大规模破产裁员的案例不绝于耳，就连当代文艺青年的装逼神器“锤子手机”的代工厂，也是说破产就破产。就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公开宣布要全员降薪15-20%，以应对危局。按正常的流程，下一步三桶油就要启动大裁员了。要知道石油石化行业，那可是垄断型的铁饭碗，富得流油，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经济萧条需求下降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每桶油从去年6月份的最高110美元跌到现在不足40美元，跌幅高达64%；倒是国内其实也没跌多少，从8块钱一升降到6块钱，也就降了25%，相比国际油价降幅，那真是只能算微调。发改委整天瞎找不降价的理由，给三桶油的暴利保驾护航。但哪怕这样，三桶油都保不住利润，铁饭碗都要锈蚀成渣了。老蛮我有个习惯，每个季度都要去佛山和东莞的传统工业区溜达溜达，到路边的大排档吃顿宵夜，和下夜班的工人聊天扯淡。但是这两个季度，不要说多少间厂门上贴着招租的白纸，曾经熟悉的大排档居然都做不下去，纷纷关门了，可见厂区工人的数量下降得多么厉害。
至于宏观经济数据，那真是一塌糊涂。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就业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分项数据从业人员指数（月度抽样调查数据，高于50%为扩张，低于50%为萎缩），从2012年6月开始，就一直低于50%，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7.6%。这表明就业一直处于持续萎缩之中，已经持续萎缩了三年半了。从目前此起彼伏的破产事件来看，制造业的就业没有任何改善的征象。再看商贸服务业方面，“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样是惨不忍睹。从2014年7月份开始跌到50%以下，基本上没有再上去过，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8.4%。关于就业方面，再给一组数据：2012年三季度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总数为1.687亿；到2013年三季度民工总数上升到1.739亿，较2012年增加了520万。这说明当年度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520个就业岗位；2014年三季度民工总数微弱上升到1.756亿，较2013年仅仅增加了17万人。这个时候，城市已经难以再为数以亿计的农村隐性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到今年第三季度，民工总数为1.755亿，较去年还下降了10万人。城市不仅无法再创造就业岗位，还缩减了10万个岗位。照这么下去，不仅是中国农村那一亿多的隐形失业群体找不到活干，原来还能勉强有碗饭吃的民工都得失业。而这帮身强体壮又经历过基本的生产纪律训练的壮汉，要想不饿死自己，在这个零福利的国家，就只能选择作奸犯科，最方便的就是砍死邻居全家，喝血吃肉。而如果他们能实现自我组织，集结为流民，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噩梦。
再来看企业的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6万亿，2013年增加到6.28万亿，增长率还有个13%；2014年6.47万亿，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区区3%。而今年的1-11月份，利润总额只有区区5.54万亿，利润额呈现清晰的逐月递减之势，预计全年撑死了也就是个6万亿，比较2014年，足足萎缩了7%。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之后，终于走上了萎缩之路。但是随着今年企业利润额的下降，纳税额倒是维持稳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44万亿，增值税2.65万亿，合计4.09万亿；2013年合计为4.46万亿，增长率为9%。对应前面13%的当年度利率增长率的数据，这种税负增长也可以承受。2014年这两个主要税种合计为4.71万亿，微弱增长了5.6%。比较当年度企业利润只有3%的增长率，这种税负增长幅度虽然偏高，但也不算离谱。然而到今年1-10月，营业税及附加为1.47万亿，增值税2.44万亿，合计3.91万亿，预计2015年全年税负基本稳定在4.7万亿的规模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然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7%！就这样工业企业的税负依然没有下调，依然按照2014年的征缴水平纳税。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企业要是不大规模的死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现在的世界经济背景。在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矛盾就是消费力不足。工业生产没有节制，机器哼哧哼哧的日夜开动，又不会喊累，总是会生产出超出需求总量的产品。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靠向东方各国殖民，由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向西方输出购买力才得到了缓解；而第二次经济危机则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能够缓解，是靠1970年代全世界进入纸币时代，美国政府借债印美元，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超过了17万亿，已经到了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美国国会对增加债务规模深恶痛绝，美国人民上下一心，就是要缩减债务规模，停止向全球输出购买力。在数据上，美国201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水平仅仅只有4390亿美元，是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4年度的4830亿美元下降了440亿。要知道在2012年美国政府借债的巅峰时期，财政赤字是有1万亿规模的。美联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加息，以回收美元，达到缩减债务规模的效果。我们在序章里已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传统，就是收敛和中立。现在很明显，美国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救世主的责任，他们要关起门来过日子，随便你全世界怎么经济危机，那都是你们的事，和美国人没关系了。反正美国资源丰富生产稳定，美国政府还在不停的想办法给企业减负，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就是由国家承担穷人的医疗保险支出，降低企业的负担，这还不够，12月17号，就在美联储加息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总规模高达6220亿的永久性减税案。这要是还不能促使美元和产业回流，那真是见鬼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世界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在第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谁会先死。在森林中遇到了熊，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行了。美国现在势头大好，基本没有死掉的可能性。非洲、南美洲和俄罗斯这种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死了也没用。只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无论谁先熬不过死了，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崩塌，其他国家就能冲进来实施殖民统治，在重建秩序的同时掠夺财富，为其国内输出购买力，从而逃过危机。而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经济上颓势尽显，在政治上全面左倾的极权国家，会死在第一个吗？
在现在这个工业时代，一个极权政府，能带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出危机吗？请期待下篇。
极权之殇（下篇）
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按人口数据来说，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而农村人口高达48402万，当时的城镇人口还不到农村人口的一个零头，占全国人口的比值只有11%。考虑到工业这种需要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快捷的交通运输的产业，在地理位置上就一定位于城镇而不是荒僻的农村，因此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工业化。这个时代中国的工业基本还是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打下的那点底子，民国政府就没在工业化方面进行过啥投入，也没取得过啥成绩。抗战时期国军人手一支的汉阳造，是由汉阳兵工厂在1904年满清统治时期定型，这种过时的玩意竟然还能为1930年代的举国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汉阳兵工厂的创立者，还是著名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民国时代在工业方面的虚弱不堪，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时期，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长江流域的“进口关税”，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进口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正被欧美这些工业大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外国进口。至于出口，以中国当时基本不存在的工业实力来说，根本就无从说起。所以中国当时处于极端的贸易逆差状态。想想中国在当时穷得一文不名，水深火热，战乱频繁，居然还要向欧美输出购买力，让它们的工业企业挣大钱，这真是太扯淡了。所以现在的文艺青年和民主小清新，没事就怀念一把民国精神，声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的有情怀有格调，这基本上要么就表示这帮货在历史修养上等同于弱智，要么就意味着这帮货内心深处有着被经济殖民的奴化倾向。除此之外，没别的解释。
相对民国政府而言，共产党人占据了广大的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动员起来，然后向农民征收农税，其实就是农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源可比民国政府的那点可怜的进口关税要多得多。随着共产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共产党人的农税税源越来越宽，而交通要道都被隔断之后，民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国共两边在抗战之后打了没几年，国民党弹尽粮绝，财政破产，金圆券贬值都贬成了渣。而共产党人则越来越财大气粗，没几年就问鼎中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起了新中国。
建国之初，靠征收农税起家的共产党人与民国政府一样，没有在促进工业生产上投入什么心思。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业领域。先是搞了5年土改，挑动全国的老百姓斗地主分田地。然后摇身一变，又把老百姓刚分到手的田地都收拢起来，搞农民公社化，一搞就搞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期间也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搞了一个工业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起了3000多间厂，勉强算是有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布匹火柴这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去找，大概也能找到那么一两家。但要说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工业时代，那就纯属扯淡。在就业人口数据上，1952年总就业人口20729万，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17317万，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才1531万，这点子工人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到1979年文革结束，即将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建设的当口，全国总就业人口41024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可怜的7707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只有18.8%，连农业人口的零头都比不上。这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多少成就，中国政府在工业建设上多有经验和诚意，纯粹就是自欺欺人。而在总人口数据上，1979年城镇人口只有区区18495万，乡村人口高达79047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同样只有19%。相对1949年，30年过去了，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是从11%提升到了19%而已。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整体上依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此对应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以及一个东方帝王式的开国太祖，这也是理所理当，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9年之后，中国在高层政制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出现。整个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层决策机制都是“九老治国”，若干元老聚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然后用投票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由此处于分散状态。而此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帝王式的领袖手里，由领袖一言而决的体制，被视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被反复检讨。元老们经历了三十年朝不保夕的内乱，对生杀予夺的帝王制度充满警惕，内心深处就不放心权力集中一个身上。而每位元老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范围，建国战争时期的五路野战军系，加上一直独立运作的地下党系，这六大派系，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原始也是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此后中国的政治领袖大都出身于这六大派系，代表各自派系的利益，而各个派系之间只能是依靠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任一方都无法有效压制另一方。这个时刻的中国，居然形成了类似于英国早期的“贵族共和”机制。出身于二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90年代初期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议，除了跑到南方巡视一把发表讲话争取舆论支持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更不要想着剥夺政治对手的自由乃至生命了。
这种奇特的“贵族共和制”是中国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走上工业化之路的内部因素。而在外部，人类进入纸币时代，美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借债印钞计划，向全世界投资，并带来了第一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基础制造业离开欧美，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而中国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场。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巧合得过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完美的契合，令这个国家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人的运气好得简直是令天地失色，除了用天佑中华来形容，没别的形容词。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共和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只是政治派系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相互制衡只可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派各系不会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总会有人衰弱下去，也总会有人强大起来。第三任领导核心结合了三野系和从地下党系中分立出来的沪浙系的力量，已经隐隐有了大权独揽的迹象，只不过时任的总理是个强人，同样是出身从地下党系分立出来的计委系统，资历深厚，而且能力超群，性情又坚毅果敢，第三代核心根本压制不住，于是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平衡，由此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等到第四任核心上任，惊讶的发现，第三代核心的势力已经大成，五大军区都被整肃了一次，浙沪系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资金渠道，四代核心自己几乎被架空成了傀儡。好在三代核心已经退位，只能在台后发挥影响力，明面上的事，还真没法干预。于是整个四代核心的任期，就是台前与台后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比三代核心时期的制衡更加有效，台前和台后的两位核心都没法大动拳脚，于是政治上几乎毫无作为，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乱作为。这也给了中国民间资本最大的发展空间，民间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在数据上，2002年四代核心上任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为3.66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57亿，农业的就业人口显著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四代核心退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2.58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了2.32亿。
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高层政治体制开始逆转，贵族制衡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亡。三代核心隐藏在台后与四代核心相互制衡了整整十年，但到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对于新上任的第五代核心，想要尝试制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一辈的贵族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而新上来的这位五代核心，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贵族继承者，轻易整合起了其他红色贵族继承者的力量，将聚集在三代核心身边的新兴贵族群体清扫了一次。而这一任的总理又远远比不上三代核心时期的总理，根本谈不上对核心的制衡。自此，中国的治国大权再次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制衡和分权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再次成为了典型的极权式政府。
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工业与极权的对立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得更加深入。工业时代，一个工业制成品要走出车间，走上货架，再走到消费者手里，需要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条。维持这条链条运作的铆钉，是契约。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人订立契约。你购买原材料需要契约，运输需要契约，销售更加需要契约。作为消费者，你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契约。而契约能够得以履行的关键，就是信用。在工业生产链条之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守契约精神，保证信用。而在国家层面上，更加需要信用。司法需要信用，你公布的法律必须确保执行，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执政需要信用，政府官员不能出尔反尔，承诺的招商引资条件，到最后必须要予以执行；印钞，更加需要信用。滥发货币，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直接崩溃。
