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15年4月26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对中共日前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进行了分析评论，指出“白皮书”中充斥谎言，“国家利益和诚信问题被视如儿戏”。以下为访谈内容：
西藏之声：中共政府日前发布了名为《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的西藏问题白皮书，稍后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又通过官媒，对“白皮书”的内容进一步进行了宣传强调，您觉得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布“白皮书”？与当局之前发表的“白皮书”相比，这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达瓦才仁：白皮书的内容和以往相比较，最主要的是对西藏方面提出的「中间道路」做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指责，其他的
内容很多都是老生常谈，其实对「中间道路」的无理指责，之前也见诸报端，只是这次是以白皮书的形式出现。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出白皮书？朱维群
在接受采访时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三点理由。前面两条也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我认为第三点值得注意。
之前，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习近平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遭到党内极端保守势力的阻挠等。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而更早的，有已经去世的西藏共
产党创始人平措旺杰，他公开指出中共内部一大批人，吃反分裂的饭，升反分裂的官等，指责这些中国官员，以反分裂为名，牟取私利。有人甚至具体地提到有多达
四十多万的官员靠维稳和反分裂升官发财，为所欲为。这些人极力制造或夸大所谓西藏分裂运动的严重性，他们是最反对中间道路，最不愿看到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
题。同时，现然也有中国内部的官员和众多的知识份子，在了解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后，希望或支持以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为基础，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朱维
群在解释为何此时抛出白皮书的第三点理由就涉及到这些内容，他说：「近来有一些人假冒中央与达赖喇嘛的沟通管道，散布谎言和谣言，制造中央在达赖喇嘛的问
题上将改变政策这样一些谎言，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溷乱。如果这种思想溷乱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溷乱」。朱维群的这番言论可谓
是不打自招。公开宣布中央与达赖喇嘛有接触管道的是中共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而不是我们。难道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在造谣？在说谎？假如这些言论
是谣言或谎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竟然让他忧心会「造成社会的溷乱」？因此，我认为这次的白皮书，很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企图以此统一
内部认识，堵住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声音，即朱所谓「使得我刚才说的那些人原形毕露，丧失了他们的谎言的市场。」这恐怕是这个时候抛出白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西藏之声：有评论认为“白皮书”内容，是习近平上任后，对西藏政策的首次表态，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达瓦才仁：那很难说。我们知道，过去胡锦涛当政十年，没有人知道胡锦涛对西藏问题的想法或立场。起初人们认为、或者说期待胡锦涛在第二个任期会有所表现，可是一直到下台，没见他有任何动静。胡锦涛对西藏问题是没有立场？或是因为九龙治水，没有实权而无法落实想法？没有人知道。
那么这次的白皮书是否就是习近平的表态或立场，其实也很难说，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样，这份白皮书更像是针对内部的不同意见，如果这个推测是有道理
的，则接下来的问题是，习近平是赞成白皮书的观点、认同并要继续延续目前的残酷高压政策呢?或是属于另有想法的不同意见者?显然并不是很清楚。整体而言，
白皮书的内容所反映的只是中国过去江泽民和周永康时代的西藏政策。白皮书的抛出，更像是一种政策惯性，以及上述既得利益阶层对此旧政策惯性的利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习近平对西藏问题有过清楚的立场表述。不过可以肯定，习近平不会像胡锦涛那样没有自己的想法，也很难设想已经高度集权的
他，会有无法落实自己想法的问题，也许，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也难说。当然，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恐怕也难于遽然下结论说不会有任何改
变。
