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蓟门书院”的这次活动。何兵教授主持“蓟门书院”和“蓟门决策”，给我们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贡献很大。
今天谈这个话题我是外行，后边两位老师是专家。我和张鸣老师有一点共同的地方，我也当过兽医。我那时候叫“赤脚兽医”。(张鸣：我也是。)
赤脚兽医的身份仍是农民，挣工分，不挣工资的。大部分时间务农，但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干点儿兽医的活，叫赤脚兽医。后来我们都走上学术的道
路，我是搞政治思想史，他是搞政治史。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社会当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焦点，最后都归结为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各种
问题都卡在这里，各种问题都无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士的思考都开始转向政治问题。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张鸣教授研究的政治史有着特殊的价值，就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开阔思路。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局限在当
今这个层面上可能找不到答案，但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纵深思考，可能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西方有的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这意味着，它为我们的
今天定位，也为我们的未来指航。但是，如果这个星座被人为地误置了，就会误导我们对当前的认识和对未来目标的选择。这个星座不是上帝安排在那个地方的，它
不是安置在自然的星空，不是像北斗星北极星那么可靠，那么忠实，这个星座是人为安置的，因为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是由人来叙述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谁掌
握着权力，谁就掌握着历史的话语权。我们知道在政治史领域，尤其最近一百多年政治史领域，是被阉割、曲解和被伪造得最严重的一个领域。
除了历史事实被阉割和伪造之外，对历史事实的曲解也往往会误导我们。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说法：辛亥革命既然失败了，那就说明民主共和国
在中国是此路不通。而辛亥革命失败这大体上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由此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此路不通，我们就得另寻出路?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经过
长期宣传教育，已经成为常识性真理，深入人们的骨髓。
政治史的叙述和解读在误导着我们。张鸣教授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重述被阉割了的历史，挖掘被遗忘了的历史，矫正被歪曲了的历史，对历
史进行新的解读。张鸣教授也和我一样，在政治学系谋生。作为历史学家，长期在政治学系工作，就受到我们政治学人的熏染，借了我们政治学的很多光，使他有了
政治学的视角。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现实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出于对现实的关怀选择题目。他向我们讲历史故事，分析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他对现实问题的
观察和思考。所以，他拿出来的成果就特别能够扣住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产生共鸣。这也是他有这么大名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鸣教授的著作有一个特点，文字非常得简洁，读起来非常轻松，没有任何赘物，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材料能引申多
少结论就说多少，材料能够支撑多少分析就做出多少，没有故作高深地演绎，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所以他的著作可读性强，让人轻松愉快地阅读。这很符合现代人
的阅读心理。我每次读他的书，一本书就要一口气读完，就像他刚才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他50多岁的“高龄”了，在这个年龄，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头脑和热情，
还这么勤奋、高产，文字仍然这么简洁、透彻，令人佩服。
张鸣教授选择这个话题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勋复辟，在我们的观念中，辛亥后混乱年代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昙花一现的闹剧。这个人也成不了气
候，他的份量和袁世凯没法比。袁世凯是一流人物，他说不定能干成点什么事儿，是改革，革命，还是复辟。但张勋只是个二流人物，不够档次。他还想力挽狂澜，
还居然想干出复辟那么大的事，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事。张勋复辟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袁世凯那么大，人们很快就把他遗忘了，把它当成一场
无聊的闹剧。
但张鸣教授却使这样一个普通话题变得有意义。他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从袁世凯之后的所谓“民国乱象”说起。他取了这样的截面，剖析了当时中国
