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以語言與文字作戰
時序是1942年七月左右，美國馬里蘭山區中，有著一群不太一樣的人。這群人的不一樣來自於，他們群聚於此，並不 是因為出遊與即興之舉，這群人是有目的而來的。考究當時的環境，若說他們都是為了那熱戰方酣的世界做準備，應該是沒有人意外的。只是，這群人一無鋼鐵筆直 神若軍刀的銳利戰鬥氣質，也不似精幹確實的刻苦軍事訓練。事實上，這群人的活動似乎總帶著那文人休閒的知性雅緻，他們花費大量的時間交談、討論，並在有著 差堪與鄉村俱樂部媲美的餐飲環境中優游漫談。這看似與軍事無緣的氣氛究竟是為了什麼？.....。
美軍的德國秘密武器
事 實上，這裡是美國軍事情報訓練中心 (Military Intelligence Training Center)里奇營區 (Camp Ritchie) 。前前後後，在二次大戰期間，此地總共約有二萬名左右的人員在此受訓。他們許多人都是從德國、奧地利出逃，最後在這場戰爭中選擇加入美軍----其中包括 為數頗多的猶太人，在此受訓的目的，則是為了參加這場戰爭中很不一樣的戰鬥：以政治宣傳與心理作戰為手段與目標的另類戰爭。
里奇男孩 (Ritchie Boys)在二次大戰爭，特別是歐陸戰場，扮演了重要但鮮為人知的角色。他們在戰爭中，主要負責審訊戰俘，藉此獲得重要的敵方情報；更對包括政治宣傳、心 理作戰等領域，貢獻卓著。因為，他們藉由自身的語言與文字背景，以其對德國等敵國的狀態瞭解，針對敵國宣傳或反宣傳，有效地破除敵對勢力的心理與政治宣傳 攻勢，並進一步以此進行反擊。
克敵致勝的文字語言
加入這個群體的戰士，許多人都有德國的背景---在戰前德國、奧地利等 地生活成長的經驗，都是作家、記者或文學藝術相關的人士，其中也不乏知名的文化人士。由於納粹極權政府的掌權與擴張，他們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來到美國 後，希望能以己身之力，對這與極權抗爭的聖戰中有所貢獻。此時，他們的專長，語言與文字成了他們的克敵制勝的利器。
在里奇營裡，訓練的內 容除了掌握敵方的官階、職務、設備，其最為重要的，則是要學會如何突破戰俘的心防：包括審訊技巧和所有攻心為上的種種技術---包括極具戲劇效果的角色扮 演與環境設定等。而為了能真正地掌握所有受審訊者的心理，敵方的書籍、郵件，甚至報章雜誌，都是訓練教材的一部分。考量基於他們的語言優勢與隨時有投入戰 地情報搜集的可能，情報傳遞也是他們的重心課程，包括學會使用信鴿傳遞消息等方式都是訓練的內容之一。但更重要的，透過語言、文化的文字能力掌控，進行消 極性的反宣傳與更積極的心理作戰攻勢則是另外的重要方向。因此，他們的「戰爭」，其實更是一場「文字的戰爭」。
另一場戰爭
戰 爭期間，里奇男孩的身影出現在各個戰場，不論是登陸北非、進攻西西里島、甚至是諾曼第的灘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在此的任務是揭穿敵方新聞中的假 訊息、製作發放傳單、透過廣播、甚至使用擴音器鼓勵德國民眾與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其後的審訊戰俘、搜集情報，更無法缺乏他們的參與。他們對戰爭勝利的貢獻 雖隱而未顯卻影響深遠。而其戰爭與貢獻也並未隨著敵方投降而結束。事實上，他們接下來面臨着更大的考驗，同樣不為人知，卻一樣影響遠大.......。
戰後，他們隨即以其特長優勢與對德國等歐陸地區的背景與瞭解，首先協助了紐倫堡大審的翻譯工作。與之相關的追捕與追究戰犯也當然少不了他們的協助，但厥為影響深厚的，則是事關轉型正義的一項重大工程：為德國建立一個民主的媒體制度........
