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牛津——有时候，仅仅是有时候，你应该注意一些无聊的人在重要会议上所说的烦人的话。
1994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一次圆桌会议上，当在我正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时，一名身材矮壮的男子突然发言了。这个男人的脸长得挺像老鼠，似乎是该市市长身边的人。他说，俄罗斯自愿将 “大片领土”让给了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包括“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俄罗斯”的地区。他当时想的“不仅是克里米亚和哈萨克斯坦北部，还包括加里宁格勒地区”。 俄罗斯不会完全让现在身在国外的那“2500万俄罗斯人”听天由命。全世界必须尊重俄罗斯这个国家，“以及俄罗斯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利益。
这 个令人生厌的小个子男人的名字——你已经猜到了——便是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我现在还准确地记得他在1994年说的话，是因为那次会议的主办方、德国汉堡的科尔伯基金会(Körber Foundation of Hamburg)发布了完 整的文字记录。在德语文字记录中，被我翻译成“俄罗斯人民”的那个短语用的是“volk”（意为人民、民族——译注）这个词。普京那时似乎对“俄罗斯人” ——或现在所谓的“russkiy mir”（字面意思为“俄罗斯世界”）——有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定义，现在也依然有。文字记录还显示，我对当时那个鲜为人知的副市长的观点进行了推论，说 “如果我们对不列颠民族的定义包括所有说英语的人，那我们的国家比中国还大。”
我们根本没想到，20年后，当年的圣彼得堡副市长、现在所有 俄罗斯人的无冕沙皇会用武力夺取克里米亚，偷偷在乌克兰东部挑动暴力骚乱，明目张胆地把他19世纪式的民族主义观点当做一个21世纪国家的政策来推行。对 于由西方发展，并得到了联合国认可的“保护义务”人道主义学说，如今的克里姆林宫有着自己经过扭曲的版本。普京坚称，俄罗斯有义务保护境外的所有俄罗斯 人，而谁是俄罗斯人将由他决定。
当然，我们应该避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的追溯性决定论的错觉。历史很少直线前进。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开始登上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巅峰。在那之后，面对西方及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时，他对其他关系模式进行了实验。若干年中，他与西方合作，尝试了现代化。他曾支持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Group of 8)的一员——俄罗斯后帝国时期的道路注定困难重重，这是美国和欧洲为帮助俄罗斯坚持走下去而提供的几项激励措施中的一个。2001年，当乔治·W·布什 总统(George W. Bush)“看着这名男子的眼睛”时，他看错了这个人。但若断定2001年时普京便已经在密谋夺回克里米亚，破坏乌克兰东部的稳定，那么也是不正确地看待 历史。
虽然历史学家应该探索那些未被前人走过的路径，但是，查看一下普京那种被怨恨推动的保护学说，其要点是如何在1994年就已经存在的，也会非常有趣。尽管在当时，伊万·伊林(Ivan Ilyin)那样的俄罗斯思想家还没有用意识形态方面的语言为它提供支持。
曾 几何时，该国有过“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把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说成是“兄弟式的帮助”。后来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改用“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 Doctrine)对待东欧，用其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i I. Gerasimov)的话来说，就是“你用自己的方式来行事"。现在则换成了普京主义(Putin Doctrine)。
不仅对于俄罗斯的 东欧和欧亚邻国来说，而且对于1945年后的整个国际秩序，它构成的威胁怎么夸大也不嫌过分。举目全球，各国都多多少少把居于其他国家的本国后裔视为“自 己人”。假设在东南亚国家属于少数族裔的中国人，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再度受到歧视，又一次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靶子，而中国决定肩负起“祖国”的重 担，行使其民族主义保护义务，那会怎么样？（我今春去中国时，听到那里的人们对普京的行动表示赞赏。）