信用，就是工业文明的根基。
然而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用。对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权架构而言，它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有规律可循的。政治派系之间妥协和谈判，得出一个结论，这本身就是契约。各政治派系捏着鼻子履行契约的行为，就是建立信用的过程。即便是对你这一派势力的利益有损，但只要你妥协了，你就得执行。而你真的执行了，就表明你有信用，是个可以长期交易的对象。由此自上而下，整个国家就建立起了信用。这是贵族共和型的信用模式，也是中国在2010年代之前的信用模式。然而2012年之后，这种模式被逐步打破，权力失去了制衡，五代核心大权独揽，其行为就变得无法预测，信用更是无从谈起。2014年年中，五代核心突然启动股市牛市，并在今年引发股灾，产生的连锁反应令人民币汇率失守，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休。要说这两年中国最大的决策错误，非此莫属。然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行为在事先根本就无从预料，在事后也无从追责。股灾之后，各路机构在救市方面的表现，更是拙劣不堪。手忙脚乱的证监会系统就不说了，表现最不堪就是央行，先是公开声明拒绝印钱救市，然而在半个月之后，又顶不住权力的一纸命令，转身疯狂的启动印钞机，印出来一万亿的救市资金，然后被套得死死的。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哪里能谈得上什么信用？至于司法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以言入罪是清朝文字狱的玩法，现在为了迎合核心的个人喜好，倒成了司法常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最基本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工业文明当然就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企业家们今天还是政府的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根本不再有任何保障，反正要找个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容易得很。所以企业家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民，逃往国外，甚至出现了“富人移民潮”的说法。现实惨淡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一个谈不上信用的极权政府，能够聚拢人心，对抗大势，在最后这场最后的危机狂奔中，跑在欧洲和日本的前面？极权的殇曲，已经在这片国土敲响。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静待末日的审判。
人类世界发展到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政治学上唯一称得上成果的只有一条：唯有权力分立式的政府，才能够建立信用，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越是权力分散的小政府，其行为越容易预测，其信用越有保障，就越能促使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倘若天不生大英，则万古如长夜。而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国，则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我们所定居的这个极权国家走向悬崖，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我在接下来的终章里，会集中阐述，这悬崖底下，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请期待最终章：众生之死。
楼主 纳粹德国也是极权统治 为何工业也很强大呢? ————————————————— 嗯，苏联当年也不错。这俩实施的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套体制，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体制，极权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模式。在这套体制之下，个人完全丧失自由，只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产出都要奉献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分配生活资料。穷举国之力发展制造业，也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绚丽的工业文明。要知道连帝王其实都不会彻底剥夺私产，而纳粹就是要这么干，如果它能成功，那当然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性总是自私的，没伟大到这种全面奉献的程度。我国建国初期那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就是在模仿这种纳粹体制。你要说这种反人性的制度，能长久的实施下去，并成为一种值得我们抛弃现在的生活去追求的梦想，呵呵，那么恭喜你，这个国家还真能复辟文革。 我其实从不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所以这种纳粹体制，也从来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那么，你们呢？你们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建立起纳粹式的统治吗？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上篇）
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中国人其实就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前三十年就不多说了，我在《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一文中，已经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也是在不停的折腾。1980年代开放外资进入工商领域，在外资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之路，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己开办工商企业，居然还是违法行为，这崇洋媚外也算是上了境界，最终引发了80年代末的一场举国动乱。1990年代，动乱的余声差点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也幸亏出了个铁腕总理，向民资开放工商领域，把小国企都卖了，才让这个国家死地求生，活到了新世纪。2002到2012年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新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最滋润的十年，除了一开始闹了一出非典把大家吓得够呛，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08年南方闹了一把雪灾，西边又来了一次地震，中国人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我动员万众救灾，那场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也是中国人当时连续过了6年好日子，心里有啥怨气都被平复了，对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社会凝聚力强得令人发指。国民同心，其利断金，一点自然灾害，根本就不在话下。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多得政府拦都拦不住。要按这势头过下去，经济下行算得了什么，13亿人热情似火，就足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你美国人不再印钱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不再承担全球央行印钱之锚的责任，我13亿中国人转身忍受中国人民银行凭空增发人民币，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不起大家一起勒紧裤袋过苦日子，人民币要贬值就贬值好了，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只要还有口吃的，也不会闹出社会动荡以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天不佑中华，好日子过到2012年，也就是短短的10年时间，竟然就到了头。在当时美联储还在大肆借债印美元，国际经济背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惨淡，纸币时代现在当然是很明确的走向终结，但是在当时，2012年的金融学家们，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借不起债的那一天，也绝对不会相信美联储居然会选择收缩政策，引导美元回流。要是当时大家说制造业会逃离中国回流美国，那更是神经病。成本优势明明白白的摆着，甩老美几条街呢。然而就在2012年，中国高层的贵族共和机制玩完，极权模式确立，政治风向彻底转向，“国进民退”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响彻大江南北。红色权贵资本此前还处于收敛状态，吃相不算特别难看。相互制衡的年代，你要是做得太过分，保不准就有另外一派在背后给你下刀子。2012年之后，红色权贵彻底没有了顾忌，看到有啥盈利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一哄而上，吃干抹净，根本不考虑给民资留条活路。当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狙击民营加油站。你要是纯粹的民营加油站，你连油都进不到，三桶油直接就拒绝卖油给你，要么你就一边骂娘一边低价把你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加油站转给权贵，要么你就眼睁睁的饿死。说起来，如果不是开淘宝店这种事太过草根，权贵们还看不上眼，按现在这玩法，简直恨不得一打开天猫，所有的店都是权贵开的，你只要浏览了你就必须买，直接就从你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你要胆敢抗议，那就是寻衅滋事颠覆政权，当场就要抓到新疆去挖煤。当然现在煤价大跌，据说处理良心犯的方法不再是挖煤了，而是好吃好喝的喂结实了，然后活体摘器官，供权贵移植之用。各位注意了，我这虽然是在编段子，但也没歪曲到哪里去。按官方说法，中国现在平均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四年时间，累计的器官捐献数量，只有不到8千。这多出来的人体器官都哪里来的？真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要说极权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全跟中国似的，一心一意就要与人民为敌，不把老百姓手里那点余粮吃光抢光烧光，就满脑门子的不高兴。放眼全世界，还真能找到几个特例，不吃不占，为人民谋福利。最典型的是韩国军政府。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搞总统终身制，执政长达18年。这厮在任上大搞特务政治，大权独揽，1979年被暗杀之后，接任的全斗焕将军和卢泰愚将军，也都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从1961年到1993年，这32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历次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选，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连竞选对手都没有，除了台上的这位将军，你啥其他选择都没有，恨不得连弃权都不行，必须要在将军的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才能平安回家。军政府把韩国上下把持得严严实实的，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了，你要抗个议游个行争取民主，人家直接就敢开枪。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聚集起来抗议军队篡权，被当场枪杀200多人，史称光州惨案。然而这三十二年里，韩国连续三任军人总统，都在忠实的执行了一项经济政策：在各项重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扶持起一到两家民营企业。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多年，穷韩国全国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居然成功的搞出了五大民间工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SK）。除了大宇集团没能扛过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它四个现在算是越过越好，撑起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财团，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资本。韩国这三位军人总统，竟然统统没有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开企业，搞权贵资本。虽然受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让自家的权贵资本肆意妄为与民争利的事，那真是突破了韩国极权统治者的底线，人家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回头一看，这三位爷为了维持权位，连开枪搞大屠杀的事都干得出来，算是极权的典型了，但是在产业领域亲自下场与民争利的事，人家竟然干不出来。可见与民争利这种事，比杀人还不如，执意与民争利的极权统治者，也得算是极权者中的人渣了。卢泰愚现在还在世，80多岁了，估计这位爷偶尔向西边看看，瞧着红色大国那帮痴肥呆傻的红色贵族满嘴流油的吃相，能恶心得睡不着觉。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中篇）
有了韩国做对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极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一码事，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我们今天回顾东西方的历史，能够看出显著的区别。西方的王国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现在，虽然中间也屡有王位更替的战乱，但整体上居然能保持稳定，今天欧洲各王国的国王要往上追溯，血缘能追溯上千年。而东方王国，时不时就要陷入灭世级别的动乱，一省的平民百姓都被杀光的惨事，更是举不胜举，连帝王都要被种族灭绝。今天要刻意去找的话，爱新觉罗氏可能还有几个后人，朱元璋的后人肯定是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在DNA的层面上被消灭。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东方的极权官僚贵族总是会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与民争利，大规模土地兼最终会摧毁农业生产秩序，产生流民与暴乱。这种事在西方诸国就不常见。法国与德国之间整天都是虎视眈眈，荷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贵族领主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边境的仇敌冲过来砍死，所以必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相互制衡的结果，就是贵族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总得有底线。领主们了不起就是向农民征收重税。至于直接介入农业生产领域，亲自下场抢田霸地，摧毁社会生产秩序的事，那还真干不太不出来。所以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是收税方面的矛盾。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起因都是征税。由于税收的问题闹起的民变，了不起也就是经济纠纷范畴的事，杀几个人头震慑一下，再减减税怀柔一下，民愤就平息下去了。大家回去该种地种地，该磨面磨面，生产秩序没有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容易。社会大乱举国上下死掉三分之二的事，欧洲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东方的大一统国家，除了中亚草原上过个百把几十年就会出现的敌人，内部就是一团和气。官僚贵族们整天歌舞升平，没有制衡的力量，很自然的就习惯向田地下手，与民争利，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王朝承平了几十百把年之后，总是会出现，因此也总是会以一场空前的全国大屠杀，作为旧王朝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开始。社会生产秩序一旦被彻底打破，要重建必须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即便是大乱前期，田地的总出产其实也足以养活全国的老百姓。然而只需要分配不均，有个1成的人吃不饱饭，愤而暴乱，席卷全国，就能让所有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任何生产活动都是有周期的。暴乱之下，田地只要有个十天八天没人打理，庄稼就会成片死亡，想要补种，那就是下一年的事。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全国性的饥荒，最后饿殍遍野，以人相食，两脚羊的烹饪手法，在史书里俯仰可见。而所谓易子而食，那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每隔个百把来年，中国人就要享受一下的。
照这样看来，最恶劣的极权统治者，在农业时代，当然就是直接介入农业领域与民争利大搞土地兼并的那帮末代王孙。而在工业时代，道理是相通的，贵族直接与民争利，最后一定导致生产秩序的彻底崩溃。权贵资本直接介入工业生产领域，开办垄断企业，霸占优质资源，抢夺低息资金，走权贵的路，让民资无路可走。这么弄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农业时代王朝更替时的惨剧：两脚羊时代将会因此到来。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进入极权状态已经没有了疑问。然而总有这么一批人，会对极权抱有幻想，期待极权者能善心大发，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经济危机，然后再交出权力，立地成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王朝的官僚贵族们依然大肆的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秩序，直至整个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与此前王朝灭亡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外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步步紧逼，而在国内，权贵资本们却在加紧侵吞民脂民膏，直接下场在工商业领域抢夺优质资产。以前这种侵吞行为还会掩饰一下，现在干脆就不掩饰了，光明正大的在股票二级市场开抢。一堆红色继承人创办的金融企业，纷纷的对优质民企下手，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除非第五代领导核心，能够力挽狂澜。首先就要阻止红色贵族继续在工商领域与民争利，然后彻底开放工商，解除对民资的产业禁锢，将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完全改变；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贵族干预生产侵吞民财的风气，彻底扭转。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领大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
然而，以上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红色贵族已经达成了联合体，内部制衡模式荡然无存。而原本可以制衡红色贵族的新兴贵族，也已经被清洗干净。今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再启用另外的力量，来制衡红色贵族的力量。他的权威全部来源于红色贵族，当然也就无法再侵犯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红色贵族的利益，恰恰就是继续大规模的与民争利，在工商领域抢夺资源。这么下去的结果，当然会造成生产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崩溃，伴随着连续的破产潮，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如同我们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一般，已经无从改变。而接下来的问题，无非是这场灭世级的灾难，将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发生。而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惨烈的两脚羊时代。
