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历
史总是与统治者的愿望开玩笑，统治者越不想要什么，历史就偏偏给你什么。比如北京政府最不想要的就是革命，无奈“革命姑娘”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
帷幕之后，有时其裙裾飘飘，且在帏幕的缝隙中现身。本人一直在关注中国革命幽灵再现的问题，从前年写《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开始，再到《中国穷富马克思
主义者的利益裂沟》、《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算是一种连续性且日臻完整的观察。目前，“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所谓“落地的鞋子”意
味着什么呢？
穷则思变的人群非常庞大
穷则思变的阶层，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已经完全没有改善可能的各种人群。我在《从中国阶层结构看社会转型 的失败》一文中，已经指出中国在产生少量亿万富翁的同时，生产着数量相当庞大的贫困阶层，现实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穷则思变的阶层数量有多大，再列举一下下列数据：按世界银行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日消费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亿，加上 亚开行计算出来的低端中产3.03亿（日均消费2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一半左右。其中失业者高达3.3亿左右（前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出席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提到的2亿失业者，以及近几年外资撤出新增的1.24亿人口）。保守估计，中国的社会底层（即贫困人口与半贫困人口）大约高达60%以上。
北京政府对这一事实当然门儿清，也不是没采取措施，比如近几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比国际市场粮价高），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但相对庞大的底层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即使拿到低保的人口，也未必就对政府心存感激（徐纯合一家6口人当中5人拿低保）。
理论武器：当局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在《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中谈到，中国近20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 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 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 因此，中国出现了富、穷两类马克思主义者，当权者、富人与穷人三大阶层都崇拜马克思与毛泽东，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崇毛，于权贵与富人而言是面 旗帜，因为中共舍此无合法性；富人则是为了向中共表忠心，为自己上一道政治保险。但社会底层要的是实质，即剥夺剥夺者，追求结果均等。
这里必须大致区分一下穷马克思主义者与毛左的差别：毛左崇拜毛泽东，美化毛泽东时代，认为资本与资本家（含本国及外国）是万恶之源，对当局表示驯服；穷马除对资本痛恨之外，也痛恨中共当局，革命诉求是民主为表，重新分配财富为实。
当局并非完全没注意到时这些情况。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简称“新媒体蓝皮 书”），与2013年度新媒体蓝皮书的结论一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户主力军。所谓“三低人群”，即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人群。从年龄来看，青 少年（10-29、30-39岁）占比高达78.69%，其中，20—29岁微博用户最多，为8869.7万人；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微博用户占七 成；从收入来看，微博用户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微博用户约占9.93%，其中无收入群体最多，达到8898.7万人。
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具有的政治常识就是中学政治教科书，教的全是所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加上邓小平思想及现任领导人讲话。因此，穷马这种志在为中共掘墓者，其实是中共自己长期培养的。
对中共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质疑
中共利用权力市场化走上了国家（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却因为其合法性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而来，因此不敢放弃马主义及毛思想，这就导致中共政权与其奉 行的理论日行日远，甚至完全相悖。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政权早就堕落成无耻掠夺的权贵资产阶级，是共产革命的对象，底层人民起而剥夺剥夺者完全具有政 治正当性。但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除了江泽民曾看到理论与现实背离的危险性，试图用“三个代表”去修正现实与理论的悖离，其继任者都陷入了自说自话的装傻 状态。官方供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90年代后几乎都堕入末流，除了为当局做政治化妆之外，根本无法企及1989年以前苏绍智、王若水、胡乔木等党内专 家的水平。因此，这种政治实践与理论完全悖离、成了两张无法粘合的皮，就在中共的思想高压下荒唐地存在着。
国内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微信上流传的一篇《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我们离马克思主义有多远》，摘引十几条马克思语录，说明中共的马克思主 义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摘引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话：“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 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 是特权”，然后再发表“感想：我以为思想的表达形式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文字。在一个马克思认可的民主国家里，公民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会受 到追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尽管出版社和其他众多的媒体都被限制说话，但作为公民，我们的思想或想法并不影响从语言变成文字，只是没地方可以发表而已。”