此外，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在中国政府制定有关西藏的政策方面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但自习近平上台后，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一直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伊人来。白皮书的抛出，是否与此有关也值得我们关注。总之，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也不能忘了继续推动西藏的自由事业。
西藏之声：这次中共在白皮书中，对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进行了攻击，他们自己阐释了“中间道路”的所谓五点核心，并称这是“达赖集团的’藏独’策略”，稍后朱维群也对所谓的“大藏区”概念进行了一些评论，请您分析一下中共对“中间道路”做出的这些“阐释”。
达瓦才仁：白皮书对中间道路的阐述，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白皮书的所谓五点核心之第一条就是指责西藏人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竟然宣称曾与中国唐朝、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的西藏「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这完全是不顾最起码的历史事实。
西藏的历史并非没有文献可资证明，西藏政府的所有档桉文献都完整地在中国政府的手中，究竟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和运作呢，还是作为中国的地
方政府运作的？文献会说话啊！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在中文史料中对西藏可能有不同的记载。但无论如何，我们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或过去。
历史问题，就让历史学家做为学术课题去做学术研究，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从古籍中找一些句子，然后各取所需地进行断章取义或歪曲，并以此来影响我们对现
在或未来做出改变的机会和能力，这是很不理智的。对历史问题或任何问题，各方会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和不同的解读或认知,那本来是很正常的，一方强迫另一方全
盘接受自己的历史记忆和认知，这真的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退一万步讲，即使西藏人被迫承认了曾攻占唐朝首都长安的吐蕃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事实难道
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吗？
此外，历史地位在现代社会也并不是一个国家独立或统一的必要条件，当今世上有二百多个国家，其中很多国家是新兴的，从未在历史上形成过国家；同样，
历史上一些曾是统一国家的后来却分裂成很多国家。可见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完全是基于民心认同，而不是由老祖宗的一句话或某个行为来决定的。
西藏人以和平非暴力为原则，寻求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这是最文明的解决途径，而既然是和谈，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妥协，也因此，西藏人清楚地表明了不
寻求西藏独立、希望在中国的范围内和各民族一起平等地建立利益共同体或追求美好未来的立场，这些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也已经做了。至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
实，我们怎么改变?我们无力改变。
白皮书对中间道路的第二点归纳，是说西藏人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首先，西藏人并没有大西藏的概念，这个称呼是中国政府强加给我们
的。西藏只有一个，而藏人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族，自古皆然。这块土地就叫西藏，就像中国只有一个，没有大中国或小中国的说法一样，西藏也并没有
大或小的区别，当然也不存在不是西藏人的藏人。如达赖喇嘛出生在安多，安多不是西藏人吗?
诚然，和中国历史一样，西藏也曾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的历史时期，但即使分裂时期，也是西藏人在西藏的范围内建立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其中也很少有哪
块西藏的土地被外族所征服的现像。西藏最后的统一是五世达赖喇嘛于1642年完成的，那时候中国处于明朝末期，五世达赖喇嘛和明朝没有从属关系，明朝也没
有占领西藏的任何土地。半个多世纪以后，西藏的统一才遭到破坏，如满清通过边界战争于1701年占据康区的打箭炉(康定)；满清通过1727年的水兔年战
争占据青海湖以东地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外来战争的结果。而且西藏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收回失土的努力，这些即使中文文献都有明确记载的历史事实，怎么能说西
藏民族从未有过统一的历史时期呢？对历史可以有不同认知，但睁眼说瞎话，或以强词夺理试图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白皮书说所谓中间道路的第三点，所谓「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
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则完全是歪曲的描述，很简单，任何人只要去看看西藏和谈代表正式提
出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及其阐释，就会明白上述所有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的歪曲。西藏人的所有主张完全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内容和精神提出的。
