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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
曾参与香港反国教、雨伞等运动的三名香港学生领袖抵台，参与台湾太阳花、反课纲等运动的学生座谈。香港学生提醒，要认清运动过程中的对手是谁，在香港其实不是香港政府，在台湾也不是台湾政府，港台社运面对的对手都是北京。香港学生也提到，在香港搞运动的最大阻力，在于普遍香港人认知有钱赚、吃饱就好，上街争什么民主？
全台湾学生串联的反黑箱课纲运动遍地烽火进行之际，一个社运交流思辩的平台--“哲学‘非’星期五@台北”，周二晚间举办“雨伞与太阳花的交会—从香港看台湾”座谈，邀请香港反国教、反洗脑及雨伞运动的张秀贤、罗冠聪、钟礼谦等三位重要青年领袖，与台湾参与太阳花及反黑箱课纲运动的学生，交换彼此在街头作战的心得和策略。
前学民思潮发言人、香港中文大学大三生张秀贤提到，“学民思潮”只是高中生组织，本来没有知名度，多亏梁振英把国民教育列为施政重点，使议题被炒热，吸引更多学生加入。不过香港很崇尚中产阶级，中产会保护学生，但也会说：“学生快去读书，正事交给大人来做”。
张秀贤说：“所以当时香港人也有这么强烈的概念，虽然到现在好像好一点，但这个概念还是存在啊，譬如每到考试公布成绩的时候，记者就会找他们说、问(学民思潮、参与学运的)学生成绩如何啊，所以反课纲的(台湾)同学要注意啦！”参与座谈的台湾学生响起笑声。
张秀贤提到，梁振英上台后，当时的教育局长属亲北京人士，学民思潮每天追着他，坚持要求与教育局长公开见面，因为如果接受闭门秘密见面，全体公信力就会没了，学生团体立意单纯，不是要去妥协，与政党也刻意保持距离。
张秀贤还说，因为香港主流媒体大都是亲北京媒体，不会去报导学运诉求，只把焦点放在学生运动怎么暴力、激进，所以他们就用脸书宣传去反击，当时宣传战，一个星期在全香港摆一百多个地方，学民思潮有两百多个高中生，仅少数教授成员，他一个人负责管理所有加入的团体和成员，就是害怕被渗透。
张秀贤接着说：“因为我们的对手其实不是只是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实力其实不是太强，真正的对手是在北京嘛！譬如说台湾你真正的对手，也不是台湾政府，你真正的对手其实是在对岸。”他强调，学生在香港教育制度发展里没有角色，关于课纲、国教，只问老师、家长，如果家长不ok，也没办法推动，家长最有影响力。
张秀贤指出：“反国教令我影响最多的是，你要认清你的对手，要知道整个制度里面，谁才是大哥，如果你牢牢地掌握这个大哥的话，你可能得到成功的机会比较多，特别是在整个教育制度里面，我们学生其实没有话语权的。”
张秀贤提到，反国教启发他的是，关于课程问题，尤其是历史课、国教等具政治敏感的科目，最终是要争取民主的制度，除了学生、还需要不同的人参与，才可望解决问题。
学民思潮秘书处主席钟礼谦则坦言，反国教运动虽创造出香港史上中学生的大团结，但反国教之后，学民思潮遭遇低潮，因为刚开始只是因为单一议题集结，没有想过帮助基层、公益、要求民主选举等议题，当时曾讨论要结束或保留，有些人退出，大部份人继续向前走。学民思潮开始意识到，反国教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背后关联到政治问题，因为香港政府不是透过普选选出的政府，不需要向七百多万香港人负责，所以归结最后就是没有民主的选举。
钟礼谦补充说：“香港人对中学生的看法就是很单纯、政治的事情非常地脏，中学生不应该去干扰它或接触它，所以我们有不少的同学的家庭都会给一些压力给他们，甚至有些学生的家人是亲北京的人，他们认为什么民主不重要的只要我可以吃、可以睡、可以住，就可以了。”
钟礼谦表示，香港人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源自于港英政府领政时，不希望香港人或华人干扰英国人统治香港，因此给予香港人很多福利政策，这不只造成学生运动、乃至香港社会运动面对的最大困难。
这场座谈，在狭小的咖啡馆地下室挤满上百人，其中包括中学生、大学生、中学老师、学生、社会人士、台独人士、在台港生，也有远从中南部来的学生，及太阳花运动的学运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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