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河内——在越南，
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从银行到造船厂，正在被移交给私人。政府经营的电视台播放着互相竞争的消费品广告。对于一些城市家庭来说，每周去大型购物中心或肯德
基(KFC)已经成了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咖啡馆里或社交网站上，年轻人炫耀着名牌服装、电子玩具和出国旅游的照片——而街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刺耳
地播放着共产党举行会议、发布指令的消息。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尴尬地同床共枕，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政府仍然在监控着艺术展览、音乐表演、电 影和电视节目、书籍和唱片。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政府仍然禁止“针对国家的罪行”（这个定义不清的罪名可以囊括很多行为）、伤风败俗的行为（如不穿内衣的模 特），或者它认为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如把头发染成亮色）。然而这些旧有约束的新执行者，如今采取行动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不如 说是出于一系列混杂因素，既有政治正确的考虑，也有市场驱动的考虑——这对艺术创作产生的阻碍，可能比传统的共产党政府采取的常规审查手段更严重。
上 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党内领导人都会划出文化可以接受的界限。他们的心态是家长式的、威权式的，而且疑心重重。那些头脑 愚钝、浑浑噩噩的官僚会辩论一首歌的爱国热情，或者一幅画里红色的色调。艺术家需要赞颂党在抗美战争中的坚定决心，描绘重新统一后的越南，人民生活安宁满 足。
事实上，许多越南人在战后的岁月里经受了苦难，主要原因是集中化的经济体制管理不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连政治局也注意到了问 题，于是启动了一项称作“革新开放”(Doi Moi)的政策。某些私营企业得到允许，农民可以自行决定生产效率和价格，国家也开放了旅游业。官方也放松了对文化的束缚：在那时，允许作家和画家展示官 方宣称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符合政府的利益。
我也是在束缚放松的那段时间，在1989年第一次回到越南。（像许多来自南方的越南人一样，我在 战争结束后就离开了。）我见到了许多当地的艺术家，他们正在心情迫切地摒弃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画家们都在拥抱抽象。像阮铭舟(Nguyen Minh Chau)、鲍宁(Bao Ninh)和阮辉铁(Nguyen Huy Thiep)这样的作家，并没有叙述战争中的英勇，而是战争中的恐惧，以及战后越南生活持久的艰辛。
然而，到90年代中期，新一代领导人感觉自己已经听够了批评，尤其是对滥权、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批评。文化部开始强迫艺术家参加“创作会”，指导他们描绘越南更正面的图景。忤逆者受到了惩戒。
一 场画展展出了张晋(Truong Tan)痛苦的同性恋题材作品，那场画展被迫停办了。他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展示了一块巨型的尿布，吸水的部分做成了警察制服口袋的样子，这个作品也被迫停 止展出。黎广河(Le Quang Ha)和黎洪太(Le Hong Thai)在作品中对政客做出了贬损的刻画，但即使是在他们把画涂掉之后，隐约可见的轮廓仍然令他们遭受了官员的谴责。
在我2006年搬回 越南时，抗议艺术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我在河内开了一间画廊，寻找反常规的艺术作品——那些对党的政策的虚伪性、传统上对待妇女的方式，以及金钱越来越大的 影响力提出质疑的作品。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走到哪里，警察就公开地跟到哪里。警察会问我与哪些知识分子会面了，也会找我的艺术家朋友们询问我的情况。不 过，官方却允许画廊继续开放，到今天也还开着。这是因为画廊只面向一小群观众，而且没有商业化的野心。
在控制文化的历史上，越南已经进入了 另一个时期。忘记那些衣冠雷同、把头发梳过去遮盖秃顶，努力保护革命不受堕落思潮冲击的官员们吧。现在经营越南的出版社、电影节、文化交流项目的是艺术 家，其中许多人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受到审查——可他们已被楼房、汽车和洗衣机笼络了过去。
