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廿一世紀，傳播生態巨變。人民運用網路和數位傳播工具，從被動接收訊息的閱聽 人（audience），蛻變成既能收訊也能發訊的創用者（prosumer，另譯生產性消費者）；創用者在Facebook分享生活點滴、在 YouTube相互取悅、在部落格進行哲學性思辨、在維基百科上貢獻知識、在Flickr上創作前衛藝術，甚至在商業和社群環境中發展個人事業；創用者不 再滿足於「代議式新聞學」，他們直接行使尋求、接受和傳佈訊息的自由，打破專家系統的壟斷，推動新聞、經濟、文化的創新，並且開創集體智慧的知識成長模式 （頁151-152、197）。
以上是傳播與文化學 者哈特利（John Hartley）在二○○九年出版的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一書中的核心論點。五十多年前，文化研究學者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出版經典著作The Uses of Literacy，探討印刷媒體時代，非知識分子如何利用讀寫能力來累積智慧；哈特例延伸霍加特的理念，進一步探討網路和行動通訊時代，草根民眾讀寫能力 的內涵和用途。本書中文書名不採直譯，而是意譯為《全民書寫運動：改寫媒體、教育、企業的運作規則，你不可不知的數位文化素養》，這是譯者對全書要點的濃縮、概括和詮釋。
本書視野宏觀，廣及流行時尚、媒體素養、新聞學、創意產業、文化研究。筆者作為過去的報紙編輯、現在的新聞傳播教育工作者和公民新聞運動參與者，對於哈特利三個面向的論述特別有共鳴：讀寫並用的媒體素養、人權導向的新聞學、社會網路的創意產業。
一、讀寫並用的媒體素養
哈 特利認為，從霍加特身處的時代以來，最重要的轉變就是媒體素養形式已經從「單純識讀」（例如廣播、一對多的），轉變為「讀寫並用」（互動的、點對點的）。 早期的傳播學者將廣播比喻為牧師的講道壇或肥皂箱，訊息是被設定好的一家之言，平民百姓只能被動地站在台下，乖乖聆聽。然而，近年來，稱不上是專家的一般 民眾，開始以急遽的速度，將媒體當作個人發聲的自主傳播工具。「主動書寫」開始跟上「被動解讀」的腳步了（頁48-49）。
哈特利因此 主張，我們應該超越學校所教的「媒體識讀」、「批判性解讀」，朝向「數位素養」邁進，培養既能「書寫」又能「閱讀」媒體的能力（頁50）。他更具體倡議 「數位說故事」：讓「一般人」參加實機操作的工作坊，用電腦軟體創作短篇個人影片，藉此展示自我，尤其是展示與認同、回憶、在地情懷與志向抱負有關的故 事，以此填補日常文化實踐與專業媒體之間的空缺（頁174）。他認為，當人們進行數位說故事時，並非孤身一人，而是與網絡中的無數對話者連接起來，身處一 個允許並且鼓勵對話的情境之下，人們於是能夠為自己發聲（頁138-139）。
二、人權導向的新聞學
哈 特利認為新聞學應該是一種人權，而不是一種職業行為（頁200）。他批評新聞職業化是一種限制性行為，只有少數人可以參與，等於把言論表達視為特許權利， 根本就是反民主（頁209、214-215）。他研判，我們所熟悉的新聞可能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是因為大眾傳播媒體無法讓每個人發聲，代議式新聞學才應運 而生；現在，網路傳播工具普及，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新聞屬於特定族群的想法已經過時了，新聞作為一種全民的權利才是主流（頁210-211）。
他 進一步指出，將新聞視為人權，就必須建立理論讓它成為人人都能實踐的技能，還要延伸新聞學的內涵，讓它不再受限於民主模式（看門狗、第四權、美國憲法第一 修正案），而是把更富含人性的層面都納入；尤其是個人生活與日常經驗的部份，還有那些被新聞媒體產業忽略的，非主流的性別、族群、國籍、年齡或經濟階層的 人們。這樣的新聞學已在許多媒體上展現，例如另類與社運媒體、地下或反文化刊物、社區廣播媒體、迷誌，以及主流媒體的文化及娛樂區塊，包括時尚、生活風 格、消費者和休閒娛樂等（頁211）。
三、社會網絡的創意產業
哈特利還認為，公民的主 動參與不僅衝擊新聞學，也衝擊經濟。他引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說：使用者自創內容已經成為重要的經濟現象，挑戰傳統內容產製和消費方 式、也挑戰支撐著這些產業運作的商業模式；新時代的數位內容創新，不再依靠傳統商業規模定義的優勢，與大額的新創資本，而是仰賴去中心化的創造力、組織創 新與新加值模式（頁103-104）。他並且主張，應該去捕捉「消費者生產力」本身的能量，並且促進「消費者個人創業」這樣一種兼顧市場導向與個人潛力發 揮的複雜系統的發展（頁40-41）。
哈特利也指出，社會網絡市場正在崛起，在這個市場裡，個人的選擇取決於網絡中其他人的選擇，例如 看電影、進餐廳或嘗試任何新鮮事之前，會先閱讀網民評論、查看口碑；社會網絡以全球性的規模協調人們創意、溝通的選擇及活動，社會網絡企業，例如 Facebook、YouTube、Amazon，都是將個體的選擇變成網絡決策（頁101-103）。他分析，以社會網絡市場為基礎的創意產業，正在接 替媒體產業的地位，創意產業不像廿世紀的媒體，被視為意識形態控制的社會技術，它可以是一種傳佈創新的社會技能，整合大眾創意、消費者生產力，讓商業與公 有企業、市場與個人、大型企業與小型商務，都能同時存在並且共創價值（頁275、279-280）。
總之，哈特利認 為，人民運用數位文化素養，可以從「只讀不寫」轉向「讀寫並用」，可以打破新聞代議制度、開創新聞直接民主，可以進行個人創業、與大型企業共存共榮。他的 論點也許過度樂觀，但他的宏觀視野、鉅觀理論架構，仍然有助於我們在網路和行動通訊時代，建構更民主、更有前瞻性的媒體素養、新聞學、創意產業，讓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的理念得以實踐，讓人人都能自由地尋求、接受、傳佈資訊和觀點。
哈特利的願景，在台灣不難看到實踐案例。首先，遊民行動聯 盟創辦《飄泊新聞網》、舉辦街友攝影展，培訓遊民用影音報導、攝影作品為自己發聲，就是「數位說故事」的實例；其次，獨立媒體《四方報》用越南文等東南亞 語言服務移工移民、《上下游新聞市集》號召公民記者報導農村議題、《破報》以左派思維探討藝術、性別、勞工等議題，都以行動實踐新聞人權；第三，獨立記者 朱淑娟組合多元收入來維生、氣象達人彭啟明以客製化天氣資訊服務來創業，都是個人創業，也都和大型媒體和組織合作。
不過，台灣的傳播教 育遠遠落後社會實踐。大學「媒體素養」課、高中公民課的「媒體識讀」單元，仍然著重批判性解讀，而非讀寫並用、數位說故事；新聞傳播系所課程仍然偏重大眾 媒體，很少正視公民記者、獨立媒體；新聞傳播教育方向仍然傾向培養學生成為大媒體、大組織的雇員，而非增進學生個人創業、微型創業的能力。面對社會科技情 境的巨變，這樣的傳播教育非改不可，誠如哈特利所說：「現在需要好好改造創意思維的，很有可能不是學生，而是老師」（頁47）。
from 打造自己的媒體 http://www.ashaw.org/2013/12/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