第二章 細說從頭：挾着媒體吹捧之勢興起的邪惡幽靈
第二次大戰的終結，對於人類來說，不但是終結了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牽連最廣的 戰爭，不僅僅是人力、物資、區域的廣泛，其中所涉及的層面更是巨大與始料未及。而其所預示的人類毀滅與自毀的極致能力之圖像，更是令人悲觀陰鬱，不光是軍 事、物質的崩毀，人類對於心理與意識亦遭到崩潰與毀滅性的重挫。直拗偏執地固守工具理性所展示的冷酷讓人震懾，因此若不從心理、認知與意識上去瞭解、出 發，根除這在意識上與認知、認同價值上的問題，代之以符合人性尊嚴與人類互動所必需的相互尊重基礎之基本價值，則幽暗的自毀與反動仇恨意識仍會從暫時躲避 的陰暗角落，從人心的扭曲與偏見之中，吞噬自主自尊與互信的人類文明基礎.....
《處境艱難》
面對二次大戰後的戰敗德 國，首先就面臨如何「面對」這樣一個國家。十九世紀以降，這個國家有著璀璨的文明與表現，除了經濟、政治的卓越表現與成就，同樣在人類文明上有著令人目不 暇給的超凡貢獻，舉凡科學、藝術、哲學、文學等等領域，都可以看到這個國家與民族進步昂揚的身影，也帶給人類豐富的刺激與想像。然而，這個文明進步的同 時，卻也一直與過往封建遺緒所帶來的傳統密不可分。這表現為領主/家臣忠順思想的集體主義，以軍國主義的形貌與舉措，達到其顯揚的最高峰。與德國在精神、 思想領域上活潑與奮進的表現相左，兩個本質相異思想，以糾葛難斷的奇妙形式，共同地進入歐洲歷史，也進入文明社會。
也因此，科學文明與經 濟的發展進步，也進一步推升以普魯士軍國主義為代表的封建反動勢力與傳統的鞏固與深化。進入二十世紀，封建君主的個人擴張想望，在軍國主義的集體意識下， 使得所有的文明發展成為成就其個人想望的推進資本，反過來也讓君主及其統治集團，認為這種滿足個人的擴張意識即為民族集體的共同期待。於是，出於君主個人 野心、慾望與友誼或矜持的決斷，就會成為舉國動員戰爭機器的肇始。而一旦這個集體主義的結構與邏輯持續運作，所有的一切均會被動員以服膺這個代表集體的絕 對意志。
因此，追本溯源，德國這個戰敗國所面臨的，是一個源自過去的集體意識幽靈所造就的民族認知。這個認知，帶領他們發動與歷經兩次世 界規模的大戰。而前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並沒有讓他們反思，反而更加鞏固其集體性，無法認清問題癥結的根由。這裡的動員與集結，不只是物質與軍 事潛能，更重要的，包括意識形態都在此被統攝。而為達此目的，本該揭露社會弊端、發現探討真實與反應、深究輿論形成根由的媒體，在這種氛圍中，逐步地成為 特定利益與權力集團導引並鼓吹特定意識形態的手段與工具，藉以完成「從物質到心靈」的動員與號召，藉此強固其意志的凝結。這樣的歷程與形成，始於第一次大 戰期間，逐步完成於戰間期（Interbellum；或Zwischenkriegszeit，1918–1939)，伴隨著威瑪共和民主的毀滅，也推向 另一場大戰，並迎來了終戰.....
《威瑪民主的崩潰----媒體層面的觀察面向》
在第一次世界戰期間，基於總體動員的 思想，媒體在「戰爭新聞辦公室」（War Press Office，1915年9月7日設立）的監督管控與僅有沃爾夫通訊社( Wolffs Telegraphisches Bureau, W.T.B.)這一媒體發送管道情勢下，媒體本就在戰爭動員的嚴格管控內。所謂媒體自由權當然無從說起。有鑑於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以民主為基本理念成立 的威瑪共和國，因此首次將言論自由列入威瑪憲法明文之中。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在被追究「戰爭的責任」的過程中，戰勝國並沒有認真 追究反民主的封建保守集團，其發動戰爭之責任，卻強烈逼迫戰爭末期被迫出來負責終結戰爭的民主政府承擔巨額的戰爭賠償與領土主權割讓，造成對民主派的信任 在德國內部迅速崩潰。加以原本最該對戰爭失敗負其責任的保守封建勢力，此時卻利用民主化的言論自由之機，蓄意轉移戰敗責任，編造所謂「刀刺在背傳說」 (Dolchstoßlegende)，進行責任轉移、敵視指責民主政府，防止對其責任的追究並謀取更大的政治利益。這個對民主的攻訐在躲在民主權利名義 實施的狀態，基於現實與情勢無力匡正，從長遠看來，實則是另一場災難的根源....