这种打语录战的做法，在文革后期一些民间思想者用过，改革初期反左时党内开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们也用过，但后来，人们发现马克思只在批判资本主 义及其政权时使用这些说法，而他要建立的共产主义天国，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暴政，人们就不再从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这些理论武器 了。因此，上述批评只是自认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他们认为的假马克思主义中共政权，建立民主政治另有现成的思想资源，即普世价值。
还有一些对华友好的中国专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与其信仰的背离。目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贝淡宁（Daniel Bell）于6月2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对中国来说共产党只是在名义上临近末日》。他写道：“我赞成这种观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久后就会 消亡，但这仅是名义上的消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既非共产主义的，也不是政党。很少有中国人相信中共会抛弃市场经济而率众走向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他还 认为，中共现在缺乏列宁主义的一些特征，包括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在国内致力于共产主义，在国外支持革命者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观念。
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当年连邓小平都不敢尝试，只能提出“不争论”加以回避，时至今天，更加没有可能。党内高层宁可继续戴着这个假面具跳舞，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政治失败者。
穷则思变的人群非常庞大
穷则思变的阶层，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已经完全没有改善可能的各种人群。我在《从中国阶层结构看社会转型 的失败》一文中，已经指出中国在产生少量亿万富翁的同时，生产着数量相当庞大的贫困阶层，现实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穷则思变的阶层数量有多大，再列举一下下列数据：按世界银行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日消费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亿，加上 亚开行计算出来的低端中产3.03亿（日均消费2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占一半左右。其中失业者高达3.3亿左右（前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出席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提到的2亿失业者，以及近几年外资撤出新增的1.24亿人口）。保守估计，中国的社会底层（即贫困人口与半贫困人口）大约高达60%以上。
北京政府对这一事实当然门儿清，也不是没采取措施，比如近几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比国际市场粮价高），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但相对庞大的底层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即使拿到低保的人口，也未必就对政府心存感激（徐纯合一家6口人当中5人拿低保）。
理论武器：当局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在《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中谈到，中国近20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 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 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 因此，中国出现了富、穷两类马克思主义者，当权者、富人与穷人三大阶层都崇拜马克思与毛泽东，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崇毛，于权贵与富人而言是面 旗帜，因为中共舍此无合法性；富人则是为了向中共表忠心，为自己上一道政治保险。但社会底层要的是实质，即剥夺剥夺者，追求结果均等。
这里必须大致区分一下穷马克思主义者与毛左的差别：毛左崇拜毛泽东，美化毛泽东时代，认为资本与资本家（含本国及外国）是万恶之源，对当局表示驯服；穷马除对资本痛恨之外，也痛恨中共当局，革命诉求是民主为表，重新分配财富为实。
当局并非完全没注意到时这些情况。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简称“新媒体蓝皮 书”），与2013年度新媒体蓝皮书的结论一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户主力军。所谓“三低人群”，即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人群。从年龄来看，青 少年（10-29、30-39岁）占比高达78.69%，其中，20—29岁微博用户最多，为8869.7万人；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微博用户占七 成；从收入来看，微博用户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微博用户约占9.93%，其中无收入群体最多，达到8898.7万人。
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具有的政治常识就是中学政治教科书，教的全是所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加上邓小平思想及现任领导人讲话。因此，穷马这种志在为中共掘墓者，其实是中共自己长期培养的。
对中共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质疑
