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mes Pach
日期：201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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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學者》的帕克(James Pach)和經常投稿的凱利(Robert E. Kelly)討論有關北韓重新擺出挑釁姿態，南韓總統樸槿惠(Park Geun-hye)的表現，總統奧巴馬取消亞洲之行的影響，以及西方為什麼不用對中國崛起過分緊張。
帕克：北韓使其軍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重新啟動寧邊的反應堆，又罵南韓總統朴槿惠“蠢才”。我們習慣了挑起衝突和舒緩緊張局面交替的鐘擺，但是今年平壤看來精神分裂得格外嚴重。這是不是因為新領袖金正恩還在鞏固地位，還是有其他因素？
凱利：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我自己覺得，這是北韓典型的博弈方法。在春天的戰爭危機時，我在《外交學者》上提出了類似的看法。金正恩確實可能還在摸索。在管治北韓的那些大男孩網絡之中，他太年輕，太缺乏經驗，要繼承他父親的角色不容易。可是，他最脆弱的時期是在去年。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那政權看來和他磨合得很好。因此，我覺得，這不過是朝鮮人民軍在使出慣常的戲碼，證明自己在朝鮮人生活中那巨大而非常昂貴的角色有其必要。我認為，引發春天危機的原因也是這個，因為朝鮮並不是真的想開戰，它會輸的，一敗塗地。
帕克：在韓國的背景下，你怎麼看樸槿惠的“信任政治” ？
凱利：我對那個頗有懷疑。我想知道刻下還有誰會相信北韓。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和他們來往。不理他們只會重複2010年的挑釁。只是我認為，美國及日本談判代表的懷疑合理得很。我自己覺得，“信任政治”更多是對南韓國內說的。北韓沒有變，只是南韓人放下了上一任總統的鷹派做法。南韓人巴不得北韓自行消失。假如些微的接觸和一點開銷可以做到這點的話，很好。可是，我看不到這個策略有什麼理由會比所有其他失敗了的嘗試更有效。
帕克：你給我們寫的最近一篇專欄認為，英國及美國國會就軍事打擊敘利亞的議題秉持自己的主張對民主有好處。在亞洲，考慮到諸如北韓（更不用提尖閣諸島/釣魚台島和南中國海）等的衝突熱點，假如美國總統給人的感覺是軟弱的，又或者美國看來 “厭倦戰爭”了，你認為有沒有判斷錯誤的風險？
凱利：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點是，重振西方立法機關對總統/首相使用武力的制衡機制。很多時，有人會主張西方行政機關應該有自由單方面決定使用武力，毋須立法機關批准。這是非常不民主的，歷史經驗也不支持行政機關擁有這種自由。越戰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都是美國總統推到不情不願的國會及民眾面前的計劃，而後者是對的呀！故此，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認為，美國使用重大武力需要國會批准是個風險。事實上，考慮到中國的面積，以及中美衝突引起的戰火規模之大，我會把你的問題倒過來，我說，國會多一點制約總統動武的權力是避免在亞洲跌入衝突的明智之道。中國，以及起衝突可能會出現的暴力太大了，不可能不讓國會和民眾討論。
帕克：去年年底，你就南韓的經濟，以及阻礙所需變革的結構性問題寫了文章。南韓的經濟今年繼續在掙扎。你有沒有看到樸槿惠政府推行任何正面的改革？
凱利：現在下定論還太早了點。樸槿惠的競選口號是“經濟民主”(西方福利主義社會民主的本地說法) ，她又承諾控制財閥。就任之後，那些承諾煙消雲散了。她的其他主張，例如使用更多的政府收入支持這個那個部門—藍宮目前在仔細考慮把韓國農業當成出口部門那樣來提升，是很典型的發展取向統制。南韓還是老樣子，而我堅信，韓國需要自由化，特別是要減輕消費者的債務負擔。
帕克：總統奧巴馬取消亞洲之行會有的影響，人們莫衷一是，有的說支點完了，有的說那只是暫時性的小問題，你怎麼看？北京有沒有可乘之機？還是它太惹人討厭？
凱利：我屬於主張美國的結構性優點(有利的人口結構及地理，高生產力的勞動人口，無人能敵的軍隊)以及自由之價值觀為對中國的挑戰那個流派，中國在基本上不受華盛頓跌宕起伏的政策紊亂所影響。有很多激烈的言論指，奧巴馬不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會議是讓中國和俄羅斯得利等諸如此類。我不相信那些。美國捱過了伊拉克戰爭和大蕭條，它會捱得過茶黨。正如你說，對許多亞洲國家而言，中國就是太討厭，太專制了。日本，南韓，澳洲等民主國家會和中國貿易賺錢，但可能不會視之為友。事實上，中國還是沒有朋友是中國力量的一大反諷。
帕克：你最近寫過，西方應該對中國“放輕鬆”，因為它面對的限制有夠多。你是認為這些限制最終會迫使中國成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力量呢，還是認為主張中國崛起的推斷完全沒譜？
凱利：我認為中國的增長會繼續比經合組織快得多。這是經濟學基本趨同理論的看法。那會使西方人不安，因為在未來20年之內，中國的GDP會成為世界最大。可是，“無止境增長”的“本土限制”比中國大肆宣傳能應付的要嚴重得多。垂手可得的現代化果實，中國已經摘了很多。它正在急速超越“粗放型發展” 的極限，把越來越多的人推入勞動市場，追求頭條新聞式的增長，對無邊無際的腐敗和北京可怕的污染等負面外部效應全然不顧。(我去過北韓，它的空氣質素比中國好。)很快，中國會需要轉向質量更好的增長(“集約型發展”，即使中國共產黨也吞吞吐吐的承認了這點。只是那需要一系列中共難以實行的政治改革(打擊貪污，銀行及國有企業改革，更好和更自由的資訊)。這些本土變亂會使中國沒有意欲觸發嚴重的境外衝突。眾所周知，中國在內部安全的開支比外部的大。一個大型的衝突會破壞後者，假以時日，也會破壞前者。因此，是的，我認為中國最多只能有限的改寫亞洲秩序。
帕克：你讀過很多希臘和拉丁的經典著作。在今日的亞太地區，你有沒有發現過任何歷史的迴響？
凱利：對這一類問題，我通常的答案是，關於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通用的教訓。可是這樣答太簡單，也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毛病，即是說那些認為西方模式的戰爭會在所有地方重演的主張。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事情並不是那樣子。因此，我對於輕率的把修昔底德教訓概括到所有時空很警惕。
我想到另外兩個有相似之處，但是沒多少人談論的經典，它們比簡單引用修昔底德更切題。在公元前5世紀的波斯和希臘之戰，以及公元前3-2世紀的羅馬及迦太基的地中海主導權爭奪戰。因為這兩者的海洋元素，它們都使人想到中國的崛起。
在波斯戰爭中，大波斯面對一系列分散的希臘城邦。那些城邦都沒有認真抗衡波斯，直到幾乎來不及這樣做。假如中國真的成為一個改寫秩序的國家，它的鄰邦便的聯合抵抗，而那不是容易的事。
羅馬與迦太基的布匿戰爭也許可以視為美國和中國之間在太平洋長期鬥爭的比喻。國際關係理論中常用的兩極例子是冷戰，但，古典地中海的雙極為期兩個世紀，那鬥爭比美蘇競賽涉及更多海上的因素。正如海空戰的討論表明，中美雙極大賽也將包括海軍競賽。我們希望這競賽不會像布匿戰爭那樣殘酷，也就是我們說的“迦太基的和平。”
(這裡發表的譯文不會向“譯者”投稿，這博客和“譯者”無關。)