众生之死 （下篇）
中国官僚贵族群体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大规模侵占生产资料，起源于汉武帝。这厮北征匈奴，穷兵黩武，把国库清光了之后，气急败坏，直接下令充公富人的财产。这算是给权力侵占民财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口子。官僚贵族们一看，哎呦，原来还能这么玩，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老百姓的田就是我的田，老百姓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那还不简单，直接上去抢啊。汉武帝的一纸告缗令，打开了魔盒，中原王朝自此进入了治乱循环之路，哪怕后来这厮发罪己诏，收回告缗令，试图回归正途，也没能把魔盒重新合上。西代末年，田土产业完全集中到少数官僚贵族手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黄巾为乱秩序崩塌，中华大地流血漂橹，所有的官僚贵族都被愤怒的流民大军清洗一个遍，直到新的贵族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掌握统治权，重建秩序，等着迎接下一次的崩乱。帝王们当然都不愿意面对民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抗官僚贵族群体侵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欲望。汉武帝打开了丑恶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官僚贵族群体入侵生产领域的欲望。这种欲望绵亘了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封侯拜相之后，不弄个几万亩地，把控住全城的大小店铺，那简直丢人能丢死。连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陷入衰落的二等贵族，也是把金陵的典当业给垄断了的。这种直接入侵产业领域的事要放在欧洲贵族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人司空见惯。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扩张皇权，与整个官僚群体的贪婪对抗，青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禁止官僚群体侵夺民地，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们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打下江山后你控制上海的十里洋场，我霸占广州的十八洋行，大家兴高采烈的瓜分各种挣钱的产业，让子孙后代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人性的贪婪根本就禁止不了，帝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有这两千多年的厚重的历史传统，除非能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否则这治乱循环的圈子，中国人根本就逃不出去，只能是隔个百把几十年，就收割一次两脚羊。举国上下死掉至少一半人，饿殍遍野，残存的国人在血泪中期待下一次盛世的到来。
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无非就是这新一轮的大乱而已。权贵资本入侵实体经济领域，在所有挣钱的领域上下其手。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向权贵资本倾斜，银行的钱情愿烂在账上，也不会贷款给民企。民营资本除了开个餐饮店，真不知道还能干啥。这简直就和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官僚贵族手里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将会发生的事，也无非是历史的重演：如同王朝末期的农户破产一样（当然2015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也确实已经让农户处于破产边缘），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各种资源越会远离制造业，令其死得更快。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失业潮。
与古代王朝末年的失地农民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动乱群体，是工人，而工人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纪律。化工厂的工人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路，就能自制火药，而模具厂的工人则能轻易的制造刀枪。而且他们能够轻易的组织起来，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古代的失地农民必须要被逼上绝境，成千上万的饿死之后，才会在少数领袖的带领之下走上暴乱之路。这之后还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在不停的战斗和逃亡中学会战斗技巧，学会遵守纪律，学会制造武器，学会团结与协作。暴乱的成本太高，因此古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完全全的瘫痪之后，才会愤而起义。明朝末年的陕西连续大旱了5年，全省饿死了超过一半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朝政府还连续加征辽饷，连安安静静的饿死自己都不行，这才引发了流民起义。然而现代的工人阶层天生就是战士。朝九晚五的组织生活，团结协作的流水线作业，对工长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这基本上拉上街头，直接就能组成战斗队列了。更关键的是，当代工人们骨子里充满着物资欲望，平时看的都是韩剧，脑子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连穷酸港剧都不看，你要说现代工人能忍受到成批饿死的地步，工人们一人一口浓痰淹死你。两天拿不到工资，工人们就要去围攻市政府了。北上广深的政府门口还稍微干净点，那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比如佛山东莞政府门口，每天都站满了讨薪的民工。以前市政府还有办法可想，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市政府解决民工围攻的办法，就是给安排另外一家雇主。现在眼看着就是失业潮，工矿企业挨着个倒闭，民工们没有饭吃，想找个下家也没有着落，这要再次联合起来围攻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可想，只能是驱散了事。要知道现在地方政府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超过2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法还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2015年，在各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竟然还出现了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地方政府总收入（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及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共10.55万亿，预计全年的收入也就是11.5万亿左右，而2014年的地方政府总收入为11.83万亿。当然，主要来源于税收的一般预算收入当然依然继续增长，增长幅度高达9.3%，远远超过了6.5%的经济增长率。总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了29%。顺带说一句，这也是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所有文件最终都落到了如何振兴房地产业上的原因。这件事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保证政府的收入和既得利益。至于产业经济下行本身，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考虑之列。
正因为此，在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爆发的过程中，一定会爆发剧烈的冲突。民众的死活，与官僚权贵的利益毫无关联。即使遍地都是破产的企业，该收的税也是一分钱都不能减。明朝末年陕西的饥民民变由此而来，这事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治理逻辑之下来看，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佛山东莞和温州的民资企业倒闭了多少，失业的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谋划去哪里的垃圾桶能找到食物，总之，政府的收入是必须确保的，而且还要实现增长，涨幅还不能低，必须显著超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治理逻辑之下，全国661个城市，只要一个城市无法压制平民的怒火，没有处理好失业潮问题，就能酿成民变。或许这种小范围的民变在2016年还能被及时压制住，不至于扩散开来，让整个城市陷入暴乱。但是到2017年，一定会有黑天鹅出现。民愤没有出口，就一定要以大肆破坏作为发泄途径。就在这几天，甘肃一个小县城，一个小女孩和超市发生纠纷自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民变的边缘，城市处于瘫痪状态。归结起来，无非是愤怒的国人借机发泄怒火罢了。
2016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会是大量的平民聚会请愿事件，伴随着一些独狼式的暴力事件。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普遍，只要有一颗火星，一个合适的借口，就能引发平民的山呼海啸，聚会请愿变成聚众抢掠，独狼变成群狼。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极权政府的另一个硬伤，将会暴露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动员能力，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平息民愤。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极权发展得越厉害，权贵资本对产业的侵害程度越深，就越是会丧失民心，社会动员能力就丧失得越彻底。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一次应对民变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首先上演的，将是暴民对当地官僚权贵的大屠杀。接下来社会秩序崩乱，红色权贵可以短时间的守护住个别城市的秩序，但是基层士兵的家乡将会陆续陷入暴乱，军心因此很快就会溃散。这时候要么就是士兵强迫军官暴乱，要不就是士兵携枪逃回老家，去守护自己的家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大大加剧社会动乱的程度。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燃料传输等物流链条都会停滞。而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外向型的，对于物流链条有着巨大的依赖。一旦水电气等生存要素供应不上，整个城市都会陷入黑暗和混乱。这无疑将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市民将会陷入彻底的恐慌，断水断电的高楼大厦的生存环境将会极其恶劣。这种混乱情况只要维持一周，饥寒交迫的居民走投无路，就只能是向邻居挥起菜刀。城市将会迅速变成人间地狱。能逃出去的权贵还好，逃不出去的官僚，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举家死无全尸。这种事说起来很凄惨，但在中国历史上，那是过上个百把来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在史书上司空见惯，现在也就是再来一次罢了。而这些，就是我们注定的将来。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次的问题，不是金融层面的问题。股市、汇市和钱市的所谓剧烈震荡，并不是危机的成因。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全球制造业都面临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而为全世界输出消费力的美国，也不愿意再承担借债印钞的责任。这事再闹下去，生产链条一断，那全世界都面临失业潮的威胁。所以现在美欧日中这四方，日子都算不得好过。美国稍微好点，欧日中都在地狱边缘熬着，等别人先死。日本人民艰苦奋斗惯了，二战之前大家连裤子都不穿，也要支持军队建设，二战打输了，大家照样连裤子都不穿，支持经济建设。中国人加班加到猝死，算是负面新闻，大家都会痛骂这企业太黑，压榨员工。日本人加班加到猝死，那可是企业的英雄和典范，大家都要纷纷表示向他学习的崇敬之情。大和民族的苦难耐受力强得超出中国人想象，指望日本人死在中国前面，这根本就不现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养尊处优的欧洲人，能因为越来越严重的中东伊斯兰教暴乱问题和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社会福利陷阱，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死在中国前面。2015年，希腊经济差点就崩塌了，政府直接就宣布不还债了。也就是最后德国放了它一马，不然的话，连锁反应一上来，说不定就能让整个欧洲经济坍塌。不过现在欧洲人也意识到了危机近在眼前，人家再怎么积累民愤，在民主体制下也有出口，了不起换一任政府元首就是了。欧洲人在政治博弈的环境下生活了上千年，又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成熟民主体制的训练，全社会很容易就能通过博弈达成过苦日子的共识。麻烦的是中国，全社会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毫无共识可言，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连沟通渠道都谈不上，连博弈的规则都不存在。哪怕是大学里睡在上铺的兄弟，有个三五年没有见面，世界观都能天差地别，吵起来恨不得挥拳相向。至于红二代对上民工二代，除了直接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根本就没别的交流方式。想要中国人聚在一起正常的讨论一下如何同心协力熬过难关，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这么一看，中国一定会死在前面，成为被美欧日猎食的尸体。
当然了，中国死后的事，也可以继续推演。这次与历次王朝更替的历史不同，失业的产业工人这次会成为暴乱的主力。此前的暴民主要是农民，而这次是愤怒的工人，熟悉城市的工人。工人的主要攻击方向当然是城市，越大的城市，承受的攻击将会越剧烈。古代的农民起义源于农村，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扫荡，在裹挟了大量的农民后，间或才会围攻城市，但不会毁灭所有的大城市，也不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储存在城市之中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恰恰是政权能实施统治的根基。不要说赋税征收必须以此为基础，治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最根本的国家治理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资料之上。而这一次，愤怒的工人将会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摧毁一切产业经济基础，并将城市本身焚为灰烬。可以预料到的是，所有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都会被毁灭，这个国家统治根基将会被彻底摧毁。到暴乱平息，这个国家将会是一片废墟，根本无从依靠自身的力量重建秩序。到这个时刻，必须指望美欧日能伸出援手，派出军警，为这个国家提供秩序。从头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户籍和工商档案，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暴乱的程度越狠，重建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成本就越高。可以确定的是，在废墟之上新建的政权，一定承受不起重建秩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而要重建整个工业产业链，需要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一个新兴的政体毫无信用可言，当然不可能承担货币发行的重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金融和产业体系就是个笑话。因此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成长为香港这样的殖民体。这个汉族国家将如同香港一样，不再拥有自己的央行，而是依赖外资银行发行“汉币”，以外资银行的信用和外汇储备，为“汉币”的购买力做担保。当然，反过来，这其实是给美欧日手里庞大的存量纸币找到了出路：拿到中国来作为印刷汉币的担保就行。另一方面，这个废墟之上的国家要重建，路桥楼港，灯油火蜡，必然要消耗海量的商品，这也为美欧日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么一想，让中国死掉，真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大好事。所以TPP（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在2015年顺利突破了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眼看也要达成，大家伙一心一意，把中国排除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举世排华，无非就等是中国赶紧死掉罢了。这么一看，中国动乱之后，在死掉一半人以前，根本就不用指望美欧日会善心大发，前来救援。恨不得人家立刻就会封锁边境，为了耳根清净，还要把境内的黄种人都关进集中营，就等着你中国乱到不可收拾，再来经济殖民，在你中国的废墟和尸堆之上开盛宴。
说到这里，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无论是看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有必亡之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然，按照这两年的写作惯例，我不能只给出对末日的预期，我总得拿出个药方。现在这个必死的局面要改变，有两件事势在必行。第一，是减税。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斩断红色权贵伸向产业的手。减税这事就不多说了，政府必须精兵简政。精兵这事正在干，说是要裁减百万兵员，目前来说也就是口号，还没落到实处。至于简政，裁撤政府机构缩减政府权力，这事儿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人干成过。至于要能做到第二件事，就必须建立对红色权贵的制衡机制。在没有了其他新兴权贵进行制衡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政改，赋予老百姓监督权贵的权力。执政党一党制可以保留，政府层面的官员任免权都可以继续由执政党掌控。但至少人大代表这一块，要实现普选，以实现真正的监督。立法权要由人大真正的掌控，执政党随意立法随意征税的权力要被剥夺。当然，同时也可以赋予执政党对于所有立法案的最终否决权，避免人大代表们瞎胡闹。这两件事要是能实现，起码老百姓还有个盼头，税负减轻了，心情起码能好点；人大也能成为分裂的各阶层的博弈通道，各种怒火可以在人大会议里发泄出来，不至于酿成最后举国暴乱的惨剧。然而，这两点要实现，说可能性为零都是轻的，恨不得低到负值。降个油价都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的政府说减税，直接就是在骗鬼。至于政改，那是提一句都能触犯刑律的事，动不动就要以寻衅滋事论处的。各位看老蛮我的政改建议，已经做了绝大的让步，对执政党的地位做了最大的保护，可行性总比国内那帮生活不能自理的民主小清新要高得多，但就这种程度的改革，也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权贵资本持续入侵实体产业，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涌起，政改的时间窗口，到现在这一刻已经算是关上了。
