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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0 March 2015

點評中國:亞投行是中國特色的門戶開放


中國公布了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路線圖。這件事與中國的其他國際政策一樣,國際觀察對其含義尚在猶疑,而中國公眾反響熱烈,將之視為中國國際威望和權力的象徵。
這樣曖昧的狀況是否中國官方希望的反應,有待討論,但有一點是很顯然:2013年提出的亞投行計劃,確實是中國新一屆領袖的國際政策優先項目。

歷史意義

20 餘年來,外部世界和中國社會都被一個問題吸引:中國擁有和獲得實在的國際權力會怎樣作為?換言之,無論對於全球戰略的專業觀察家和分析家,各國外交政策智 庫,還是對於普通中國人,當中國擁有國際性的綜合實力和能力,中國將如何運用這一力量,人們直覺到這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明日世界塑造的問題。這也是 睡獅醒來神話雖起源模糊,卻能在中國深入人心的歷史心理原因。
亞投行計劃的推出引起很大反響,根本的原因正在於此,人們真實地看到現實中國 如何嘗試運用其力量,按其意志來塑造外部世界。而這一舉措,以及構成其基礎的「一帶一路」政策,其包含的理念與目標,熟悉近代國際關係史的人們假如硬性在 歷史上尋找其相近範式,則這就是某種中國特色的門戶開放政策。
亞投行以亞洲的基礎建設為名義目標,但人們從首批共同參與國家名單可以看到,對其最熱心的還是中亞、南亞和亞洲內陸地區的轉型國家,這也是當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計劃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包含的地區。
中 國使用絲綢之路這樣的歷史術語,突出未來政策的經貿與和平性質,以便把中國的力量向外投射與霸權主義聯繫起來,但從國內輿論看,這一戰略投資方向之所以受 到國家主義色彩濃厚的媒體和學者歡迎,正是因為這喚醒了人們對漢唐在西域的武功和威名的記憶。當年美國的對華政策的門戶開放政策中,借經貿和產業發展而獲 得的強大武力起到了無言的背書作用,今日中國的政策會不會成為例外,這是人們對雄心勃勃的亞投行計劃沒有明言的擔憂。

中國需求

就中國國內狀況來說,亞投行的推出結束了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對外政策的大辯論,即中國獲得相當綜合實力後,戰略對外政策方向的論戰。這一斷續 和激烈的爭論大致包含三種結論,第一種觀點是加深內部政治與社會制度變革,從而更深度參與和融入美國及其歐亞伙伴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在其中尋求發揮作 用;第二種觀點是美國及其伙伴與中國的發展利益有結構性衝突,而制度變革是外部世界削弱中國的長期陰謀,因而應向前蘇聯那樣,尋求楚河漢界似的新冷戰結 構,中國應領導這一新反美冷戰陣營。
這兩種觀點也是中國國內政治對立和撕裂的反映,而調和兩者,在兩者間保持微妙均衡是30餘年來中國內外 政策的基本特色,所以有第三種觀點,也是現領導團隊的觀念:將政策重心更多地從大國政治轉向周邊的地緣空間,不尋求冷戰式對抗結構,而將資源投注於拓展自 身國際權力基礎的另起爐灶。在這種思維下,於是有中國對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間合作,其他雙邊和多邊自貿區及本亞投行的空前熱情。
中國的非冷戰和非結構對抗的另起爐灶政策有現實的內部產業與經濟需求。
中國的國際投資能力與內部傳統工業產能過剩危機,產業升級需要的產業轉移問題,這些現實和迫切的需求推動著主要作為經濟權力中心的國務系統策定新的外交政策方向,而基礎建設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解決。這是亞投行的國內經濟基礎。
只 是這一思路也不無內在矛盾,因為這既意味著中國將繼續保持和發展高能耗,高污染,低效能和投資導向的傳統產業,同時,亞洲後發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環境與中國 沒有可比性,未必能支持這種低端產業模式的輸出,在本地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本地糾葛和變數恐怕是難以避免的,這在中國20年前推動的中非合作中已有太多例 證。中國畢竟不是19世紀末的美國,而今日亞洲與彼時的中國也自不可同日而語。

國際政治

回到亞投行牽涉的國際政治問題,無法迴避的是,無論東南亞還是中亞地區,中國的利益均沾設想與美俄等國家的傳統利益和影響不可能毫無衝突,東南亞為 美國亞太戰略的重心,而中亞既是俄羅斯後院,也是當前美俄博弈的主要舞台。儘管中國試圖通過開放AIIB的廣泛國際參與來緩和這一衝突,然而,權力的角鬥 場畢竟不可能完全排除零和的特徵。希望將目標限定於經貿及通過更低調的運作消除國際權力競爭色彩,這是掩耳盜鈴式的一廂情願設想。
這從俄羅斯對亞投行的冷淡態度已可看出端倪,而美日的負面解讀不絕於耳,這都是很可以參考的背景。考慮主要大國的意圖擔憂和心理反感,再聯繫亞投行工作對象地區本身的複雜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狀況,亞投行會不會比此前的中國對外戰略性政策走的更遠,答案只能說不容樂觀。
如 此來看待英國和瑞士等歐洲國家對亞投行的參與熱情,很明顯,這些參與和支持態度就無足輕重了,與其說各國是出於看好亞投行的業務前景,毋寧說是出於眼前利 益而給予中國的一種象徵性示好表示,以及一種投資期貨性質的高杠桿投資心理,因此以這些參與意圖來證明亞投行計劃的合理,很可能是自欺欺人。
歸根結底,問題的核心還是離不開一個最終極的戰略思維:中國可能撇開現有國際結構獨自打造可行的國際權力與秩序框架嗎?或者,換句話說,在中國現有的內部制度和社會基礎上,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可靠的規則與規制平台嗎?
洋 溢的熱情和浪漫的歷史情思是文學化的,而國家政策資源的戰略性投注則是牽一發動全身的現實危險事務,亞洲的基礎建設投資之所以幾十年來不振,並非因為國際 社會疏忽,而是這些國家自身的內部社會動蕩,從而自身社會和制度基礎薄弱的產物;同時,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業績平平也表明,沒有實質性的國際政治和軍 事權力提供制度性和基礎性的保障,單純經貿思維的國際權力夢想不可能行得通。「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因此人們可以大致斷言,亞投行的熱鬧多半也會像過去 中國的「三個世界」,「大國外交」及「和諧世界」等政策一樣,折騰一陣,代價高昂,而中國特色的門戶開放政策也將成為中國國際權力之路上的新學費。
(責編:歐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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