也 因此，威瑪共和時期，各方靠著政治宣傳的策略來拉攏民心成了常態。而官方宣傳也成了政治化妝師。而這種直白地將媒體置於政治宣傳的工具與策略，嚴重折損了 媒體的可信度。根據研究， 在這段期間，報紙的版面約只有二分之一的報導是「超越黨派」。大部份報紙的報導立場，皆以各自政黨傾向為出發點，就算是引用他方的言論，也多已被「加 工」。各種報紙、媒體之間，只有政黨利益，所謂發覺真相、新聞倫理，完全只是空談。
這些報紙後面，都有國會議員為其背書、作其「責任編 輯」(Verantwortlicher Redakteur)，藉以利用言論免責權的權利，躲在「言論自由」的背後，傷害威瑪共和尚不成熟的民主體制。僅管在1922-1929年期間，政府也透 過共和國保護法(Republikschutzgesetz)，打擊共和國的敵人，但敵對民主體制的勢力從初始就未清除，並憑藉其過去透過不公體制所累積 的資源與優勢，仍持續附著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共和體制上，繼續攫獲利益，並侵蝕崩毀民主共和體制。
媒體集團化的過程也日益激烈，其中最具有 影響力的就是胡根貝格集團(Hugenberg-Konzern)。其透過媒體優勢的報導，使社會中瀰漫著右傾的言論風氣，嚴重打壓多元言論的發展空間。 阿弗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以電訊聯盟(Telegraphen Union)起家，開始時只有30個不同的通訊社，但到了1926年幾乎有一半的報紙認購其新聞，而1928年時則有1600份報紙，特別是地方報。在胡 根貝格集團的壓力之下，其他報業自然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以期保有多元、不同性質的閱讀大眾，但成效微乎其微。
《納粹的媒體宣傳》
納 粹政權的興起，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屈辱、威瑪共和的動盪局勢與民主基礎不穩有關。這個本是極右翼且政綱紊亂的小黨，原先並微不足道。但依賴隨著惡 劣局勢所宣傳的仇外言論、敵視虛弱的民主，甚至不惜以暴動奪權等方式，竟然逐漸壯大，最後也成功地如其所宣稱的「終結威瑪民主」。這個過程，其以透過媒體 的操弄與對政治宣傳的積極運用等手段，與其成功，有絕對的關係。也因此，政治宣傳也成為納粹政權對媒體的認識與功能定位。該政權相信，透過媒體的政治宣傳 與輿論操作，是維繫與鞏固政權的關鍵。其於1933年3月13日所設立的「國民啓蒙與宣傳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ärung und Propaganda, RMVP），則是其對此認識的具體實踐。
親納粹黨的報紙，在1933年之前是相 當地微不足道。1920年納粹黨成立「慕尼黑觀察家」(Münchener Beobachter)，而後更名為全民觀察家（ Völkischen Beobachter)，1923年11月，這份報紙被取締，一直到1925年希特勒出獄後才又復刋。在納粹執政後，這份報紙成為納粹政權的官方報紙。
就 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但並不意味著媒體盡皆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是可以私營的。但私有或私營並不等於自由，其通過購買、清 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即使報業並非都屬於納粹集團，但透過這些嚴格的監管，其他的報紙基於「寒蟬效應」，進行自我審 查，確立了媒體在納粹政權底下的附從與政治宣傳性格，徹底的窒死言論自由與批判的可能。
而對於其他的媒體，納粹政權也是以「政治宣傳的手段與工 具」來看待與應對。必須承認一點，納粹政權本身非常重視各種新興媒體的運用，但主要邏輯還是在於對對政治宣傳的工具效率考量。因此，例如電視轉播、彩色電 視與影像的運用與嘗試，從技術層次來說，他們確實是勇於嘗試的先驅者，但這些都是為了政治宣傳所需。
另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即是「國民收音 機」（Volksempfänger）的開發與「普及」。這是應國民啓蒙與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的要求所開發。這是一種被故意設計成只能接受本地電台的特殊收音機，目的是為了保證其政權的政治宣傳廣播可被收聽，卻不能接收到其他媒 體（例如BBC等外國媒體）。因此國民收音機與當時其他收音機的規格不同，無法收聽短波，也沒有可以調整頻道的設計。這項工具露骨地顯現出其對媒體的態度 與認識，並且其以全面執拗的方式貫徹其齊一化國民思想動員統治的目的。
於 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新型而迥異於過去經驗的專政政權，其專政是透過計劃周密地利用技術手段來完成的。透過各式技術設備與有效率的管理技術，剝奪人民獨立 思考的能力，以使眾人服從單一獨裁者的意志成為可能。這樣的情勢下戰敗的德國，除了戰爭毀滅所遺留的破敗廢墟之外，這欠缺獨立批判質疑能力，並且對於培植 民主價值概念與信守之憑藉基礎的公正媒體也幾乎消失殆盡的社會，同樣是德國重建所面對的艱難問題。而比物質建設更加困難的是，這些有關意識與認知價值的重 建，應當如何進行、並且可以有效而避免日後的重蹈覆轍，考驗着重建德國民主的主事者與參與者......