当然，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讲，平时岁月静好人生如歌，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从不理会城中村的民工的死活，听到别人说政治，立刻就要起身走人的。现在突然就要迎接一个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这也太过残忍。所以，我姑且在这里最后一次呼吁：抬起你们的头来吧，中国人，你们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死路上。恰恰是你们的纵容，你们的苟且，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必死无疑的惨境。你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向极权发出你们的怒吼吧。你们固然将面临生死困境，但你们的团结和怒吼，会是降低未来暴乱程度的唯一指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活不过这场劫难，但你们的子孙，你们的血脉，这片大地上幸存的黄皮肤的国人，将有可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度。而那个国度，将会听到你们在生死关头发出的最后的怒吼。他们将会因此而思考，内省，并因此有可能抛弃这个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权糟粕。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国家：凡哭泣总能得到抚慰，凡冤屈总能得到平复；凡饥寒必有衣食，凡阴暗必有光明。在文明重建的漫漫长夜，人性之光将照耀大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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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后一篇长文。本文完结之后，我不会再就中国经济发表任何长篇论述。从2012年开始，每年在天涯发两篇长文，篇幅都在两万字左右，每次写得呕心沥血。到现在，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无非是等待丧钟敲响而已。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最后记忆只可能是这一种：饥饿的邻居挥舞着菜刀向他的脖子斩下来。
我上世纪末走出校门，经历过最为振奋人心的社会变革。在本世纪初期，这个国家曾经对变革有着超乎想象的期盼。我曾经在07年一手主持了这个国家第一宗旧村自行改造，这个案例发生在佛山，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没有之一）。村集体与地产商直接合作，将村属土地改变功能，变为国有商住用地，然后直接开发和销售。村集体可获得其中约四成的销售收入。这种做法将政府排斥在外，政府不作为征地主体出现，土地无法集中到政府手里，当然就收不到多少地价，不能在旧村地的改造中分享到太多利益。然而佛山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认可了这种改造模式。广东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个做法提炼和推广开来，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推进这类三旧改造项目。政府当时的治理逻辑是不与民争利，将利益留给老百姓。一个相对收敛的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来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就变了。我们的政府不再收敛，不再藏富于民，不再容忍民众与政府分享利益。在这个国家走向横征暴敛的同时，权贵资本开始成型，并轻易的扼杀了原本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这种治国逻辑的变化，迅速带来了恶果。中国经济增速从最高接近20%下降到10%，现在已经不足7%。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完全丧失增长性，坠崖就在眼前。而在广东，三旧改造已经只剩下深圳还能勉强推进，广州三年没有成功过一宗，佛山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三两宗罢了。地方政府禁锢三旧改造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容忍分享不到土地收益的局面。将收益留给村集体？笑话！
在本文之前，我发表了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史一文，用了一万来字阐述了隐藏在土地制度变迁背后的治国逻辑的变化。治国是有逻辑的。你出台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纸决定，都在宣示你的逻辑。如果你的治理逻辑可以成立，那这个国家将会会顺理成章的走向发展之路。如果你的逻辑荒谬无稽，那这个国家只能走向崩塌。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采取的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治理逻辑，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末日的殇曲，将会怎样敲响？请期待序章–他山之石。
预告片：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来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序章 他山之石（之一）
按照这一年来的写作惯例，序章部分当然是讲述历史。未来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唯有了解历史，才能看透未来。在今年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用了五千字的篇幅回顾过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史，那算是一段比较纯粹的经济史。而在这里，我们将升华一下，阐述工业文明对政治的影响，讲述现代政治体制与工业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当然，这段文字也一定会尽量的通俗易懂，不会有任何的故弄玄虚堆砌名词。
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整体信奉天主教之后，基本上就陷入文明停滞的状态。一直到公元1500左右，欧洲都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状态，无孔不入的宗教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维护教皇的无上权威，所有平民都必须循规蹈矩，活得像行尸走肉。你要是没事研究研究天体运行规律，论证一下世界的起源和上帝没啥关系，纯属物理和化学范畴的事，教廷能直接把你丫烧死。一手结束这黑暗中世纪的是英国。当然，英国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地理上，英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大陆上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势力以及欧洲各皇室势力对它的影响力很弱。英国本身又是由多民族构成，凯尔特民族、日耳曼民族再加上桀骜不驯的维京族人，整天相互看着就不顺眼，各族人就跟原始部落似的划分领地，彼此敌视，没事就大打出手。英国国王要在这一堆野蛮人里实现统治，就必须妥协，要按照部落联盟的规则治国。所谓部落联盟之主，只享有非常有限的治权，没事绝对不能干涉各部落的内部事务，更不能随便向各部落收税。如果有个英国国王不识好歹，要刷存在感，大家伙立刻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到1215年，就弄出来一个《自由大宪章》，把英国国王部落联盟长的身份以法律形式给定了下来。此后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国王想反抗，次次都被打脸打成猪头。
就这么过了三百年，到1500年代初，英国又出了一个奇葩的君主，亨利八世，这哥们直接就不把当时权倾天下的教皇看在眼里，对于当时宗教禁止离婚的规定嗤之以鼻，没事就找个新老婆，一辈子结了六次婚。罗马教皇气得够呛，宣布取消这哥们的英皇加冕认证。亨利八世对此根本就不在乎，直接就在国内玩起另外一套宗教体系“圣公会”，自己给自己认证。本来英皇也就是个部落联盟长，统治权来自于各部落的认可，和你罗马教皇没啥关系。现在大英部落联盟宣布脱离你教皇体系，还不用再给罗马教廷交税了，高兴得很。教皇的权威受到挑战，火冒三丈，立刻就开始惹是生非，挑动当时的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去攻打英国，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20年，双方互有胜负，一直打到1604年，西班牙财政不堪重负，被迫和英国议和。欧洲大陆就此捏着鼻子认可了英国皇室背弃天主教廷的行为。整体说来，就是黑暗的天主教体系居然对英国这么个部落联盟国家无可奈何。黑暗的中世纪就这么出现了一线曙光，大家一看你这个没事就叫嚣我要代表上帝惩罚你的教皇，也就这两把刷子，堪称弱智与无能的代表人物，谁还服从你啊。宗教改革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派的基督教，在英国境内则出现了清教，这俩的教义出发点，都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再被教廷随意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站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大词对面的，其实就是天主教会，而不是世俗政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对主教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恰恰就是对民众自由的剥夺，对平等的践踏。平民百姓必须要从黑暗的宗教手中争夺权利，让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不是牲口。
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千年禁锢一旦打开，欧洲人民立刻就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陆续到来，欧洲经济为之一振。而英国作为禁锢的突破口，当然就享受了最大的回报。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英国国王从来没享受过一个真正的君王的待遇。英王没有征税权，和欧洲大陆上的君王相比就是个乞丐；他手上也没有军队，当然也不能随意的发起战争；他甚至不能随意的将国人投入监狱，因为这个人隶属的部落长（也就是贵族）一定会就此提起抗议，而英王在他的抗议面前只能屈辱的让步。到1680年代，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天主教廷的挑唆之下，雄起了一把，打算把自己弄成权力大一统的欧洲大陆式的帝王，还杀了一批贵族。英国贵族一怒之下，直接了当的就把国王给推翻了，然后从荷兰随便找了个小贵族回来当国王，再弄出一个“权力法案“，把国王当成傀儡，搞起了君主立宪制。1721年，英国第一任首相通过议会选举正式就任，国王自此成了摆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民当然享有最大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勇敢的英国船长们满世界的开拓航线寻找财富，而学者们则一会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一会儿发明蒸汽机，真是活力勃发生机无限。就这么发展下来，到1860年代，英国就成长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霸主，把天主教大国西班牙掀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号称日不落帝国，威风凛凛唯我独尊。
在英国发展的历程中，还有另外一条很有趣的支线，而这条支线到两百年后竟然异军突起，变成了人类历史主线。1500年代初期亨利八世跟玩似的搞出的新教组织圣公会，到了1600年代早期，俨然成为英国国教，居然学了天主教的那一套，开始迫害清教徒。当然了，英国人的玩法和血腥残忍的天主教没法比。按罗马天主教皇的习惯做法，对于异教徒，那是要杀之而后快的。英国的部落贵族们相互制衡，对于宗教屠杀这种需要高度动员才能完成的组织大事，严重缺乏执行力，最后只能是把清教徒赶走了事。于是地理大发现的最大成果美洲大陆，就成为流放异教徒的首选之地。
清教徒们到了北美洲，基本上复制了英国部落联盟制的那一套。都是漂洋过海死后余生的亡命之徒，大家谁也不服谁，有事也只能是商量着来办，没人能一言九鼎。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北美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到1770年代，就因为不肯向英国交税，开始要求独立了。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中，北美洲这种不毛之地就跟鸡肋似的，丢了也不可惜，根本没有为之大规模流血牺牲的必要。派出大军把北美独立联军给灭了，也只能收到一点鸡零狗碎的税钱，对英国贵族来说，实在是一笔亏本的买卖。要知道当时富饶的亚洲刚刚被征服下来，腐朽的印度和满清王朝的国库里堆满了黄金，街头田间挤满了愚昧无知的平民，这家伙要是占领下来，又能抢到钱，又能抢到可供工业品倾销的市场，真是一举两得，贵族们都要挣得盆满钵满，赶紧把手头的军队都派过去抢地盘就对了，美洲大陆要不要的，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北美那帮子连队列都站不齐的民兵，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赢了所谓的独立战争。这并不是由于华盛顿将军英勇善战，实在是英国贵族们对占领北美没兴趣，从来没真正的以举国之兵和北美联军打一场货真价实的国战。
美国建国之后，同样延续了之前的部落联盟体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各州在财政、行政和司法上相互独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指挥权，恨不得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没有。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由于林肯的努力，总统的权力才有了一定的扩张。这种弱势中央政府体制与美国的建国史有关。华盛顿将军能吃几两干饭，一起闹独立的领袖们都清楚得很，那可真是和英明神武扯不上关系。仗打得一塌糊涂就不说了，治国理政更是一坨浆糊。总之，开国领袖们相互之间就看不上眼，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大政府，将治国大权统统授予美国大总统，只能是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在立宪会议上相互吐口水挥拳头，最后弄出来的总统角色，就是个救火队长，哪里出了毛病，就由这厮累死累活的去背黑锅。至于大权独揽乾纲独断，那是想都不要想。
接下来的人类历史，就是英美这种源于部落联盟的弱势中央政府体系，和欧洲大陆源于专制君主制度的大政府体系之间的竞争。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算不上有多大的权利。就算是今时今日的英国政府，其松散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苏格兰地区算是英国的传统组成部分了，都有上千年历史了，到2014年还在闹独立公投，说不给英国政府面子，那就不给面子。投票结果还要非常接近，55%反对独立，45%同意独立。这要是英国政府不好好干活，不给大家好日子过，人家再闹一出独立公投，那是分分钟的事。这种事放在欧洲大陆的大政府身上，那简直不可想象。德国的鲁尔郡要是敢闹独立，立刻就是一支军队过去，把你独立叛国分子揍得哭爹叫娘那都是轻的，随时都是机关枪一阵扫射，不管你主犯从犯胁从犯，一律杀光了事。
当然，对于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竞赛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国王权势最弱的英国在工业时代的早期成为了日不落大帝国，这种威势一直维持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衰落下去。而建立在松散的联邦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则赢得了下半场，接替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可撼动。美联储在12月17日加个0.25%的利息，全世界都得绷着神经熬夜等消息，不敢有丝毫怨言。欧洲和日本的大政府，包括中国的极权政府，相对于松松垮垮的英国和美国政府，竟然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场百年竞赛之中，为何越是松散开放的政府，就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为何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成绩就越差；而极权政府，则基本上都是被直接淘汰的命，这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再次回过头来，审阅一下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
序章 他山之石（下篇）
美国建国之初，社会秩序那是根本没有的，整体上就是个丛林社会。对于广袤的北美洲而言，美国一开始的那300来万人口，基本上就像是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必须的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福利救助，那都根本谈不上。一来是没人手，二来你也根本管不上。东部的“新约克郡”还稍微好一点，人口相对集中一点，中西部地区的常态就是走上一星期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孤独的牛仔们看不到异性，被逼得只能搞断背山。这真要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违法犯罪，想要找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黄花菜都要凉成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还真的只能做小政府，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1783年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央政府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期盼各个州在收到税钱之后，拿出那么一丁点打赏给可怜的中央政府，让政府雇员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在当时做美国总统，就是拿来挨骂用的。反正无论你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对平民百姓来说，那都是啥用处都没用，除了偶尔出现收点税钱，平时根本就见不到，那当然一见到就要逮着骂。你拿来吹嘘的那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就是日不落帝国没打算和你们这帮土老帽较真，让你们丫捡了个便宜罢了。华盛顿在任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堪称一事无成，最后灰溜溜的下台，然后被美国人民彻底遗忘，三年之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结束了自己背黑锅的一生。这厮的总统生涯中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帮中央政府争取到了分享部分关税的权力，政府雇员们好歹能领到工资了，算是没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给坑死。至于想干点事业出来，一没钱二没人，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这里顺带说一句，由于收税堪称是美国政府建国之初的唯一职能，税吏们恨不得同时承担起了人口统计、财产纠纷处断和社会治安维持的重任，这种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税务局的规模一直极为庞大，权力也一贯大得吓人。到了今时今日，对美国人口的基础资料掌握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税局了，能详尽到你丫一顿饭花多少钱平均多少天看一场电影的份上去。
虚弱的美国中央政府当然谈不上搞什么统一的经济规划，这是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才能实现的宏图伟业，只能是看着美国各个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北部各州的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南部各州就搞农奴制，要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门道，也谈不上有啥激烈冲突。关键是大家都有扩张的欲望，广袤的西部平原，谁都想去占领。整个美国的国家体制又十分松散，各州州长执掌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宝贵的人力资源，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纷纷都想往西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发生冲突，于是南部各州就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自己建国了。这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个坎，真要认可南部各州独立建国，也不是啥了不得的事，本来联邦就是个松散架构，分了也就分了，没啥大不了，关键是抢地盘的冲突还在，那可是本质冲突，你南部各州建国也就算了，居然继续和我北方抢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南北战争就此爆发，是为黑社会抢地盘的最高级形态。美国总统林肯借着这场战争，好歹给中央政府抢了点收税权，算是扩张了一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先是临时征收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战后虽然废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到1900年代初期又恢复征收。然后，中央政府还有权针对一些特定商品比如烟酒之类征收消费税。这么一弄，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能挺起胸膛做人，不用再低声下气的看各州脸色。自此之后，阔起来了的美国总统总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权威，不再是个纯背黑锅的倒霉蛋形象。所以林肯总统是美国此后历任总统的偶像，无非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开拓了钱源而已。
