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最近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大陆政治决策不透明，伤害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有评论认为，中国政治决策不透明既源于体制，也源于不同领导人治国的混乱。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曾担任美国外交官，也是政治学者。她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是“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系列的第三篇。
作者表示，她虽然研究中国40年，但仍然无法回答一些有关中国的基本问题，包括各项决策谁来决定？哪些相关部门有真正从的决策权力？等等。习近平上 台之后，中共中央收回了此前下放给国务院的一些决策权。但外人无法判断，最终决策者是谁？即使是国内经济政策，中国媒体也很少有关于内部分歧的报道。
谢淑丽认为，拒绝信息共享对北京反而构成威胁，因为外界对中国外交决策所知甚少，会加剧中外政府间的互相怀疑，增加外界误解中国释放的信号，从而造成双方关系紧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表示，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发生因为某国政策不透明造成的信号扭曲，从而形成国际间的紧张，甚至爆发战争。
“在国际关系中叫做‘镜像’。因为不透明，外国会紧张，然后采取主动的措施，然后中国觉得外国在故意进攻，比如理解成为颜色革命，并采取防备，结果外国再做出进一步的紧张。这样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被不断扭曲，形成误解，最后可能带来战争。”
谢淑丽认为，实际上中国内部事务决策，不透明也非常严重，对中国民间的经济和其他活动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她引述中国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话说，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决策过程透明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夏教授认为，最近两年，中国当局经济政策不明朗，其实，这也是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的一个原因。
“所有投资者在中国都没有精确信息，无法做精确评估，所以决策者和投资者就会把中国的评估下降，导致投资中国的风险增加，结果是大家都不敢向中国投资。”
不过，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决策不透明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政治决策不透明体现了中国国家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混乱。
“做决策有三个要素，目标、风险评估控制和实施方法。现在在中国很多决策相互矛盾冲突，实质上就是混乱。比如目标是要继续专制独裁还是逐步走向开放社会？比如手段上，是要实行真正法治还是要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来控制，所有这些都是混乱，连官场内部也搞不清楚。”
谢淑丽透露，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不是经由相对透明的全国人大立法过程决定的，而是通过让人琢磨不透的官僚部门之间的互动产生的， 其决策常常令人始料不及。甚至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想从另一个部门获得信息也要费心尽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当局的各种决策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往往遭到质疑。她 认为，中共执政集团执着于决策保密是为了抑制各种自下而上的反对力量。当局坚信，只有保持“高度一致”的表面团结才能维持统治权威。
夏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共政权的这种故作神秘的政治机制增加了国内外误解误判的可能性，妨碍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表示，她虽然研究中国40年，但仍然无法回答一些有关中国的基本问题，包括各项决策谁来决定？哪些相关部门有真正从的决策权力？等等。习近平上 台之后，中共中央收回了此前下放给国务院的一些决策权。但外人无法判断，最终决策者是谁？即使是国内经济政策，中国媒体也很少有关于内部分歧的报道。
谢淑丽认为，拒绝信息共享对北京反而构成威胁，因为外界对中国外交决策所知甚少，会加剧中外政府间的互相怀疑，增加外界误解中国释放的信号，从而造成双方关系紧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表示，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发生因为某国政策不透明造成的信号扭曲，从而形成国际间的紧张，甚至爆发战争。
“在国际关系中叫做‘镜像’。因为不透明，外国会紧张，然后采取主动的措施，然后中国觉得外国在故意进攻，比如理解成为颜色革命，并采取防备，结果外国再做出进一步的紧张。这样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被不断扭曲，形成误解，最后可能带来战争。”
谢淑丽认为，实际上中国内部事务决策，不透明也非常严重，对中国民间的经济和其他活动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她引述中国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话说，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决策过程透明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夏教授认为，最近两年，中国当局经济政策不明朗，其实，这也是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的一个原因。
“所有投资者在中国都没有精确信息，无法做精确评估，所以决策者和投资者就会把中国的评估下降，导致投资中国的风险增加，结果是大家都不敢向中国投资。”
不过，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决策不透明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政治决策不透明体现了中国国家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混乱。
“做决策有三个要素，目标、风险评估控制和实施方法。现在在中国很多决策相互矛盾冲突，实质上就是混乱。比如目标是要继续专制独裁还是逐步走向开放社会？比如手段上，是要实行真正法治还是要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来控制，所有这些都是混乱，连官场内部也搞不清楚。”
谢淑丽透露，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不是经由相对透明的全国人大立法过程决定的，而是通过让人琢磨不透的官僚部门之间的互动产生的， 其决策常常令人始料不及。甚至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想从另一个部门获得信息也要费心尽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当局的各种决策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往往遭到质疑。她 认为，中共执政集团执着于决策保密是为了抑制各种自下而上的反对力量。当局坚信，只有保持“高度一致”的表面团结才能维持统治权威。
夏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共政权的这种故作神秘的政治机制增加了国内外误解误判的可能性，妨碍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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