90年代，邓春化(Dang Xuan Hoa)在画作中呈现了上下颠倒或歪斜的传统瓷壶与人工雕刻的木制家具，因而受到瞩目；批评者指责，构图的凌乱忤逆了共产党一再提出的，描绘社会光彩一面 的要求。今天，邓春化的朋友和同事们则在想，他在负责监督展览和表演的艺术家联合会(Artists’ Union)当官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一位作家的小说曾因批判当代越南社会失范而遭禁，但现在她成了国家审查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官员。十年前，她会抱怨用手机打电话太贵，但现在出行都会乘坐配备司机的越野车。其他作家告诉我，她会为了收取贿赂而批准剧本，动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关系，绕开限制。
一位画廊主谈到，海关官员和中间人会援引措辞含糊的文化禁令，不允许她进口或出口反常规的艺术作品。然而拿出适当金额的现金，他们就能让几乎任何作品通关。在过去的共产党时代，有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行贿受贿。今天，腐败比比皆是，而审查也成了敲诈勒索的借口。
这种局面催生了一种奇特的自我审查现象。艺术家只能二选一：要么创作毫无争议、商业化的作品，并且花钱打点；要么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面向规模狭小的受众。主流艺术变得愚蠢媚俗，而真正具有实验性或批判精神的作品却日益边缘化。
较 为先锋的团体，如电影工作室DocLab、艺术家合作社Nha San工作室(Nha San Studio)、音乐学校及表演团体Dom Dom，为了保护自己的活动不受官方关注，不被勒索贿赂，将自己的机构注册成了设计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并且与外国使馆开展密切合作。
另一些 艺术家则会离开越南。两名年轻的女画家和行为艺术家赖氏妙霞(Lai Thi Dieu Ha)和阮凤灵(Nguyen Phuong Linh)的作品关注现代化、迁徙和压抑的性，她们在国外比在越南更著名。画家和行为艺术家陈良(Tran Luong)、画家和实验音乐人阮孟兴(Nguyen Manh Hung)也是如此，他们是共产主义坚定的批评者。
越南拥抱资本主义后，人们一度以为，艺术创作会拥有更大的自由。然而在越南新生的艺术家和审查者的主导下，赚钱的动机似乎比政治宣传更能扼杀创作。
翻译：王童鹤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尴尬地同床共枕，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政府仍然在监控着艺术展览、音乐表演、电 影和电视节目、书籍和唱片。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政府仍然禁止“针对国家的罪行”（这个定义不清的罪名可以囊括很多行为）、伤风败俗的行为（如不穿内衣的模 特），或者它认为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如把头发染成亮色）。然而这些旧有约束的新执行者，如今采取行动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不如 说是出于一系列混杂因素，既有政治正确的考虑，也有市场驱动的考虑——这对艺术创作产生的阻碍，可能比传统的共产党政府采取的常规审查手段更严重。
上 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党内领导人都会划出文化可以接受的界限。他们的心态是家长式的、威权式的，而且疑心重重。那些头脑 愚钝、浑浑噩噩的官僚会辩论一首歌的爱国热情，或者一幅画里红色的色调。艺术家需要赞颂党在抗美战争中的坚定决心，描绘重新统一后的越南，人民生活安宁满 足。
事实上，许多越南人在战后的岁月里经受了苦难，主要原因是集中化的经济体制管理不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连政治局也注意到了问 题，于是启动了一项称作“革新开放”(Doi Moi)的政策。某些私营企业得到允许，农民可以自行决定生产效率和价格，国家也开放了旅游业。官方也放松了对文化的束缚：在那时，允许作家和画家展示官 方宣称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符合政府的利益。
