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這個文化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在我們檢視這個文化現象前，容我們問一個問題：台灣社會對社會學以及相關啟蒙批判學科的無知、無視、以及「妖 魔化」是不是一種將它塑造成「代罪羔羊」的策略呢？這樣把「社會學＝教唆動亂」做了連結之後，反映出來的是不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期待與想像呢？一種「本來 無爭端、何處惹暴動？」的類結構功能論的思維呢？
在此，不只拉出美式「結構功能論‧價值衝突論」的辯論；同時更重要的，應是台灣社會對於秩序、衝突、正義公義的堅持等概念是作怎樣的慣性思考？在後 冷戰時代[i]的今日台灣，長期沈默的左派思維與馬派關懷，能否深入人心，成為至少可被欣賞的質素甚至進一步成為核心價值之一？而對社會學的無知、以及進而調侃、奚落的態度，背後彰顯怎樣的集體潛意識思維？且讓我們學Freud來對這些「反動者」作個精神分析吧！
◎「社會失序」是常態，不是牛鬼蛇神
中產階級的思考，冀求一個安和樂利的平穩社會。不過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不會所有的情境都在秩序之中。社會學家涂爾幹甚至認為，維持在可被接受的自殺 率之下的社會，並不能算是「病態」。自然、涂氏不是認為自殺是「好事」，而是他深諳社會結構的屬性以及社會運作的邏輯，並瞭解波動在社會的進程中是一種 「常態」。從革命的角度來看，暴動與推翻暴政乃是必要之惡（沒有當年的法國大革命、人類的民主紀元將要延後；沒有野百合的「暴民」，萬年老國代將繼續馳騁於國 會中）；從成功鎮壓了起義之士的君王而言，他則在處理一件「平亂」（歷史換人寫、英雄變狗熊！）。所以這次社運與學運中的參與者，究竟是「義士」還是「暴 民」？我想社會學家與執法人員會有很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社會學者不見得站在權威當局的一方看事情，而更傾向從社會公義的角度、以及弱勢發聲的角度來體檢 整個社會事件。不過，這並不代表社會學是一門專門教唆造反的學問，只是它不排除這種非常之手段。
也正因為如此，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一次與郊區群眾運動的公民座談完指出：「我不是說你不能去火燒車，但是你必須知道為何要去燒它！」這位「暴民社會學家」在2002年去世時，法國三大報以頭版來紀念他，而解放報(Libération)則以頭版全版面來悼念他。左派老國對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家的尊敬、台灣社會是否可以參考呢？
◎是否到了該揚棄「藍綠框架」的時候了？
此次社運的另種反動聲音，則援引台灣過去廿餘年來所習慣的藍綠分析架構，指陳此次的群眾運動即為某營政治人物延續其政治影響力、累積政治籌碼的重要 一役。並搜尋哪位學運領袖實乃哪些特定政客的子弟兵等云云，意在作政治鬥爭或者癱瘓執政當局之運作。此刻，藍綠迷思儼然成為台灣島上分析政治現象、連帶 地、分析種種重大社會現象或議題的「百寶箱」，只消把發生的社會事件放入這個「藍綠座標」的照妖鏡中，妖魔自動即能現身而無所遁形。多麼好用的「萬用分析 座標」！這個在台灣從六０年代原本被陳述為「省籍問題」、經八０年代的「族群問題」到九０年代的「統獨問題」，以至今日修成正果的「藍綠分化」，究竟為台灣 的前途、社會剖析帶來的是口水之戰，還是洞悉的見解呢？有慧眼的市民可以自行分辨與檢測，不用本篇文章另作評論。不過社會學並不是天真地認為政治力完全沒 有插手於社會運動之中、並甚至影響整個抗爭的運作方向甚至結果。由政治主題所繫的鈴、最後還需政治力量來解之，這是必然。
然而本文在此另外想強調的觀點，卻是從社會力的角度出發，指出此次社會運動與二十數年前（含野百合）的抗爭相比，整個市民社會的厚度是不同的：民眾 的動員方式、社運人士的組織運作方式、以及自主的程度，並不見得是權威當局或者反動人士所想像的這般簡化：被教唆、暴民、藍綠互鬥等等。這時、該檢討的似 乎是這張照妖鏡，是否也該升級了，甚至揚棄(Aufhebung)了吧？
◎世代間思維的差異反映出怎樣的「務實」世風？
