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筆者首次在七一回歸日的遊行見到「港英旗」的出現，當時並沒有甚麼媒體報導及關注，及至去年香港出現了一個「香港自治運動」的小組織，他們以「港英旗」為基底創造出一支「龍獅旗」，也乘著網上「城邦自治論」的流行，社會上方開始廣泛留意這種帶著「戀殖」色彩的政治新潮流。自此之後，這些不同款式的英殖像徵便形成一種小小的「次文化」。
不過，雖然港英旗和龍獅旗都令人聯想到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懷緬，但嚴格來說，兩支旗幟所展現的是頗為不同的政治取向。
城邦論的支持者主張香港要以族群政治的手段，爭取香港真正的「自治」。他們主張「中港區隔」，香港人要在心態上和中國切割，但在政治上，城邦論者認為他們並不是要追求獨立，甚至還要以香港來復興「華夏文化」，這可謂一種既反對人家抱大中華思想，卻又要擁抱中華「道統」的「小中華主義」。
雖然兩支旗幟底下的人，都共同分享著對中國大陸及大陸來客的抗拒，不過，揮舞「港英旗」的年青人，對任何中華思想都具有戒心。在揮舞港英旗的活躍分子中，有人並不諱言他們最希望達成的是「香港獨立」，所以他們也毫不顧忌人家認為他們有「戀殖」的傾向。雖然他們並未有像「城邦派」一樣有一套完備的理論，但他們要表達的是一種更為坦率的要求，也就是希望與中國，甚至包括中國文化切割。所以，揮舞港英旗並不代表他們以為香港重新受英國管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選擇。因為他們要衝擊的，其實只是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鋪天蓋地在香港生活每個範圍都可以感受到的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這種大中國主義想將殖民時代對香港及香港人的真實影響含糊淡化掉的。對他們來說，這種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不但存在於官方建制，也存在於主流的泛民反對派。但這種民族主義正直接或間接地否定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香港人」已經變成與大陸上的中國人截然不同。這種新浮現的香港人意識，標誌著和過去十多來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的全新現象。
事實上，香港主權轉移的起初十年，香港縱有風浪，政治身份認同都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以基本法為依歸，認為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仍然是在實踐當中，當中最為敏感的政治改革部份，也只有步伐快慢的爭論，不存在信任崩潰的狀況。但是自從2004年人大倉促釋法，為雙普選訂下額外的框框開始，人們廣泛地對基本法的承諾產生懷疑。香港的泛民主派陣營中間，亦因為路線分歧出現嚴重的分裂，把社會上最大的共識打破。蜂擁而出的是更多的青年自發社運、網上數不盡的異端政見群組。夾雜在各類新政治見解中的是強烈的反共情緒，以致身份認同問題的重新理解。
去年是香港主權移交的十五周年，網上有好幾篇文章，很能夠反映出青年一代對自身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它們被大量的轉載和討論。其中一篇題為《一名90後對英屬香港既感受》，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
「當年電視6點半沒有洗腦時段，英國亦讓香港人學習中國歷史，了解我們來自那裡，卻沒有一科英國歷史，迫我們洗腦。我尊敬英國，是因為英國有尊重香港人，真正的愛和尊敬是發自內心，不需靠洗腦。香港回歸時我只有2歲，對英國沒有很深的印象，很多90後更加可能沒有經歷過英治時期，但不代表他們沒有權說懷念過去，回歸數年後的香港，仍然有英國留下來的影子，他們都能看到和感受到香港回歸後如何衰退，並非沒有經歷，沒有懷念的權利，英國人不會對我們說你們是狗是奴才，沒有英國照顧你們早就完蛋了，但中國呢？我只能說聲，我的心在英屬香港，因為那裡有尊重，中國的洗腦，永遠不能改變我的心。」
正如絕大部分的「懷舊」一樣，所緬懷的都不一定是個人的實際經歷，而是一些由於當下處境而重新塑造，以致投射出來的「記憶」。這位「90後」的作者真實的處境是目睹他有生之年（「回歸後」）香港的「衰退」，也經歷過年前北大教授孔慶東出言侮辱香港人都是狗的惡毒言論，也受到香港「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衝擊。這些都是他將他的不滿，連結對一個美好「英治」形象的背後原因。