的社会状况。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死了之后，辛亥革命的惯性还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物的表演，各种人物的心态，当时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
式，制度的缺陷，各种诉求等等，都展现在我们面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张鸣认为，如果了解这个时代的乱象，对张勋他们的作法多少能有所理解。我以为，张勋这批人都很迂
腐、浅薄、短见、不识时务，这是没有疑问的，张勋更是一介武夫。但这些人也代表着面对当时形势的一种思考，也是那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种思路和方案。不光
在中国，在国外，在世界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机和行为。英国革命也建立过共和国，但君主制成功的复辟了，当然那是传统君主制与共和制
的一个妥协。但毕竟君主制的形式保留下来了。法国大革命那么深入，冲击力那么大，但接下来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国王，有拿破仑叔侄两代皇帝。在西方民主
的大本营里还有这样的情况，与英国和法国比，我们甚至可能惊讶于中国人对共和的执着，使复辟变得如此之脆弱。甚至在俄罗斯90年代巨变的时候，当时有一派
就打出沙皇的旗帜，要恢复沙皇制度。其他一些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张勋的复辟行为。
但理解不等于支持，不等于承认它的正当性。张勋复辟时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心变了，社会变了，可是变的又非常有限。人心变了，社会变了，意
味着传统的专制王朝没有任何可能再恢复了，变到了这个程度了。但它又没有变到使共和国能够健康地运作的程度。这时候人们已经不能够接受传统的专制王朝，但
人们也还不能够健康地去运作新的共和国。就变到这样的程度，这是一种尴尬，当时很多问题就需要从这里得到解释。
我们知道，当年罗马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乱像。不过它和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专制王朝转向共和国，他们是由共和国转向帝
国。罗马帝国初期有一位皇帝论定他的臣民时候曾说过一句话：他们忍受不了完全的奴役，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这就是现实，在这种状态下，你就要有相应的
制度和统治方式。民初也是这样，回到原来的王朝不行，太激进的民主也不行。这种过渡状态下，就可能需要乱一段时间，这是正常的。凯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
在拿到类似国王的权力后，还要要把王冠戴在头上，结果搭上了性命。有点像袁世凯的命运。后来屋大维吸取了教训，他保存了共和国的所有形式，号称第一公民，
以谦卑的方式掌握权力，不炫耀，不要王冠。事实上他掌握着专制的权力，但不要王权的形式，他成功了。我们辛亥革命之后是倒过来的历史进程，是由专制帝国到
共和，但情况有相似之处。我们也不再能够忍受完全的奴役，赤裸裸的独裁，家天下，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自治。这时只能是无冕之王的统治。
某种形式的半民主制度，或准民主制度，才是可行的，即共和框架下政治强人或精英的统治。完全的民主不成熟，但有冕之王也已经过时了。
也就是说，走回头路是不行的，激进的民主也是不行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人会说辛亥革命最后坏事了，把旧屋子给拆了，新屋子没建起
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张鸣教授的想法不一样，尽管辛亥革命问题很多，我还是会同情和肯定它。辛亥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旧屋子必须拆，不能新屋子没建起来，就
埋怨拆旧屋子的行为。拆旧屋子是建新屋子的第一步。不拆旧屋子，新屋子更无从谈起。
很多人看不到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和后面制度的根本区别，仿佛辛亥革命后，情况更糟了。哪怕如张鸣教授所说，后来的统治者的权力比原来几十个皇
帝加起来还要大，那也是现代型的制度，不是传统的制度。传统的制度必须通过革命把它推翻打烂，后来的统治者所谓权力更大，对社会控制能力更强，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具有了现代化的手段。他毕竟不能公开世袭了，不能公开搞三宫六院和养一大群宦官了，不要人们对他三叩九拜了。
即使后来的统治者再坏，我们也要从中看出实质的进步。我们要看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变了，彻底地变了，原来的家天下，君臣共同体已经没
有合法性了，现在必须是平等人的共同体，必须在这点上建立你的合法性。虽然人民还不能掌握权力，但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授予，这个理论树立起来了。这是个
巨大的变化。说起来简单，这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所依据的理论，还是辛亥革命奠定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形式，没有赋予其实质
的内容。结果，名为共和，实际是无冕之王统治着。但说无冕之王比皇帝还差，那是忿激之词，不是冷静的学术评价。无冕之王比有冕的皇帝总是前进了一大步。这
个形式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光用来骗人的。必须先有这个形式，然后要等待社会的进步，条件成熟了，就会赋予它实质的内容。你必须先创造这个形式，公民的身
份、选举、议会、政党、统治者任期制、责任制、宪法等，把这个框架先搭起来，然后我们再赋予它内容。辛亥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个形式，它还没有条件将其内
容充实起来，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直到今天的任务。如果连形式都没有，这个内容就无从谈起。