第三章：摧毀---為了建構媒體民主所進行的改造
《重新建構民主的基礎》
有 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瑪民主失敗的經驗，更讓即將面對戰後重構世界秩序與改造戰敗國的盟國們，深感民主重構與深化鞏固任務的重大艱巨，不但關乎一個與之 敵對交戰民族的國家價值與秩序重構工程，也關係到國際乃至人類社會價值體系的重新打造。而欲進行任何政治、社會經濟工程，必然有賴持續性、系統性的計劃施 行。這類牽涉到方方面面，影響深遠的社會重建計劃，又不能沒有綱領性的指導方針與精神。 否則，所有的作為勢必零碎，流於一時或表面，繼而逐漸地偏離原本所欲追求的目標，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
因 此，對於德國的民主改造是盟國之間的共識，而這樣的共識是早在終戰前的戰爭期間即被考慮、討論與決定的。這些方方面面的民主化改造計劃中，對德國傳播媒體 的改革，被視為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任務，也是盟國對此改造的關鍵任務。因為，極權專制政府的解散，與民主政府的建立，只是整個民主化過程中的「民主建構」 階段。要使一個國家真正的步上民主的坦途，避免反動的專制獨裁幽靈借機蠢動，亦即邁入「民主鞏固」階段，成為一個新而正常的民主國家，民主意識與價值的改 造與建立實厥為關鍵。對此，盟國早於1944年11月即開始討論媒體改造之問題。亦即，遠在德國宣佈投降前，這個問題即被盟國充分認識到作為今後開展重建 的關鍵性。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隨即也結束了以希特勒為首納粹黨12 年的個人獨裁統治。同年 8 月，美、英、蘇三國領袖簽署《波茨坦協定》(Potsdamer Abkommen)，確立佔領德國之政策的基本原則。其中，政治方面的基本原則，主要有：民主化、去納粹化、去軍國化、解散納粹黨及其組織、嚴格管制教育 以及政治權力的去中央化與發展地方自治...等 基本原則。而關於盟國執行的德國戰後民主化，波茨坦協定主張:「盟軍佔領德國的目的不在消滅或奴役德國人民，......，而是要在民主的基礎上改造德國 的政治，且令德國在國際上能協力共同保護和平。」循此主張脈絡，開展了戰後德國民主化的各項政治改造工程，包括傳播媒體的改造. ...。
《實施媒體改造》
對於媒體改革的第一步，即是針對前述1944年11月24日以艾森豪將軍為首所召開的盟軍會議討論結果來加以執行：
三個月內媒體被禁止以任何形式發佈訊息，被禁止印刷、出版、傳播、交易、出租的媒材包括：報紙、雑誌、書籍、海報、唱片、 電影；
徵信社、新聞社、攝影/圖片社、無線電、廣播、電視、還有劇院和電影院，甚至是歌劇、音樂會、市集活動都全部被禁止營業，或是演出。
從 所發佈與執行的內容來說，這樣的做法是徹底與全面的。亦即，盟國方面清楚地認識到，自第一次大戰後，基於未釐清的價值與認知，仍然盤據德國政治、社會、經 濟乃至軍隊的保守與反民主階層從未追究與改造，過去的威瑪民主因此失去堅實的政經社會支撐基礎，所以脆弱、蹣跚，終至被反民主體制的政治勢力所背棄謀殺。 因此，沒有全方位地清除與改造舊反動勢力，這一切的民主重建不過是在流沙上建立高塔般地脆弱與危險。
因 此，對於舊勢力的決裂清除，是執行民主改造的重點。在這消極的禁絕媒體之後，另一個也事關重要的措施，即為對「 去納粹化」的行動亦隨之開展。所謂的「去納粹化」，以今日熟悉的語彙來說，其本質內涵即為轉型正義，目的在清除反民主、軍國化、集體化的納粹價值思想， 並且樹立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確保民主國家的屬性與倫理得以持續。