學運的反動力量也來自學生家長。當然不是所有的學生家長都反對學生走進立院、或關心國事（不管他們以何種程度或方式關心），不過基於關心子弟的安 危，不少家長還是選擇站在監護的角色。學生與家長之間想法的齟齬，是否也顯示了這些家長與其子弟在面對「參與國事」的想法與做法上有所差異？這些擔憂讀社會系的孩子出社會後將被貼標籤的家長，其實早在當年其子弟選填科系志願時，即已呈現出其對社會學的不瞭解。從父母的角度出發，教養出一 個有競爭力的子弟，必須要讓他們進一個有專業訓練、可以考證照的科系就讀。從此脈絡、社會學是沒有市場的，所以不用去研究與瞭解、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每年系所招生以及夏日的校園導覽中，學生家長最常問的問題是：「讀社會學出去能做什麼呢？」而在證照掛帥、大學正在技職化以及經典人文教育被無視 化的時代氛圍中，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因為答案要配合這個功利（一說「務實」）角度、就業能力的提問框架來對焦，先天上已經與這門學科的原始屬性有太大 的出入；當然、也與大學作為「學問」的教授之處的初衷全然分離。 所以回答，要以跳脫連帶點醒的方式進行：「學社會學出去不能做什麼？」在社會系學到的能力、是一種陪你走完整段人生路的思維能力、是一種深化人文學識底蘊的培養、是讓我們反思民胞物與、社會公義以及一種養成社會瞭望台上守望者的關懷。 在專業分工的時代、它不是一種純技巧的培養，卻也不會阻擋人去進而學習其他的專長技巧。或者、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社會學這個科系太也奢侈，誠如閩南諺語 所言：「生吃都不夠、還能曬干？」不過、當一個社會缺乏這樣的理想、良心、公義原則、正義需求，以及人文思維時，被我們訓練出來的下一代、是否只會淪為 「訓練有素的狗呢？」而整個大環境是以技職教育、務實功利作為培養子弟的主流思維氛圍，又怎麼能挺年少的大學生這種捍衛正義的「脫序行為」呢？這樣，與安 定力量對抗的，還只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學之流所教唆出來的學生與「暴民」嗎？
在這次「社會動盪」的過程中，如果該反省的，不應該是社會學及其所貢獻出來的價值，那麼，我們該檢討的，是否應該是那種鄉愿的、只求安定不願承受動盪代價的、希望孩子回到主流思考下的主業學習，這一種息事寧人的集體潛意識？
◎對社會學的無知，反映了左派關懷的孱弱
後冷戰時代的台灣社會有深刻的左派關懷嗎？我們這個社會，是否具備了為弱勢發聲的穩固基礎了嗎？社會資源的分佈平均、合理了嗎？如果今次服貿議題撇 開藍綠框架、亦暫不提「民主/獨裁」對立及台人潛意識中的「恐中/反中」情結；那麼，在全球化淫威下不得不加入各式經貿協定的台灣，到底如何在全世界的經 濟版圖中找到利基？跳回較小格局則是，此次服貿的各式設定中，又是否應將分析單位還原到各行各業的總體評估上頭，先來進行一次總體檢呢？評判其後座力對社 會秩序的影響？在九０年代之後，號稱進入福利國時代的台灣，難道到頭來要落了個「左皮右骨」的窘態嗎？社會學在「衝啥」？它，就是剛剛好可以在這個無人能逃脫得出之全球化浪潮下，於台灣甫進行完的「服貿/社運」政經攪動之中略盡棉力。從最宏觀的全球 層級也好、從境內的資源分配也好、從集體潛意識的理路分析也好（剖析藍綠迷思、憂心技職教育掛帥將失去的人文性）、從市民社會的厚度慢慢成形的觀察也好， 試圖對當前台灣的政經困境進行一種盡可能全方位的把脈，並研擬可行之應對之策。或至少嘗試向當局提出警語與建議。社會學在此、既是社會的把脈醫師、復為瞭 望台上的守望者、但同時也是一位準國師的學問。
社會系在「衝啥」？在於嘗試培養出既有專業的、深度的分析能力、又具有厚實的人文人性的社會關懷、並對公義堅持的公民。這門至今對台灣人民仍極為陌 生的學問（甚至是懷有敵意的學科），不正亦反映出當前我們對於社會不公義習慣性地息事寧人（嚴重者甚至漸趨冷感化）、以及左派關懷的孱弱嗎？
附註：
[i]台灣於戰後處於冷戰與內戰雙重結構下，而造成馬派思維的闕如，已由文學家陳映真與清大教授陳光興提出，可參見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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