我也是在束缚放松的那段时间，在1989年第一次回到越南。（像许多来自南方的越南人一样，我在 战争结束后就离开了。）我见到了许多当地的艺术家，他们正在心情迫切地摒弃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画家们都在拥抱抽象。像阮铭舟(Nguyen Minh Chau)、鲍宁(Bao Ninh)和阮辉铁(Nguyen Huy Thiep)这样的作家，并没有叙述战争中的英勇，而是战争中的恐惧，以及战后越南生活持久的艰辛。
然而，到90年代中期，新一代领导人感觉自己已经听够了批评，尤其是对滥权、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批评。文化部开始强迫艺术家参加“创作会”，指导他们描绘越南更正面的图景。忤逆者受到了惩戒。
一 场画展展出了张晋(Truong Tan)痛苦的同性恋题材作品，那场画展被迫停办了。他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展示了一块巨型的尿布，吸水的部分做成了警察制服口袋的样子，这个作品也被迫停 止展出。黎广河(Le Quang Ha)和黎洪太(Le Hong Thai)在作品中对政客做出了贬损的刻画，但即使是在他们把画涂掉之后，隐约可见的轮廓仍然令他们遭受了官员的谴责。
在我2006年搬回 越南时，抗议艺术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我在河内开了一间画廊，寻找反常规的艺术作品——那些对党的政策的虚伪性、传统上对待妇女的方式，以及金钱越来越大的 影响力提出质疑的作品。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我走到哪里，警察就公开地跟到哪里。警察会问我与哪些知识分子会面了，也会找我的艺术家朋友们询问我的情况。不 过，官方却允许画廊继续开放，到今天也还开着。这是因为画廊只面向一小群观众，而且没有商业化的野心。
在控制文化的历史上，越南已经进入了 另一个时期。忘记那些衣冠雷同、把头发梳过去遮盖秃顶，努力保护革命不受堕落思潮冲击的官员们吧。现在经营越南的出版社、电影节、文化交流项目的是艺术 家，其中许多人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受到审查——可他们已被楼房、汽车和洗衣机笼络了过去。
90年代，邓春化(Dang Xuan Hoa)在画作中呈现了上下颠倒或歪斜的传统瓷壶与人工雕刻的木制家具，因而受到瞩目；批评者指责，构图的凌乱忤逆了共产党一再提出的，描绘社会光彩一面 的要求。今天，邓春化的朋友和同事们则在想，他在负责监督展览和表演的艺术家联合会(Artists’ Union)当官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一位作家的小说曾因批判当代越南社会失范而遭禁，但现在她成了国家审查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官员。十年前，她会抱怨用手机打电话太贵，但现在出行都会乘坐配备司机的越野车。其他作家告诉我，她会为了收取贿赂而批准剧本，动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关系，绕开限制。
一位画廊主谈到，海关官员和中间人会援引措辞含糊的文化禁令，不允许她进口或出口反常规的艺术作品。然而拿出适当金额的现金，他们就能让几乎任何作品通关。在过去的共产党时代，有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行贿受贿。今天，腐败比比皆是，而审查也成了敲诈勒索的借口。
这种局面催生了一种奇特的自我审查现象。艺术家只能二选一：要么创作毫无争议、商业化的作品，并且花钱打点；要么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面向规模狭小的受众。主流艺术变得愚蠢媚俗，而真正具有实验性或批判精神的作品却日益边缘化。
较 为先锋的团体，如电影工作室DocLab、艺术家合作社Nha San工作室(Nha San Studio)、音乐学校及表演团体Dom Dom，为了保护自己的活动不受官方关注，不被勒索贿赂，将自己的机构注册成了设计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并且与外国使馆开展密切合作。
另一些 艺术家则会离开越南。两名年轻的女画家和行为艺术家赖氏妙霞(Lai Thi Dieu Ha)和阮凤灵(Nguyen Phuong Linh)的作品关注现代化、迁徙和压抑的性，她们在国外比在越南更著名。画家和行为艺术家陈良(Tran Luong)、画家和实验音乐人阮孟兴(Nguyen Manh Hung)也是如此，他们是共产主义坚定的批评者。
越南拥抱资本主义后，人们一度以为，艺术创作会拥有更大的自由。然而在越南新生的艺术家和审查者的主导下，赚钱的动机似乎比政治宣传更能扼杀创作。
翻译：王童鹤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30/c30nguy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