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仁兄是以色列人，是特拉維夫大學的歷史系教授。該書初成於2008年，以希伯來文寫作，本是寫給他的以色列同胞看。同年年末，以色列入侵加沙大開殺戒。文人無力回天，自古皆然。
民族本質論的虛妄，不難洞察，身為巴勒斯坦人的薩依德多年來不知花了幾許心力去鬆動，山德站出來，又是來自另一邊的遙遙響應。如《衛報》所 言，他象徵當代以色列社會對國族神話的反叛，不諱言「猶太人」其實缺乏共同根源——語言？希伯來語一般只在祈禱場合使用；宗教？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是一個 民族嗎？何況很多猶太人不信教；猶太復國主義？那不過是政治立場，一個猶太人可以不信猶太復國主義，比起回歸聖地更渴望移民西方發達城市。「猶太人」，純 屬政治虛構。
但這些都是抽象的。書中故事鮮活，一個又一個以色列人的真實生平呈現開來，貌似鐵板一塊的民族，湊近一看，原來是歷史的種種 偶然加疊。紅黑旗下胸懷國際主義的男人卻流落到排拒與歧視之國，土生土長卻只因身為阿拉伯裔的少年轉折漂泊北歐變成瑞典公民，滿心相信自己血統純正的烈 女、希伯來語琅琅上口的少女，到頭來卻都不被官方視為猶太人。沓雜紛陳，世情本如是，卻笑他世人畫地自限。
謹譯《發明猶太人》之導言，分成四部份連載。在「本土」神話日趨鞏固的香港，大概需要一抹清泉洗臉醒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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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一）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民族……就是一群人，因著對祖輩的共同誤解，以及對鄰居的共同厭惡而聯合起來。
——卡爾‧杜意契（Karl Deutsch），《民族及其取代》（Nationality and its Alternatives），1969
我確實曾就民族主義著書，而要不是靠一點點酒精的幫助，我不以為自己能夠不哭泣當歌就寫成它。
——埃納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回應批評〉（”Reply to Critics”），1996
這 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無論如何，像所有傳記書寫，它會由幾個個人故事開啟，需要充份想像力使之躍然紙上。這樣的開始，並不如讀者驟眼看到的奇怪。學術研究 經常由個人經歷驅動，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經歷隱藏於層層理論之下，當中有些如今萌發顯露。它們會成為跳板，在字裡行間引導作者步向歷史真相，他知道，那裡 是個無人真正到達過的理想彼岸。
個人回憶不可信——我們不曉得書寫它的墨水是甚麼顏色——故此宜乎將接下來的遭遇描述視作不精確且局部虛 擬，儘管那不比任何其他傳記書寫更不精確或虛擬。隨著情節推進，讀者將明白它們與本書核心論題容或糾結的關聯。誠然，語調偶帶諷刺，甚至憂鬱。但諷刺與憂 鬱有其用處，對於一部冀求在以色列隔絕歷史根源和轉變中之認同政治的批判作品來說，它們大概是恰當的衣冠。
移動中的身份認同
故事一：兩個移民祖父
他 叫舒歷克（Shulek）。後來，他在以色列被喚作掃羅（Shaul）。他1910年出生於波蘭的羅茲（Lodz）。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他父親死於西班 牙流感，他母親到鄰近市區的一間紡織廠打工。她的三個孩子，有兩個交給當地的猶太人社群領養，只有最年幼的舒歷克留在家裡。他在猶太兒童宗教學校 （heder）唸過幾年書，但母親拮据的狀況使他很小就得走到街頭，開始從事各稱處理紡織品相關的工作。那就是波蘭紡織生產重鎮羅茲的日常。
年 輕人基於相當普遍的理由脫離父母的古老信仰。當母親隨著父親逝世陷入貧窮，當地的猶太會堂命令她在聚會裡坐在後排。經濟資本減少幾乎必然引致象徵資本急劇 減少，母親跟可敬社會地位的距離，映照成她跟神聖的托拉（Torah）的距離。她的兒子被排拒浪潮捲入，發現自己遭逐出了祈禱室。青年喪失信仰在大城市的 猶太社區舉目皆是。一夜之間，舒歷克也發現自己既無家可歸，亦無信仰所依。