《宪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现实中根本没有落实，因此才有要求实行「名副其实」民族区域自治的说法。中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在民族地区实行高度
自治的条款，「高度自治」当然也就根本是无从谈起。
朱维群说：「高度自治就是要在西藏这个地方推翻我们已经建设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旧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恢复达赖喇嘛的至高无
上的神权地位」。这是歪曲。很简单，我们还是看中国的《宪法》，《宪法》对国家的政体和社会制度有清楚的表述，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等三个
坚持，这些是《宪法》规定的。既然西藏人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则所谓在西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又从何而说起呢？而所谓恢复
封建农奴制度等更是无稽之谈。首先，西藏的社会制度上并非如中国丑化的那样不堪，也不是所谓的农奴制度；其次，流亡西藏实现民主制度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民
主和自由已经融入西藏文明，成了西藏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常常以中国人民的素质在现阶段还难于实行民主为由拒绝做出改善。但我们西藏人做
到了，而且已经很成熟，很稳定。因此，对朱维群的那些指控，真的是有一种今夕为何夕的时空错乱的感觉。
至于第四点和第五点，所谓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以及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的说法。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宪法》，再
去看《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及其阐释文，一切就会洞若观火，就会非常明确地看到，所有这些都只能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诬蔑的说辞。其目的
很显然，就是因为西藏民族的诉求是如此的卑微、合情又合理，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款和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西藏人不过是要求中国政府真
正兑现以《宪法》的高度所承诺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而已，仅此而已。因此，他们无法面对这些事实，也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来拒绝西藏民族的诉求，更不敢让中国
人民知道这些真相，因此才会以这种卑鄙的抹黑、造谣、诬蔑的方式进行误导，制造民族矛盾，破坏和解进程，以达到阻碍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目地。这是很明显
的，不说别的，朱维群本人就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和谈代表，他非常清楚西藏人的立场，他这样胡说八道，只能理解为是恶意的扭曲和误导。
当然，对于政府运用国家或全民共有的资源，鼓励或资助国内某一个民族迁徙到其他民族地区的内部殖民行为，我们是绝不赞同的，这种行为无关迁徙自由，就像对西藏民族实行的「分而治之」无关正常的行政区划一样，都是违背中国《宪法》有关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精神的殖民统治手法。
西藏之声：这次中共试图将旧西藏宣传成黑暗、由神权来残酷统治、人民分等级的社会，而且煞有其事地列举出了当时西藏在为达赖喇嘛做法会时，要准备头颅与人皮等情况，您对白皮书的这些描述怎么看？
达瓦才仁：西藏在接受佛教后，开始以佛教的理念和价值观去面对现实问题，例如在处理杀人桉件时，认为以命偿命的
刑法对当事双方都造成无可挽会的损失而外，没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你即使杀了对方，也不过是出口气而已。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双双灭亡的结局，才有了
陪命价这种西藏独特的法律传统。据说这个传统源自松赞干布时期，如果是，则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西藏人都知道，杀人命价律规定，故意杀人者除了要命价赔
偿外，还需要给死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诵经超度等费用，其立意就是除了补偿死者家人的损失，还要为死者举行必要的宗教超渡仪式，了解西藏文化的都知道西藏人是
如何看重对死者的超度仪轨。所以这是一种在悲剧发生后，避免两败俱伤的原则下，惩罚杀人者，补偿受害家人，慰籍亡者灵魂的一种立法精神。
在这种立法精神下，将人分成不同等级或阶级是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普遍具有的现象。但所谓「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的说法，让人有些匪夷所思。西
藏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赔偿额度，最常见的是根据被害人的身份和加害者的财力，通过谈判决定。但竟然定一根草绳的命价实在是难于理解，我也看过不少严肃地研
究西藏法律或西藏命价传统的学术资料，并没有看到「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的说法，我对于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以及这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条文?或只是比喻
性的说法等，保持着疑问。还有，西藏的绳子不是皮绳就是牛毛绳，大概是因为缺乏原料，现实中很少看到中原民族常用的草绳，因此，有些奇怪。另外，白皮书将