中共利用权力市场化走上了国家（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却因为其合法性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而来，因此不敢放弃马主义及毛思想，这就导致中共政权与其奉 行的理论日行日远，甚至完全相悖。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政权早就堕落成无耻掠夺的权贵资产阶级，是共产革命的对象，底层人民起而剥夺剥夺者完全具有政 治正当性。但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除了江泽民曾看到理论与现实背离的危险性，试图用“三个代表”去修正现实与理论的悖离，其继任者都陷入了自说自话的装傻 状态。官方供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90年代后几乎都堕入末流，除了为当局做政治化妆之外，根本无法企及1989年以前苏绍智、王若水、胡乔木等党内专 家的水平。因此，这种政治实践与理论完全悖离、成了两张无法粘合的皮，就在中共的思想高压下荒唐地存在着。
国内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微信上流传的一篇《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我们离马克思主义有多远》，摘引十几条马克思语录，说明中共的马克思主 义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摘引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话：“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 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 是特权”，然后再发表“感想：我以为思想的表达形式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文字。在一个马克思认可的民主国家里，公民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会受 到追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尽管出版社和其他众多的媒体都被限制说话，但作为公民，我们的思想或想法并不影响从语言变成文字，只是没地方可以发表而已。”
这种打语录战的做法，在文革后期一些民间思想者用过，改革初期反左时党内开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们也用过，但后来，人们发现马克思只在批判资本主 义及其政权时使用这些说法，而他要建立的共产主义天国，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暴政，人们就不再从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这些理论武器 了。因此，上述批评只是自认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他们认为的假马克思主义中共政权，建立民主政治另有现成的思想资源，即普世价值。
还有一些对华友好的中国专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与其信仰的背离。目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贝淡宁（Daniel Bell）于6月2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对中国来说共产党只是在名义上临近末日》。他写道：“我赞成这种观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久后就会 消亡，但这仅是名义上的消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既非共产主义的，也不是政党。很少有中国人相信中共会抛弃市场经济而率众走向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他还 认为，中共现在缺乏列宁主义的一些特征，包括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在国内致力于共产主义，在国外支持革命者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观念。
放弃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当年连邓小平都不敢尝试，只能提出“不争论”加以回避，时至今天，更加没有可能。党内高层宁可继续戴着这个假面具跳舞，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政治失败者。
“革命群众”在寻找领袖
现阶段，中国民间的政治诉求特别多样化，有要求民主革命的，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有希望推翻中共然后均财均富的，但这类“革命群众” 的诉求多半也会包裹在“民主革命”旗帜之下。要求中共改革（如党主立宪）以维持社会稳定的也有不少，这些人多半与体制有点瓜葛。
前两者到底哪一类居多？前几年有句半玩笑的话流行：上了twitter，以为马上就要革命了；去了国内微博，才发现风平浪静。现在这句话只有前一句 仍然应景，但微博上要求均财均富的革命情绪较前几年要浓厚得多。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调查，只能以《纽约时报》今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 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为例：在意识形态上，“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 就是受“红色”教育影响最深的人群）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 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 往是最保守的。这篇调查没法区分“红色保守”的中国人当中毛左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差别，从设问来看，很容易将他们归为一类。国内人的现实感知与这篇调查相 近，徐纯合事件与贵州毕节四孩子自杀事件，网上激烈的批评用语与体现的情绪，主流意见认为政府恶劣、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第三波民主化与阿拉伯之春，都是以解决民众权利为诉求，基本排除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即使按瑞士《独裁者 资产法》（或在美英银行配合下）收缴的独裁者如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的巨额财富，也未分配给个人，而是按照与西方国家银行的约定，只是用于改善社会 福利与公益事业。只有共产革命才提倡“剥夺剥夺者”，中国共产革命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打土豪分田地”、对工商业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现在的革命潜流 有这一主诉，与其说是民主革命，不如说更接近20世纪毛领导的那场共产革命。