这之后，总算获得了财权的美国政府终于能干点实事，于是第一时间启动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把铁路铺到西部平原的几乎每个角落。同时美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安管理体系，着手打击黑帮，联邦警察在西部抛头颅洒热血，为日后好莱坞拍摄西部枪战电影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的生存环境大幅度改善，不再是犯罪者和嗜血狂徒的天堂，变得能够吸引具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移民。1860年美国只有3100万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东部各州；到1900年就增加到了7600万，约有一半生活在西部。
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始终都极其有限，对比欧洲诸国的大政府，美国政府堪称穷得一文不名。修几条铁路养几个警察，就把美国政府手里那点钱花得干干净净，根本不用指望打造世界级的海军舰队在全世界抢地盘。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方针就是内敛，“门罗主义”主导了整个180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义的精神很简单：你们别来美洲来侵犯我的利益，而对于你们那些个的国际事务，美国统统采取中立态度，绝不掺和到你们的利益争端里面去。就让我自个在这里好好打理这面积广袤的北美大陆就完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美国政府都会时不时的冒出这种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倾向，只不过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实在找不到别人出来替天行道，只能逼着这位性格内向的爷出来抱打不平充当世界警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1800年代的美国，那可真是充满了生机。西部大片大片的空地，向联邦政府交个几百美元意思意思，就能获得数百亩地的永久产权，作为百年基业传给子孙后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起每年再交点财产税完事。各路怀着梦想漂洋过海的猛人挖空了脑袋挣钱。今天的深圳算是山寨大户，大肆剽窃各种国际高精尖技术，其实当年的美国才是山寨界的祖宗，无论英国和西班牙弄出啥新产品，纽约人民立刻就能复制出来，然后卖得全世界都是，让英西政府恨得牙痒痒。而美国政府，则是一以贯之的穷得要命，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妥协弄出来的跛脚汉，就算想干点与民争利的坏事，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靠发行债券度日，还得整天看着债权人的脸色，生怕人家一不高兴跑上门来逼债，那政府官员都要失业去喝西北风。这种政府高度收敛的传统延续了上百年，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不可触犯的基本政治伦理。让美国政府去开办垄断型的国有石油冶炼企业，然后再把所有加油站都收归国有，最后再规定个天价般的油价，其中还有一半是税钱，每年能从老百姓手里收刮走5000多亿的钱，这种事美国人连想都不敢想。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内部就是否参战爆发了巨大的争论。如果真要去打这一把，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又会借着这个机会扩张权力，尤其是扩张收税权。如果不去打，那就是自绝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一仗打完，就要重新划分地盘，如果美国打赢了，那就能真正进入此前无从着手的亚洲地区，好歹也试试做殖民地主的味道。最后争议的结果，支持打仗的占了上风，美国中央政府借势恢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快这两种所得税收入就取代之前的消费税和关税，成为美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逐渐变成房产税。美国的财税体制自此成型，并延续至今。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终于可以不用再过苦逼的穷日子，也能在接下来的1930年代经济危机中，把收税权抵押出来，大规模的发行美债，实施凯恩斯主义来挽救国家经济。要是再像以前那样，美国政府只有那么一点儿消费税征收权，就算抵押出去也不值钱，面对经济危机，那可真是只有等死的份。
一战打完，美国人其实并没有获得啥实惠，《凡尔赛条约》基本上无视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是英法两国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根本插不进手去。所以这份条约因为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划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激烈抗议，在美国国内，同样也是一片骂声。最后中国没签，美国也没签。中国参战固然没捞着好处，看起来好像美国同样白打了一场仗。但是这场战争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具备了全面动员能力。这为它日后承担起真正的大国责任打下了基础。到二战初期，美国人民因为一战没捞着好处的教训，打算维持其一以贯之的中立政策，根本就不打算参战，也不做战争准备，常备军才33万人，就算是本土防御都很勉强。后来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人火冒三丈，立刻宣战。这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已经是财大气粗，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战争总动员，到战争后期，美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万。这种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是反法西斯同盟能赢得二战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美国政府自此成长为人类世界最强大的组织，同样没有之一。
我们今天审视美国政府的成长史，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傲慢和肆意扩张的特性。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收敛的、权力边界非常清晰的组织。它成立之初算是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此后也就这么忍饥挨饿的过日子，一直熬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消费税征收权，终于算是能吃饱饭。到了一战期间，拿到所得税征收权，然后在二战期间被锻炼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百年来的历程，基本上谈不上主动，勉强算得上是因时成事。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收敛状态，大规模解散军队，将1200万常备军裁撤到只剩两百来万人。和苏联搞冷战对抗搞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增兵。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同样严格执行自我禁锢的原则，今天的材料科技和信息科技，有很多算是军队的专利，美国政府也没有拿来垄断挣钱的打算，统统都拿出来民用，让老百姓开公司挣钱。如果是中国政府强大到美国政府的份上，估计连街头理发店都会是国有垄断经营了，人家美国政府偏偏就是没有这种觉悟，偏偏就是要收敛，死活不与民争利。这他山之石，真是让我中华上国为之汗颜。
然而，这整个序章只是阐述了现象，没有揭示出规律。我们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相对最为收敛的政府，能创造出最为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政府的权力边界越清晰，就越能在工业时代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政府放纵自己的权力欲望，侵占民众的产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恶果？请期待第一章：工业的本质。
第一章 工业的本质
这一章很简短，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的生产史。早期人类处于游猎状态，捕猎是主流，加上一些有意无意的种植和驯养。随着种植和驯养技术慢慢提升，欧亚大陆逐渐发展成农业社会。请注意，我这里所称的农业是大农业，农林牧渔都属于这个范畴，包括了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对羊马骆驼的驯养行为。
农业和原始游猎的区别是什么？原始游猎的技术含量低得要命，大不了掌握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完事。最高级的游猎状态，也就是掌握动物群的行动路线，判断出猛兽群的动向以提前躲避，然后跑到鹿群的迁徙路线前面设埋伏，这就是最原始的趋吉避祸。所谓游猎文化，只不过是对自然环境的迎合，而农业已经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农民和牧民都已经懂得寻找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精心育种，有意识的改良生物品性，刻意打造合适的自然环境，改善水土结构，以获得好收成。一旦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纷纷开始尝试主动改造世界，真正的人类文明就开始了。
欧洲和亚洲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欧洲农民种小麦出来磨面粉，东南亚农民种水稻出来煮米饭，这两者谈不上有啥优劣之分。绝对没有吃面包比吃米饭高贵的道理。至于在中亚大草原上放羊的那帮牧民，掌握的生产技术无非是挑选出更强壮的公羊出来作为种羊，然后往更肥美的草地迁徙，并且掌握放牧的分寸，不让羊群把草根都吃光，以便来年草地能恢复元气。这与农民精心育种挑水施肥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往东把汉族王朝打得叫苦连天，没事就中原陆沉一把；往西则把欧洲诸国打得愁眉苦脸，谈黄祸而色变。但要说这是因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基本上就是扯淡。总结起来，无非是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相对农耕民族更低。牧民们长期追逐水草而居，全副身家都放在马背上，大汗们的战争动员令下来，草原汉子们操着弓骑着马就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跟着大汗烧杀掠夺去。农耕民族相对起来就很吃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的环境改良成本，开荒挖井，修筑水渠，松土施肥，把生地逐步改良成熟地，花个3、5年精心伺候一块地，才能让它获得好收成。但是只要弃荒个一年半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和欧洲诸国要发布战争动员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坚壁四野以获得战略纵深，根本就做不到，农民们根本就不可能轻易舍弃辛辛苦苦对抗大自然改造出来的田地。所以汉王朝和欧洲诸国都只能是沿着边界修满城堡，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全部放在守土有责之上，完全没有机动能力。大家的生产技术水平都差不多，战争资源都相差不大。但是我农耕民族只能死守一地，而你游牧民族能够相机而动，那当然充满了主动性和侵略性。按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无论防御方怎么严防死守，总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一旦被马军破口入寇，四处机动劫掠，农耕王朝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够了再回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耕王朝发生内乱，自己人也趁机开始杀自己人，那立刻就会亡国，让游牧民族过一过短期占领的瘾。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本身并不比农耕民族更有技术含量，西欧和东亚河网密布，没有大规模的草场，也不合适放牧，游牧民族长期待着，根本就不适应。所以游牧民族总是会很快被农耕民族反击回去。想要长期占领，除非游牧民族放弃原有的生产技术，转而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就好像匈奴融入欧洲成为匈牙利人，而满族融入汉族，生活习俗已经彻底汉化，连满语都已经失传。
农业文明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欧洲陷入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而东方则迎来了大一统的儒教王朝。东西两方的文明，一起落入了极权的桎梏之中。偶尔会有中间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冲进来抢掠一把，但整体上并没有改变文明的停滞状态。改造大自然的技术，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啥值得一提的进步。农业文明无非就是两件事：选育良种、改善水土。比起游猎的不确定性来说，农业文明固然有了提升，但本质上依然是看天吃饭。有趣的是，东西两方的极权势力，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对立面。西方的教廷烧死了布鲁诺，严厉禁止天文和物理学研究。而东方的皇帝则把技术工人定义为贱民，世世代代不能置办田地，更不能读书当官。北宋的儒官里面好不容易出了个科学家沈括，在天文水利上颇有研究，立刻就被整个儒教官僚体系视为另类，被编了无数怕老婆的段子，还被泼了很多忘恩负义的脏水，名声臭大街。自此之后，中国再没有技术官僚存在，大家都以不通实务为荣。你要是能懂得计算土木工程量，你在官僚群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如果你丫居然连账本都能看懂，那不好意思，你立刻就成为全体官僚眼中的贱民，沦落成师爷那一流的人物，一辈子都没有了升迁的机会。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何极权一定要站在技术进步的对立面？
农业文明对世界的改造手段非常有限，本质上依然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四时寒暑，只要节气不调，颗粒无收的结果，就是饿死。想要掘深井以抗旱灾，筑坚堤以抗水患，技术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无论农民还是牧民，对上天的敬畏是不可遏制的。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廷还是东方的儒教王朝，统治权都是建立在平民对上天的敬畏之上。天主教皇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居，而东方的皇帝，则是上天之子，两者在本质上就没啥区别，无非就是拿了老天爷的名义出来吓人，以获得大义的名号。然后拿点资源出来，干点灾难救济的事，设几个灾棚派粥，再借点高利贷给灾民买种子，就足以让面对天灾手足无措的平民百姓感恩戴德。这要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上天不足畏，天灾不足惧，那帝皇就没有了统治依据。所以极权统治，需要绝对保持平民的敬畏之心。一旦民智开启，老百姓真正掌握了世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得心应手的应对自然灾害，对上天没有了敬畏之心，当然也不会对极权统治者抱有好感。
在序章我们阐述了英国的崛起之路。孤悬于外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构成，部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奇葩国王，让英国花了三百年的时间，逐步从天主教廷的黑暗禁锢中挣脱出来，并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人类自此迈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段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没有之一。可惜的是，在东方大一统的儒教王朝统治之下，则没能成长出一个这样的特例。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历史的主线先是英国，后是继往开来的美国。而东方，则沦为彻彻底底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所谓工业的本质，是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日行千里，移山填海，点石成金，乃至连全新的物种，都能被创造出来。欧洲人对抗大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各种笑话段子里的主角。今时今日发生了自然灾害，基本上都不会饿死人，汽车火车飞机，一夜之间，就能运送以万吨计算的救灾物资。哪里用得着像农业时代的古人那样，看着破败的家园泪流满脸，然后打好包裹，走了几百里路去寻求贵族的救济。中间要是饿死在半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工业文明一旦发动就势不可挡。从蒸汽机开始，就能像揉面粉一样的揉钢铁，没过几年，就能牵引几十节车厢在铁路上跑得飞快。你在伦敦遭了灾，了不起跑到曼彻斯特去找碗饭吃。大家都满世界的跑，见多识广，对世界也就当然没有了敬畏之心，一心就要征服大自然，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一个痴肥呆傻的帝皇。
正因为这个理由，在工业时代，极权统治者就是个笑话，统治基础都不知道在哪里。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极权，西方的天主教廷和东方的儒教王朝，都维持了上千年，也是今天还存在的那些个极权统治者的样本。今天的独裁者们，要不就是模仿天主教廷搞政教合一型的教皇式专制，要不就是模仿东方王朝搞大一统的帝王式专制，没别的模式。如果要别出心裁的玩其他花样，没经历过历史检验的模式都不成熟，很容易就系统崩溃，统统都玩不长久。当然了，无论是卡扎菲还是我们隔壁的三胖子，作为成功的极权统治者，都必须对工业文明严防死守，维持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极权政府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越强，个体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不依赖于大权独揽的政权。而只要极权统治者放开对工业的限制，开启工业化之路，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他都走上了自毁之路。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请期待第二章—极权之殇。
第二章 极权之殇（上篇）
中国经济在2015年爆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到了无从掩饰的地步。前三季度的GDP绝对值为48.78万亿，较去年同期的45.74万亿，绝对值增长率只有区区6.65%。这GDP增速难看的事儿也就算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灾。去年年中沪指也就是2000来点，结果国家突然开始在股市吹泡沫，央行陆陆续续的印了上万亿的钱，借给券商，然后券商以配资的形式借给股民，就这么在经济下行周期里依靠资金杠杆，强行引爆一轮牛市。各路民间资金立刻跟进，纷纷的配资炒股，杠杆率3倍那是起点，5倍6倍是常态，恨不得直奔10倍而去。只可惜这种杠杆型的牛市根本就没有经济基础可言，大家轮流往里砸钱，砸到没钱可砸的时候，泡沫瞬间就会破灭。这轮人造牛市没维持多久，到今年6月份沪指涨到5000点之后就到了极限，DUANG的一声，泡沫破了，接下来连续一个月都是千股跌停，把不少股民吓成了神经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显示器电源关了，然后笑呵呵的庆祝自己逃过跌停。可怜这次股灾最惨的其实是银行，上万亿的配资资金全部被套，这可是要闹出金融危机的。没法子，国家只能启动救市，于是央行又印了一万多亿去救市，为了不让其他大户借机出逃，还同时规定基金、券商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统统不能借机减持，只能让前期被套的银行资金跑路。结果大家都不理这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万多亿的救市资金投进去，也就是把沪指维持在3600点左右。救市资金又被套得死死的，如果想解套，那就要继续印钱往里投。