事實上，香港的確是一個很容易對歷史產生各種心理投射的地方，因為正如這位作者所寫，香港過去並沒有統一的歷史教育，甚至應該說，香港教育一直是非常嚴重的「去歷史化」。在英治時代，英國歷史既沒有納入課程，中國歷史也只是個別文科學生的選修科，而且在一段長時期內，中國歷史科也只偏重中古、遠古的歷史而非近代史。對「歷史」的放任自由主義，同時也意味著虛空的歷史觀。過去這項意圖淡化歷史記憶的政策對英國殖民者有利，但主權移交後雷厲風行的教育改革，也一樣將中國歷史科日益邊緣化，因為主政者希望以「國民教育」去取代為學生建立歷史觀的功能，想建立對國家的忠誠而不是明辨歷史的態度。所以，當新一代馳騁於美好英殖時期的浪漫想像之際，他們也毫不諱言，他們並非以殖民歷史的真相為依據。
例如，另一篇題為《為甚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的文章中，作者也坦然承認殖民主義並非仁慈無私的善意統治，她說：
「我不認為懷念英國的一部份香港人是崇洋媚外，那是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我們絕對知道殖民地政府自己拿了好處，真誠為香港的官不多，但英國人為香港確立了廉潔、自由和法治，建立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把香港從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這些都是香港人自己做不到的，就看特區政府的無能而知。我不覺得這是奴性，這是學生對老師般的感恩，我很佩服英國人的管治能力。殖民地政府沒有教我們愛英國，以前政府口號廣告公民教育都是教我們愛香港。香港人在外國遇險，例如日本地震或泰國軍變，中國大使館不受理，反而英國會接走持有英國海外國民護照的香港人，我完全能理解他們認英國為祖國。還有，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精神，也是在殖民地政府下建立的。」
作者比較特區政府和英治時期的管治能力，認為前者遠遜於後者。姑且先勿論英國一直都肯為香港人出頭是否符合事實，以及香港是否真的曾經是一個完善的福利社會（很明顯這些都是誤解），有趣的是在於，無論是「管治能力」還是「英國把香港由漁村變成金融中心」等幾乎已成了陳腔濫調的香港故事，都是自八十年代以來，中、英、港幾方合作所形塑的主流論述。英國人在部署「光榮撤退」過程中，努力形塑英國如何創造香港奇蹟，但中國方面，也要表演如何把「香港奇蹟」光榮平穩的接收。
中國關於香港的「去殖民故事」也只是強調香港過去的成功，是有賴於中國在背後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說，沒有中國過去對香港的支持，就沒有今日的香港。於是，香港漫長殖民史上的各種複雜、糾纏的關係，都一一變成同一個浪漫殖民香港奇蹟的變奏，中國與英國共同打造香港的「殖民奇蹟」。今天，主權移交後成長的一代，也不知不覺地全盤接收這套論述，因為這是流通在各種公共空間的主流論述。問題卻出在，當英國撤退後，英國可以隱身成為抽象地懷緬、追憶的想像，但中國卻被同一套論述所訂下的標尺所批判。
事實上，香港是一個沒有通過「解殖民運動」而完結它的英國殖民統治狀態的社會。殖民地經驗、殖民主義文化、殖民管治方式等，全部都未有經過反省、批判和痛苦的衝擊就給「急凍」起來。所以，從某一個意義來說，「戀殖」是一個早早就內置(built-in)於香港目前「後殖民」狀態的成份。因為，整個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定下的，基本上是一種筆者稱為「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狀態的延伸，它不意圖去終結殖民主義，而是將殖民主義冷卻和凍結。就正如香港的專欄作家陶傑反複的在他的諷剌文章上所表述的，其實最最表現出香港崇洋戀殖一面的東西，正好是當今中共及依附在它周圍的權力建制所推許和讚頌的東西。