以 美國佔領區為例，1946年3月5日盟國美國佔領區頒布「去除納粹主義與軍國主義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的。首當其衝的，就是納粹黨及其所有的附屬組織均解散，所有建構希特勒政權及其不公不義法律均被廢止。除此之外， 盟國美國佔領區更設立非納粹化法庭 (Spruchkammer，受美國盟國軍政府監督，總數達545個，處理案件超過900000)，納粹黨人不是被處以禁止執行業務或禁止擔任公職, 就是被處以取消退休金等懲罰。另外，想要進入政府機關、 經濟或文教機構工作的每一個人皆必須填寫一份美方佔領當局設計的「問卷」(Fragebogen)，針對其中的 131 個問題要求據實回答。審查結果合格者，則被認為符合了進入政府機關以及經濟、文教等機構任職的政治條件。在此過程中，德國媒體中的納粹當權者與附從者，理 所當然地被清除，以使媒體的競爭是在無過去反民主的勢力影響之下，確保過去威瑪共和時期鼓吹附和敵對民主的舉措不再復現。
因 此，佔領盟國以民主轉型為方向，並且以上述徹底絕對之手段，進行廣泛且全面的民主改造開展。傳播媒體，一方面過去被安排建構成專制極權統治的控制手段，另 一方面，健全的民主社會與國家，擁有民主價值的媒體又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此，斷絕根除過去那種僕從關係的政宣媒體，改造而成為以批判質疑建構民主價值， 從而成為民主政治參與的自由民主媒體，是美國為首的盟國的艱難任務。但，這遠遠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更影響長遠的努力還在繼續考驗着盟國佔領當局與參與這 場民主建構的每個人......。
第四章：重建---民主媒體再建構的實施
盟國對德國的媒體民主化，並不是對這個面向與議題單一的認識與解決。事實上，整個納粹政權所影響 的，是德國的方方面面。而這樣的緣由，卻又可追溯到德國向來揮之不去的集體主義、軍國主義等保守反動政治根源。這些勢力，不但是一種思想的面向與派別，更 重要的，它以一種價值、傳統與德國政治文化傳統盤根錯節。同時，也反過來附生統治階級，長期與之合作，取得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優勢，從而更加鞏固其勢 力，增大其影響，排斥壓縮批判性、質疑性的異議聲音，使之無法傳達，也無法建立其價值體系，更無法競爭。這是盟國政府在改造之時所以會採取正本清源的徹底 手段理由。也唯其如此，才能避免脆弱的民主在未茁壯前，即被扼殺於襁褓中。
有了開始之後，後面的細部工程與軟體建構則更顯得重要。因為， 在根除了那些反動反民主價值與隨之而來的既得利益者之後，民主價值與相關政治倫理必須被迅速建立，以免空白與無為成為另一場偏見與虛無的興起根源。戰爭的 破壞，不僅僅是從物質與肉體上摧毀與重創了所有的參戰國，另一個更加嚴重的事情，則是價值體系與制度結構的崩毀，也迅速癱瘓了人群的互動與社會運作機制。 推而廣之，人類、國族與國際的交流，也在交戰的對立中，將彼此對立而缺乏信任。戰後重建的任務，不只是物質經濟基礎的，也同時試制度與信心的考驗與創建。 因此，在建構自由民主的德國媒體這一任務上，其艱巨絕不亞於戰後經濟與國際秩序的重建。
《初步的具體措施》
從 一開始，對於戰後德國傳播媒體的改造，盟國在戰爭末期即已經有所共識。 盟軍(美國、英國和法國)認為，欲保障德國的健全發展，使之成為國際社會和平、自由與民主發展的共同承擔者，在德國建立一個立基於民主之上的傳播體制有其 重要性。對此，確定了重建德國媒體的3D原則：去軍國化(Demilitarisierung)、去納粹化(Denazifizierung)和民主化 (Demokratisierung)。
對此3D原則，盟國將此計劃依照下列四個階段分別循序推行：
1、首先，全面禁止既有媒體運作：包括禁止任何出版形式、勒令所有印刷業和出版社禁止營業，銷毀所有已編輯完成的刊物。
2、所有軍方報紙由各佔領區的盟國軍政府來負責出刊。
3、發放出版許可證：僅有非親納粹，同時也得到其所屬佔領區盟國軍政府當局信任的出版社和記者，才能得到許可證。出刊的報紙都會受到各佔領區盟國軍政府的審核。
4、佔領盟國進行全面的審核：盟國軍政府全面審核德國境內所有的出版品，其審核之標準表明，內容絕不允許夾雜納粹思想，全面防堵潛在納粹思想的再次滲入。在這個階段之後，逐步地將所有出版權利再次交還至德國人手中。
