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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中国人的语言和情绪都变得粗鄙，而香港政改方案和维园晚会则需要细调。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说，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因为仇恨教育、愚民宣传，再加上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中国的语言开始变得粗鄙残忍，而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共产党的统治”。
慕容雪村引用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论述称这种语言为“毛氏语言”。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亚洲学会网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写到，这种话语比“大多数语言 更赋军事隐喻和政治偏见”。毛氏语言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语，例如“大陆人即使到今天，还是会在饭局快结束时让他们的朋友将剩余的饭菜‘消灭干净’”。
慕容雪村认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将我们的语言低级化的行为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贬损公共论述。文化大革命将这种行为推向极致。知识分子理性的讨论被完全否决。在这种氛围下，词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共产党可以运用语言来模糊界限和说谎。
台湾明星的国籍
台湾女星舒淇赴戛纳（Cannes）角逐影后，被大会写错国籍中国，据悉自己要求修正为台湾，大会照做如仪。新闻刊出，引起中国网民排山倒海般攻 击。台湾《苹果日报》发表高慧然的评论说，“除了中国人，还有什么人对别人强调自己的国籍有这么大的反应呢？除了中国人，又有哪国人喜欢将别人的国籍搬来 搬去呢？”
高慧然指出，诡异的是，当中国五毛们忙着在网络喷洒爱国热血的同时，中国的有权有钱阶级，包括中国的明星们则忙着移民去其他国家，“丢垃圾般丢掉自 己的中国国籍”。“问问五毛们，中国有多少明星早已经改换了国籍？不去对付那些‘叛国者’，偏偏为难中华民国明星舒淇，所为何事？”
否决政改方案才有社会稳定
政治学者吕大乐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目前最多香港人所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是，立法会会否通过由特区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较少讨论的是（无论认为应否通过都好）究竟有没有机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过。
吕大乐认为，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见到的社会稳定，有赖于泛民否决政改——这样至少可免于见到另一波占领运动，而“再发动占领，不是随便说说”。
他指出，到了再发生占领运动之时，北京又可顺手镇压，既可通过政改，又可打压活跃分子，一举两得，这种幻想不可能得逞。
维园晚会应作调整
《信报》评论员练乙铮发表文章讨论“六四”，呼吁支联会弃提平反，谋求解放军放下屠刀。文章说，自从本地社运有了“大中华”与“本土”之间的路线分 歧之后，持续了25年、从1990年起一年一度跨九七办到今天的“六四”维园纪念会，其最深层象征意义便愈发清楚了：它是不接受共产党的那部分港人与国家 之间的终极纽带。
练乙铮说，港人悼念“六四”的情绪，不应该也不会受到共产党的机心影响。但是，他们对悼念的意义的理解、对活动的主题和表达方式，却会因大陆与香港 的政治互动而有所改变，主办纪念活动的团体和人士，不能不按之作出相应的安排、不断调校。“如果没有适当的本土化调整，维园六四悼念会一度十分成功的薪火 相传，到最后却会油尽灯枯”。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说，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因为仇恨教育、愚民宣传，再加上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中国的语言开始变得粗鄙残忍，而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共产党的统治”。
慕容雪村引用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论述称这种语言为“毛氏语言”。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亚洲学会网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写到，这种话语比“大多数语言 更赋军事隐喻和政治偏见”。毛氏语言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语，例如“大陆人即使到今天，还是会在饭局快结束时让他们的朋友将剩余的饭菜‘消灭干净’”。
慕容雪村认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将我们的语言低级化的行为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贬损公共论述。文化大革命将这种行为推向极致。知识分子理性的讨论被完全否决。在这种氛围下，词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共产党可以运用语言来模糊界限和说谎。
台湾明星的国籍
台湾女星舒淇赴戛纳（Cannes）角逐影后，被大会写错国籍中国，据悉自己要求修正为台湾，大会照做如仪。新闻刊出，引起中国网民排山倒海般攻 击。台湾《苹果日报》发表高慧然的评论说，“除了中国人，还有什么人对别人强调自己的国籍有这么大的反应呢？除了中国人，又有哪国人喜欢将别人的国籍搬来 搬去呢？”
高慧然指出，诡异的是，当中国五毛们忙着在网络喷洒爱国热血的同时，中国的有权有钱阶级，包括中国的明星们则忙着移民去其他国家，“丢垃圾般丢掉自 己的中国国籍”。“问问五毛们，中国有多少明星早已经改换了国籍？不去对付那些‘叛国者’，偏偏为难中华民国明星舒淇，所为何事？”
否决政改方案才有社会稳定
政治学者吕大乐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目前最多香港人所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是，立法会会否通过由特区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较少讨论的是（无论认为应否通过都好）究竟有没有机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过。
吕大乐认为，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见到的社会稳定，有赖于泛民否决政改——这样至少可免于见到另一波占领运动，而“再发动占领，不是随便说说”。
他指出，到了再发生占领运动之时，北京又可顺手镇压，既可通过政改，又可打压活跃分子，一举两得，这种幻想不可能得逞。
维园晚会应作调整
《信报》评论员练乙铮发表文章讨论“六四”，呼吁支联会弃提平反，谋求解放军放下屠刀。文章说，自从本地社运有了“大中华”与“本土”之间的路线分 歧之后，持续了25年、从1990年起一年一度跨九七办到今天的“六四”维园纪念会，其最深层象征意义便愈发清楚了：它是不接受共产党的那部分港人与国家 之间的终极纽带。
练乙铮说，港人悼念“六四”的情绪，不应该也不会受到共产党的机心影响。但是，他们对悼念的意义的理解、对活动的主题和表达方式，却会因大陆与香港 的政治互动而有所改变，主办纪念活动的团体和人士，不能不按之作出相应的安排、不断调校。“如果没有适当的本土化调整，维园六四悼念会一度十分成功的薪火 相传，到最后却会油尽灯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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