問題就在於，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官式政治正確文化底下，建制派的附從不時要高舉「戀殖」的大棒去對付香港的青年異見分子。例如2007年社運青年發起保留皇后碼頭的運動，當時的親中左派就大肆抨擊這些為「戀殖」的行為，是香港政治上回歸了但「人心尚未回歸」的例證。這種論調早已從主權移交後初期的一些個別、零星的評論，慢慢變成一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官方政策，他們希望可以透過改造香港的人心，克服和扭轉「人心未歸」的狀況。「國民教育」背後的愛國主義教育議程昭然若揭，最近又更出現的針對「通識教育科」可能成為中學生政治覺醒溫床，因而要求教這科的老師申報自己政治立場的呼聲。
不過，這種種新出現的意識形態控制舉措，與其說是在補救「去殖民」／「反殖民」意識在香港「回歸」過程的缺席，倒不如說是深化了香港「解殖未完成」的危機。因為親中的國家主義者揮動批判大棒，把反對者的反對行動上綱上線，把一切爭議都上升為關於身份認同的對立，連繫到民族與國家忠誠的問題，把香港正常的民主政治爭議上升為「敵我」矛盾。但是，這種批鬥所壓縮的正是過去數十年香港持異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空間，把香港的一切的政治都化約為國族身份認同的政治。
事實上，「批判戀殖」往往內含著對香港文化經驗獨特性的敵視，把「香港性」化約為可以簡單移除抹走的「殖民性」。這顯然是對殖民性的複雜糾結傲慢與無知。當批判戀殖日益以國族主義方式，以君臨香江的姿態出現，它會在否定浪漫化的英國人功蹟的同時，也一道取消了香港人的主體性。這種批判不單會肢解英治時期複雜的殖民歷史，也會日漸消融文化解殖過程所必需的那種忠誠面對歷史的態度。而為了守衛香港人作為香港的歷史主體地位，反對中國國族主義的侵凌，懷緬英治美好舊日的情懷正日漸演化成一種「策略性的戀殖」。
就正如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最近出版了一本題為《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的書，其題旨是透過重新細閱的歷史資料，商榷一種通行的觀念。那種觀念認為七十年代是香港形塑出一種香港本土身份認同的起點，也因為這樣，所以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七十年代也是一個好的時代。呂大樂透過他仔細的史料扒疏，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縱然香港人在那個階段形成了本土意識，但絕非是因為市民認同了當年港英政府的施政，也不是因為認同及參與了當時殖民政府為了最終撤退的打算，刻意消除施政的殖民地色彩所打造出來的各種民意工程。
呂大樂的研究提出的是歷史真相的問題，他所針對的那些流行觀念，如果說那已經變成一種神話，也是一種由各個不同的立場的人所分享的神話，當中包括今日泛民中堅的那一代，亦即出生於嬰兒潮時期的所謂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可是，呂大樂的研究針對的這種嬰兒潮中產一代的迷思，卻不符合新一代本土主義寫手要求刻意打造英國善治神話的口味。他們認為，呂著是一本讓那些「離地中產」知識分子去替英治神話「去魅」的著作，功能是幫中共滅火，打擊英治香港比特區香港更好的論述，暗合中國的新殖民主義。他們認為，縱然英國人善治香港只是一個神話，未必符合史實，但依據托古改制的精神，對過去的重構或者再創作，都是合理的，毋須受準確無誤史實的羈畔。很顯然，對這些論者來說，只要政治上有需要，人人不單有權懷念英殖時期（就像上面所引的年青作者），更有權打造出值得懷緬、值得依戀的「殖民回憶」，讓香港「思今苦而憶昔甜」，以說明我們有權追求自己的「本土性」。
這種「策略性戀殖」的歷史觀，雖然實質上是鏡像倒映出他們所反對的中共所依附的那種官方史學／中國皇朝史學那種以政治駕馭歷史的精神，但也正好例證出今日香港「解殖」工作的舉步維艱，也就是說，當香港身陷勾結殖民的雙重困局，也體現了國族主義反殖民的虛妄與自傷，甚至了解到國族主義運動其實就只是準備著另一種殖民主義，但當自身要在掙扎當中確認自身的歷史主體性時，「急就章的政治」（politicsofexpediency）仍要驅逼著一些人去拿起敵人早為他們預備好的「反抗」武器，仿效一種類國族主義的想像。他們分不清那是武器還是陷阱。
就像AshisNandy所說：我們不單在身體和思想上被佔領了，還更被先佔了對自身解放條件的認識。這就是他所說的「第二次的殖民化」。
作者羅永生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文化及政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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