《十六律法》和《十三律法》并列溷为一谈是不对的。实际上，《十三律法》才是五世达赖喇嘛颁布的。而《十六律法》是之前大约十六世纪的藏巴王朝的法律，是
四百多年前的法律，拿来和现代社会做比较，合理吗？
至于人皮云云，如果去看文革或民主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指控和伪造的东西，就不难理解这类莫名其妙的奇谈怪论为何还在引用。就像
西藏人不用草绳而在律法中竟然使用「草绳」这个词一样，又有谁知道西藏佛教的哪一个修法仪轨中竟然需要人皮人肉等？因此，所有这些丑化诽谤的说法，不过是
延续民主改革和文革期间丑化西藏文化的说词而已，我们藏人对这些洗脑的说法词听厌烦了，听麻木了，可能不以为意。但如果不经常做出说明，就真的可能会误导
其他不知情的人。
西藏之声：刚才您提到“白皮书”的一些内容，都是“老生常谈”，的确，这次“白皮书”第二章“新西藏走上了一条
正确发展道路”中，就给出了许多资料，来证明“解放”后，西藏获得了多大的发展，藏人完全拥有自治权利，获得了民主自由，生活幸福安康等等，您觉得外界会
相信中共的这些宣传吗？
达瓦才仁：中国政府习惯罗列很多难于查明或证实的数据，但这些常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比如说，列举了西藏自治
区中藏族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数字，以表示西藏人民真的当家做主，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等，如果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则1997年香港回归前，香港总督是英
国人彭定康，但香港绝大部分的公务员都是中国人，我相信比例肯定高过西藏公务员的比例，中国人会因此而竟然相信当时的香港政府是华人的自治政府而不是殖民
政府吗？同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谈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的组成？谁都知道那才是权力核心。同样，把西藏的文化送进博物馆，竟然在白皮书中宣称是
在保护西藏文化，真是把天下人都当成白痴了。还有，《宪法》规定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等，现实中的作为却又是完全地背道而驰，
如此等等，说一套，做一套，也许能骗的了一时，但不可能骗天下人于一世。
西藏之声：在“白皮书”的最后一章里，邓小平当年的那句“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变成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
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有藏人对中共公然篡改前领导
人的原话，而感到震惊，而白皮书还提出“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丢掉幻想，正视现实…..”您觉得这是否显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在今天
已经被中共完全否定，同中共认真、理智地对话，是否真得成为了幻想？
达瓦才仁：我们知道，对中国政府的诚信，不论国际社会或台湾或香港，都有着很强的疑虑。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西藏人就经历过许多中国政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历史经验，远的如签订十七条协议时，中国政府从开始的信誓旦旦到后来的食言而肥，一旦站稳脚跟后便马
上翻脸不认帐，而且还狡辩抵赖无所不用其极。
你提到的邓小平的「除了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谈」，则是最近的例子，邓小平的这个提议在获得达赖喇嘛的积极回应后，中国政府就开始不认帐,开始不断
地反覆重新定义独立的意思，什么半独立、变相独立等说词通通出笼，到后来，西藏人完全按照中国《宪法》的内容提出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时，甚
至也说那是变相独立。到最后，竟然干脆否认邓小平讲过这句话，我记的好像就是朱维群讲的，不是私下讲的，是公开官式的否认。而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政府
已经在正式文件或讲话中很多次地引用过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后来竟然是说不承认就可以不承认了,真的是把国家利益和诚信问题视如儿戏。
中国政府这种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现象，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政府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持久、稳定而又合理合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因此
才会表现出如此的短视和多变。我认为，历史际遇稍纵即逝，如果中国不能把握现在的机会，还继续玩弄这种不负责任的政治游戏，最终只会给中国和西藏民族双双
带来难于挽回的损失。在台湾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政府从初期的「解放台湾」到后来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到现在极力维护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很多研
究其政策轨迹的学者就指出，当台湾方面表现出诚意或中国方面觉得时机对自己有利时，常常就会表现出提高和谈价码或拒绝妥协的姿态，从而丧失了很多的历史际
遇。无论如何，那些掌握国家权柄者，应少玩那些自以为是的宫廷权术或诈术，而是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以诚信、智慧和宽大的胸襟去寻求解决西藏问题,
这才是中国之福，也是包括西藏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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