从现在的社会形势来看，中国不缺“革命群众”，革命理论也很现成，只缺革命组织与革命领袖。中共当局一直以自己的发家历史为鉴，对此防范甚严，对组 织性力量几乎是病态敏感，采取盯、关、抓三步策略，所谓盯，就是派线人渗透各种民间组织，读书会、NGO全在其渗透之列，比如杨子立等4位北大学生成立新 青年学会，结果就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线人李宇宙加入。据李后来揭露，大学里这类学生卧底很多。万延海在VOA上曾发表博文《国际政治看家们的疑虑》 （2011年2月7日），其中谈到“一个在一线承担诸多人权和民主使命的领导者，……面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的疑问和调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 临即刻的禁令，就难以在现实工作中保持个人或组织活力。很多人可能选择合作或有条件合作，至少不拒绝谈话。”所谓“关”，就是关闭民间组织或境外资助的中 国本土NGO，比如公盟、立人图书馆等；稍有声望的行动者更是冒头就抓，这个名单很长很长，比如比较有人气的许志永，以及被认为有草莽领袖潜质的超级低俗 屠夫吴淦等。许多被抓后获释的民主人士，很难再有活动空间。
薄熙来一度打开过“穷马”的魔瓶盖子
薄熙来督渝时，因其入常的路途不畅，走上“向下汲取政治力量”的冒险之途。所谓“唱红打黑”，以借巨额债务分蛋糕为主旨的“重庆模式”很受社会底层的欢迎，曾成为毛左们心中的“小红太阳”，至今仍然有不少“重庆人民”在怀念“我们的薄书记”。
说起来，薄熙来之所以成为毛左与部分中国底层的精神领袖，完全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返祖现象。这“返祖”，一是返封建时代之祖。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 时，不少队伍尊奉皇室之后或皇室宗族为领袖，比如汉末时的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拥立汉朝皇族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满清建国几十年内，反清复明的各路势力一直都打 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君权神授的等级社会，利用皇室之后或皇室宗亲的身份可以加强号召力。二是返毛泽东时代之祖，薄熙 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 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平（实为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 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 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可以说，中国的“革命群众”一直在寻找“领袖”，只是由于中共防范太严，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领袖与组织均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正在形成的革命 潜流却无法消灭，行动人士与少部分知识人也在迎合“革命群众”这种需要，民粹色彩越来越浓。如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革命一样，“革命领袖”形成的过程将是个 极为严酷的淘洗过程，除了当局残酷的打压之外，还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不仅社会底层在选择合适的领袖，还有领袖之间的互相竞争。
中共清算薄熙来，只能限于薄的“非组织化行为”、腐败等，但薄熙来打开的魔瓶盖子，即以毛统治下的前30年否定邓小平改革开启的30年却成为一种政 治思潮，我在《薄熙来案留下的政治苦果》一文中，已经详细分析过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让大批穷马克思主义涌至中国政治舞台的台阶之上，正 准备登台。习近平尽管用“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暂时盖上了这个魔瓶盖子，但已经成形的“魔神”时时准备破瓶而出。
2008-2015年的形势变化，可与清末戊戌维新-预备立宪期间相侔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之后，中共彻底关闭了“朝野互动”的改良窗口。自那以后，北京对任何“革命”都相当过敏。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署名“国纪平”，2011年12月26日，此文被网络评论冠以《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 问题》之名加以引用）。文章提到，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今年 6月14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称颜色革命危害深重，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文章认为，必须警惕颜色革命的渗透传染，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未放弃颠覆 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破除“西方制度迷信”，在观念上“去西方化”。
如果说自2004年开始，中共大力反对颜色革命，还可以将此举理解为他们没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危机。但时至今天，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罔顾社会公正的社会 经济政策终于结出了“硕果”，养成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随着经济发展减速，失业再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中国当局“花钱买稳定”的“面包策略”已难以 为继。“革命”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文网络世界里。“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只因中共强大的镇压能力，造成统治者与反对者之间实力对比过于悬殊， 另一只“革命的鞋子”才迟迟未能落地。面对此局，当局就应该斟酌，中产及知识界盼望的颜色革命，与底层盼望的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何者成为选项，对中国未 来甚至自身的“平安下车”更有利。
中国还有改良的机会吗？大概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有如晚清1898年至1911年间的中国那“革命与改良赛跑”，1898年光绪帝主持的戊戌维 新，在当时被慈禧及顽固派看作“变祖宗之法”的大逆不道之行，结果1905年被清朝廷全盘当作“预备立宪”的内容，但一切为时已晚，其时，“革命”的一只 鞋子已经落地，一心想保持皇室特权的预备立宪即改良，最终未能跑过革命，终于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倾覆。
历史发展也有“机会成本”，时机窗口一旦消失，不会再现第二次。
溃而不崩，就是等待另一只鞋子落地的痛苦过程