要弄清楚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完 全不能接受的，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我们也必须赞成祖国的合法权利和责任。在我的英国护照上，仍然印有英国女王陛下的国务大臣郑重表述的旧例措辞，要 求外国让我“不受阻碍”地通行，如果我在一个地方遇到麻烦，譬如说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我希望（尽管不一定相信）他会很认真地要求他们让我通行。更具 相关性的一个例子是，对于立陶宛国内讲波兰语的人，波兰已经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了关注。匈牙利则给它认为是匈牙利人的邻国公民提供了护照和全国大选的投票 权。要指出哪些做法不合法，我们就必须更清楚地解释哪些做法是合法的。
在历史上，乌克兰领土曾经浸透鲜血，上周那里又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的 悲剧。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上周五称，很有可能是俄制防空导弹击落了马航MH17航班。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发射了这枚导弹。但普京上周五的说法，其虚伪程度已经 达到了奥威尔级别，他坚称：“在哪国境内发生的悲剧，就该由哪个国家的政府负责。”在乌克兰东部，自认为是俄罗斯人的民众无疑有一些痛苦和不满，但俄罗斯 电视台大张声势的虚假叙述，激化了他们抗议活动的暴力程度，而他们的准军事组织，毫不夸张地说，获得了普京的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俄罗斯特种部队前任和现 任成员的参与。
正规军（不论是乌克兰或俄罗斯的正规军）通常能识别出在3.3万英尺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的雷达图像，而一个纯粹的地方武 装团体（甚至是那些有军事经验的人）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通常就没有技术和技能来发动这样的攻击，这样的说法显得合情合理。普京的民族主义式“保护义务” 导致了一种含糊不清，正是这种状态带来了发生此类灾难的可能性。他破坏和质疑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权力，然后又为这种做法带来的不良后果指责这个政府。
所以，如果在你出席的某个会议上，一个不起眼的副市长语出惊人，我的建议是，警醒起来。当然，这样大发豪言壮语的人，大多数都升不到最高级别。但是，当他们升上去时，怨恨式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会用鲜血来书写。
本 文作者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在最近出版了著作《真相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翻译：陈亦亭、土土
1994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一次圆桌会议上，当在我正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时，一名身材矮壮的男子突然发言了。这个男人的脸长得挺像老鼠，似乎是该市市长身边的人。他说，俄罗斯自愿将 “大片领土”让给了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包括“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俄罗斯”的地区。他当时想的“不仅是克里米亚和哈萨克斯坦北部，还包括加里宁格勒地区”。 俄罗斯不会完全让现在身在国外的那“2500万俄罗斯人”听天由命。全世界必须尊重俄罗斯这个国家，“以及俄罗斯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利益。
这 个令人生厌的小个子男人的名字——你已经猜到了——便是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我现在还准确地记得他在1994年说的话，是因为那次会议的主办方、德国汉堡的科尔伯基金会(Körber Foundation of Hamburg)发布了完 整的文字记录。在德语文字记录中，被我翻译成“俄罗斯人民”的那个短语用的是“volk”（意为人民、民族——译注）这个词。普京那时似乎对“俄罗斯人” ——或现在所谓的“russkiy mir”（字面意思为“俄罗斯世界”）——有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定义，现在也依然有。文字记录还显示，我对当时那个鲜为人知的副市长的观点进行了推论，说 “如果我们对不列颠民族的定义包括所有说英语的人，那我们的国家比中国还大。”
我们根本没想到，20年后，当年的圣彼得堡副市长、现在所有 俄罗斯人的无冕沙皇会用武力夺取克里米亚，偷偷在乌克兰东部挑动暴力骚乱，明目张胆地把他19世纪式的民族主义观点当做一个21世纪国家的政策来推行。对 于由西方发展，并得到了联合国认可的“保护义务”人道主义学说，如今的克里姆林宫有着自己经过扭曲的版本。普京坚称，俄罗斯有义务保护境外的所有俄罗斯 人，而谁是俄罗斯人将由他决定。
当然，我们应该避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的追溯性决定论的错觉。历史很少直线前进。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开始登上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巅峰。在那之后，面对西方及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时，他对其他关系模式进行了实验。若干年中，他与西方合作，尝试了现代化。他曾支持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Group of 8)的一员——俄罗斯后帝国时期的道路注定困难重重，这是美国和欧洲为帮助俄罗斯坚持走下去而提供的几项激励措施中的一个。2001年，当乔治·W·布什 总统(George W. Bush)“看着这名男子的眼睛”时，他看错了这个人。但若断定2001年时普京便已经在密谋夺回克里米亚，破坏乌克兰东部的稳定，那么也是不正确地看待 历史。