盟 國實施媒體改造計劃的實行目標，不僅僅是要將德國從納粹和軍國主義中解放出來，也並非滿足於綱領指導性的上對下式指令性的建構。為了從根本的改變與創造得 國民主媒體的生態，健全整體媒體輿論市場，並讓整個媒體與輿論的形成與社會基礎相呼應結合，深化整體的社經構造。因此，更是有意識地讓國家體制朝「聯邦 制」，亦即，地方性發展。這包括建立各地報業機關和扶持地區性的報業機關。進一步，茁壯這些地方性的報業，使之對於跨區、和國家層級的報業，產生一定的競 爭與影響力。
《媒體改造實施之狀況》
由於各盟國佔領區軍政府的政策要點不同，德國媒體制度的重建，也因此受到各盟軍國家 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發展進度和樣貌。例如在盟國美軍佔領的轄區，於1945年8月即開始實施許可證制度；而在英軍所佔領的轄區，則遲至1946年才開始。 整體而言，德國現今媒體樣態的呈現，主要是受到美英兩國相當大的影響。
在戰爭末期，英軍和美軍即開始著手發行給德國人民閱讀的軍事報紙。 戰爭結束後沒有多久，各盟國軍政府即在各自的所轄佔領區中成立新聞社。成立之初，所有的新聞發佈都必須先送往倫敦進行內容審查、許可才得以發行。1946 年後，軍事報紙的色彩漸漸淡去，逐步轉換成為半軍事報，由德國和盟軍共同編輯。1947/48年，所有新聞社逐漸轉移至德國人手中。但是所有的新聞審查制 度則持續到1949年。
對於執照許可的標準，在各佔領區也有所不同。盟國美國軍政府的政策傾向採取「跨黨派」的方式。因此，在盟國美國軍 政府轄下，媒體若欲申請執照，則必須係由幾個來自不同政黨(傾向)人組成經營運作團隊的媒體，方能提出申請。「Frankfurter Rundschau」為盟國美國軍政府轄區中第一個取得執照的報社。另外，包括台灣人目前熟知的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其成立之初，亦是以此原則而取得執照。
至 於在盟國英軍佔領區，英國傾向以「多元」的方式來處理此一問題。亦即，容許不同報紙有不同的主張，不同的政黨傾向，卻又獨立於政黨之外來運作。期望讓不同 報紙之間能據此互相競爭。1946年中期，幾乎在其盟國英軍佔領區治下，每個城市，都有三至五份不同的報紙在互相競爭。學術界書籍期刊著名的出版社史賓格 (Springer)創辦人阿瑟‧史賓格(Axel Springer)當時也創辦了「漢堡晚報」(HamburgerAbendblatte)，直今，該報仍是漢堡市重要的報紙。
相對於英美的政策方向，盟國法軍佔領區的部份，比較沒有明顯的媒體政策發展主軸。不過，從實踐上來觀察，在初期時，似乎是較傾向美軍的作法，而至1947年以後，則與英國的主張與作為較為類似。
報 業之外，廣播系統的重建，主要是依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架構來運作。1948年1月1日在漢堡市與柯隆成立了戰後第一個基地台。 之後，德國漸次建立起各地的廣播甚至電視傳播媒體。對於無線電電波，特別是電視的頻譜使用，德國認為該使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對此，盟國認為，戰後德國的 廣播媒體，絕不能如戰前的帝國廣播一般，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
對此媒體改造，在這方面，從制度法律上規定，德國廣播媒體的結構必須是「聯 邦制」的。而在內容上與其經濟上則必須脫離政府的直接影響。1947年，盟軍美國軍政府總督General Lucius D. Clay (April 23, 1897 – April 16, 1978) 宣布政策意見，聲稱：戰後德國傳播媒體的主要目的應是多樣性地反應公眾輿論。這項政策宣示，也成為德國戰後廣播媒體的重要政策指導。
隨 後，在德國各地成立地方性的廣播電台。透過各邦的形成以及各邦的廣播法制定，以及聯邦的成立，各地的地區性廣播公司不斷得到建立維持。其後雖然在此基礎更 進一步的建立了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RD)，但這仍是一個「聯邦性」的合作組織，該聯盟成員在合作的同時互相之間仍完全獨立。從德國公共廣播聯盟成立的宗旨和目的 來說，不僅僅在於傳達信息和娛樂，而且也在於鼓勵對社會各階層的不同組成部分進行研究與調查，並且在節目中反應出少數社群的聲音。而其維持的主要收入，來 自廣播費的收取（廣告費用僅佔財務收入約一成，顯難以以置入性行銷等手段左右廣播言論走向），更使得其由於經濟財務上的相對自主，不致淪為政治宣傳與政府 喉舌的工具。