目前，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只因中共强大的镇压能力造成统治者与反对者之间实力对比太悬殊，另一只鞋子迟迟不能落地。我曾说过，正如我以前所 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但中国是个超级大国， “小国亡于外，大国亡于内”，在上述诸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变数当然是经济危机（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政府财政危机）。目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困局，中国政府 不惜出台各种金融政策拉抬股市，但这只是个开始。等待另一只鞋子落地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过程，这是一个消耗社会资源、酝酿社会仇恨、 劣化社会道德的漫长过程。它将有多长？除了中共汲取国家资源的能力之外，还有国际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极为难测的大变数。
那么，要对这种局面负责的究竟是谁？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先是用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颠覆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来了一轮化私为公的掠夺抢 劫；然后再以“改革”之名，利用本党掌握国家资源的便利化公为私，让红色家族、官员们成为亿万、千万富豪，并制造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贫困与半贫困阶层。 同时，中共为了愚民及维持既得利益的需要，拒不接受普世价值，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培养了一批志在“剥夺剥夺者”、以均财为革命理 想的穷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统治史，不仅是一部奴役愚弄人民的历史，还是镇压不同意见、消灭不同声音的历史。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一点上，中共不希望任何人用暴力革命或任何革命推翻自己，但其意识形态却是培养暴力革命的温床。如今，魔神已经在瓶子中成形，一旦瓶盖打开，革命的另一只鞋子就要落地。
现阶段，中国民间的政治诉求特别多样化，有要求民主革命的，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有希望推翻中共然后均财均富的，但这类“革命群众” 的诉求多半也会包裹在“民主革命”旗帜之下。要求中共改革（如党主立宪）以维持社会稳定的也有不少，这些人多半与体制有点瓜葛。
前两者到底哪一类居多？前几年有句半玩笑的话流行：上了twitter，以为马上就要革命了；去了国内微博，才发现风平浪静。现在这句话只有前一句 仍然应景，但微博上要求均财均富的革命情绪较前几年要浓厚得多。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调查，只能以《纽约时报》今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 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为例：在意识形态上，“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 就是受“红色”教育影响最深的人群）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 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 往是最保守的。这篇调查没法区分“红色保守”的中国人当中毛左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差别，从设问来看，很容易将他们归为一类。国内人的现实感知与这篇调查相 近，徐纯合事件与贵州毕节四孩子自杀事件，网上激烈的批评用语与体现的情绪，主流意见认为政府恶劣、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第三波民主化与阿拉伯之春，都是以解决民众权利为诉求，基本排除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即使按瑞士《独裁者 资产法》（或在美英银行配合下）收缴的独裁者如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的巨额财富，也未分配给个人，而是按照与西方国家银行的约定，只是用于改善社会 福利与公益事业。只有共产革命才提倡“剥夺剥夺者”，中国共产革命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打土豪分田地”、对工商业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现在的革命潜流 有这一主诉，与其说是民主革命，不如说更接近20世纪毛领导的那场共产革命。
从现在的社会形势来看，中国不缺“革命群众”，革命理论也很现成，只缺革命组织与革命领袖。中共当局一直以自己的发家历史为鉴，对此防范甚严，对组 织性力量几乎是病态敏感，采取盯、关、抓三步策略，所谓盯，就是派线人渗透各种民间组织，读书会、NGO全在其渗透之列，比如杨子立等4位北大学生成立新 青年学会，结果就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线人李宇宙加入。据李后来揭露，大学里这类学生卧底很多。万延海在VOA上曾发表博文《国际政治看家们的疑虑》 （2011年2月7日），其中谈到“一个在一线承担诸多人权和民主使命的领导者，……面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的疑问和调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 临即刻的禁令，就难以在现实工作中保持个人或组织活力。很多人可能选择合作或有条件合作，至少不拒绝谈话。”所谓“关”，就是关闭民间组织或境外资助的中 国本土NGO，比如公盟、立人图书馆等；稍有声望的行动者更是冒头就抓，这个名单很长很长，比如比较有人气的许志永，以及被认为有草莽领袖潜质的超级低俗 屠夫吴淦等。许多被抓后获释的民主人士，很难再有活动空间。
薄熙来一度打开过“穷马”的魔瓶盖子
薄熙来督渝时，因其入常的路途不畅，走上“向下汲取政治力量”的冒险之途。所谓“唱红打黑”，以借巨额债务分蛋糕为主旨的“重庆模式”很受社会底层的欢迎，曾成为毛左们心中的“小红太阳”，至今仍然有不少“重庆人民”在怀念“我们的薄书记”。
说起来，薄熙来之所以成为毛左与部分中国底层的精神领袖，完全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返祖现象。这“返祖”，一是返封建时代之祖。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 时，不少队伍尊奉皇室之后或皇室宗族为领袖，比如汉末时的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拥立汉朝皇族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满清建国几十年内，反清复明的各路势力一直都打 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君权神授的等级社会，利用皇室之后或皇室宗亲的身份可以加强号召力。二是返毛泽东时代之祖，薄熙 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 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平（实为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 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 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可以说，中国的“革命群众”一直在寻找“领袖”，只是由于中共防范太严，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领袖与组织均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正在形成的革命 潜流却无法消灭，行动人士与少部分知识人也在迎合“革命群众”这种需要，民粹色彩越来越浓。如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革命一样，“革命领袖”形成的过程将是个 极为严酷的淘洗过程，除了当局残酷的打压之外，还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不仅社会底层在选择合适的领袖，还有领袖之间的互相竞争。