虽然历史学家应该探索那些未被前人走过的路径，但是，查看一下普京那种被怨恨推动的保护学说，其要点是如何在1994年就已经存在的，也会非常有趣。尽管在当时，伊万·伊林(Ivan Ilyin)那样的俄罗斯思想家还没有用意识形态方面的语言为它提供支持。
曾 几何时，该国有过“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把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说成是“兄弟式的帮助”。后来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改用“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 Doctrine)对待东欧，用其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i I. Gerasimov)的话来说，就是“你用自己的方式来行事"。现在则换成了普京主义(Putin Doctrine)。
不仅对于俄罗斯的 东欧和欧亚邻国来说，而且对于1945年后的整个国际秩序，它构成的威胁怎么夸大也不嫌过分。举目全球，各国都多多少少把居于其他国家的本国后裔视为“自 己人”。假设在东南亚国家属于少数族裔的中国人，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再度受到歧视，又一次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靶子，而中国决定肩负起“祖国”的重 担，行使其民族主义保护义务，那会怎么样？（我今春去中国时，听到那里的人们对普京的行动表示赞赏。）
要弄清楚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完 全不能接受的，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我们也必须赞成祖国的合法权利和责任。在我的英国护照上，仍然印有英国女王陛下的国务大臣郑重表述的旧例措辞，要 求外国让我“不受阻碍”地通行，如果我在一个地方遇到麻烦，譬如说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我希望（尽管不一定相信）他会很认真地要求他们让我通行。更具 相关性的一个例子是，对于立陶宛国内讲波兰语的人，波兰已经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了关注。匈牙利则给它认为是匈牙利人的邻国公民提供了护照和全国大选的投票 权。要指出哪些做法不合法，我们就必须更清楚地解释哪些做法是合法的。
在历史上，乌克兰领土曾经浸透鲜血，上周那里又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的 悲剧。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上周五称，很有可能是俄制防空导弹击落了马航MH17航班。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发射了这枚导弹。但普京上周五的说法，其虚伪程度已经 达到了奥威尔级别，他坚称：“在哪国境内发生的悲剧，就该由哪个国家的政府负责。”在乌克兰东部，自认为是俄罗斯人的民众无疑有一些痛苦和不满，但俄罗斯 电视台大张声势的虚假叙述，激化了他们抗议活动的暴力程度，而他们的准军事组织，毫不夸张地说，获得了普京的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俄罗斯特种部队前任和现 任成员的参与。
正规军（不论是乌克兰或俄罗斯的正规军）通常能识别出在3.3万英尺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的雷达图像，而一个纯粹的地方武 装团体（甚至是那些有军事经验的人）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通常就没有技术和技能来发动这样的攻击，这样的说法显得合情合理。普京的民族主义式“保护义务” 导致了一种含糊不清，正是这种状态带来了发生此类灾难的可能性。他破坏和质疑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权力，然后又为这种做法带来的不良后果指责这个政府。
所以，如果在你出席的某个会议上，一个不起眼的副市长语出惊人，我的建议是，警醒起来。当然，这样大发豪言壮语的人，大多数都升不到最高级别。但是，当他们升上去时，怨恨式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会用鲜血来书写。
本 文作者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在最近出版了著作《真相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翻译：陈亦亭、土土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724/c24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