可惜的是，印钱也到了极限。这个国家一贯标榜的是以美元为锚印钞，也就是收到一块钱美元，就相应的按汇率印出6块多钱人民币。但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美元就在逃出中国，回流美国。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人的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借债印钞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执行货币收缩政策的政府，中国政府再想轻轻松松的挣美元，等于是白日做梦。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又要整天的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不把最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资制造业都整死，不足以显示我国的王霸之气。这么一通恶整下来，去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最高达到3.99万亿美元，到今年11月份，已经只剩3.44万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外储减少了5500来亿，月均减少300多亿美元。麻烦的是，12月份美联储又加了0.25%的息，大力引导美元回流。这意味着接下来美元出逃的速度还会加快。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一方面美元在出逃，另一方面，我国的基础货币数据居然还在大规模的增长！去年6月份外储最高点时，M1（略等于基础货币）为34.15万亿人民币，此后5500亿美元出逃，按理央行应该每流出一美元，就相应注销6块多人民币,所以M1数据起码应该缩减个3.3万亿左右，就算存在统计误差，好歹你M1数据也不应该再大规模增长。但是被股市绑架了的央行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一开始是要在股市吹泡沫需要印钱，接下来救市还是要依靠印钱，这钱还不能印少了，起码是万亿起印。这么弄下来，到今年11月份，M1竟然升到了38.76万亿人民币，新增了足足4.61万亿。一年半下来，你不注销3.3万亿的人民币也就算了，你还凭空加印了4.61万亿的基础货币！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你要凭空印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的汇率就别想再保得住，所以8月11号开始，在汹涌出逃的美元面前束手无策的央行终于宣布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2调到6.4，到今天12月28号，在岸汇率（国内汇率）勉强维持在6.47左右，而离岸汇率（国外汇率）已经是6.54了。如果不是央行每天都砸出大笔美元干预市场，随时都能直奔7而去。但是这么干预市场死守汇率，完全是得不偿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你守住汇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元出逃，结果为了达到目的你就主动把美元砸出去，这不是神经病吗？守着现在这个6.5左右的汇率，也不知道有啥用。中国梦的逻辑，反正老蛮我理解不来，只能当笑话看，每天看每天笑，没事就能笑出眼泪。
说了一通股市汇市，再来看看凄凉的实体经济，京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朋友感受还不明显，但是只要往周边走一走，萧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河北的钢铁工人，山西和内蒙的煤矿工人，长三角的电子工人，珠三角的鞋厂工人，大规模破产裁员的案例不绝于耳，就连当代文艺青年的装逼神器“锤子手机”的代工厂，也是说破产就破产。就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公开宣布要全员降薪15-20%，以应对危局。按正常的流程，下一步三桶油就要启动大裁员了。要知道石油石化行业，那可是垄断型的铁饭碗，富得流油，躺着都能挣钱。现在经济萧条需求下降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每桶油从去年6月份的最高110美元跌到现在不足40美元，跌幅高达64%；倒是国内其实也没跌多少，从8块钱一升降到6块钱，也就降了25%，相比国际油价降幅，那真是只能算微调。发改委整天瞎找不降价的理由，给三桶油的暴利保驾护航。但哪怕这样，三桶油都保不住利润，铁饭碗都要锈蚀成渣了。老蛮我有个习惯，每个季度都要去佛山和东莞的传统工业区溜达溜达，到路边的大排档吃顿宵夜，和下夜班的工人聊天扯淡。但是这两个季度，不要说多少间厂门上贴着招租的白纸，曾经熟悉的大排档居然都做不下去，纷纷关门了，可见厂区工人的数量下降得多么厉害。
至于宏观经济数据，那真是一塌糊涂。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就业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分项数据从业人员指数（月度抽样调查数据，高于50%为扩张，低于50%为萎缩），从2012年6月开始，就一直低于50%，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7.6%。这表明就业一直处于持续萎缩之中，已经持续萎缩了三年半了。从目前此起彼伏的破产事件来看，制造业的就业没有任何改善的征象。再看商贸服务业方面，“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同样是惨不忍睹。从2014年7月份开始跌到50%以下，基本上没有再上去过，今年11月份的数据为48.4%。关于就业方面，再给一组数据：2012年三季度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总数为1.687亿；到2013年三季度民工总数上升到1.739亿，较2012年增加了520万。这说明当年度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520个就业岗位；2014年三季度民工总数微弱上升到1.756亿，较2013年仅仅增加了17万人。这个时候，城市已经难以再为数以亿计的农村隐性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到今年第三季度，民工总数为1.755亿，较去年还下降了10万人。城市不仅无法再创造就业岗位，还缩减了10万个岗位。照这么下去，不仅是中国农村那一亿多的隐形失业群体找不到活干，原来还能勉强有碗饭吃的民工都得失业。而这帮身强体壮又经历过基本的生产纪律训练的壮汉，要想不饿死自己，在这个零福利的国家，就只能选择作奸犯科，最方便的就是砍死邻居全家，喝血吃肉。而如果他们能实现自我组织，集结为流民，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噩梦。
再来看企业的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6万亿，2013年增加到6.28万亿，增长率还有个13%；2014年6.47万亿，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区区3%。而今年的1-11月份，利润总额只有区区5.54万亿，利润额呈现清晰的逐月递减之势，预计全年撑死了也就是个6万亿，比较2014年，足足萎缩了7%。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之后，终于走上了萎缩之路。但是随着今年企业利润额的下降，纳税额倒是维持稳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44万亿，增值税2.65万亿，合计4.09万亿；2013年合计为4.46万亿，增长率为9%。对应前面13%的当年度利率增长率的数据，这种税负增长也可以承受。2014年这两个主要税种合计为4.71万亿，微弱增长了5.6%。比较当年度企业利润只有3%的增长率，这种税负增长幅度虽然偏高，但也不算离谱。然而到今年1-10月，营业税及附加为1.47万亿，增值税2.44万亿，合计3.91万亿，预计2015年全年税负基本稳定在4.7万亿的规模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然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7%！就这样工业企业的税负依然没有下调，依然按照2014年的征缴水平纳税。这真是没有道理可讲。企业要是不大规模的死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现在的世界经济背景。在年中长文《纸币时代的终结》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矛盾就是消费力不足。工业生产没有节制，机器哼哧哼哧的日夜开动，又不会喊累，总是会生产出超出需求总量的产品。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是靠向东方各国殖民，由古老的印度和中国向西方输出购买力才得到了缓解；而第二次经济危机则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能够缓解，是靠1970年代全世界进入纸币时代，美国政府借债印美元，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现在美国的国债规模超过了17万亿，已经到了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美国国会对增加债务规模深恶痛绝，美国人民上下一心，就是要缩减债务规模，停止向全球输出购买力。在数据上，美国2015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水平仅仅只有4390亿美元，是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2014年度的4830亿美元下降了440亿。要知道在2012年美国政府借债的巅峰时期，财政赤字是有1万亿规模的。美联储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加息，以回收美元，达到缩减债务规模的效果。我们在序章里已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传统，就是收敛和中立。现在很明显，美国人已经不打算再承担救世主的责任，他们要关起门来过日子，随便你全世界怎么经济危机，那都是你们的事，和美国人没关系了。反正美国资源丰富生产稳定，美国政府还在不停的想办法给企业减负，奥巴马医改的核心就是由国家承担穷人的医疗保险支出，降低企业的负担，这还不够，12月17号，就在美联储加息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总规模高达6220亿的永久性减税案。这要是还不能促使美元和产业回流，那真是见鬼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世界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在第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下，欧洲、日本和中国，谁会先死。在森林中遇到了熊，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你只需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行了。美国现在势头大好，基本没有死掉的可能性。非洲、南美洲和俄罗斯这种国家的经济体量太小，死了也没用。只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无论谁先熬不过死了，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崩塌，其他国家就能冲进来实施殖民统治，在重建秩序的同时掠夺财富，为其国内输出购买力，从而逃过危机。而目前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目前在经济上颓势尽显，在政治上全面左倾的极权国家，会死在第一个吗？
在现在这个工业时代，一个极权政府，能带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走出危机吗？请期待下篇。
极权之殇（下篇）
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按人口数据来说，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而农村人口高达48402万，当时的城镇人口还不到农村人口的一个零头，占全国人口的比值只有11%。考虑到工业这种需要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快捷的交通运输的产业，在地理位置上就一定位于城镇而不是荒僻的农村，因此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工业化。这个时代中国的工业基本还是洋务运动和北洋军阀打下的那点底子，民国政府就没在工业化方面进行过啥投入，也没取得过啥成绩。抗战时期国军人手一支的汉阳造，是由汉阳兵工厂在1904年满清统治时期定型，这种过时的玩意竟然还能为1930年代的举国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汉阳兵工厂的创立者，还是著名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民国时代在工业方面的虚弱不堪，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时期，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长江流域的“进口关税”，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进口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正被欧美这些工业大国赤裸裸的经济殖民，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从外国进口。至于出口，以中国当时基本不存在的工业实力来说，根本就无从说起。所以中国当时处于极端的贸易逆差状态。想想中国在当时穷得一文不名，水深火热，战乱频繁，居然还要向欧美输出购买力，让它们的工业企业挣大钱，这真是太扯淡了。所以现在的文艺青年和民主小清新，没事就怀念一把民国精神，声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么的有情怀有格调，这基本上要么就表示这帮货在历史修养上等同于弱智，要么就意味着这帮货内心深处有着被经济殖民的奴化倾向。除此之外，没别的解释。
相对民国政府而言，共产党人占据了广大的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动员起来，然后向农民征收农税，其实就是农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税源可比民国政府的那点可怜的进口关税要多得多。随着共产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共产党人的农税税源越来越宽，而交通要道都被隔断之后，民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国共两边在抗战之后打了没几年，国民党弹尽粮绝，财政破产，金圆券贬值都贬成了渣。而共产党人则越来越财大气粗，没几年就问鼎中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建起了新中国。
建国之初，靠征收农税起家的共产党人与民国政府一样，没有在促进工业生产上投入什么心思。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农业领域。先是搞了5年土改，挑动全国的老百姓斗地主分田地。然后摇身一变，又把老百姓刚分到手的田地都收拢起来，搞农民公社化，一搞就搞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期间也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搞了一个工业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建起了3000多间厂，勉强算是有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布匹火柴这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去找，大概也能找到那么一两家。但要说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工业时代，那就纯属扯淡。在就业人口数据上，1952年总就业人口20729万，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17317万，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才1531万，这点子工人数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到1979年文革结束，即将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建设的当口，全国总就业人口41024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可怜的7707万，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也只有18.8%，连农业人口的零头都比不上。这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多少成就，中国政府在工业建设上多有经验和诚意，纯粹就是自欺欺人。而在总人口数据上，1979年城镇人口只有区区18495万，乡村人口高达79047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同样只有19%。相对1949年，30年过去了，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是从11%提升到了19%而已。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整体上依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因此对应出现一个极权政府以及一个东方帝王式的开国太祖，这也是理所理当，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79年之后，中国在高层政制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出现。整个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高层决策机制都是“九老治国”，若干元老聚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然后用投票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权力由此处于分散状态。而此前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帝王式的领袖手里，由领袖一言而决的体制，被视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最大的错误，被反复检讨。元老们经历了三十年朝不保夕的内乱，对生杀予夺的帝王制度充满警惕，内心深处就不放心权力集中一个身上。而每位元老都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范围，建国战争时期的五路野战军系，加上一直独立运作的地下党系，这六大派系，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为原始也是最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此后中国的政治领袖大都出身于这六大派系，代表各自派系的利益，而各个派系之间只能是依靠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任一方都无法有效压制另一方。这个时刻的中国，居然形成了类似于英国早期的“贵族共和”机制。出身于二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90年代初期激烈的“姓资姓社”的争议，除了跑到南方巡视一把发表讲话争取舆论支持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更不要想着剥夺政治对手的自由乃至生命了。
这种奇特的“贵族共和制”是中国能够在1980年代之后走上工业化之路的内部因素。而在外部，人类进入纸币时代，美国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借债印钞计划，向全世界投资，并带来了第一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基础制造业离开欧美，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而中国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由此成长为世界工场。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巧合得过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完美的契合，令这个国家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人的运气好得简直是令天地失色，除了用天佑中华来形容，没别的形容词。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贵族共和机制没有制度保障，只是政治派系相互制衡的结果。这种相互制衡只可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派各系不会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总会有人衰弱下去，也总会有人强大起来。第三任领导核心结合了三野系和从地下党系中分立出来的沪浙系的力量，已经隐隐有了大权独揽的迹象，只不过时任的总理是个强人，同样是出身从地下党系分立出来的计委系统，资历深厚，而且能力超群，性情又坚毅果敢，第三代核心根本压制不住，于是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平衡，由此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等到第四任核心上任，惊讶的发现，第三代核心的势力已经大成，五大军区都被整肃了一次，浙沪系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民间资金渠道，四代核心自己几乎被架空成了傀儡。好在三代核心已经退位，只能在台后发挥影响力，明面上的事，还真没法干预。于是整个四代核心的任期，就是台前与台后相互制衡。这种制衡比三代核心时期的制衡更加有效，台前和台后的两位核心都没法大动拳脚，于是政治上几乎毫无作为，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乱作为。这也给了中国民间资本最大的发展空间，民间制造业发展如火如荼。在数据上，2002年四代核心上任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为3.66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57亿，农业的就业人口显著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四代核心退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2.58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上升了2.32亿。