从传统的专制王朝到后来哪怕是很恐怖的统治，这种变化也是根本性的。后面是现代性的政权，是现代的统治方式，与传统的根本不同。即使在有些
方面比传统的还坏，权力更大，压迫更深，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必然被摧毁，取代它的不一定十全十美，哪怕是很坏的政权，但它包含着现代性，这是
个新的起点，正是从这里，才会演化出完善的现代政治。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比北洋军阀有力量，能战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意识形态，有现代的政党组织形
式，现代的动员方式。你觉得这个政党有帮会的特性，但它毕竟是现代的政党，现代社会只能以政党的方式来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家族统治，也不是军人依恃武力的
统治。所以，国共两党比传统帝国，也比后来的北洋军阀有更多的现代性。如果你认为辛亥革命不过建立了一个没用的共和形式，甚至辛亥革命使社会更坏了，那就
顺理成章地承认复辟是合理的选择。
唐德刚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曾经使用过一个粗糙的比喻：“历史三峡”。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使我们历史的大船已经到了三峡或者进入了三峡。用政
治学的语言说就是“民主化的三峡”。民主化之前是稳定的，它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社会的整合，整个社会各系统是自洽的。民主化完成后，社会也是稳定的，它
是民主制度、行为方式、政治心理、思想意识等方面成功的整合。但民主化过程必然是混乱的，痛苦的。可是这个三峡我们必须得过，当我们进入三峡以后，也就是
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就看到眼前这一段惊涛骇浪，船剧烈地颠簸，有人淹死，有人晕船，于是大家就吓坏了，或者失望了，后悔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要退回来，像袁世凯、张勋这样的，要复辟，要退回来。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你进入三峡就没有退路。袁世凯、张勋以
为打起龙旗，穿上皇袍，请回皇帝，就可以重新收拾振人心，树立权威?结果根本不行。不要想着当年那套东西是有效的，今天还会有效;不要认为老一套会解决今
天的问题。那是无效的。你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
还有人要飞过去，无政府主义，各种乌托邦主义，就是要飞过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们。
更多的人是要绕过去。我们在三峡里要寻找另一条出路，绕过去不走三峡行不行?国共两党都是要绕过去，从左边绕还是右边绕，要绕过去。国民党
绕的小一点，共产党绕的大一点。结果绕了几十年我们又回到了三峡的入口处。自古叫“夔门天下雄”，也可以说“夔门天下险”。我们现在又回到三峡入口处，还
得闯这个三峡。我们绕过去了吗?我们是绕回来了。辛亥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都要重新面对。
甚至人们的心态也与民初相似。面对新的历史三峡，民主化的三峡，现在又有人要退回去。历史的启示在这里就有意义了。新儒家、儒宪派、毛式左
派，就是要退过去。只是退的起点和终点与民初时不同了。还有人要绕过去，比如法学界的社宪派就是要绕过去，政治学界很多人炒作协商民主、治理民主、群众路
线式的民主等等，就是要绕过去。在一些学者看来，可以搞民主，但别搞竞争性的选举，别搞多党竞争，别搞分权制衡，别搞新闻自由，这样，我们就绕过去了。
我们又来到了民主化的三峡，又遇到了这个抉择，我们怎么办?其实目前的困局，目前的争论，与张勋复辟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想，我们真正的路就是要硬着头皮闯过去，没有别的选择。硬着头皮闯过去的时候，我们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混乱、动荡、挫折要有准备，可能出现
权力低效、腐败，可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损失，社会出现了动荡、骚乱，犯罪率提高，生活水平降低，等等，我们要准备面对所有这些麻烦。我们要能够挺得住，
要硬着头皮闯关。不要看到眼前又出了麻烦，就下结论，就认定此路不通，就放弃了大目标。我们要从长远的眼光认识眼前的问题，要有耐心去一步步解决这些问
题。不能要求太高，太理想化，也不能太急躁。当年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什么党争，府院之争，议会里的乱像，明智的梁启超就说过，那不是国体问
题。那是共和初期必然的现象。我们只能以坚韧的毅力去一点点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放弃这条民主共和的道路。
辛亥之后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设计不完善。这很正常。在制度设计上，我们的传统智慧就是很贫乏的，对现代制度设计，历史上更没有丰富的资源。美国制定
宪法的那些foundingfathers，他们制定宪法的时候，脑子里是什么?他们有二千多年搞民主共和的历史经验，他们将二千多年的政治智慧凝聚为美
国宪法。他们对宪法写下的每一笔，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有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欧洲中世纪，一直到现代早期民主制度运作的经验教训为支撑，有相关的理论作
支撑。而辛亥革命那一代中国人设计制度时，只能借鉴比较陌生的西方制度。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智慧方面，仍然显得贫乏。我们仍然在争论很多空疏
的、大而无当的问题，没有具体地去研究操作的问题。
所以，共和初期，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有缺陷是正常的。在制度的运作中发现了它的缺陷，只能去逐渐完善它。发现这个制度有缺陷，就退回去吗?正
是传统制度的破产，才会有新制度的尝试;而新制度之所以稚嫩，是因为传统与现代差距太大，适应起来一时还有困难。这样的情况下，你退回去不是荒唐吗?