但為時不久。他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是個風尚，將他帶進波蘭文化 和語言上的主流。舒歷克很快成為了革命分子。社會主義願景充滿他的想像，支撐他的心靈，讓他在營生餬口的勞苦裡仍然閱讀和思考。黨成為了天堂。可惜，沒多 久這個溫暖又有活力的庇護所同時也讓他被扣上政治煽動的罪名入獄。他在獄中待了六年，雖則從未自學校畢業，他受的教育明顯拓闊了。即使無法消化馬克思的 《資本論》，他通曉恩格斯與列寧的普及著作。他不曾完成他猶太兒童宗教學校的學業，也沒有如母親所願的入讀猶太神學院（yeshiva），他成為了馬克思 主義者。
1939年12月一個寒夜，舒歷克目睹三名猶太人在羅茲的中央大街被吊死——某些德國士兵在附近啤酒吧酒後的行兇。幾天後，他和 年輕的妻子，還有妻子的妹妹，被逃難的狂奔人潮沖向東面，投奔其時佔領了半個波蘭的紅軍。舒歷克沒有帶著母親一起走。後來他說她年老體衰；事實上，她當時 才五十歲。屠殺開始，她和其他差不多一般老一般窮的貧民窟居民被送往又慢又笨重的毒氣車，在更高效率的毒氣室出現前，那是原始的屠殺科技。
當 難民抵達蘇聯佔領區，舒歷克明白他最好別公開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剛剛除掉了波蘭共產主義的領袖們。作為替代，舒歷克帶著一個既舊又新的身份跨過德 蘇邊界：自承猶太人。那時候，蘇聯是唯一願意接納猶太難民的國家，儘管它把他們大多送到國內的亞洲地區。舒歷克與妻子幸運地被送往遙遠的烏兹別克，他的小 姨受過教育懂好幾種語言，享有留在文明歐洲的權利，卻不幸地未被稱為猶太基督徒。於是1941年她落入納粹手中，被發配到火葬場。
1945 年，舒歷克與妻子回到波蘭，但縱然德軍離去，這個國度仍是繼續排斥猶太人。再一次，這位波蘭共產主義者喪失家園（除非我們把共產主義也算進去。即使經歷重 重波折，他依舊忠於它）。兩夫妻和兩個孩子棲身巴伐利亞山區的一個難民營。舒歷克在那裡重遇其中一個哥哥，但他不像舒歷克，厭惡共產主義卻偏好猶太復國主 義。歷史對他們的命運投以諷刺的微笑：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哥哥取得簽證移居蒙特利爾，在那裡度過餘生，舒歷克一家則被猶太人辦事處（Jewish Agency）送到馬賽，1948年底渡海前往海法（Haifa）。
在以色列，舒歷克以掃羅之名生活多年，卻從來沒有變成一個真正的以色 列人。連他的身份證也沒有將他如此歸類。它以國籍和宗教界定他為猶太人——自1960年代，政府記錄了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確認了的不信者——但比起 猶太人，他從來更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比起波蘭人，他更是意第緒人（譯按：Yiddishist，歐陸猶太人）。雖然學會用希伯來語溝通，他不太在乎這語 言，繼續跟親戚朋友說意第緒語。
舒歷克懷念東歐的「意第緒之地」，還有戰前在那裡蘊釀的革命理念。在以色列，他感到自己在竊據他人土地， 即使那不是他自己所為，他一直認為那是搶劫。明顯的疏離不是因為本土出生的撒巴拉（譯按：Sabra，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瞧不起他，而是來自本地氣候。 黎凡特（譯按：Levant，地中海東岸地區）的熱風跟他格格不入，它只是讓他對覆蓋羅茲街巷的大雪越加渴望。波蘭的雪在回憶裡一點一滴溶化，直至他終於 閤上雙眼。在他墳前，他的老同志們高唱《國際歌》。
班拿度（Bernardo）1924年生於加泰羅尼亞的巴塞隆拿。多年之後， 他被喚作杜夫（Dov）。班拿度的母親就像舒歷克的母親，終身都是虔信宗教的婦女，雖則她去的不是猶太會堂而是天主教教堂。他父親卻一早放棄了任何靈性上 的熱切追尋，一如叛逆的巴塞隆拿裡面很多五金工人那般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初，年輕的左翼共和國實際上統治著巴塞隆拿一段時期，備受各個 無政府工團主義合作社支持。但佛朗哥的右翼軍隊不久到達該城，青年班拿度與父親在最後撤退一役於街頭並肩作戰。