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高层政治体制开始逆转，贵族制衡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亡。三代核心隐藏在台后与四代核心相互制衡了整整十年，但到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对于新上任的第五代核心，想要尝试制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一辈的贵族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而新上来的这位五代核心，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贵族继承者，轻易整合起了其他红色贵族继承者的力量，将聚集在三代核心身边的新兴贵族群体清扫了一次。而这一任的总理又远远比不上三代核心时期的总理，根本谈不上对核心的制衡。自此，中国的治国大权再次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制衡和分权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再次成为了典型的极权式政府。
我们在前面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工业与极权的对立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得更加深入。工业时代，一个工业制成品要走出车间，走上货架，再走到消费者手里，需要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条。维持这条链条运作的铆钉，是契约。每个人都必须时时刻刻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人订立契约。你购买原材料需要契约，运输需要契约，销售更加需要契约。作为消费者，你的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契约。而契约能够得以履行的关键，就是信用。在工业生产链条之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信守契约精神，保证信用。而在国家层面上，更加需要信用。司法需要信用，你公布的法律必须确保执行，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执政需要信用，政府官员不能出尔反尔，承诺的招商引资条件，到最后必须要予以执行；印钞，更加需要信用。滥发货币，将会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直接崩溃。
信用，就是工业文明的根基。
然而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用。对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权架构而言，它的决策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有规律可循的。政治派系之间妥协和谈判，得出一个结论，这本身就是契约。各政治派系捏着鼻子履行契约的行为，就是建立信用的过程。即便是对你这一派势力的利益有损，但只要你妥协了，你就得执行。而你真的执行了，就表明你有信用，是个可以长期交易的对象。由此自上而下，整个国家就建立起了信用。这是贵族共和型的信用模式，也是中国在2010年代之前的信用模式。然而2012年之后，这种模式被逐步打破，权力失去了制衡，五代核心大权独揽，其行为就变得无法预测，信用更是无从谈起。2014年年中，五代核心突然启动股市牛市，并在今年引发股灾，产生的连锁反应令人民币汇率失守，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休。要说这两年中国最大的决策错误，非此莫属。然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行为在事先根本就无从预料，在事后也无从追责。股灾之后，各路机构在救市方面的表现，更是拙劣不堪。手忙脚乱的证监会系统就不说了，表现最不堪就是央行，先是公开声明拒绝印钱救市，然而在半个月之后，又顶不住权力的一纸命令，转身疯狂的启动印钞机，印出来一万亿的救市资金，然后被套得死死的。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哪里能谈得上什么信用？至于司法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以言入罪是清朝文字狱的玩法，现在为了迎合核心的个人喜好，倒成了司法常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最基本的信用体系被摧毁了，工业文明当然就丧失了发展的根基。企业家们今天还是政府的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根本不再有任何保障，反正要找个偷税漏税之类的罪名，容易得很。所以企业家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民，逃往国外，甚至出现了“富人移民潮”的说法。现实惨淡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又如何能够指望，一个谈不上信用的极权政府，能够聚拢人心，对抗大势，在最后这场最后的危机狂奔中，跑在欧洲和日本的前面？极权的殇曲，已经在这片国土敲响。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静待末日的审判。
人类世界发展到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政治学上唯一称得上成果的只有一条：唯有权力分立式的政府，才能够建立信用，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越是权力分散的小政府，其行为越容易预测，其信用越有保障，就越能促使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倘若天不生大英，则万古如长夜。而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国，则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我们所定居的这个极权国家走向悬崖，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我在接下来的终章里，会集中阐述，这悬崖底下，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请期待最终章：众生之死。
楼主 纳粹德国也是极权统治 为何工业也很强大呢? ————————————————— 嗯，苏联当年也不错。这俩实施的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套体制，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体制，极权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模式。在这套体制之下，个人完全丧失自由，只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产出都要奉献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分配生活资料。穷举国之力发展制造业，也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绚丽的工业文明。要知道连帝王其实都不会彻底剥夺私产，而纳粹就是要这么干，如果它能成功，那当然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人性总是自私的，没伟大到这种全面奉献的程度。我国建国初期那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就是在模仿这种纳粹体制。你要说这种反人性的制度，能长久的实施下去，并成为一种值得我们抛弃现在的生活去追求的梦想，呵呵，那么恭喜你，这个国家还真能复辟文革。 我其实从不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所以这种纳粹体制，也从来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那么，你们呢？你们认为，这个国家能重返文革，建立起纳粹式的统治吗？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上篇）
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中国人其实就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前三十年就不多说了，我在《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一文中，已经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也是在不停的折腾。1980年代开放外资进入工商领域，在外资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之路，但是中国的平民百姓自己开办工商企业，居然还是违法行为，这崇洋媚外也算是上了境界，最终引发了80年代末的一场举国动乱。1990年代，动乱的余声差点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也幸亏出了个铁腕总理，向民资开放工商领域，把小国企都卖了，才让这个国家死地求生，活到了新世纪。2002到2012年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新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最滋润的十年，除了一开始闹了一出非典把大家吓得够呛，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08年南方闹了一把雪灾，西边又来了一次地震，中国人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我动员万众救灾，那场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也是中国人当时连续过了6年好日子，心里有啥怨气都被平复了，对美好的未来满怀憧憬，社会凝聚力强得令人发指。国民同心，其利断金，一点自然灾害，根本就不在话下。支援灾区的志愿者，多得政府拦都拦不住。要按这势头过下去，经济下行算得了什么，13亿人热情似火，就足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和购买力。你美国人不再印钱向全球输出购买力，不再承担全球央行印钱之锚的责任，我13亿中国人转身忍受中国人民银行凭空增发人民币，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不起大家一起勒紧裤袋过苦日子，人民币要贬值就贬值好了，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只要还有口吃的，也不会闹出社会动荡以人相食的惨剧。
然而天不佑中华，好日子过到2012年，也就是短短的10年时间，竟然就到了头。在当时美联储还在大肆借债印美元，国际经济背景根本不像现在这么惨淡，纸币时代现在当然是很明确的走向终结，但是在当时，2012年的金融学家们，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政府居然会有借不起债的那一天，也绝对不会相信美联储居然会选择收缩政策，引导美元回流。要是当时大家说制造业会逃离中国回流美国，那更是神经病。成本优势明明白白的摆着，甩老美几条街呢。然而就在2012年，中国高层的贵族共和机制玩完，极权模式确立，政治风向彻底转向，“国进民退”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响彻大江南北。红色权贵资本此前还处于收敛状态，吃相不算特别难看。相互制衡的年代，你要是做得太过分，保不准就有另外一派在背后给你下刀子。2012年之后，红色权贵彻底没有了顾忌，看到有啥盈利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一哄而上，吃干抹净，根本不考虑给民资留条活路。当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狙击民营加油站。你要是纯粹的民营加油站，你连油都进不到，三桶油直接就拒绝卖油给你，要么你就一边骂娘一边低价把你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加油站转给权贵，要么你就眼睁睁的饿死。说起来，如果不是开淘宝店这种事太过草根，权贵们还看不上眼，按现在这玩法，简直恨不得一打开天猫，所有的店都是权贵开的，你只要浏览了你就必须买，直接就从你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钱。你要胆敢抗议，那就是寻衅滋事颠覆政权，当场就要抓到新疆去挖煤。当然现在煤价大跌，据说处理良心犯的方法不再是挖煤了，而是好吃好喝的喂结实了，然后活体摘器官，供权贵移植之用。各位注意了，我这虽然是在编段子，但也没歪曲到哪里去。按官方说法，中国现在平均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一万多例，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四年时间，累计的器官捐献数量，只有不到8千。这多出来的人体器官都哪里来的？真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要说极权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全跟中国似的，一心一意就要与人民为敌，不把老百姓手里那点余粮吃光抢光烧光，就满脑门子的不高兴。放眼全世界，还真能找到几个特例，不吃不占，为人民谋福利。最典型的是韩国军政府。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搞总统终身制，执政长达18年。这厮在任上大搞特务政治，大权独揽，1979年被暗杀之后，接任的全斗焕将军和卢泰愚将军，也都是典型的极权统治者。从1961年到1993年，这32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历次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选，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连竞选对手都没有，除了台上的这位将军，你啥其他选择都没有，恨不得连弃权都不行，必须要在将军的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才能平安回家。军政府把韩国上下把持得严严实实的，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了，你要抗个议游个行争取民主，人家直接就敢开枪。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聚集起来抗议军队篡权，被当场枪杀200多人，史称光州惨案。然而这三十二年里，韩国连续三任军人总统，都在忠实的执行了一项经济政策：在各项重点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扶持起一到两家民营企业。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多年，穷韩国全国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居然成功的搞出了五大民间工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SK）。除了大宇集团没能扛过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它四个现在算是越过越好，撑起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财团，还真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资本。韩国这三位军人总统，竟然统统没有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开企业，搞权贵资本。虽然受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让自家的权贵资本肆意妄为与民争利的事，那真是突破了韩国极权统治者的底线，人家连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回头一看，这三位爷为了维持权位，连开枪搞大屠杀的事都干得出来，算是极权的典型了，但是在产业领域亲自下场与民争利的事，人家竟然干不出来。可见与民争利这种事，比杀人还不如，执意与民争利的极权统治者，也得算是极权者中的人渣了。卢泰愚现在还在世，80多岁了，估计这位爷偶尔向西边看看，瞧着红色大国那帮痴肥呆傻的红色贵族满嘴流油的吃相，能恶心得睡不着觉。
最终章 众生之死（中篇）
有了韩国做对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极权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一码事，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我们今天回顾东西方的历史，能够看出显著的区别。西方的王国从中世纪一直传承到现在，虽然中间也屡有王位更替的战乱，但整体上居然能保持稳定，今天欧洲各王国的国王要往上追溯，血缘能追溯上千年。而东方王国，时不时就要陷入灭世级别的动乱，一省的平民百姓都被杀光的惨事，更是举不胜举，连帝王都要被种族灭绝。今天要刻意去找的话，爱新觉罗氏可能还有几个后人，朱元璋的后人肯定是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在DNA的层面上被消灭。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东方的极权官僚贵族总是会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与民争利，大规模土地兼最终会摧毁农业生产秩序，产生流民与暴乱。这种事在西方诸国就不常见。法国与德国之间整天都是虎视眈眈，荷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贵族领主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边境的仇敌冲过来砍死，所以必须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相互制衡的结果，就是贵族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总得有底线。领主们了不起就是向农民征收重税。至于直接介入农业生产领域，亲自下场抢田霸地，摧毁社会生产秩序的事，那还真干不太不出来。所以西方国家在中世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主要是收税方面的矛盾。乃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起因都是征税。由于税收的问题闹起的民变，了不起也就是经济纠纷范畴的事，杀几个人头震慑一下，再减减税怀柔一下，民愤就平息下去了。大家回去该种地种地，该磨面磨面，生产秩序没有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容易。社会大乱举国上下死掉三分之二的事，欧洲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东方的大一统国家，除了中亚草原上过个百把几十年就会出现的敌人，内部就是一团和气。官僚贵族们整天歌舞升平，没有制衡的力量，很自然的就习惯向田地下手，与民争利，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在王朝承平了几十百把年之后，总是会出现，因此也总是会以一场空前的全国大屠杀，作为旧王朝的终结和新王朝的开始。社会生产秩序一旦被彻底打破，要重建必须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即便是大乱前期，田地的总出产其实也足以养活全国的老百姓。然而只需要分配不均，有个1成的人吃不饱饭，愤而暴乱，席卷全国，就能让所有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任何生产活动都是有周期的。暴乱之下，田地只要有个十天八天没人打理，庄稼就会成片死亡，想要补种，那就是下一年的事。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全国性的饥荒，最后饿殍遍野，以人相食，两脚羊的烹饪手法，在史书里俯仰可见。而所谓易子而食，那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每隔个百把来年，中国人就要享受一下的。
照这样看来，最恶劣的极权统治者，在农业时代，当然就是直接介入农业领域与民争利大搞土地兼并的那帮末代王孙。而在工业时代，道理是相通的，贵族直接与民争利，最后一定导致生产秩序的彻底崩溃。权贵资本直接介入工业生产领域，开办垄断企业，霸占优质资源，抢夺低息资金，走权贵的路，让民资无路可走。这么弄下去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农业时代王朝更替时的惨剧：两脚羊时代将会因此到来。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进入极权状态已经没有了疑问。然而总有这么一批人，会对极权抱有幻想，期待极权者能善心大发，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经济危机，然后再交出权力，立地成佛。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王朝的官僚贵族们依然大肆的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秩序，直至整个社会秩序全面崩坏，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与此前王朝灭亡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外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步步紧逼，而在国内，权贵资本们却在加紧侵吞民脂民膏，直接下场在工商业领域抢夺优质资产。以前这种侵吞行为还会掩饰一下，现在干脆就不掩饰了，光明正大的在股票二级市场开抢。一堆红色继承人创办的金融企业，纷纷的对优质民企下手，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除非第五代领导核心，能够力挽狂澜。首先就要阻止红色贵族继续在工商领域与民争利，然后彻底开放工商，解除对民资的产业禁锢，将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完全改变；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贵族干预生产侵吞民财的风气，彻底扭转。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带领大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
然而，以上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红色贵族已经达成了联合体，内部制衡模式荡然无存。而原本可以制衡红色贵族的新兴贵族，也已经被清洗干净。今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无法再启用另外的力量，来制衡红色贵族的力量。他的权威全部来源于红色贵族，当然也就无法再侵犯红色贵族的利益。