可以這麼說，在盟國軍政府的強力干涉與指導下，不但對過去政治宣傳機構屬性濃厚的媒體，無論是組織與成員方面予以清除改造， 更重要的是，在內容與價值上，也創造扶助了新生民主德國言論市場得以漸次健全發展的環境與契機。這時的媒體改造，使得德國避免了威瑪共和時期所需面對的盤 根錯節，積重難反的反民主集體與軍國意識等反體制勢力的威脅與濫用民主武器的窘迫困境。更因為徹底破除敵對民主勢力與言論的政經、文化結構，也使得民主改 造從而在制度與意識上成為可能。
第五章：戰後改造速寫與遺續
廣
泛與徹底實施的媒體價值重建，是戰後德國，乃至歐洲復興的一環。一如其他的重建復興工作，如經濟、集體安全等等，都是對歐洲社會、經濟與國家乃至與世界關
係的重新安排與界定。這些建設，當然是在歐洲的地基上，也就是承襲過去的傳統、價值乃至於各種基礎而來。但更重要的，卻是徹底翻轉、清除並取代過去一些路
徑與沿襲的做法與認知。這種安排釐定，當然是為了重新建構歐洲整體架構與世界交流、與塑造共同承擔和平發展的責任者。雖然，戰後的冷戰，相當地限縮與轉變
了原來所追求的理想。然而，從根本來說，這些改變是一種前進，而非一種剝奪與限縮。最終，戰後德國媒體發展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進而展現積極正面影響力已廣
為人所共識共知。而這個結果，實與戰後對德國媒體的民主改造工作努力密不可分。
《媒體價值重建任務---里奇男孩的戰後無硝煙奮戰》
里奇男孩們以其文字語言路徑的文化熟悉與瞭解，自然被賦予了承擔此一媒體民主改造的重任。而從日後看來，他們對此任務顯然是適才適所，雖然他們的影響與重要性卻是如此的隱而未顯和不為人知......。
他
們的身影，不但出現在戰後搜索、追捕納粹戰犯的協力，以及爾後的審判（著名的紐倫堡大審，及其續審）中的各類角色。決為重要的，則是在佔領當局軍政府中，
進行初期的輿論控制與隨後的媒體民主改造。他們在盟國美國佔領區美國軍政府中，協助德國重建崩壞的民主媒體輿論（其他的佔領區部分則由各佔領區的軍政府單
位透過本國媒體工作者的協助進行，例如英國佔領區在重建德國廣播媒體，即深受後來出任英國BBC總監Sir Hugh Carleton Greene (15 November 1910 – 19 February 1987) 的影響。這是個艱辛的工作，卻也是個影響深遠的重大工作。
戰後，盟國美國佔領區美國軍政府，將專攻心理戰術的特殊心戰單位，改造成為資訊管制部門(Information Control Division, ICD)，用來管理佔領區內整個媒體制度的建立。ICD的首要任務是尋找可信任的出版社、通訊社等新聞從業單位與人員，共同協助重建媒體。而這些出版、通訊社的選擇，則皆必須以對民主價值有所認同、確信與堅持。
這種對德國媒體改造與扶助的成立，不是僅僅指標性的建立樣板，而是全面性的。”里奇男孩”中的貝特．安格(Bert Anger)就指出，1945年年底，他就已經得知這個部門即將成立，目的是重建德國媒體，包括報紙、雜誌、電影、音樂會、和戲劇…等各種文化、新聞傳播形式，都是其工作範圍。因此，許多在戰後沒有馬上回到美國的“里奇男孩”們，多數在這個部門工作。他們甚至乾脆自己成立傳播媒體。安格自己即在符茲堡(Würzburg)成立了Mainpost。
另一名”里奇男孩”，漢斯‧哈柏(Hans Habe)在ICD中則扮演著領導角色。他負責所有美軍佔領區中所有的報業，共是18份不同的報紙，總共有800萬份文章樣本審查。他因此自嘲，自己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報業集團。
還有另一名”里奇男孩”，史戴芬‧黑姆(Stefan Heym)因為其專司文化與外交的工作，因此和傳播部門也有具關鍵性的互動。所有記者的文章都需要被檢查。然而，最大的挑戰是，他發現戰後初期的德國記者甚至沒有寫出非納粹政令宣導式語句的能力。