第二个问题，是权力的运行出现麻烦。这也很正常。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权力的纵向结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上级领导下级，从上面层层压下来，
下面层层向上服从。怎样处理横向的权力关系，中国人不习惯，不具备这方面的智慧，至少，这不是我们的长项。若干个独立的权力主体，谁也管不着谁，其权力不
是相互授予，而是来自于法律。这几个权力主体还要打交道，权力是交叉的，权力界限是模糊的。他们的权力关系如何处理，各自的权力界限在哪里，相互怎么样制
约，又怎么样配合?必然要发生争斗，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斗，如何克制地斗，如何即斗又合作，斗而不仇，斗而不散，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
政治教养。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相当陌生的。我们习惯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你想让中国人在这方面一步登天、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
原来我们是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辛亥革命把金字塔的尖顶削掉了，现在是平顶山式的结构。在最高层面，有几个平行的权力机构，相互之间关系如
何协调，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国人相信，“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毋驰尔弓，一栖两雄”。用俗话说，就是“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不管
谁说了算，总得有人说了算。那么，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这种政治习惯不可能在共和制度建立后马上消失，所以有政党的恶斗，有府院之争的僵局，有阴
谋手段，也有滥用暴力。
现代的权力运作方式，只能在现代制度框架下习得，如果这个制度设计出现问题，你就要废了这个制度，那么，这套现代的行为方式，权力运行方式，我们永远也不会学到。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文化问题。我们的现代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人格的形成，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从要民主，认同民主，到我们自身也民
主化，形成现代政治人格，这需要时间。而民主制度的框架，在民主框架下的民主生活，是培养公民的学校，是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温床。革命初期，制度走在
政治文化的前头，有人就判定，这个制度不适合国情。其实，制度与文化之间有一定张力是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一个晚上就实现了，而政治文化的嬗变要慢得
多。但你不能等政治文化成熟了再变制度，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是相互推动的。当民众的意识不再接受传统专制制度了，就需要改变制度，而新的民主制度，即使开
始还不成熟不稳定，它也会促进公民文化走向成熟。
第四个问题，是精英们觉悟了，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意识，而普通大众还非常滞后，或很冷漠。这一点张鸣教授在书中一再谈到。那时代的政治斗
争，都在官僚、军阀、士绅、知识精英中进行，民众不参与，是旁观者。即使有所表现，脑子里的观念都非常陈旧。少量的精英在那儿折腾，好像表面翻起波涛汹涌
的浪花，深层的洋流是普通的民众，亿万民众，在后面静静地围观。他们的观念仿佛与时代格格不入。
张鸣在书里以及他刚才的发言，都谈到普通民众作为消极被动的一群的表现，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我对张鸣的叙述还想作一点儿补充。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主要是上层在那儿活动，是他们决定了政治的走向，但是你不能忽略下层民众，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下层民众对政治
变化无关紧要。在辛亥后的一段时间里，下层的确是消极被动的。如果他们积极的话，大多数可能也是站在皇帝一边的，支持复辟的。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下层
民众一定会被卷入政治的角斗场。最终，他们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即使民初精英阶层没有恶斗，大家一致维护这个共和制度，这个共和制度的命运也是不确定
的，还要看下层民众觉醒后，他们是否认同。也就是说，下层民众的现代化过程，是否顺利。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精英到民众，从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村，由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这样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会波浪式的前进，很容易出现
反复。后来我们知道，出现了广大农村对城市、内地对沿海的一个反动，后者压倒了前者，现代化进程出现一个倒退，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一些国家现代化的弯
路和倒退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前面的进步只发生在精英阶层，当下层民众被动员起来后，他们的意识还停留在较落后的阶段。在他们的主导下，现代化进程就必然出
现倒退。
我们要对上述政治现代化进程规律心中有数。谈民初政治，我们不要局限于中国那几年，十几年，要知道这是一个传统专制国家走上政治现代化、政
治民主化的漫长过程。同时，在横向上，要了解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民主化的历史。要看一个长的历史时段，发展目标是什么，把握住这个目标。千万不要因为眼前
的具体情况，眼前的一些问题，就为整个大方向下结论，就去改变这个大方向，或退回去，或绕过去，或飞过去，那都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张鸣教授的想
法是一致的。张鸣教授也讲到了，民初的共和国，就是煮夹生饭，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夹生饭煮下去，把它煮熟。
这样看，了解张勋复辟时期的政治状况，当时人们的焦虑和选择，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能从中正确地吸取教训，还会重蹈覆辙。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只要各位关心当代中国政治，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严肃认真的思考，就会从张鸣教授这本书中受到启发。
谢谢!
“蓟门书院”第11期—民国政治的两难选择—《共和中的帝制》上的发言。
时间：2014年6月25日晚上。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综合科研楼二楼报告厅
from 丛日云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http://congriyun.blog.21ccom.net/?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