而红色贵族的利益，恰恰就是继续大规模的与民争利，在工商领域抢夺资源。这么下去的结果，当然会造成生产秩序的崩溃。而这种崩溃，伴随着连续的破产潮，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如同我们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一般，已经无从改变。而接下来的问题，无非是这场灭世级的灾难，将会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发生。而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迎接惨烈的两脚羊时代。
众生之死 （下篇）
中国官僚贵族群体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大规模侵占生产资料，起源于汉武帝。这厮北征匈奴，穷兵黩武，把国库清光了之后，气急败坏，直接下令充公富人的财产。这算是给权力侵占民财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口子。官僚贵族们一看，哎呦，原来还能这么玩，老百姓的钱就是我的钱，老百姓的田就是我的田，老百姓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那还不简单，直接上去抢啊。汉武帝的一纸告缗令，打开了魔盒，中原王朝自此进入了治乱循环之路，哪怕后来这厮发罪己诏，收回告缗令，试图回归正途，也没能把魔盒重新合上。西代末年，田土产业完全集中到少数官僚贵族手中，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黄巾为乱秩序崩塌，中华大地流血漂橹，所有的官僚贵族都被愤怒的流民大军清洗一个遍，直到新的贵族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掌握统治权，重建秩序，等着迎接下一次的崩乱。帝王们当然都不愿意面对民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抗官僚贵族群体侵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欲望。汉武帝打开了丑恶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开启了中国的官僚贵族群体入侵生产领域的欲望。这种欲望绵亘了两千多年，已经深深的刻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封侯拜相之后，不弄个几万亩地，把控住全城的大小店铺，那简直丢人能丢死。连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陷入衰落的二等贵族，也是把金陵的典当业给垄断了的。这种直接入侵产业领域的事要放在欧洲贵族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人司空见惯。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扩张皇权，与整个官僚群体的贪婪对抗，青苗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禁止官僚群体侵夺民地，结果也是一败涂地。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们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打下江山后你控制上海的十里洋场，我霸占广州的十八洋行，大家兴高采烈的瓜分各种挣钱的产业，让子孙后代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人性的贪婪根本就禁止不了，帝王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有这两千多年的厚重的历史传统，除非能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否则这治乱循环的圈子，中国人根本就逃不出去，只能是隔个百把几十年，就收割一次两脚羊。举国上下死掉至少一半人，饿殍遍野，残存的国人在血泪中期待下一次盛世的到来。
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无非就是这新一轮的大乱而已。权贵资本入侵实体经济领域，在所有挣钱的领域上下其手。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向权贵资本倾斜，银行的钱情愿烂在账上，也不会贷款给民企。民营资本除了开个餐饮店，真不知道还能干啥。这简直就和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到官僚贵族手里的情形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这个国家将会发生的事，也无非是历史的重演：如同王朝末期的农户破产一样（当然2015年农产品价格暴跌，也确实已经让农户处于破产边缘），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这会带来恶性循环。越是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各种资源越会远离制造业，令其死得更快。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失业潮。
与古代王朝末年的失地农民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动乱群体，是工人，而工人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和组织纪律。化工厂的工人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路，就能自制火药，而模具厂的工人则能轻易的制造刀枪。而且他们能够轻易的组织起来，令行禁止，统一行动。古代的失地农民必须要被逼上绝境，成千上万的饿死之后，才会在少数领袖的带领之下走上暴乱之路。这之后还必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在不停的战斗和逃亡中学会战斗技巧，学会遵守纪律，学会制造武器，学会团结与协作。暴乱的成本太高，因此古人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完全全的瘫痪之后，才会愤而起义。明朝末年的陕西连续大旱了5年，全省饿死了超过一半人，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朝政府还连续加征辽饷，连安安静静的饿死自己都不行，这才引发了流民起义。然而现代的工人阶层天生就是战士。朝九晚五的组织生活，团结协作的流水线作业，对工长指令的无条件服从，这基本上拉上街头，直接就能组成战斗队列了。更关键的是，当代工人们骨子里充满着物资欲望，平时看的都是韩剧，脑子里都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连穷酸港剧都不看，你要说现代工人能忍受到成批饿死的地步，工人们一人一口浓痰淹死你。两天拿不到工资，工人们就要去围攻市政府了。北上广深的政府门口还稍微干净点，那些典型的工业城市，比如佛山东莞政府门口，每天都站满了讨薪的民工。以前市政府还有办法可想，打工嘛，东家不打打西家，市政府解决民工围攻的办法，就是给安排另外一家雇主。现在眼看着就是失业潮，工矿企业挨着个倒闭，民工们没有饭吃，想找个下家也没有着落，这要再次联合起来围攻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可想，只能是驱散了事。要知道现在地方政府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超过2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法还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2015年，在各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竟然还出现了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1-11月，地方政府总收入（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及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共10.55万亿，预计全年的收入也就是11.5万亿左右，而2014年的地方政府总收入为11.83万亿。当然，主要来源于税收的一般预算收入当然依然继续增长，增长幅度高达9.3%，远远超过了6.5%的经济增长率。总收入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就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了29%。顺带说一句，这也是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所有文件最终都落到了如何振兴房地产业上的原因。这件事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保证政府的收入和既得利益。至于产业经济下行本身，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考虑之列。
正因为此，在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爆发的过程中，一定会爆发剧烈的冲突。民众的死活，与官僚权贵的利益毫无关联。即使遍地都是破产的企业，该收的税也是一分钱都不能减。明朝末年陕西的饥民民变由此而来，这事看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治理逻辑之下来看，几乎是如出一辙。无论佛山东莞和温州的民资企业倒闭了多少，失业的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谋划去哪里的垃圾桶能找到食物，总之，政府的收入是必须确保的，而且还要实现增长，涨幅还不能低，必须显著超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治理逻辑之下，全国661个城市，只要一个城市无法压制平民的怒火，没有处理好失业潮问题，就能酿成民变。或许这种小范围的民变在2016年还能被及时压制住，不至于扩散开来，让整个城市陷入暴乱。但是到2017年，一定会有黑天鹅出现。民愤没有出口，就一定要以大肆破坏作为发泄途径。就在这几天，甘肃一个小县城，一个小女孩和超市发生纠纷自杀，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民变的边缘，城市处于瘫痪状态。归结起来，无非是愤怒的国人借机发泄怒火罢了。
2016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会是大量的平民聚会请愿事件，伴随着一些独狼式的暴力事件。接下来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普遍，只要有一颗火星，一个合适的借口，就能引发平民的山呼海啸，聚会请愿变成聚众抢掠，独狼变成群狼。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极权政府的另一个硬伤，将会暴露出来：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动员能力，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平息民愤。这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极权发展得越厉害，权贵资本对产业的侵害程度越深，就越是会丧失民心，社会动员能力就丧失得越彻底。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一次应对民变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首先上演的，将是暴民对当地官僚权贵的大屠杀。接下来社会秩序崩乱，红色权贵可以短时间的守护住个别城市的秩序，但是基层士兵的家乡将会陆续陷入暴乱，军心因此很快就会溃散。这时候要么就是士兵强迫军官暴乱，要不就是士兵携枪逃回老家，去守护自己的家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大大加剧社会动乱的程度。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正常的交通运输、电力生产和燃料传输等物流链条都会停滞。而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外向型的，对于物流链条有着巨大的依赖。一旦水电气等生存要素供应不上，整个城市都会陷入黑暗和混乱。这无疑将会引发更大的动乱。市民将会陷入彻底的恐慌，断水断电的高楼大厦的生存环境将会极其恶劣。这种混乱情况只要维持一周，饥寒交迫的居民走投无路，就只能是向邻居挥起菜刀。城市将会迅速变成人间地狱。能逃出去的权贵还好，逃不出去的官僚，到暴乱的时候一定会举家死无全尸。这种事说起来很凄惨，但在中国历史上，那是过上个百把来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在史书上司空见惯，现在也就是再来一次罢了。而这些，就是我们注定的将来。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次的问题，不是金融层面的问题。股市、汇市和钱市的所谓剧烈震荡，并不是危机的成因。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全球制造业都面临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而为全世界输出消费力的美国，也不愿意再承担借债印钞的责任。这事再闹下去，生产链条一断，那全世界都面临失业潮的威胁。所以现在美欧日中这四方，日子都算不得好过。美国稍微好点，欧日中都在地狱边缘熬着，等别人先死。日本人民艰苦奋斗惯了，二战之前大家连裤子都不穿，也要支持军队建设，二战打输了，大家照样连裤子都不穿，支持经济建设。中国人加班加到猝死，算是负面新闻，大家都会痛骂这企业太黑，压榨员工。日本人加班加到猝死，那可是企业的英雄和典范，大家都要纷纷表示向他学习的崇敬之情。大和民族的苦难耐受力强得超出中国人想象，指望日本人死在中国前面，这根本就不现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养尊处优的欧洲人，能因为越来越严重的中东伊斯兰教暴乱问题和越来越无法承受的社会福利陷阱，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死在中国前面。2015年，希腊经济差点就崩塌了，政府直接就宣布不还债了。也就是最后德国放了它一马，不然的话，连锁反应一上来，说不定就能让整个欧洲经济坍塌。不过现在欧洲人也意识到了危机近在眼前，人家再怎么积累民愤，在民主体制下也有出口，了不起换一任政府元首就是了。欧洲人在政治博弈的环境下生活了上千年，又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成熟民主体制的训练，全社会很容易就能通过博弈达成过苦日子的共识。麻烦的是中国，全社会严重割裂，各阶层之间毫无共识可言，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连沟通渠道都谈不上，连博弈的规则都不存在。哪怕是大学里睡在上铺的兄弟，有个三五年没有见面，世界观都能天差地别，吵起来恨不得挥拳相向。至于红二代对上民工二代，除了直接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根本就没别的交流方式。想要中国人聚在一起正常的讨论一下如何同心协力熬过难关，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这么一看，中国一定会死在前面，成为被美欧日猎食的尸体。
当然了，中国死后的事，也可以继续推演。这次与历次王朝更替的历史不同，失业的产业工人这次会成为暴乱的主力。此前的暴民主要是农民，而这次是愤怒的工人，熟悉城市的工人。工人的主要攻击方向当然是城市，越大的城市，承受的攻击将会越剧烈。古代的农民起义源于农村，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扫荡，在裹挟了大量的农民后，间或才会围攻城市，但不会毁灭所有的大城市，也不会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储存在城市之中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恰恰是政权能实施统治的根基。不要说赋税征收必须以此为基础，治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最根本的国家治理手段，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资料之上。而这一次，愤怒的工人将会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摧毁一切产业经济基础，并将城市本身焚为灰烬。可以预料到的是，所有的户籍资料和工商档案都会被毁灭，这个国家统治根基将会被彻底摧毁。到暴乱平息，这个国家将会是一片废墟，根本无从依靠自身的力量重建秩序。到这个时刻，必须指望美欧日能伸出援手，派出军警，为这个国家提供秩序。从头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户籍和工商档案，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额的投入。暴乱的程度越狠，重建的难度就越大，所需的时间就越长，耗费的成本就越高。可以确定的是，在废墟之上新建的政权，一定承受不起重建秩序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而要重建整个工业产业链，需要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一个新兴的政体毫无信用可言，当然不可能承担货币发行的重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金融和产业体系就是个笑话。因此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成长为香港这样的殖民体。这个汉族国家将如同香港一样，不再拥有自己的央行，而是依赖外资银行发行“汉币”，以外资银行的信用和外汇储备，为“汉币”的购买力做担保。当然，反过来，这其实是给美欧日手里庞大的存量纸币找到了出路：拿到中国来作为印刷汉币的担保就行。另一方面，这个废墟之上的国家要重建，路桥楼港，灯油火蜡，必然要消耗海量的商品，这也为美欧日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么一想，让中国死掉，真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大好事。所以TPP（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在2015年顺利突破了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眼看也要达成，大家伙一心一意，把中国排除国际经济秩序之外，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举世排华，无非就等是中国赶紧死掉罢了。这么一看，中国动乱之后，在死掉一半人以前，根本就不用指望美欧日会善心大发，前来救援。恨不得人家立刻就会封锁边境，为了耳根清净，还要把境内的黄种人都关进集中营，就等着你中国乱到不可收拾，再来经济殖民，在你中国的废墟和尸堆之上开盛宴。
说到这里，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无论是看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都有必亡之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然，按照这两年的写作惯例，我不能只给出对末日的预期，我总得拿出个药方。现在这个必死的局面要改变，有两件事势在必行。第一，是减税。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斩断红色权贵伸向产业的手。减税这事就不多说了，政府必须精兵简政。精兵这事正在干，说是要裁减百万兵员，目前来说也就是口号，还没落到实处。至于简政，裁撤政府机构缩减政府权力，这事儿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就没人干成过。至于要能做到第二件事，就必须建立对红色权贵的制衡机制。在没有了其他新兴权贵进行制衡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政改，赋予老百姓监督权贵的权力。执政党一党制可以保留，政府层面的官员任免权都可以继续由执政党掌控。但至少人大代表这一块，要实现普选，以实现真正的监督。立法权要由人大真正的掌控，执政党随意立法随意征税的权力要被剥夺。当然，同时也可以赋予执政党对于所有立法案的最终否决权，避免人大代表们瞎胡闹。这两件事要是能实现，起码老百姓还有个盼头，税负减轻了，心情起码能好点；人大也能成为分裂的各阶层的博弈通道，各种怒火可以在人大会议里发泄出来，不至于酿成最后举国暴乱的惨剧。然而，这两点要实现，说可能性为零都是轻的，恨不得低到负值。降个油价都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的政府说减税，直接就是在骗鬼。至于政改，那是提一句都能触犯刑律的事，动不动就要以寻衅滋事论处的。各位看老蛮我的政改建议，已经做了绝大的让步，对执政党的地位做了最大的保护，可行性总比国内那帮生活不能自理的民主小清新要高得多，但就这种程度的改革，也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权贵资本持续入侵实体产业，经济继续下行，失业潮涌起，政改的时间窗口，到现在这一刻已经算是关上了。
当然，作为城市的中产阶层来讲，平时岁月静好人生如歌，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从不理会城中村的民工的死活，听到别人说政治，立刻就要起身走人的。现在突然就要迎接一个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这也太过残忍。所以，我姑且在这里最后一次呼吁：抬起你们的头来吧，中国人，你们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死路上。恰恰是你们的纵容，你们的苟且，让这个国家陷入了必死无疑的惨境。你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向极权发出你们的怒吼吧。你们固然将面临生死困境，但你们的团结和怒吼，会是降低未来暴乱程度的唯一指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活不过这场劫难，但你们的子孙，你们的血脉，这片大地上幸存的黄皮肤的国人，将有可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度。而那个国度，将会听到你们在生死关头发出的最后的怒吼。他们将会因此而思考，内省，并因此有可能抛弃这个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极权糟粕。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国家：凡哭泣总能得到抚慰，凡冤屈总能得到平复；凡饥寒必有衣食，凡阴暗必有光明。在文明重建的漫漫长夜，人性之光将照耀大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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