哈柏和黑姆以Bad Neuheim為據點，在那裡成立了許多報業，不論是論壇、評論、或是報導，一句一字都得經過審核方能確保內容品質上皆符合所追求的目標，而不是深陷揮之不去的過去極權幽靈的陰暗影響。
(Bad Neuheim)
透過他們的努力，德國在戰後迅速重現打造出以民主、自由並以批判作為公共介入的輿論市場。時至今日，德國的新聞傳播乃至文化媒體，展現了自由民主化下的多元、包容與積極進步特色，並發揮其在世界各地積極正面的影響力，成為普世價值與文化進步的重要價值來源。
《遺緒--一些德國媒體現況描述》
媒體公司如同一般的企業，以「資訊」為產品。然而因為資訊本身，幾乎不具任何市場競爭力。因此，媒體公司運作資金的來源，並非資訊出售，而是間接地來自廣告。目前有大半部份的資金來源是來自於廣告。
--多元資金來源--
德國媒體公司的資金來源，包括廣告、收費(Gebühr)或是稅、以及其他特別的費用，例如付費電話、電視購物。
以
「資訊」作為商品的概念，受到媒體形式的限制。由於資訊本身沒有一定的形體，在使用與消費之間很難去界定價值。此外，資訊的意義，以「第一手資訊」最為昂
貴，隨著時間、資訊的普及，則價格則下降。儘管「運作資金來源」一直是媒體公司最大的挑戰，卻隨著媒體形式的不同，而嚴重程度也有所不同。以印刷出版物而
言，將資訊印在紙面上，成為報刊、書籍、雜誌的商品，能夠被標價、得以在架上販賣。
而公共廣播和公共電視則多由廣電費以主，而廣告的部份則為補充收益。私人廣電頻道則由廣告為主。
整體而言，廣告的受益約支撐整個德國媒體事業將近一半的經濟，而20%則來自廣電費，剩餘三分之一由其他費用來補足。但廣告費的比率，在公共屬性的電視、廣播之中，所佔比例不大，恆常介於10%上下，這點，保證了公共媒體的經濟獨立性，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這是媒體可以獨立運作而不受壓迫或引誘的基礎。也是提供閱聽大眾高品質而非政治宣傳或置入行銷手段所傳達的訊息之保證。
--廣電費(Rundfunkbeitrag)--
廣電費的徵收意義在於將廣播、電視，能獨立於國家、經濟和宗教之外運作。相關法源則來自於德國聯邦基本法的第五條，其中宣示了言論自由的精神，更是確立媒體自主、獨立運作，並提升專業性與品質。免於國家、和利益團體的干擾，保有媒體作為彰顯社會力量、價值和批判的專業性。
近日，德國聯邦憲法法庭判決更指出，由於電腦也具有收聽廣播、以及收看電視的功能，因此未來德國家戶(Hausehold)中有電腦者，也需繳交廣電費，不論是否家中有收音機、或是電視。
德國的廣電費，並非由各電台徵收，而是統由德國公共廣電費用中心(Gebühreneinzugszentrale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Z)向每個家戶、企業徵收，並對公共媒體進行分配（目前徵收標準為每月17.98歐
元）。對公共媒體徵收費用曾有過質疑，畢竟，對於「公共財」的財源分擔，總有人認為理當「免費」，無視公共資源實際上仍是稀缺珍貴的，一如經濟學的基本命
題。然而，從資源的最適配置與公共資訊與傳播永續經營出發，公共媒體的財務自主與制度性規劃，確實是確保媒體能夠獨立發展，不受干預誘引，並得以提升專業
與品質的良善方法。至於是否造成弱勢者的額外負擔與「free rider」問題的存在，均有配套相應的方式可以解決（如對弱勢者的補助與查察追繳漏未繳交廣電費等等）。
《結語》
今
日的德國新聞媒體，早已告別了集體主義、軍國主義等獨裁政治勢力宰制作為政治宣傳的角色。也在公共資訊上，建構既不受經濟與政治因素等惡劣影響的整體建
設。多元、包容、批判，作為民主的公共參與基礎，早已燦然大備。而其經驗與其努力，值得其他的國家、社會與民眾深思借鑑。民主自由，及其所欲彰顯保障的種
種人權、尊重與尊嚴，雖係身而為人當所享有。然而，這並非天賜恩典，更非偶然倖致。沒有深切的理解、思索、批判與實踐，無法建立、深化與鞏固此文明之價
值。而對照我們的經驗與蹣跚難行的民主發展，這些德國經驗，以及”里奇男孩“們傳奇作為的種種，不該只是個記趣掌故，而該是深思的一點發想因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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