中共清算薄熙来，只能限于薄的“非组织化行为”、腐败等，但薄熙来打开的魔瓶盖子，即以毛统治下的前30年否定邓小平改革开启的30年却成为一种政 治思潮，我在《薄熙来案留下的政治苦果》一文中，已经详细分析过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让大批穷马克思主义涌至中国政治舞台的台阶之上，正 准备登台。习近平尽管用“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暂时盖上了这个魔瓶盖子，但已经成形的“魔神”时时准备破瓶而出。
2008-2015年的形势变化，可与清末戊戌维新-预备立宪期间相侔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之后，中共彻底关闭了“朝野互动”的改良窗口。自那以后，北京对任何“革命”都相当过敏。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署名“国纪平”，2011年12月26日，此文被网络评论冠以《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 问题》之名加以引用）。文章提到，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今年 6月14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称颜色革命危害深重，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文章认为，必须警惕颜色革命的渗透传染，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未放弃颠覆 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破除“西方制度迷信”，在观念上“去西方化”。
如果说自2004年开始，中共大力反对颜色革命，还可以将此举理解为他们没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危机。但时至今天，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罔顾社会公正的社会 经济政策终于结出了“硕果”，养成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随着经济发展减速，失业再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中国当局“花钱买稳定”的“面包策略”已难以 为继。“革命”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文网络世界里。“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只因中共强大的镇压能力，造成统治者与反对者之间实力对比过于悬殊， 另一只“革命的鞋子”才迟迟未能落地。面对此局，当局就应该斟酌，中产及知识界盼望的颜色革命，与底层盼望的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何者成为选项，对中国未 来甚至自身的“平安下车”更有利。
中国还有改良的机会吗？大概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有如晚清1898年至1911年间的中国那“革命与改良赛跑”，1898年光绪帝主持的戊戌维 新，在当时被慈禧及顽固派看作“变祖宗之法”的大逆不道之行，结果1905年被清朝廷全盘当作“预备立宪”的内容，但一切为时已晚，其时，“革命”的一只 鞋子已经落地，一心想保持皇室特权的预备立宪即改良，最终未能跑过革命，终于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倾覆。
历史发展也有“机会成本”，时机窗口一旦消失，不会再现第二次。
溃而不崩，就是等待另一只鞋子落地的痛苦过程
目前，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只因中共强大的镇压能力造成统治者与反对者之间实力对比太悬殊，另一只鞋子迟迟不能落地。我曾说过，正如我以前所 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但中国是个超级大国， “小国亡于外，大国亡于内”，在上述诸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变数当然是经济危机（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政府财政危机）。目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困局，中国政府 不惜出台各种金融政策拉抬股市，但这只是个开始。等待另一只鞋子落地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过程，这是一个消耗社会资源、酝酿社会仇恨、 劣化社会道德的漫长过程。它将有多长？除了中共汲取国家资源的能力之外，还有国际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极为难测的大变数。
那么，要对这种局面负责的究竟是谁？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先是用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颠覆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来了一轮化私为公的掠夺抢 劫；然后再以“改革”之名，利用本党掌握国家资源的便利化公为私，让红色家族、官员们成为亿万、千万富豪，并制造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贫困与半贫困阶层。 同时，中共为了愚民及维持既得利益的需要，拒不接受普世价值，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培养了一批志在“剥夺剥夺者”、以均财为革命理 想的穷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统治史，不仅是一部奴役愚弄人民的历史，还是镇压不同意见、消灭不同声音的历史。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一点上，中共不希望任何人用暴力革命或任何革命推翻自己，但其意识形态却是培养暴力革命的温床。如今，魔神已经在瓶子中成形，一旦瓶盖打开，革命的另一只鞋子就要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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