內戰結束後幾年，班拿度被 徵召進佛朗哥的軍隊，但他對新政權的觀感沒有因此軟化。1944年，他以一個武裝士兵的身份被丟到庇里牛斯山，在那裡他幫助反對該政權的人士越過邊境。當 時他很樂意等待美軍到來整垮那個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殘暴盟友，但那些民主的解放者根本從不嘗試這樣幹，使他為之沮喪。沒有選擇之下，班拿度自行越過邊境， 成了無國之人。他到了法國當礦工，然後登上一艘船希望偷渡往墨西哥。可是他在紐約被捕，鎖上鐐銬遣返歐洲。
因此，1948年他亦身在馬 賽，在船廠打工。五月的一個傍晚，他在碼頭附近的咖啡館遇上一群熱情的青年。這位年輕五金工人仍然夢想著巴塞隆拿革命合作社的人類美善，他開始被說服了， 覺得以色列這個新國家裡的集體農場（kibbutz）就是它們的自然繼承者。跟猶太教或猶太復國主義沒半點干連的他，登上了移民船，甫抵達海法旋即被送往 拉特倫（Latrun）山谷的戰場前線。他的同伴們很多都倒下了，但他活到最後，再而加入他在馬賽春光裡夢想的集體農場。那裡，他邂逅了他的終身伴侶。他 倆跟另外幾對新人一起，由一個拉比主持簡潔的儀式迅速成婚。那年頭拉比們還是樂意提供這種服務，不過問多餘的事。
不久內政部發現一個嚴重 錯誤：現在被喚作杜夫的班拿度，並非猶太人。儘管婚姻未因此宣告無效，杜夫被傳召到正式聽證會以核實他的真正身份。在政府辦公廳裡，他被帶到頭戴一頂黑色 大無邊帽的官員跟前。當時，掌管內政部的宗教性猶太復國主義米玆拉希（Mizrahi）黨，仍是審慎又遲疑，尚未堅執「國家」疆界或身份排斥政治。
兩人對話大致如下：
「先生，你不是猶太人。」官員道。
「我從沒說過我是。」杜夫回答。
「我們要更改你的登記。」官員旁若無事。
「沒問題。」杜夫同意：「就這麼辦。」
「你的國籍是甚麼？」
「以色列？」杜夫試著說。
「沒這種東西存在。」官員斬釘截鐵。
「為甚麼？」
「因為沒有以色列這種國籍身份。」官員嘆一口氣：「你在哪裡出生？」
「巴塞隆拿。」
「那麼我們就寫成『國籍：西班牙人』。」
「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加泰羅尼亞人，而我拒絕被歸類為西班牙人。那正是父親和我在三十年代戰鬥的原因。」
官員抓抓頭。他不懂歷史，但尊重他人。「那麼我們會寫上『國籍：加泰羅尼亞人』。」
「好極！」杜夫說。
就這樣以色列成了世上首個正式承認加泰羅尼亞國籍的國家。
「好了，先生，你的宗教是甚麼？」
「我是世俗無神論者。」
「我不能寫上『無神論者』，以色列政府不承認這個類別。你母親信甚麼宗教？」
「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她還是天主教徒。」
「那我就寫『宗教：基督徒』。」官員鬆一口氣。
平素冷靜的杜夫開始失去耐性：「我不會帶著一張說我是基督徒的身份證。這不但違反我的原則，更冒犯我對父親的思念，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內戰時還向教堂放火。」
官員再次抓頭，權衡選擇，找出了辦法。杜夫帶著一張藍色身份證離開，上面註明他的國籍和宗教都是加泰羅尼亞。
許 多年來，杜夫都為在苦惱如何不讓女兒受到他國籍和宗教的不利影響。他知道以色列的學校教師常把「我們猶太人」掛在嘴邊，即使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父母不屬於 那一群人。由於杜夫抗拒宗教，妻子亦反對他受割禮，身份證上面始終沒被寫上改宗猶太教。某程度上他想像自己跟西班牙的馬拉諾人（譯按：Marranos， 中世紀時被逼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宗教的猶太人和摩爾人）有點相似。但女兒長大後向他保證，他的非猶太人背景沒有為她們帶來麻煩，他才釋然。
幸好，他所屬的集體農場不像其他所有以色列社群，不把外邦人埋骨墓地欄外，又或者送到基督教墳場。於是杜夫跟其他成員一起，被葬在集體農場的土地。不過，他的身份證不見了，儘管他不太可能拿走它陪自己最後一程。
到了某個適當時刻，舒歷克和班拿度這兩位移民，有了共同的孫女們。她們的父親，是這兩位故事主角的朋友。
（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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